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与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时间：2020-03-24 07:53:17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 文章分析了新文化运动对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推动作用：新文化运动消除了图书馆近代化道路上的文化障碍，深化了近代图书馆理念；图书馆要承担起社会教育职能，要向社会开放，教育民众，启迪民智；推动了图书馆学理论发展，为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第一次高潮提供了思想准备以及人力保证。同时，梳理了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图书馆的近代化改革发展历程：近代图书馆的改革，图书馆教育的起步，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开展。
【关键词】 中国；新文化运动；图书馆事业；发展
20世纪初，随着时代的变迁，我国图书馆事业正经历着古代藏书楼向近代图书馆蜕变的过程。图书馆的公共性开始展现出来，跳出了传统的知识特权和垄断，逐渐实现书籍和知识的社会化和民主化。然而，图书馆事业的近代化不可能一蹴而就，此时图书馆的运转仍未摆脱传统体制的束缚，在理念上依然受到传统文化保守主义的主导，以保存国粹为主。可以说，此时中国图书馆事业的近代化之路才刚刚起步，建立完整意义上的图书馆事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一、新文化运动对图书馆事业发展的作用
1915 年，以陈独秀为首，一群抱有救国之志的年轻改革家们在上海发起新文化运动，怀着文化救国的坚定信念，他们积极从事着教育民众、启迪民智的活动。通过《新青年》杂志的广泛传播，及时让广大群众熟知国际时事，引导民众摆脱封建传统的束缚，挣脱愚昧思想的羁绊，大力传播西方民主与科学思想。
不久以后，以口语化的白话文取代古老的文言文的语言变革开始发生。在新文化运动初兴之时，中国的近代化之路已经走过70余年，国家体制已经转为共和制，但是民主观念并没有深入人心，社会依然受封建传统思想的主导，普通民众对新思想、新文化的反应比较迟钝。其中民众无法读懂改革家们的词藻华丽的文言文是一重要原因。除去此时中国高文盲比例不谈，单就识字的民众来说大多数也只是具备最基本的识字水平，普通的文学作品尚无法理解。为了更有效地启蒙大众，改革家们开始尝试白话文，白话文运动由此滥觞，出现了白话文作品的出版高潮。
新文化运动的进行对社会、教育、文学等领域产生了很大影响，对当时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教育民众，启迪民智的社会环境下，图书馆的教育功能得到了新文化运动领导者的广泛关注。陈独秀曾强调指出，图书馆和博物馆作为一种教育体系都应当向公众开放，都应该服务于社会。其次，新文化运动沉重打击了传统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想；把流行的民俗文化纳入到了精英文化中，打破了现有文化机制的垄断地位，提升了下层阶级的文化地位，直接影响了近代图书馆改革的走向。此外，白话文的广泛使用，成功吸引了年青一代，激发了他们读书和学习新知识的热情，进而形成了利用图书馆的广泛社会需求，为图书馆的改革提供了新的动力。
二、新文化运动时期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1、近代图书馆的改革
（1）近代图书馆理念的深化。1902年古越藏书楼的建立拉开了中国图书馆事业近代化的序幕，此后，各地纷纷建立近代化的图书馆。但是，直到新文化运动之前，甚至新文化运动发起之初，图书馆依然保有古代藏书楼的思想。如徐树兰仿造西方图书馆模式建设的古越藏书楼，其开办宗旨就是“存古与开新”；[1]1904年我国第一个省级公共图书馆——湖南图书馆，其宗旨为“……保存国粹，输入文明，开通知识，……”。[2]可见，在当时的中国，近代图书馆虽然建立了，但是图书馆的理念却依然受文化保守主义思想的制约。
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摧毁了传统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想体系，旧有的藏书楼观念遭到严厉批判。运动的领导者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非常重视图书馆的教育功能，把图书馆作为一种教育制度，主张图书馆向全社会开放。1917年沈祖荣留学归国，开始在全国演说宣传西方先进的图书馆学理论与方法，抨击封建藏书楼思想，着重强调图书馆的开放性。刘国钧在描述近代图书馆性质时，提出了自动、社会化、平民化的新观点，[3]其中“自动”一点相当于现代图书馆的主动服务理念，较当时主张的“开放”理念又进了一步。
（2）藏书建设的发展。图书馆这一行业与出版业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考察这一阶段图书馆藏书建设的发展可以追溯其上源出版业的变化开始。在新文化思潮的影响下，出版业的首要变化表现在出版物数量的剧增，其中尤属杂志风头最健。1917年至1922年6年中出版期刊1626种，平均每年出版期刊271种。[4]一些适应新形式且面貌崭新的期刊不断创刊，而那些老牌杂志如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小说月报》等，为顺应时代潮流对杂志的版面与内容都做了一定的改变。至于图书的出版，增长势头也是很显著的。商务印书馆在1908至1914年共出版图书623种，1915至1921年共出版图书961种，[5]增长率达54.3%；从国外进口纸张的数量情况看，新文化运动开始之时的1915年共进口纸张591177担，而运动结束前的1920年共进口1026511担，[6]增长幅度达173.6%，这些进口纸张主要用于出版部门图书、报刊的生产制作上，从侧面证明了这一阶段出版物数量的激增。出版业的第二个变化表现在出版物内容、结构的多样化，反映新思潮的政治、社会、教育、哲学、科学等领域的书籍、报刊开始涌现。为满足新文化运动中民众知识普及的需要，各出版机构开始关注大众读物的出版，大量百科类书刊进入到了出版市场。
出版业的发展加快了图书馆藏书建设的改革，出版物數量的增加使得各图书馆购买图书更为容易，同时，在新文化运动期间，图书馆得到了一部分热心公益事业的人的捐款支持，如蔡元培先后为北大图书馆和南洋公学图书馆募捐，不少爱国华侨积极响应，踊跃捐款。因而，此时图书馆的藏书数量相对有所增加。而出版物内容结构的变化以及读者的阅读需求冲击了图书馆的藏书结构，打破了以往那种以收藏儒道经典、孤本善本为主的体系，大量增加了反映时代需求的西文图书以及新兴领域书刊。
（3）管理机制的变革。近代图书馆理念的深化、藏书结构的变化以及西方先进图书馆管理方法的引入促使图书馆管理机制发生了变革。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很难满足近代图书馆书籍排架、编目的需要。而当时中国没有一部科学的分类法能够适应近代图书馆藏书体系的变化，这种情况下，沈祖荣、胡庆生以《杜威十进分类法》为直接依据，合编了《仿杜威书目十类法》，至此，中国图书馆的分类体系发生了质的变化；随着卡片式目录、分类目录、主题目录的推广与应用，图书馆的管理方式产生了变化。李大钊在担任北大图书馆馆长期间，认识到了传统闭塞的文库式服务的弊端，主张“废去文库式，采用开架式”。总体来说，这一时期的图书馆管理机制基本实现了由封闭式管理向开放式管理的转变。
2、图书馆教育的起步
新文化运动为近代图书馆的发展提够了一个有利契机，但是由于那时候中国还没有专业的图书馆教育，专业馆员非常罕见，大多数图书馆工作人员都没有专业知识，因此，造成了图书馆服务与社会需求的脱节，这种情况下，图书馆专业教育的建立已是迫在眉睫。韦棣华最早意识到了发展中国图书馆教育的重要性，她先后派出沈祖荣、胡庆生赴美国学习图书馆学。两人回国后，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1920年韦棣华等在武昌文华大学创办了图书科，其办学指导思想始终坚持中西结合的道路。文华图专尽管规模不大，但它意味着我国图书馆学正规学校教育的起步。图书馆学教育的产生为当时各图书馆提供了专业图书管理人员，促进了图书馆的专业化，为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贡献了力量。
3、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发展
为了解决近代图书馆书籍的分类、排架、管理等问题，沈祖荣与胡庆生合编了《仿杜威书目十类法》，并于1917年出版，这是中国首部仿杜威分类法用标记符号代表类目的新型分类法。以此为起点，应用图书馆学进入大发展阶段。与应用图书馆学的发展相比，此时的理论图书馆学研究相对滞后。文华图专建立之时开设的课程大多缺少专业的图书馆学教材，尤其缺少一部高质量的概论性著作。图书馆学著作存在着分量轻不成熟的问题，对现实的需要与图书馆学发展的联系缺乏理性的探討，而只是流于技术方法上的介绍与探讨。用杨昭悊的话说是“语焉不详，偏而不全”。
虽然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相对不成熟，图书馆学体系尚未建立，也没有取得令人振奋的学术成就，但是，这一过程为之后中国图书馆学理论发展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学术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它改变了以往图书馆学研究群体非职业化、非专业化的状况，孕育了一批职业图书馆学家，正是这批图书馆学家最终促成了图书馆学理论高潮的到来，对20世纪前半叶中国图书馆学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三、余论
1、新文化运动始于1915年，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杂志为标志，以五四运动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结束于1921年，以中共一大的召开为标志。本文所描述的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仅限于这一时期，所探讨的新文化运动对中国图书馆事业的意义也是基于此时图书馆事业的变化，它是以一种直接作用方式来体现的。但是，我们不能把新文化运动对图书馆事业的意义和贡献仅仅局限于此，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是一次文化革命，而新思想、新文化观念在传播的过程中必然受到旧思想、旧文化传统的强烈抵制，这就注定了它的影响和作用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所以，我们要以发展的眼光来考察新文化运动对图书馆事业的意义，要把直接意义和长远意义统一起来，这样才能真正的把握新文化运动对图书馆事业的意义和贡献。
2、新文化运动以反击封建伦理道德、传统文化观念，传播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树立新道德、文化观念为历史使命。图书馆事业隶属于文化范畴，而且那时所谓的图书馆又遗留了大量的封建思想和传统文化观念，从这一角度看，当时的图书馆可以视为新文化运动改革的对象，而1917年发起的“新图书馆运动”也可视为新文化运动在图书馆界的延伸。同时，图书馆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成为了传播新思潮、新文化理念最有效的工具，在普及民众、启迪民智方面的确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正如沈祖荣所言：“图书馆者，国民之大学也。该国民不能进入大学授课，而无不能入图书馆阅书。故国民智识之进步，与图书馆至有关系”。[7]
3、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开始了近代化的过程， 且大体经历了器物时代——制度时代——文化核心层反思时代，先是在西方文明冲击下的被动反应，后是在文明自身发展规律的要求下的主动求变。[8]与国家的近代化过程类似，我国图书馆事业的近代化也大致遵循着这一主线，自清朝末期，开始广泛建立图书馆，学习西方的管理方式和制度，但是此时的图书馆的近代化只是形式上的近代化，仅限于学习西方图书馆的经验和做法，在理念上依然以传统藏书楼思想主导，对于图书馆事业的认识还停留在只建设图书馆上。新文化运动开启了由制度向思想文化转变的近代化进程，对于图书馆事业来说，它消除了图书馆近代化道路上的文化障碍，深化了近代图书馆理念，从此为图书馆事业树立了一面精神旗帜。
4、对新文化运动时期近代图书馆理念的解读。范并思教授将西方公共图书馆理念的变迁总结为三个阶段：19世纪中叶爱德华兹的平民化图书馆理念，19世界末20世纪初杜威的“人民的大学”的理念以及20世纪中叶的“社会民主保障”的理念。[9]我国图书馆理念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大致涵盖了前两个理念，如刘国钧在出国前发表的论文《近代图书馆之性质及功用》中明确提出了“平民化”的观点，而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也主张图书馆要承担起社会教育职能，要向社会开放，与杜威的“人民的大学”理念相比，没有明确主张图书馆员要更多的介入读者教育，因此显得相对温和。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新文化运动以“民主和科学”为思想旗帜，然而这一阶段我国图书馆理念却没有涉及到“民主”。这里我们需要对“民主”进行一番解释，“民主”概念的外延非常大，而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民主”更多的体现在反封建、反专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上，属于政治范畴的概念，它并不特指社会范畴的“民主”即公民权利和自由。同时，由于当时中国的时代主题依然是救亡图存，教育民众，启迪民智显然更为迫切，这种情况下，自然很难催生图书馆民主保障理念。从根本上讲，当时中国尚处于民主进程的起步阶段，尚不具备从内部自生出现代民主理念的能力，而中国图书馆权利理念兴起传播之时，已然到了21世纪的今天。
【参考文献】
[1-2] 李希泌，张淑华编.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M].北京：中华书局，1982.
[3] 中国图书馆学会.百年文萃：空谷余音[M].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5.26-27.
[4] 叶再生.中国近现代出版通史（第2 卷）[M].华文出版社，2002.1032.
[5] 李家驹.商务印书馆与近代知识文化的传播[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147.
[6] 数字根据贺圣鼐、赖彦予《近代中国印刷术》一文中的表格《中国历年纸张输入总数之统计》统计得出， 见《装订源流和补遗》，385.
[7] 中国图书馆学会.百年文萃：空谷余音[M].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5.24-25.
[8] 张忠年.新文化运动何时结束——从近代文化的嬗变谈起[J].理论学刊，2003（5）155-157.
[9] 范并思等.20世纪西方与中国的图书馆学[M].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
【作者简介】
林 强（1986-）男，现工作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