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风险预警研究与行政学危机管理研究的整合

摘 要：当前，学科专业的交叉、渗透乃至移植在科学研究领域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以社会学的风险预警研究和行政学的危机管理研究的现状为分析对象，探讨二者渗透与整合的可能性与现实途径，包括实现概念的整合、理论的整合、方法的整合、议题的整合以及研究力量的整合，企望走出一条社会预警机制和应急管理体系研究的新路。

关键词：社会风险；社会预警；公共危机；应急管理；学科整合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529(2008)02-0066-05

在科学知识拓展和研究方法进步的大趋势中，各学科既不断分化，出现越来越多的专业领域；同时又不断综合、交叉、渗透乃至移植的现象层出不穷。

以风险预警与危机管理的研究为例，以往至少有以下两个显著特点：(1)研究发展水平不同，各有特色。社会风险、社会风险预警的研究开展得相对较早，呈现出明显的演进趋势：经济预警→政治预警、社会预警→全球预警。政府、企业、科研机构均参与了这一过程，出现了里程碑式的研究成果，既有理论积累，也不乏经验贡献，影响深远。公共危机、应急管理的研究则开展得相对较晚，主要集中在政府层面，研究的应用性较强。(2)两项研究之间缺乏学科交叉和有效对接。社会风险、社会风险预警的研究集中于社会学，广泛分布于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环境科学、系统科学之中；公共危机、应急管理的研究则主要分布在政治学(含行政管理、公共管理)之中。两项研究之间缺少交流，鲜有对话，导致各自的研究既不全面，也缺乏层次感。因此，在风险预警和危机管理领域，如何对现有的研究进行整合，既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

一、概念的整合

理论研究从界定概念开始。同样的研究对象在不同的学科中可能会使用不同的概念，不同的概念背后隐藏着不同的学科背景与学术传统。社会风险与公共危机涉及一系列的概念，如“风险”、“威胁”、“危险”、“突发事件”、“社会风险”、“社会预警”、“灾难”、“紧急事件”、“应急管理”、“意外事故”等。在英文中，除了“crisis”和“emergency”以外，也还有“societal risk”、“social alarming”、“contingency”、“hazard”、“calamity”、“catastrophe”、“disaster”、“accident”等。在这些概念中，危机、公共危机、风险、社会风险、社会预警、应急管理是六个基本的、核心的概念，研究成果主要分布于这六个概念所涉及的学科领域。

奥特温·伦内(Ortwin Renn)以跨学科的视角，归纳出七种风险的概念和评估方法：保险精算学方法、毒物学和流行病学方法、工程学方法、经济学方法、心理学方法、风险的社会理论、风险的文化理论。七种方法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技术取向的，将风险看成一种概率，通常采用期望频数的统计方法，如保险学的生命表；二是经济一社会一文化取向的，将风险看成一种社会后果，通常使用“R(风险)=P(概率)*H(伤害)”的计算公式。这也是联合国为评估化学品毒害而推荐使用的两种有分歧的“风险”定义。

弗兰克·奈特(Frank Knight)认为，可以用概率表述的随机状态为风险，无法用(或者至少在目前的条件下)概率表述的随机状态为不确定性(uncertainty)。这样的二分法为现代保险业计算风险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暗示了社会风险的本质。社会风险通常是不可计算的，无法用概率来表述，在本质上是一种不确定性。在研究中，社会风险的界定通常有两种倾向：一是取广义的“社会”涵义，那么政治、经济、文化都包含在内，除了个体的疾病、死亡、失业、意外事故和财产损失等以外，其他均属于社会风险；二是取狭义的“社会”涵义，将社会看成与政治、经济、文化并列的系统，社会风险专指社会系统的风险，是社会学研究的主题。

至于“危机”概念，人们通常从两种视角来解读：一是“过程(process)”，二是“事件(event)”。前者倾向于认为“危机”指一种非常状态，英文中的对应概念为“crisis”；后者倾向于认为“危机”是一起或一系列紧急事件，英文中的对应概念为“emergency”。学者通常持“过程”视角，大多使用“cri-sis”；政策制定者通常持“事件”视角，大多使用“emergen-ey”。两种视角有着本质差异：“过程”视角将危机描绘为一条连续的曲线，有“峰态”、“谷态”和完整的生命周期，这就暗示了危机的可防性、可控性与早期预警；“事件”视角则将危机看成一个“点”，以具体的事件形态来判断危机发生与否，这易于操作，因而容易被政府管理部门采纳。

上述分歧直接导致“公共危机”概念的模糊。目前国内学界通常采用乌里尔，罗森塔尔(Uriel Rosenthal)的定义，危机就是“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构架产生严重威胁，并在时间压力和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必须对其做出关键决策的事件。”这实际上是一个“事件”定义，与学术研究的“过程”取向不符。也有研究者试图从“公共性”的角度来界定公共危机，但“公共性”本身并不是一个特别清晰的概念。我们不妨换个思路，从危机与公共危机之间的关系人手来解读。它们二者之间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危机是统称，公共危机是特例。尽管目前多数研究者不加区分地使用这两个概念，但从发展趋势来看，“危机”与“公共危机”这两个概念要实现分离，前者主要出现在公司治理及其管理学研究当中，而后者将占据公共治理及公共管理学的讨论空间。从上述分析来看，风险与危机之间既有区别，也有联系。风险指损失的可能性，危机则是已经明确发生的损失；风险如果任其发展，最终必然演变成危机。换言之，风险与危机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风险是前期形态，危机是后期表现，风险与危机之间是一个“连续统”。风险的社会层面是社会风险，危机的社会层面是公共危机，从风险到社会风险符合逻辑演绎，从危机到公共危机也符合逻辑演绎。因此，社会风险与公共危机之间也存在着因果关系，二者之间也是一个“连续统”。如果说风险、社会风险、危机、公共危机侧重于对研究对象的关注，那么社会预警与应急管理则着重于管理手段。甚至可以认为，社会预警是管理社会风险的主要手段，应急管理是管理公共危机的主要手段。从社会风险到社会预警，从公共危机到应急管理也都符合逻辑演绎。上述六个核心概念在逻辑上的演绎关系和实践中的因果关系，详见以下分析图式(图1)。

从上述图式中，我们不难发现，社会风险和公共危机是同一个研究的前端和后端，社会风险研究和公共危机研究是一般性风险研究和危机研究的特例，社会预警和应急管理研究是社会风险研究和公共危机研究的特例。传统的以社会学为主体的社会风险、社会预警研究只涉及了前端，以公共

管理学为主体的公共危机、应急管理研究只涉及了后端。逻辑的必然性和现实的因果性都要求将社会风险、社会预警研究与公共危机、应急管理研究结合起来。前端研究的主要议题是如何进行社会风险识别、预警与消减，但并非所有的社会风险都能被准确识别、及时预警和有效消减，其中相当一部分仍然会演变为公共危机，此时以社会学为主体的研究就显得力不从心；以公共(行政)管理学为主体的应急管理研究只涉及后端，但危机管理的基本原则就是“防重于控”，公共(行政)管理的研究对社会风险则难以有效溯及。因此，公共危机管理必须从社会风险管理开始，社会风险管理也应当以公共危机管理为后续，二者不可偏废。

二、理论的整合

由于风险与危机、社会风险与公共危机之间的实践性因果关系，加上风险和危机在个人、组织和社会公众层面的互相转化关系，因此，风险与危机管理的系统过程至少应该包含两个阶段、三个层面(见图2)。这两个阶段分别为社会风险管理阶段和公共危机管理阶段，三个层面分别为个人风险与个人危机管理、组织风险与组织危机管理、社会风险与公共危机管理。社会风险管理包括风险识别、风险预警与风险消减三个阶段：风险识别是识别、确认那些对社会正常运行产生威胁的社会风险，并按照危险程度对其进行排序；风险预警是建立相应的预警机制，以便及时了解社会风险的积累程度和社会的承受能力，这是社会风险管理的核心环节；风险消减是对将要达到社会承受能力临界点的社会风险进行释放和疏导。公共危机管理则包括应急管理和情境恢复两个阶段：应急管理是对那些由社会风险演变成的公共危机进行应急决策，开展资源分配，将人、财、物的损失尽量减少到最小，这是公共危机管理的核心环节；情境恢复是指对公共危机波及区域的社会进行诊断与修复，包括各种基础设施的重建、管理机制的重建、社会秩序的重建和社会心理的重建。可见，社会风险与公共危机管理的研究应该是一个跨越经济学、管理学、心理学、社会学和公共管理学等多个学科的综合性研究。

在社会风险和公共危机管理的全过程中，最重要的是社会风险的预警和公共危机的应急。防重于治，因此社会风险预警是重中之重。但社会风险的本质就是不确定性，预警总是不完备的，社会风险一旦变成公共危机，就应立即进人应急管理程序。在目前的研究和实际工作中，人们通常将公共危机冠以“突发”的修饰语，其实在风险社会，公共危机并非“突发”，而是社会风险积累到一定程度，超过社会承受力所致。强调“突发”，就忽视了社会风险与公共危机之间的实践性因果关系，将公共危机当作孤立事件来看，也就否定了公共危机的可防性、可控性。

社会风险与公共危机管理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学和公共管理的学科领域，其中影响比较大的理论成果包括：社会风险研究、风险社会理论、社会失范理论、社会转型研究、社会控制理论，这些都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着重于描述和解释；应急管理研究、危机管理研究和治理理论，这些基本上都是从公共管理的视角出发，着重于对策和应用。其中，社会风险研究和社会控制理论，本身就具有学科交叉的特点，研究的过程也从前端的社会风险关注到后端的公共危机，可视作二者兼而有之，其论域部分可归于公共管理学，部分可归于社会学。公共危机研究目前尚未形成自己的理论，因此公共危机研究的理论创新，还必须从上述理论的综合和借鉴中寻求突破(见图3)。

三、方法的整合

在社会风险与公共危机管理的研究中，不但理论需要整合，研究方法也需要整合。下述多学科中不同的研究方法，在风险危机管理这同一个平台中也能得到整合应用。

(1)指标法。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社会学家罗蒙德，鲍尔(Romand Bauer)所著(社会指标)一书引发了研究者运用指标从事社会预警研究的热潮。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对人类的发展模式提出警告，可视作社会风险预警指标研究的经典之作。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者也开始运用指标法研究社会风险预警。如宋林飞选择了经济、政治、社会、自然环境、国际环境领域的50个指标，建立了社会风险预警综合指数(SRSS)。50个指标被分为三类：警源指标、警兆指标和警情指标。其中经济领域的警源指标包括失业率、通货膨胀影响率、贫困率、企业亏损率、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城市居民收入差距和农村居民收入差距；警兆指标包括抢购风、挤兑风、怠工和土地抛荒；警情指标包括集体上访、集体静坐、集体罢工。政治领域的警源指标包括干部贪污、干部渎职、政策变动频率、政策后遗症；警兆指标包括牢骚、激进言论；警情指标包括行政诉讼、政治集会和游行示威。社会领域的警源指标有犯罪率、离婚率、人口流动率；警兆指标有小道消息、劳动争议、污染与破坏事故、非制度化团体；警情指标有恶性侵犯事故、暴力群斗、团体犯罪、宗教冲突、民族冲突、动乱。自然环境领域的警源指标有严重灾害；警兆指标有农业食品短缺；警情指标有生命损失、财产损失和生产损失。国际环境领域的警源指标有世界经济衰退、严重物价波动和意识形态对立；警兆指标有经济摩擦、政治言论；警情指标有经济制裁、政治干涉和敌对行动。在此基础上，采用综合评分和评级法，计算总分，划分出轻警区、中警区、重警区和巨警区等四个预警状态。阎耀军于2004年提出社会预警指标体系，包括：生存保障指数，含个人保障指数和社会保障指数，选取的指标有城镇实际失业率、失业保险覆盖率等；经济支撑指数，含经济增长指数和协调发展指数，选取的指标有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绿色GDP占传统GDP的比重等；社会分配指数，含空间差距指数和阶层差距指数，选取的指标有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纯收入差距比值、全国居民基尼系数等；社会控制指数，含影响控制指数和软性控制指数，选取的指标有群体性突发事件发生人次率、对党政主要领导人的认同程度等；社会心理指数，含民众满意指数和民众容忍指数等，选取的指标有社会秩序满意度、对收入差距的可容忍程度等；外部环境指数，含域外扰动指数和灾害扰动指数，选取的指标有武装干涉和恐怖主义袭击、灾害造成的生命损失数量等。基于此的预警系统包括指标设计维护系统、指标信息采集系统、数据电算处理系统、预警专家分析系统和应对预案设计系统。

指标法具有较强的直观性和应用性，容易获得政策制定者的关注。但这类研究在进一步的发展中碰到了两大挑战：一是在指标的选取与权重的赋值上一直缺乏令人信服的证据，二是尚未得到经验事实的检验。指标法的基本预设就是风险是客观的，可以计量，但在操作中研究者通常采用专家法来选取指标和赋予权重，又将风险归为主观，这一点在逻辑上有待商榷。况且，社会系统如此复杂，远非计算系统所能比拟，社会领域某一看似单一的事件最终都可能引发一场大的混乱，而此时综合指标体系可能还未做出任何反应。指标法在公共危机管理的研究中要发挥更大的作用，还必须发

展出新的方法以应对这些挑战。

(2)心理计量法。心理计量法的基本预设是风险是主观的和社会建构的，保罗·斯洛维克(Paul Slovic)、莎拉·李奇特斯坦(Sarah Lichtenstein)和巴鲁克·费什霍夫(Bamch Fis-chhoff)以此为前提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他们认为，风险是由受到心理、社会、制度和文化等多种因素制约的个人主观定义的，只要调查方法运用合理，这些因素之间的内在关系就可以被定量化和模式化。风险的心理计量法将自己的问题建立在对昌西，斯达尔(Chauncey Start)的批评之上，他们发现斯达尔在回答“多安全才算安全”这样一个基本问题时，总是支持目前的经济社会格局，假设那些被接受的风险都是可接受风险，忽略了风险的分配问题。有鉴于此，斯洛维克等研究者运用调查问卷直接询问人们对风险和收益的感知和对不同风险，收益组合的明示偏好。风险感知的心理测量范式提出了“信号价值”的概念——反映了感知事件提供的关于未来可能发生类似或更具破坏力的不幸事件的新信息，并将危险特征与事件场所联系起来，对风险的社会传递与社会建构提供了有力的解释。举例而言，如果夺取很多人生命的事故发生在熟悉的和很好理解的系统中(如火车出轨)，它可能产生相对较小的社会混乱；如果是在陌生系统(如核反应堆和重组DNA寒验)中，哪怕是小事故，也会被看成进一步不幸的预兆，从而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

斯洛维克运用因子分析的方法抽象出“恐惧风险”和“未知风险”两个维度，并形成一个二维空间，将81种危险分布于该空间之中，这些风险可以用以下对立的变量来描述：可见的，不可见的，不知道这些暴露的－知道这些暴露的，效果延迟的－效果立刻的，新的风险－旧的风险，不了解科学的风险－了解科学的风险，可控的－不可控的，不恐惧的－恐惧的，不是全球灾难的－全球灾难的，结果不是致命的－结果是致命的，公正的－不公正的，单独的－灾难的，对后代低风险的－对后代高风险的，易于生产的－不易于生产的，风险减低的－风险增长的，自愿的－非自愿的。研究发现，一般大众对于风险的感知和态度与该风险在因子空间内的位置紧密相关。

(3)类比法。通过与燃烧现象的类比，牛文元提出了社会燃烧理论，指出社会系统从井然有序到杂乱无序，最终引发重大公共危机，其内在机理实质上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社会燃烧理论将社会不稳定的要素分为外部干扰和内部矛盾，在数量和质量的双重累积下，遇到自然触发因子，形成焦点问题，并经过突变和涨落，产生两种结果：原系统崩溃或维持。社会燃烧理论看到了从社会风险到公共危机的“连续统”，具有很强的应用性，但整个研究过于宏观，缺乏对个体行为的关注，削弱了研究的效度。另外，社会燃烧理论的操作逻辑也是可计算的，而社会风险在本质上是不可计算的，这也是该理论的一个内在缺陷。

在关于风险的社会放大的经验研究中，有研究者将电子学模型应用于128项危机事件的数据库分析，还用于与风险有关的社区经验的深度案例研究。该模型框架在社会风险研究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也引起相应的争议与批评。其中最主要的批评有：模型的线性结构过于简单；过于强调放大而忽视衰减；被动的“电子学”类比无法处理人类行为的复杂性；尽管对社会关系、社会网络和媒体等都进行了讨论，但中心机制仍然是个体的接收以及加工和传输过程。

(4)案例分析法。公共危机毕竟表现为一系列的事件，因此，对于整个事件过程的案例分析显然是公共危机研究的重要方法。薛澜在《危机管理——转型期中国面临的挑战》一书中介绍了世界著名的危机管理组织CRISMART(瑞典危机管理中心)的“强调认知的制度分析方法”(cognitive-insti-tutional approach)。该方法强调了社会问题的“嵌入性”，这无疑是深刻的。但最难之处也恰在于此，社会现象的不可复制使得危机事件的重建几乎不可能，虽然也有相当多的研究者采用案例分析法来对公共危机管理的过程进行说明，但无论如何都无法逃脱“事后诸葛亮”之嫌，其对当下的社会风险与公共危机管理的预见作用不大。

四、议题的整合

在上述理论整合与方法整合的基础上，中国的社会风险与公共危机管理研究该选择怎样的研究议题呢?这就涉及到议题整合的问题。

建立从社会风险到公共危机研究平台，打破现有学科区隔。当前的公共危机管理研究，大多只站在国家的层面，探讨公共危机发生后政府该如何应对，而对公共危机的发生机制了解甚少，尤其是缺乏对社会层面前兆的探究。从社会风险到公共危机的“连续统”研究，可以全程把握公共危机的发生、发展状态，有利于学科之间的交叉，促进理论创新。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这样的研究显然也比单纯从国家行政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更有效度。

这个研究“连续统”的关键之处在于如何建立起社会预警与应急管理之间的响应机制，这就需要将社会预警研究和应急管理研究进行整合，搭建一个跨学科的研究平台，共同攻克这一重大课题。这个响应机制首先应该基于风险分类，风险的种类不同，风险管理也有区别；其次应该基于风险分级，预警的级别不同，应急管理也有区别；再次基于危机分期，即危机在不同的生命阶段，危机管理也有所区别。这一风险与危机分类、分级、分期响应机制，至少包括预警机制、信息机制、指挥机制、联动机制等。

防重于控，加强公共危机的前端研究。从中国社会转型的实践来看，随着“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等一系列理念的提出，一种风险文化正在形成。制度所导致的社会风险已经酿成，现在关注的重点应该是人们如何理解、选择与规避这些风险。这种价值转向反过来会对客观的社会风险起着消解作用，从中央到地方，目前都在纠正过分注重GDP的发展模式，更加关注社会公正、贫富差距和环境质量，政府及官员政绩的考核指标也随之在悄悄改变。

重视公共危机的案例库建设和情境恢复。目前有一个误区，认为高科技的现场指挥设备就是所谓的公共危机应急处理系统。实际上，公共危机的应急处理系统更主要的是软件建设，即有的放矢的危机应急处理预案和应急处理演练。对于各地方政府而言，当务之急就是进行公共危机处理的案例库建设，通过对同类公共危机的应急处理过程的分析，为现场决策提供经验性指导。此外，公共危机过后，情境的恢复也很重要，尤其是心理恢复，这一点也是现在各地方政府公共危机处理的盲点。美国“9·11”事件发生后，许多参与救灾的消防员产生了严重的心理问题，心理恢复成为当时美国政府面对的一项十分棘手的工作。2003年，中石化在四川开县发生“井喷”事故之后，危机处理并无不妥，善后赔偿也进展顺利，但是由于忽视了当地民众社会心理的情境恢复，以至灾后当地的社会风气和道德水平大幅滑坡，老百姓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找不到生活的方向。

五、研究力量的整合

为了更好地开展社会风险与公共危机的管理研究，实现上述的概念整合、理论整合、方法整合、议题整合，就有必要整合研究力量。有鉴于此，南京大学于2005年底成立了“社会风险和公共危机管理研究中心”，并将其作为校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加以重点建设。该中心专兼职研究人员既有从事社会学研究者，又有从事公共管理研究者，还有出身经济学、心理学、环境科学等相关学科的人员，中心的学术带头人本身兼具社会学和公共管理两个学科的知识背景。中心还建立定期学术报告会制度，各方面研究人员就某一研究专题交流切磋，实施思想碰撞、学科交叉。

该研究中心成立仅仅两年，就已完成江苏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课题“‘十一五’期间江苏省重大社会风险防范研究”，并顺利通过鉴定；中标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攻关招标课题“建立健全社会预警机制和应急管理体系研究”；承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课题“我国重大社会性突发事件社会管理研究”、“公共安全整合管理机制研究——以大城市为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制度缺失及对策研究”，团中央研究课题“大学生失业社会风险管理研究”；自设了四个校级基地研究项目“失地农民社会风险研究”、“社会风险与公共危机研究的理论整合”、“农村公共危机的预期、防范与化解”、“我国养老保险隐性债务风险与政府责任”。这方面取得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已以专著《中国转型期的社会风险及识别——理论探讨与经验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3月版)和一系列学术论文的形式正式发表；出席一些国内外学术研讨会并在会上宣读研究论文。学科交叉使得我们在社会风险和公共危机管理研究方面已经产生并将继续产生越来越大的社会影响。

(责任编校：秋　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