侯外庐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之研究

[摘 要]侯外庐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采用文献与考古资料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中国古代文明和国家的起源作了独创性的研究，得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与“古典的古代”同属于奴隶制社会阶段，但二者走着不同的发展路径的结论。第一次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中国文明起源的特色，推动了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

[关键词]侯外庐；亚细亚生产方式；城市国家；先王观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63(2008)06-0045-06

侯外庐是中国思想史学科的奠基人，其在思想史研究领域的学术成就享誉中外。他所采用的社会史与思想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促进了思想史研究的深入开展。对中国历史上主要的理论问题，侯外庐几乎都有研究，如中国古代文明和国家的起源、中国封建社会的确立及发展、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潮等。本文仅就侯外庐对中国古代文明和国家的起源的研究作一梳理。

一 文明起源的理论摸索——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探讨

中国文明的起源的研究始于20世纪20年代。郭沫若于1930年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以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研究方法来探索中国的古代社会，是文明起源研究的先导。郭沫若的主要贡献在于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的一般规律也适用于中国。

侯外庐曾在上个世纪40年代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在承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人类社会的一般规律也适用于中国的同时，研究了中国文明和国家起源的特殊规律。侯外庐没有把“古典的古代”的模式套在中国古代社会上，他说：“研究古代，不可把‘古典的’和‘亚细亚的’看成一件东西，在一般的历史规律上，我们既要遵循着社会发展史的普遍性，但在特殊的历史规律上，我们又要判别具体的社会发展的具体路径。同时在中国古代有若干的自然条件，也不可抹杀。例如国家、财产、奴隶、法律等，马克思、恩格斯所指的传统或传习和自然环境，都要仔细区别，要说明他们和希腊城市国家有哪些不同之点。”

他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中国古代社会问题时，十分注重理论与中国历史实际的结合，他说：“就一般的意义来说，这是历史科学中关于古代社会规律的中国化；就特殊的意义来说，这是氏族、财产、国家等问题的研究在中国的引申和发展。”

在研究中国文明的具体问题之前，侯外庐对文明起源的理论作了深入研究，力图从理论上说明中国古代的社会性质。他认为：“研究历史，首先要知道生产方式，根据特定的生产方式来区别某一社会的经济构成，因为生产方式决定着社会性质，生产方式对于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的关系，和种差对于生物的发展关系是相类似的。”生产方式就是特殊的生产资料和特殊的劳动力二者的结合关系。

侯外庐着重研究的是亚细亚生产方式。亚细亚生产方式是马克思提出的关于古代东方社会形态的理论，古史研究者十分注重用它来说明中国古代的社会性质。对于什么是亚细亚生产方式，历来观点不一，或说它是奴隶社会，或说它是封建社会，或说它是氏族社会到奴隶社会的过渡阶段，或说它是五种社会形态之外的独特社会形态。侯外庐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他说：“如果不把这个问题弄清楚，就不能研究中国古代的社会性质。”

侯外庐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具体特点：(1)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确立比“古典的古代”成熟早若干世纪，使得东方成为“早熟”的文明小孩，这与东方社会的地理环境、宗教等特有的历史条件密不可分。(2)亚细亚生产方式并不是古典的、封建的、近代的三种社会形态之外的一种特殊形态，也并非东方所专有的社会形态，它与“古典的古代”属于同样的阶段，“‘亚细亚的’是可以随意排列在‘古典的’前面或后面，两者的意义是相当的”。(3)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众多古代文明途径中的一种：“古典的古代”代表的是希腊罗马进入文明社会的途径，古代除了“古典的”之外，还有亚细亚的古代。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古代东方人类由野蛮步入文明的路径之一。(4)亚细亚生产方式并不是指“过渡期”。过渡期是一切文明社会的共同阶段，不是东方社会所特有的东西。把过渡期当成东方社会的特别路径，或者把它当作全体历史的代表路径，都是没有根据的。

什么是亚细亚生产方式呢?侯外庐认为其就是“土地氏族国有的生产资料和家族奴隶的劳动力二者间的结合关系”，这个关系决定古代东方社会的性质。它和“古典的古代”是“同一个历史阶段的两种不同路径”。亚细亚生产方式所支配的社会构成是早熟和维新的古代东方国家，它和“古典的”虽然出现有先后，但是在本质上却属于同一类型。“‘古典的古代’是从家族到私产再到国家，国家代替了家族；而‘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古代是家族到国家，国家混合在家族里面，叫做‘社稷’。因此，前者是新陈代谢，新的冲破了旧的，这是革命的路线；后者却是新陈纠葛，旧的拖住了新的，这是维新的路线。前者是人惟求新，器亦求新；后者却是‘人惟求旧，器惟求新’。”

因此，亚细亚的古代与古典的古代是古代的平列体系，是古代社会的两种“路径”，只不过“前者是‘早熟’的文明‘小孩’，而后者是发育正常的文明‘小孩’”。两者都是指的奴隶社会。亚细亚的古代指的是由氏族制发展而成的奴隶制，氏族制保留在奴隶社会之中；古典的古代是在氏族制彻底瓦解后出现的私有制的基础上形成的。亚细亚的古代是由氏族土地公有转变为土地国有，氏族显贵同时是奴隶主，而被俘虏来的氏族则整个地变成了集团奴隶。侯外庐总结说，亚细亚生产方式就是“奴隶主土地国有(氏族所有)的生产资料和集团氏族奴隶的劳动力二者的结合”。

二 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具体道路

如果说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研究是侯外庐中国古代文明和国家起源研究的起点和理论基础，那么对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具体道路的研究则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具体化。

侯外庐认为中国文明社会即奴隶社会开始于“殷末周初，经过春秋、战国，到秦汉之际终结”。中国进入文明社会后，氏族制度仍然保留在奴隶社会之中，即“先王受命”的王制，土地财产为土地国有或氏族贵族专有，即“礼之专及”，国家是“宗子维城”的城市国家。侯外庐把城市国家的建立及其与农村的分裂与对立，看作文明社会形成的基本标志。居于城市的统治氏族与居于农村的被统治氏族，结成主奴关系。也就是说，中国进入奴隶社会之际，土地所有权是氏族贵族专有，平民氏族成为奴隶社会的生产者和劳动力。侯外庐主要从三个方面论述了中国文明起源的具体路径：

(一)土地所有形态的发展

侯外庐认为中国文明形成之际，土地所有形态是从氏族公社出发，在国家机关建立的时候，走进氏族贵族的土地国有的路径。而这种路径发生的时期就在殷末周初之际，西周的土地所有形态已经由殷代的氏族公社转为氏族贵族的土地国有形态。侯外庐依据先秦的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尤其

是卜辞，考证了殷周之际的土地所有形态的变化过程，“受土”是周初的特征，是在卜辞中所没有的，“受土”也就是土地所有，这一所有形态是由先王从“天”那里得来的。当然，西周金文的先王即指文王和武王。周王从“天”受命，“有邦有土”，如果失土，就算亡国，正如殷民迁洛邑，离土就是失国。由于土地是国有形态，所以“营国，左祖右社”，祖社的二元宗教思想，的确不是反映着土地私有制。在土地私有制发展的希腊，宗教思想才是多神的。古人称国称邦，也指社稷，所谓社稷主即是土地国有的经济上的说明。

周代中国进入文明社会以后，由于土地国有制的氏族贵族专有形态这个经济原因，使得周代的政治形成了“宗法”的政治，胜利的氏族与被俘的氏族紧密结合。

因此，由于中国古代文明形成之际，旧的氏族混合在国家里面，土地所有形态没有形成私有制，而是形成了土地国有或氏族贵族专有。

(二)城市和农村关系的确立

侯外庐认为“我们应当研究殷末周初城市和农村的第一次分裂关系，看它是城市支配农村的古代制呢，还是农村支配城市的封建制呢”。侯外庐经过分析，认为殷代没有显明的材料证明国家的成立，迁殷以后的商代，都是以农村公社的家族酋长制作为骨干，这个阶段大致是希腊文明的前行阶段，也就是说由于经济上没有分业，城市或国家还没有产生，到了周代才发生城市与农村的分裂。在殷代仍然是氏族制度，只有到了周代才发生灭国的现象。周初的“筑城”表明了城市和农村的分裂，国与野的对立便是这个意义。

希腊古代的城市是以私有制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很难发生迁移的现象。而中国周代所产生的城市是“宗子维城制”，是宗法的，城市的基础是宗法制度，而不是经济的。城市统治着农村，经济上形成“城市与农村不可分裂的统一体”，城市依靠氏族纽带维系。因此，文献中所见古代的城市多半是宗庙社稷意义上的城市。

由于这种特殊的城市基础，宗庙之礼从殷到周发生了变革，城市“为国以礼”，城市与宗庙紧密结合。金文的记载指出宗庙之礼代替国家之法，和经济没有什么关联，以礼治国家。因此，城市和农村第一次分裂之后，城市支配着农村，形成“城市＝国家”的形式，确立了城市和农村的统治关系。

(三)氏族制度在文明社会的延续

侯外庐认为：“如果要知道国人如何继承了殷人氏族公社传统的遗制，必须研究由于共同利益所赋予个人的权力如何在宗教的职能上、在农业和水利的工作上，由社会的公仆转化成为东方的王公诸侯。”

关于灌溉制度的经营，是东方进入文明的一个自然条件。经营者的社会职能随着功德地位的增高而日益扩大。侯外庐认为周文王作邦肇国，是文明社会的第一个伟大人物。周代“维新”古代公社的氏族旧人不变，而制度却变了，周代对于亲亲不变，对于尊尊却变了，周人起始和殷人一样，也是氏族联盟，以姬姓氏族作中心，联合其他姓诸侯，氏族联盟的盟主都是选出的，而周代兄终弟及的制度，是家族酋长制的政治形态，社会里虽然有等级，但仍带有公社的性质。在殷人的宗教中祖先、神是一元的，“帝”和“祖”不分，这是氏族公社具有强有力的地位的社会自然发生的意识。这与周代的先祖和上帝分离而配不一样。殷人的祭祀只反映了氏族公社的一致性，而上帝和天命的产生却是周人的建国思想。

周代的天子，除了具有殷代盟长的地位之外，还有他的社会职能。殷王仅是公社的领导者，天子却是由“个别的支配者达到支配者阶级”，形式上盟主仍存，实质上却维新了，即“亲亲而贵贵”，周代宗法制度便是一个维新制度，盟主兼统治阶级。也就是说殷代的宗统在周代继续存在，并与君统结合，尊尊与亲亲结合，由此产生了“氏所以别贵贱”，以及“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周礼。

此外，“宗教的职能”也是东方文明遵循的路径。商人的宗教是帝祖一致，周人除祭祀先王而外，产生了敬天、尊上帝、配天命的宗教，把上帝和先王分离为二，由于先祖可配上帝，又把他们结为一体。由殷到周，宗教职能的扩大，在进入文明社会之际，作邦，作邑，受民，受土，宗教职能转变成了宗教权力。

周代文明社会的形成，殷代的氏族传统在宗教、社会公权力上仍有延续，但毕竟发生了变化，即“人惟求旧，器惟求新”的社会维新。

在此基础上，侯外庐探讨了殷商的社会性质。他认为，商代虽有文明社会的因素，但仍处于氏族联盟的状态。他认为周初的周王也是如此。周族是拿姬姓氏族做中心，联合了其他氏族如曹姓、子姓、姜姓、已姓、姒姓、任姓诸侯，形成氏族联盟。那么殷周之际的制度到什么时候才发生变化呢?侯外庐认为是“周文王的‘作邦’和‘肇国’成立了城市国家，第一次分裂了城市和农村的关系”。也就是说从周文王开始，中国才真正进入文明社会。依据现在的考古资料，他把中国文明的起源推迟了。中国文明的起源和世界上其他文明古国一样，从父系氏族出现即已开始，而这在中国历史上可以上溯到五千年的中原龙山文化的开端之际，但侯外庐强调的周代中国真正进入了文明社会是成立的。

侯外庐中国文明发生的途径可以归结为：“父权家族没有解体，为私自财产的个体家庭所代替，从这种个体家庭中分化出显族奴隶主贵族。”

三 文明起源的独特内涵——“城市国家”

国家的起源是与文明起源有着密切关系的课题。侯外庐说：“文明是与国家的成立相抱相育，相资相助。世界史皆然，中国古代也不能例外。”侯外庐认为国家的起源与文明的确立是相互关联的，国家的出现标志着原始人类真正进入了文明阶段，而能够称为文明社会的人类发展阶段是从国家的出现开始的。文明起源之际社会组织结构的变化是侯外庐关注的重点。

侯外庐经过研究，认为中国自殷末周初进入文明社会，国家是“宗子维城”的城市国家。第一次在对文明起源的研究中提出“城市国家”的路径，并进行了系统的论证，表明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转变过程中，社会组织结构的变化，从而科学地揭示了中国文明起源的独特内涵。

侯外庐从研究城市与农村的关系人手。城市和农村的第一次分裂产生了文明社会，而在中国地下出土资料和书籍资料里很不容易找出城市和农村分裂的特征，他确认“国和野的对立便是这个意义”

侯外庐认为“国”就是中国古典的城市。“封邑”最初出现于殷末卜辞，并大量记载商周之际“作邑”、“作邦”、“肇国”、“营国”等，古书之“封”和“邦”是一个字，指的是筑城建国，这表明了城市的起源。

这种城市是要将被征服的氏族成员转化为集团奴隶并以疆界分割开来，使他们驯服而建立起来的一种都鄙制度。“国”字在周金文中，作特殊地域的意思。即依靠武力把自然的土地分裂为两个对立的地域，在封疆之内者，谓之“国”，在封疆之外者，谓之“野”。国的中心有都有城，野的范围或曰四“鄙”。侯外庐依据《诗经》中的《大雅》、《商颂》等资料，断定“中国‘封建’正是城市国家的成立”。古代的“封

建”第一次划分了城市与农村的区别。他同时指出，周代的封国制度不能认为是封建制度，因为他们还没有以农村为出发点的经济基础。

统治阶级住在“国”中，以城市为中心，统治广大的农村，广大的氏族奴隶住在农村，这说明国与野的对立即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对立，表明城市的性质就是国家的性质，即侯外庐提出的“城市：国家”。

自从周代开始建“国”，国与家是对称的。建国首先应俾立室家，再城市国家，建立起一种氏族礼制。“国”和“家”的特殊结合，家族保留在邦国里面，政治上保存了家族酋长遗制的“宗法”政治，邦事政治同时是家事。“宗法”是周代政治的特点。氏族贵族专政的国家是“吾宗国”，周的国家也称作“宗周”，氏族贵族统治权是专及的，没有族外人参加的余地，这就是文明产生之际“宗子维城”的城市国家特点。侯外庐认为管理城市是城市国家的第一件职能。城市国家的成立在于“监观四方，求民之莫”，亦即“监国”。城市国家的成立，统治者以城市为据点，城市成为礼仪的中心，监视管理四方百姓。

城市国家国野之分的实质是城市和农村的划分。由氏族酋长或盟主转化而成的氏族贵族奴隶主住在城市并支配着城市，由氏族成员转化而成的氏族集团奴隶住在农村，受城市的支配。这两种氏族纽带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城市与农村的特殊的统一。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的古代”，它与“古典的古代”城市与农村相分离的历史相比，显然是走着不同的国家起源的道路。

四 殷周之际中国思想的特点

侯外庐对中国文明社会产生之际的社会特点作了详细讨论，他也注意到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在思想观念上的变化。礼仪制度的逐渐完善，人们也形成了一些具有普遍性的社会思想观念，诸如先王观，这成为中国在思想上的源头。

(一)先王观念的发达

侯外庐认为先王问题是“中国古代史里一个最特殊的问题，它的严重程度是希腊罗马所没有的”。古代希腊思想的起源主要在对自然界本原的思考，而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之际的思想萌芽于对人类社会历史的思考。

根据甲骨文和《左传》等资料，侯外庐详细考证了“王”的起源，指出殷代及周初，王是氏族联盟的军事首长，直到周文王“作邦”和“肇国”，成立城市国家，第一次分裂城市和农村，王制就发生了变化。殷代一元的宗教观念，把先王和“帝”都统一到祖先崇拜，不论祭祀先公先王，或求帝降命，帝王都是指祖先神。殷周先王观的区别在于“殷代的宗教观是一元的，周代的宗教观是二元的”。周人是把上帝和先王二元化，在先王以外另设一个上帝，再由上帝授命给先王，使先王“支配上帝”。

侯外庐对殷周之际先王观变化的社会原因作了详细考察。殷制的先公先王以及对先妣的特祭，是由于氏族成员之间还没有分裂，人与人之间的一元性反映在宗教上，便是宗教观的一元性。当城市国家成立之后，人和人之间有了界限，阶级地位的不同，为了使“受民受疆土”和先王受天命合理化，便寻求在先王以外设置了天或上帝。文明产生之际，国家的产生，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变化，先王观在殷末周初的改变是社会变化在思想上的反映。

周人因袭商代的习俗，“人惟求旧”，先王宗教观也承继了殷人，但同时又另外创造了新的上帝的宗教观，来改变殷制，即所谓“器惟求新”。侯外庐指出周人把先王和上帝分开，但又在神秘的宗教观念上被结合起来。皇天上帝和先王分离的宗教观，是城市国家的产生所致。“作邦”和受上帝之命是统一的。

由于作邦的理由，城市国家的成立使殷代的先王在周代被上帝和先王分离，更由于周代的“国家”是“邦家”的联结，又使得先王和上帝合一。这种情况反映到宗教上成为王配上帝。在意识上，上帝和先王既分离又统一。侯外庐指出这是周代的秘密，这个亚细亚的秘密产生了中国古代先王思想的特殊历史，是在典型的希腊思想史里没有的东西。他说：“这个秘密也正由于是中国古代思想的最初发源地，又产生了中国古代诸子的先王理想，在希腊思想史里也没有的。”因此，先王观也是中国文明和中国思想史的独特特征。宗教先王的重要是由于城市和氏族结合的“邦家”的需要。

(二)礼制文明的发达

中国素称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文明古国、礼仪之邦，这与中国源远流长的礼制文明密不可分。侯外庐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在对文明起源之际的研究过程中，他详细考察了殷周先民祭祀天地、祭祀祖先和尊重王权的一整套礼仪制度。侯外庐指出殷人的宗教观是入神一元，而到了周代形成了上帝和先王的二元宗教观，周代的天子代表天来统治万民，通过对祖先神和天的祭祀，来维护神圣的王权，使周天子的统治合法化。同时，随着国家的成立，人们被分化成等级分明的阶级，怎么来维护这种等级制呢?也是依靠这一整套祭祀礼仪制度，不同的等级，有着不同的身份地位，祭祀形式也存在从天子到一般庶民的严格等级，通过这种礼仪的差别来维护人们之间的等级界限。可见，礼仪制度是文明起源之际社会治理的根本。当时的国家不像今天有完善的法律制度和国家机构，人们主要依靠由氏族跟国家混合的一整套礼仪来实现社会管理和统治，而这套礼仪的核心就是侯外庐所指出的对上帝、先王的祭祀，使王权神圣化，使社会等级得以维护。

伴随着礼制的发展，人们也形成了独特的思想观念，即先王观念的发达。侯外庐指出礼制和先王观是中国文明和思想的源头，是亚细亚生产方式支配下的中国古代社会的独特特征。

五 侯外庐文明起源研究的反响

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安阳殷墟发掘，是从考古学角度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开始。在50年代，主持安阳殷墟早期发掘工作的李济，依据殷墟的发掘成果，出版了《中国文明的开始》；同时，梁思永也发表《龙山文化——中国文明的史前期之一》一文，认为龙山时期是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阶段。1959年，在徐旭生倡导下，开始了夏文化的探索，并在豫西发现了二里头文化。在此后的20年里，学术界主要是从二里头遗址探讨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或是探讨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经济形态、社会形态等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以来，是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重要发展期。李学勤适时地提出了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的看法。夏鼐的《中国文明的起源》强调“文明”一词是指“一个社会已由氏族制度解体而进入有了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的阶段”，明确指出二里头文化，至少是它的晚期，已达到了文明的阶段，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主要对象是新石器时代末期或铜石并用时代的各种文明要素的起源和发展。至1986年，一系列考古新发现，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苏秉琦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是这些新发现的代表性成果。他认为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有相通的一面，中国又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国，有它自己的许多特点。研究这些特点，才能认清中国在世界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及中国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他认为以中国之大和民族、文化之复杂，使它

的文明起源不可能是单线条的和单个模式的。所以他在提出古文化—古城—古国和国家发展三部曲：古国—方国—帝国的时候，认为这一过程在中国的不同地区和不同时期，曾经以不同的方式一再重现过。中国文明起源与发展有不同的模式，有原生型，还有次生型和续生型，最后才形成现代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统一国家。自此以后，从考古学上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大体上是在夏鼐和苏秉琦的研究基础上深入展开的。

(一)文明起源研究主要探讨的问题

首先是对文明概念的理解存在差别，并很难达到统一。我们一般所使用的“文明”一词是指人类社会的进步状态，是与“野蛮”、“蒙昧”相对而言的，表明人类社会已经发展到了一种较高的程度，比如人类在实践中所形成的文化、思想、制度以及国家和社会组织等已经具备一定的水平，但这些达到什么水平才算是进入了文明社会则是见仁见智的问题。以侯外庐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以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为依据，认为“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文明与国家的成立相报相育，相资相助，世界史皆然，中国古代也不能例外”。把国家的出现作为文明社会到来的标志，虽然文明并不等同于国家，但它表明了文明社会产生之时的社会现象和社会功能，国家是人类社会发展到文明阶段的时候，在制度以及社会和国家组织方面的体现，因此，以国家的出现作为文明最终诞生的标志是可行的。与此同时，侯外庐等人也注意到了文明社会诞生之际，文明所孕育的文化现象，他说：“文字是野蛮末期进入文明社会的一个指标，中国古史的文献记载，最早的是殷代末年的卜辞，我们不能超过卜辞来无中生有。”，“铁和文字是野蛮末期进入文明社会的两个要件，这是无待引证的。”这种观点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得到了许多著名考古学家的进一步总结，如夏鼐认为文明是“指一个社会已由氏族制度解体而进入有了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的阶段”，并强调了文明产生的诸多标志中文字的重要性。

此外，还有苏秉琦、李学勤等也提出了对文明概念的认识。经过了将近一个世纪的研究，在学术界对文明概念的认识并没有达成一致，但却形成了一些共识，文明起源的研究仍然任重而道远。

其次，是判定文明产生的标志和要素的差别。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人们都是把文字、铜器、城市、礼仪祭祀中心、国家的起源等作为文明的标志和要素来探讨文明的起源。国家文明的最初形态往往先于文献资料，因而借助考古遗址来研究文明起源具有相当的科学性，但这样做的弊病就是把可观察到的遗迹作为文明产生的标志，形成了“博物馆清单”式的文明观，不能对文明进行整体性和结构性的探讨，而且这些标志无法作为统一的标准适合世界上所有文明。而“国家文明观”，就是以国家作为文明社会产生的标志和要素，这样做便于对文明进行整体性的研究，但是这种方法也有局限性，首先是文明往往先于国家而存在，国家只是文明社会产生或者产生之后的伴随物；其次，这种观念有片面强调文明的社会功能之嫌。截至今天，对于文明的这种分歧仍然没有解决，可以预见在今后的相当长时期内也无法解决，已经有学者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张光直先生提出：“中国历史初期从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的演进过程有它自己的若干特性。如何解释它这种特性与近东和欧洲的西方文明这一段社会演进特征之间的差异，与由此所见中国历史研究对社会科学一般法则的贡献，正是亟待我们进一步积极研究的课题。”日本学者鹤间和幸说：“有必要把‘文明’、‘(国民)国家’、‘民族’、‘共同体’这样近代主义式的概念以及诸如‘专制’、‘亚细亚生产方式’、‘亚细亚式共同体’这些被欧洲随意对应的概念暂且搁下，在一方面保留‘中华民族’、‘汉民族’这一近代中国人的立场的同时，应首先解读中国固有的世界。”对于文明起源的研究我们应该注重对文明过程的研究，探索人类是怎样由茹毛饮血而进步到文明健康的过程的。

第三，基于对以上两个问题的看法，而产生的对中国文明产生的时间和空间问题的分歧。现在中国文明最晚产生于二里头文化的晚期已经没有疑问，对于比这更早的时间则还不能确定，我们相信这会随着考古学的进步而进一步向前推进，不过没有必要无限制地向前推进，因为我们的目的是要探讨人类的进化过程，以更好地了解人类的过去，明白我们的现在，和指导将来的发展。

(二)侯外庐在文明起源研究方面的贡献

我们知道，探索人类文明的起源不仅是考古学者的任务，而且也是历史学者的责任。有着高度学术责任感的侯外庐先生，对于中国文明起源和发展的特殊路径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他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古代社会形态的理论与中国的历史实际相结合，探索出了中国文明的特色，表明中国文明是土生土长的文明。亚细亚生产方式支配下的中国古代社会也属于奴隶社会，它比“古典的古代”成熟早，是原生态文明。同时，中国古代走的是氏族混合在国家里面的维新之路，而“古典的古代”是氏族彻底瓦解之后形成国家的革命路线。

其次，侯外庐通过对文明起源之际的土地制度、城市和农村的关系、氏族制度与文明社会的关系的考察，揭示了中国文明起源的独特道路。侯外庐详细分析了中国古代社会在思想上的特点，指出了中国文明区别于西方模式的独特之处，并没有把西方模式套在中国古代社会上，形成了中国国家起源与发展的学术体系。

由于当时考古资料的缺乏，侯外庐把中国文明和国家出现的时间定在殷末周初，以今天的资料证实需要修正。但他以氏族、财产、城市国家作为研究古代文明和国家起源的路径，以及力图探讨中国古代国家形成的独特途径的科学精神，无疑是正确的。侯外庐先生主要研究的是中原华夏文明，大概当时的考古资料还没有让侯先生看到中国文明起源的多元性。因此，在研究文明产生的时间和标准时，缺乏诸如古蜀文明等参照。到了晚年，他已意识到了自己的这些不足，并力图修正，但时光不待人，还没来得及修正，侯先生即已离开人世，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是真正的学者所应抱有的科学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