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韬涉海小说的叙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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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王韬的海洋小说创作拥有三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因素：一为海洋因素；二为政治因素；三为海外因素。因此他的海洋小说作品，既遵循着海洋小说传统的主题模式，又有着比较鲜明的叙事特征。
关键词：王韬；海洋小说；叙事特征
中图分类号：1207.41 文献标识码：A
王韬的海洋小说创作拥有三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因素：一为海洋因素。他是江苏长洲(即苏州)城外甫里村人，这个地区属于沿海地区，故乡的海洋气息为以后他的海洋小说创作打下了先天性的基础；二为政治因素。他的生活经历非常丰富，尤其与政治关系密切，因此他的海洋小说往往带有政治寓意；三为海外因素。他游历欧洲多年，阅历丰富，故而他的海洋小说又具有以往海洋小说所罕见的海外题材营构。
王韬的海洋小说作品，主要有《淞隐漫录》里的《仙人岛》、《闵玉叔》、《海外美人》、《海底奇境》、《海外壮游》和《消夏湾》，以及《淞滨琐话》里的《因循岛》。这些作品既遵循着海洋小说传统的主题模式，又有着比较鲜明的叙事特征。
一、积极主动的“行”姿态
无论是《山海经》里的海洋和岛屿形象，还是列子“渤海五山”、东方朔“海内十洲”里的海洋和岛屿营构，都呈现一种“遥望”性姿势，可见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文学王国里的海洋世界迟迟没有“进入”，一直到了明清的《三宝太监西洋记》和《海天行》等作品里，才有标志性的“行”构建出现。其实与上述这两部作品的“行”构建相比较，王韬的海洋小说更具有“行”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仙人岛》叙写泉州秀才崔孟涂，年轻好游，一心想“探奇海外”，希冀能“有所遇”。有一天他看到了一艘航海大船，终得附舟同行。不料一出大洋，即遇风暴，船毁落水，被风浪刮到了一个住有“神仙”的海岛上。从叙事的角度来说，这是一则普通的“遇风暴漂流至海岛”叙事模式的又一翻版，没有什么创见性。可是与唐段成式《酉阳杂俎》中的《长须国》、宋秦再思《洛中纪异》中的《归皓溺水》、冯梦龙《情史》中《海王三》、《焦土妇人》和《猩猩》，以及清钮绣的《海天行》、《蜣螂城》等同一叙事模式作品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出王韬《仙人岛》传统叙事中的一些“非传统性”的改进和变化。其中最主要的是变“被动”为“主动”。在以往的“遇风暴漂流至海岛”模式中，小说中的人物都是被动的，他们身不由己，任风浪吹刮，如落叶般四处飘荡，最终到达一岛，并非是其对该岛有什么特别感情，而是一种无奈。在《仙人岛》的开头，故事似乎也沿着这样的传统模式演绎着：“……甫出大洋，即遘飓风，银涛涌地，雪浪掀天，舟经颠荡，帆樯悉摧，舟中人已无生望。越数日，漂至一岛，……舟长考诸图经，向所未载。”接着便是登岛探险的故事了。可是与这种模式不同的是，在“漂岛”与“登岛探险”之间，王韬加进了一个情节：崔盂涂和众舟子一起被风浪刮到了这个岛上，舟子见是一个“空旷无居”的荒岛，就立即要回去，可是崔秀才眼中的该岛却是层峦耸翠，翠柏长松，幽花异草，不可名状；溪流喧哗，涧上皆花，藤蔓纠结，黄白相间，其香爽脾，而泉更甘洌异常，因此他“疑为仙境”!当别人劝他回去时，他坚持要留下，不管别人怎么嗤笑他也不改决心。这样，“进岛”的形态就从被动变成了主动，这一变化反映了时人对海岛的认识又增加了一种亲和的因素。
《闵玉叔》也呈现出“进人海洋”的主动性。闵玉叔年轻时偶阅谢清高的《海录》，跃然而起，说：“海外必多奇境，愿一览其风景，以扩见闻。”《海录》为清代谢清高口述、杨炳南笔录。谢清高曾在清朝初年随西洋商船游历世界各地，成为清代最早放眼看世界的人之一，并将西方文明的信息介绍到中国，引发了许多人对海外世界的探求之心，闵玉叔当也是其中之一了。只要遇到海上归来的人，他都要“询其行程，详其风土”，心里早就存了“乘槎之想”，恰逢那年他“秋试下第”，有同试的士子邀请他去台岛一游，闵玉叔欣然而起：“乘风破浪，固素志也。”因此说，闵玉叔是中国古代海洋小说中对海洋最抱有热情和向往的形象之一。
《消夏湾》也展示出同样的风貌。南昌人嵇仲仙素有“乘槎浮海之志”，他先至日本横滨，又转乘西人邮船横穿大洋，行进途中，“飓风骤来，狂飚掀天，怒涛卷地”，嵇仲仙不躲不避，盘腿坐在船头，亲身体会着“乘长风破万里浪”的境界，其气派之雄壮，令西人也“咸壮之”!
而《海外美人》则更使“主动进入”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它叙写汀洲人陆梅舫的海外游“奇遇”。陆梅舫出生在“海商”之家，家里“有海舶十余艘，岁往来东南洋，获利无数”。可是出于对海上航行安全的考虑，他的父母却一直阻止他随船游洋。然而每逢海员们出海回来，说起海外奇闻怪事，都让陆梅舫心往神驰，他像闵玉叔一样，对海洋有着强烈的主动探求的愿望。有意思的是他的妻子，居然也对海洋非常神往，“于是夫妇时谈出洋之乐，跃然期一试”。“闯海女人”的出现，在中国古代海洋小说叙事中还是第一次，非常值得关注。
正因为对海洋有着共同的情感，陆梅舫和他的妻子在组成夫妇关系的同时，又成了一对战友。几年之后，由于父母相继去世，陆梅舫夫妇的闯海梦想开始转化成实际的行动。他将众水手召集起来，当面考察谁“长于风云沙线”，谁又对“经纬舆图”最为熟悉。一面选人，一面选舶，他要选一艘最好的船，“坚捷便利，冲涉波涛”。有人建议说不如购买西船，他却认为自己为航海世家，完全仰仗洋船?坚持按照自己的要求，造了一条大船：“船身长二十八丈，按二十八宿之方位；船底亦用轮轴，依二十四气而运行；船之首尾设有日月五星二气筒，上下皆用空气阻力，而无藉煤火。驾舟者悉穿八卦道衣。船中俱燃电灯，照耀逾于白昼。人谓自刳木之制兴，所造之舟，未有如此之奇幻者也。”到了出洋那天，还举行了隆重的仪式。陆梅舫“设宴高会，珍错罗列，酒酣，击铁如意而歌日：‘天风琅琅兮，海水茫茫。招屏翳而驱丰隆兮，纵一苇之所杭。我将西穷欧土兮，东极扶桑。瞻月升而观日出兮，乘风直造乎帝乡。’歌声激越，如出金石。女亦拔剑起舞，盘旋久之……”。这样的仪式充分表达了对海洋的虔诚，已经带有某种程度的宗教意味了。
二、“海外空间”的开拓性叙事
由于王韬拥有非常丰富的海外阅历，所以在他的海洋小说创作中，有多篇涉及到异国异海题材。我们知道，在《三宝太监西洋记》中，异海异国已经进入了中国古代海洋小说的叙事视野之中，但是《三宝太监夕阳记》里的异海异国话语，大多为想象性、抽象性内容，又与神魔、佛道纠缠在一起，因此“异味”其实并不怎样突显，而相比较而言，王韬对这类题材的书写则具体得多，也有异国风情多了，因此可以说，王韬开拓了中国古代海洋小说的新领域。
《海外美人》的故事空间主要在日本海一带，《海底奇境》将海洋空间拓展至“欧洲十数国”，一直到边远的“瑞国”，而《海外壮游》则到了英国属地“伊梨”，可见王韬的视野十分广阔。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全球观念下的文化视野。党月异在《全球观念下的文化
视野——论王韬的文言小说》(广西社会科学2004／02)中指出：“他对西方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制度以及民情风俗的考察是广泛而深入的。可以说欧洲之行对王韬的影响是巨大的，它使王韬亲眼目睹了世界格局的真实面貌。王韬注意到西方文化在某些方面已经超越中国文化，他头脑中残余的文化优越感以及在此之前的中国中心主义天下观在现实对照下急速崩解，一个全新的世界观被建立起来。王韬的世界观念突出一种世界整体化的特点，即全球化的思想，他认为今之天下，乃地球合一之天下，六合为一国，四海为一家。他认为中国已进入一个崭新的、合一的时代，他相信这种全球化境遇对中国而言是一种创造性的变局，这将给予中国人以新的发展境遇。王韬的全球化思想包含着一种强烈的开放意识。”如《海外美人》的主要故事自陆梅舫夫妇出洋后展开。既人大洋，飓风忽发，船颠簸不已，陆梅舫命任其所之，结果经六昼夜漂流后，来到了一岛，岛人穿的是“倭国”衣冠，喝的茶杯非常小，而且进茶的女孩是“跪进”的，显然这是日本了。这个故事情节应该于王韬1878年末、1879年初的访日经历有关。他在日本旅居4个月，开启了近代中日两国文化界友好交往的篇章。小说描述了“倭国”的屋宇、风情、人物，多赞美之语。而《海外壮游》向中国读者展示了丰富多彩的异国文化和风俗。它叙写浙人钱思衍乘坐道仙的“手帕飞行器”飞到了英国属地“伊梨”，当地正在进行海上实靶军事演习，这种演习对清末的中国读者来说，自有一种振耳发聩的意义。第二天，钱思衍苏格兰旧都“埃丁濮喇”，观看了数百人一起参与的一种舞蹈，小说详细描述了舞场布置、舞人打扮和舞蹈内容，异国风情扑面而来，而作者的赞美之情也跃然纸上。 但不可否认，王韬的“海外题材叙事”也有许多糟粕，尤其是其中的“中西婚姻观”，几篇作品无一例外地设置了中国男人娶或得到西方女人的情节。在《海外美人》中，陆梅舫因为丧偶，经人介绍，认识了两个西方女人，准备娶以为妻。可是介绍人又告诉他，她们并非天生如此美丽，而是经过人工改造的。改造的方法是：先制人皮一具，薄如纸绢，然后将它覆盖在人身上，就变成绝色美人了。“幸运”的是，陆梅舫娶到的两个西女却是货真价实的。这样的情节建构反映了作者对西方的一种不正常的心理，通过娶西女(并且还是一娶两个)而满足了东方男人某种潜伏的欲望，又由于这种娶聘实际上很可能是一种白日梦，所以又故意说西女之美是人工的，其实很丑，“潜伏的欲望”转化成一种“酸葡萄”情结，也许从中我们可以窥测到王韬的旅欧生涯也许充满了辛酸痛楚。《海底奇境》已经海洋空间进一步拓展至“欧洲十数国”，一直到边远的“瑞国”，故事主人公聂瑞图，以风流倜傥、携带英、法、俄、日四国语言翻译的显赫派头而使欧人“无不倒履出迓”，可是赢得了瑞国美女兰娜的芳心，并使兰娜主动投怀送抱的情节设置，仍然继续或者说是膨胀着《海外美人》的“白日梦”幻想。而《海外壮游》叙写浙人钱思衍乘坐道仙的“手帕飞行器”飞到了英国属地“伊梨”，在一番海上实靶军事演习和“埃丁濮喇”舞蹈后，小说后半部分又落庸俗：又有美貌西女主动邀请至家，又是在美人堆里风流快乐。因此可以说王韬的“海外”小说始终脱不了中国男子“征服”西女的情节套路。
三、海洋里的政治“隐性”和“显性”
王韬有着比较浓郁的政治兴趣，除去太平天国上书事，在晚年留居香港期间，他利用手中的《循环日报》，大力鼓吹变法自新，同时与洋务派官员保持着密切关系。他死后第二年，即爆发戊戌变法，时人都认为他的宣传鼓动之功不可埋没。
正因为有这样的背景，在王韬的海洋小说里，也有许多政治性人物出现，只不过这些人物大多是“隐性”的。主要有：
(1)“遗民”。《海外美人》有“明季有三贵官乞兵至此，久留不能去”这样的内容。我们知道向日本借兵最主要的几次都出现在明末清初，主要是那些抗清义士、义军因力量不足，转而向日本借兵，以图完成抗清大计。但由于种种原因，都没有完成。有一些借兵的使者，就这样在日本留了下来，成为“遗民”。而王韬本人因为政治原因，远离故土，四处漂泊，情感上与这些“遗民”心心相印，所以不忘记上一笔。
(2)“政治避难者”。《闵玉叔》里的闵玉叔被移动的荒岛送至另一个岛上，这个岛却是住有人的。“须臾，一妪扶杖而出，鸡皮鹤发，若六十许岁人，口操中原南方音”，自述“南宋之末，天下大乱，由杭州避居温郡，继渡海而南，从闽抵粤。崖州之难，知事不可为，全家人海，任舶所之，匝月始得泊此。”我们已经指出过，考察王韬的文学创作，要注意他的政治因素，他是一个对政治抱有很大热情的人。宋元交替之际，“义士”们多有逃往海外者，多不知所终，《闵玉叔》却记载了其中的一个老妪，描述了她对故土的怀念和生活的艰难。同样考虑到王韬自己的政治难民身份和避难生涯，这里老妪形象的出现当然也不是随意的了。
(3)“政治隐士”。《消夏湾》里的嵇仲仙被飓风卷入海中，被浪涛送到了一个岛上。这个岛远离中土，可岛上却住有一个林姓“隐士”，浙江人，原来竟然还是南宋文天祥义师里的一员，为文天祥幕下参谋，兵败被执，以计逃脱，辗转来到了海南崖州，可惜崖山最后一战，义军彻底失败，他坐的战船倾覆，漂流一昼夜，来到这个岛上，隐居起来。虽然这个隐士遭遇，在整个故事中只是一个插曲性片段，但考虑到《海外美人》、《闵玉叔》里类似的人物和情节，我们就不认为它是无意插曲了。将它们联系在一起，可以看出王韬海洋小说中的政治“隐性”。
但是这种政治“隐性”并不是王韬海洋政治性叙事的全部，它还有“显性”的一面，《因循岛》便反映了这一点。《因循岛》营构了一个“衣冠狼”横行的世界。这些“衣冠狼”盘踞衙门，大者为省吏，次者为郡宰，专爱食人脂膏，“本处数十乡，每日输三十人人署，以利锥刺足，供其呼吸，膏尽释回”。虽然这个故事与《聊斋志异》中的《梦狼》有承传关系，但也有重大突破，因为在《梦狼》里，“狼”指的是贪官污吏，而在《因循岛》中，王韬用“狼”来隐喻入侵的列强。
(责任编辑 李汉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