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理论探索
时间：2021-03-20 07:58:18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中国收入分配两极分化已经相当严重，而我们一般是按照马克思的剥削理论来诠释两极分化的内在逻辑，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这种理论解释已经显得太过狭小。在分析马克思剥削理论的基础上，从现实的人的理性能力和无限的否定性能力入手，在人与物的辩证关系内从更一般的层次上解释两极分化的理论逻辑。
关键词：两极分化；剥削理论；权力
中图分类号：F01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6-0005-03
引言
两极分化是一个阶级概念，最早使用这个概念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缘故，这个社会的人们向两极发展，一极形成了富有的剥削阶级，另一极是赤贫的被压迫的工人阶级，这就是两极分化[1]。虽然中国是社会主义，虽然土地仍然为公有制，而且也不存在阶级的对立问题，但随着改革开发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的两极分化现象已经相当严重，引起了广泛社会关注和研究。那么我们会问，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从文献分析来看，大部分研究是从中国的改革转型的具体角度来加以解释，比如孙保营、钱津津（2007）[2]，姚景贤（2007）[3]等，也有从理论的角度加以研究，比如李炳炎（2010）[4]，周新城（2010）[5]等。在理论解释方面基本都沿袭了马克思的剥削理论，但本文认为，仅仅从马克思的剥削理论作为分析的依据是远远不够的，而应从人与物的辩证关系中，从现实的人的理性能力和无限的否定能动性角度，也就是从更一般的理论层次上才能把中国的两极分化现象揭示清楚。从根本上来说，马克思是从资本与劳动的对立中，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来研究剥削实质的，也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物”的角度来展开分析的。本文认为，不能仅仅从“物”的角度，而是从人与物的辩证关系的角度，从经济中现实的人的角度展开逻辑分析，才能从更深层次更一般地揭示两极分化的本质内涵。
一、人与物的关系辨析
马克思主义具有丰富的人文思想，这一点已得到国内外公认，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以现实的人作为理论出发点，唯物史观被定义为“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也以现实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依归，但马克思主义并不从人的角度来揭示经济社会的历史规律，而是从生产和生产力的角度来展开其唯物史理论，对人的本质也一并在生产关系中去把握，从而导致了作为价值主体的“人”的主体性维度与作为历史规律的“物”的客观性维度之间的某种程度上的至少是形式上的张力。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争论到中国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的发展，我们发现马克思主义总体性考察背后的个体能动性作用、宏观历史规律背后的微观运行机制始终没有得到根本性的科学阐释。要么是将马克思主义中的“物”统一于“人”，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人道化的思路；要么是将“人”统一于“物”，比如阿尔都塞及前苏联的经济决定论的观点；而中国目前大多文献中则对“人”和“物”两个维度单独进行分析然后将二者合在一起，但不能实现“无缝”对接，比如叶汝贤[6]指出了要把握人与物的区别与联系，防止以偏概全，但仍没能指出其内在有机联系的具体过程。但本文认为，现实的“人”和“物”辩证地对立统一于社会历史发展之中，“人”和“物”是水乳交融的社会活动史的两个方面，从理论上也一定能得到统一的科学解释。在这种理论信念的推动下，本文研究发现，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理论中“人”和“物”能够得到完整统一的理解。
下面阐述“人”与“物”统一的实践基础和统一的实践原理。
人的需要与欲望的能动性满足是人类历史的原动力，也是“人”与“物”理论统一的实践基础，这也是人类异化的根源，同时也决定了需要与欲望的满足是价值形成的最终根据。马克思对人的研究是从劳动实践开始的，本文的研究也从对劳动的分析开始，但主要从追问人为什么要劳动的问题开始，从对人制造工具的创造性劳动何以可能的追问开始，在追问中发现，人的需要与欲望才是劳动的原因[7]，建立在人的抽象思维基础上的人的能动性是推动人的需要与欲望进入历史过程的永恒动力。突出人的需求与欲望能动性满足的原动力地位才能体现出人在历史中的主体性[8]地位，也才能让现实的人在马克思理论体系中凸显出来。但这种原动力并不直接与历史相同，马克思充分意识到，在一个具体的历史阶段，并不是人的需求与欲望的能动性满足直接决定历史，反而是那个历史阶段的社会生产力决定着生产关系，从而也就决定着人的生存状态。每个个体的需求与欲望的原动力是在对社会总的生产力的微量影响上间接影响历史的。因此，“人的凸显”就要从个人的微动力对社会生产力的影响及相互的辩证关系中寻求理论道路。
人与物统一的实践原理是什么呢？在于人是一种否定性存在的客体，按照吉林大学孙正聿教授在其《哲学通论》上的说法，人始终处在将非现实的变成现实的，将现实的变成非现实的否定性状态中，即人是一种懂得超越和充满想象的动物，这一点决定了人的需求与欲望的非饱和性，且需求与欲望并不限于物质追求。人总是处在否定性和满足否定性需要的变动状态中，否定性需要的满足程度取决于社会历史条件所能赋予的最大自由度。如今物质生活的改善和社会环境的日益宽松和开放使得人之个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张扬。究竟是经济和社会环境的变化使得人之个性能够得到张扬，还是人之个性张扬的内在要求和驱动使得经济和社会走到了今天的情景呢？笔者认为是后者，这正是人的否定性推动力量历史积累的结果，个性的张扬是否定性需求的具体表达。
人是有自我感觉、懂得体验和享受、并有着超强的创造力的高级动物，人的这些特征决定了人类天然具有强烈的欲望与冲动，这些欲望主要体现在物质的和精神的两个方面，物质的方面决定人具有天然的自私性的一面，精神的方面主要表现在情感与价值观，也就是人类天然有追求人生意义的价值取向和趋势，这就使得人类又天然具有同情心的一面，因为人的意义必然以他人为依据。人类的个性张扬就是人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张扬。个性的张扬表现出来的是多方面的欲求，这种欲求的自由性与物质宇宙的天然秩序性形成了一种张力，物质世界的秩序性对人类形成了一种制约，这就是所谓的历史条件，但人的创造性和认识能力能够逐步减弱这一制约性，这一点决定了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自由度。
人与物的实践统一就在于，需求与欲望的能动性满足促使利益冲突中的个人寻求更好的生存发展的可能，创新与超越不断孕育和发展，技术的创新与知识的历史积累，使得生产力得以发展，人的自由度相应增加，又会创造出新的需求与欲望，使得这个过程得以重复。所以整个人类史是人的需求与欲望不断丰富演变、人的个性不断张扬的历史，也是人的本质力量得到不断展现的历史，这个过程是以生产力的发展阶段为节点的。生产力越发达，分工越细，单个人的历史作用就越被生产力所扬弃。人的欲望的无限性和人的认识能力的无限性是社会历史变迁中的持续的否定性推动力量所在。
二、剥削不是两极分化的理论根源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主要阐明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剥削是资本家对工人剩余劳动的无偿占有。同时，马克思认为剥削是因为生产资料占有的不平等产生的，由于生产资料占有的不同，工人只能出卖自己的劳动，导致在劳动的过程当中被资本家剥削。剥削理论分析的着力点在于物的占有的不平等造成人的不平等，而私有制赋予了这种不平等的合法性，要改变人的不平等，消除剥削，就要推翻私有制。这种分析逻辑的背后只重视了物的分析而忽视了对人的分析。我们不能只从一个时点上去看，而要从私有制的逻辑起点去看，这样才能看出人在历史变迁中的影响和作用。私有制的历史存在并非偶然的，作为私有制下的产物——剥削的存在同样也不是偶然的，而是人的否定性力量推动的历史演化结果，是现实的人的需要与欲望的能动性满足的历史演变结果。
正如前文所述，人的需要与欲望的能动性满足才是人类劳动的原因，而生存下去是离不开物质需求的，这种生存的危机感，必然造成每个人的自利的一面。每个人的自我意识和生存意识必然造成权利意识，必然造成“我的”、“你的”之分，当“我的”空间不太受到外界侵蚀的时候，“我的”感觉会相对弱化，比如在原始社会，彼此之间并没有太多你我之分，因为大家本身就是利益共同体。但当剩余产品出现的时候，也就是人的生存的自由度开始增加的时候，剩余产品必然成为争夺的对象，谁拥有更多的剩余产品，谁才能获得维持更高自由度的物质基础。当“我的”空间由于争夺剩余品不断受到侵蚀的时候，每个人的权利意识会愈加浓厚，这就是物质决定意识的写照之一。随着剩余品的越来越多，掠夺、杀伐、战争就会成为社会的必然现象，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积累与进步，压迫和剥削的统治模式无法进行下去的时候，也就是各方的力量趋于平衡的状态下，“妥协”成了必然的选择，妥协的结果就是相互承认其利益的边界和权利的边界。这种边界的相互承认并以法律形式确立就形成了私有制。国与国之间是如此，人与人之间也是如此，如果人与人的权利边界不分清，没有评价利益范围的界定标准，人对人利益的占有与反占有就会经常发生。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解释，那就是产权是重要的。
从根本上说，剥削理论的重要意义不在于要否定人与人之间的权利边界，而是在于否定私有制下的因为剥削所导致的两极分化，否定私有制导致的资本对人的统治，及导致人的生存的各种异化。这就形成了一种似乎不可调和的矛盾，承认人的权利边界，即承认私有，按照马克思的分析，终究会形成两极分化，以及人的各种异化；要消灭两极分化、消灭剥削、消灭异化就必须否定人的权利边界，即否认私有。很显然，私人权利边界是每个人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是每个人维持其生存的自由度的物质依赖，否定私有空间，就是对“现实的人”的否定，这是显然错误的。但对于剥削、两极分化及人的异化我们也是要防止和警惕的。那么能否形成一种既能承认人的权利边界，又能防止两极分化和异化的社会制度呢？笔者认为关键在于对剥削的理解要有突破。其实剥削理论的意义在于揭示两极分化的资本运动机制，而不在于要否定私有制或人的权利边界，只有将两者分开，才能解开上述谜题。
我们应该这样理解，剥削并不是两极分化的唯一原因，也不是两极分化的本质原因。解释两极分化我们可以从更宽泛的角度去展开。马克思的剥削概念是从生产资料占有的不平等开始的，但在笔者看来，生产资料占有的不平等仅仅是权力不平等的一种表现，也就是说，权力的不平等涵盖着生产资料的不平等，生产资料不平等是两极分化的原因，那么权力不平等才是造成两极分化的本质原因。这里的权力（power）广义地指影响力或话语权，凡是能造成其个人在社会影响发生变化的因素都可以称作权力。生产资料占有的不平等实际上是拥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话语权大于只能出卖劳动的工人，在劳动价格的定价中对资本家有利从而产生剥削。权力大小的不同，或者说谈判地位不同就会在交易的过程决定交易价格的大小，从而产生分配的不同，因为分配是通过价格实现的。这样，权力的不平等可以拓宽到社会历史中更宽泛的领域，如资本权力、政治权力、声望权力、市场垄断权力等等，研究发现，权力的不平等会导致收益率的巨大落差，从而造成财富分配的分化。如果说生产资料的不平等造成生产过程中的剥削，从而造成资本家和工人在收益上的巨大差异及两极分化，那么广义权力的不平等会造成更宽泛意义上的收益上的巨大落差。经过这种分析范围上的改变，我们的研究思路也就相应地发生了改变，从以剥削为分析的对象转变为以两极分化为分析的对象，从以对生产资料占有的不平等为研究对象转变为以权力的不平等为研究对象。
权力的不平等会造成收入分配的巨大差异。比如，农民辛苦一年种植的苹果，会以1元卖给批发商，但批发商可能会以5元卖给市场，农民的收益是微薄的，但批发商的收益是巨大的，关键在于两者在市场的权力影响不同。批发商可以根据消费者的偏好、根据价格的地理差异、根据每年的气候变化来决定卖价，因此有更大的活动空间和影响力，而农民可以选择的卖家对象是有限的，讨价还价的能力是有限的，苹果的放置时间也是有限的，决定了农民的活动空间和影响力是有限的，批发商因此可以超低价收购，高价销售。关于这种问题的分析，阿马迪亚·森在其关于贫穷的研究中已有揭示，给农民补贴不如给农民发展的机会和市场影响力。上述的例子，不存在剥削，仅仅是由于影响力的不同，即交易地位的不对称，就造成了收入上的分化与落差。由此可见，分析广义上的权力的不对称所造成的收入分化比仅仅关注剥削所造成的两极分化更具有实践意义。
权力的不平等会造成收入分配上差异，但权力的不平等并不意味都是不好的，能力强、贡献大的人其影响和地位自然就高，收入高是自然的，这是由现实的人的差异决定的，承认人的权利边界就必须承认人的差异性。现实的人的禀赋的差异、主观努力上的差异、贡献上的差异、社会影响上的差异都会导致个人权力上的差异，有差异就有个人利益边界大小的不同。我们所反对的权力的不平等是有失正义与公平的权力的不平等，即以权谋私，凭借其影响力以强迫性或威胁性交易条款侵犯他人利益的而扩大自己利益的行为。
小结
本文从人与物的辩证关系中突出了人在分析中的理论位置，这在一方面能够实现与西方经济理论中对人的假设更接近，另一方面也满足了中国市场经济条件下微观行为个体的理论分析要求，马克思的总体性分析需要微观分析的理论嵌入。中国两极分化现象之所以不能得到理论上的新解释，症结在于我们一直囿于马克思的剥削理论，而无法从现实的人本身去展开逻辑探索。本文从人与物的分析逻辑中发现，权力的不对称是造成两极分化的根本原因，剥削理论也只是这种权力不对称的理论表现之一。中国两极分化的形成，一方面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市场竞争导致的收入差距是可以接受也可以调节的；另一方面是特权的大量存在导致的权力不对称造成的，以及中国的“走后门”的普遍社会心理情结加剧了特权的蔓延，权力寻租无孔不入，这种特权的广泛存在是导致中国两极分化主要原因，并且通过市场的杠杆机制加速扩大。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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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陈新汉.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人民主体性[J].哲学研究，2011，（1）.
[责任编辑 吴高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