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千年的齐鲁，七百年的山东，十七年的新旧动能转换,潮起山东
时间：2020-04-18 07:56:21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2017年4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视察山东时指出，“现在中国经济出现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走势分化的情况从‘东西差距’变成了以黄河为界的‘南北差距’。”李克强说，“山东刚好是黄河穿流而过的省份。你们把新旧动能转换这篇文章做好，对整个中国经济格局都会起到关键作用。”
李克强的此番论断，点出了山东之于中国的战略定位。对于中国而言，山东地处南北交接地带，同时又是东部沿海省份，但在经济结构与人文风貌上，是一个典型的具有“北方”属性的省份。
在改革开放40年乃至更长的二三百年间，经济语境中的“北方”不是一个好词，往往与贫穷、僵化、落后等负面词汇相关。
但同时，这又是一个经济总量排名全国第三的省份。工业门类齐全，矿产资源丰富，人文底蕴深厚，是名副其实的经济大省。这样一个省份，要进行规模空前的新旧动能转换，某种意义上意味着改革进入了深水区。实际上，在官方多年的表述中，山东始终以经济大省自称，一直试图向经济强省的目标迈进，这种从“大”到“强”的愿景贯穿山东40年改革开放史。
而残酷的现实是，山东距离“强”省的目标似乎越来越远。省委书记刘家义在山东省全面展开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动员大会上从三个维度上概括了山东与先进省份的差距：经济总量和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与粤苏两省差距越来越大；受相邻区域发展的挤压越来越重；在一带一路的开放格局中，山东的沿海区位比较优势正在迅速下降。
总而言之，我们可以这样判断，在中国新的一轮改革大潮中，山东迷失了方向。幸运的是，山东迅速觉醒，启动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建设，在周围“群狼环伺”的环境中，寻找到了山东之于中国的战略定位：承接南北转型发展的高地，建成全国重要的新经济发展聚集地和东北亚地区极具活力的增长极。
一项改革必然对应着若干病灶，其病灶的形成又必然与该区域在一个庞大体系中的定位相关。山东的优势与病灶是如何形成的？从大约三千多年前的分封齐鲁，到七百多年前的山东行中书省，到近代一百多年的开眼看世界，再到如今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山东何以为山东？其经济格局的形成有何种历史脉络？
齐鲁分野和鱼盐时代
华夏诞生之初，正统王朝始终面临着“夷狄蛮戎”的威胁，在这个初生的中国体系中，山东属于东夷地区。
在中原王朝的四方征服中，夷是最早被同化的地区。同化、征服东夷的历史，自商王朝便已开始。相关史料分析，武王伐纣之所以能成功，一个原因是当时的商王朝将重兵调往东夷前线。
周人由于牧野一战而突然“光有天下”，定都镐京，相对于殷商的统治中心而言，位置大大偏西，不利于管辖殷商的旧有地盘。殷商遗民的“三监”之乱让周王朝启动了东征计划。
东征胜利后，如何统治广大的东方地区对周王朝而言，仍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由此，摄政的周公推行了“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分封制。分封的重点区域是“大东”“小东”地区，“小东”大体为今日的河南，“大东”的大略范围便是今日的山东。
在“大东”地区，封周公子伯禽于商奄故地，称鲁，封太公吕尚于薄姑故地，称齐。齐、鲁在山东立国自此始。
在周朝初年，鲁国的政治地位要高于齐国。其在诸侯国的位次排列上居于首位，《国语》明确记载“鲁之班长”，说明鲁的地位非同一般，齐国不能与之相比。此外，鲁国还享有两项特权，一是郊祭文王，一是祭祀周公得用天子礼乐。这两项特权，就不是异姓的齐国敢奢望的。再者，从地缘上看，鲁国的地理环境也比齐国优越。鲁都曲阜自少昊时便是古帝王的活动中心，大部分地区地势平坦，土地肥沃，而齐国则“地渴卤，人民寡”，“偏处一方，所在并非通衢形胜之地”。
两国领导人对于属地治理的理念也截然相反。《汉书》记载：“昔太公始封，周公问：何以治齐？太公曰：举贤而上功。周公始封，太公问，何以治鲁？周公曰：尊尊而亲亲。”很显然，齐国的政策更有利于一个国家的发展，鲁国的政策则更利于礼法道统的存续。齐国更变通，鲁国更传统，两国的初始政策造成了山东齐文化与鲁文化的分野，也奠定了今日胶东与鲁西的风貌迥异。
《史记》记载，齐国一开始就确定了“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的农工商并举的经济政策。管仲在其改革时，进一步发展工商贸易，通货积财，富国强兵。
管仲是世界上最早主张“招商引资”的政治家。齐桓公曾问其治国之策，他说：“请以令为诸侯之商贾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刍菽，五乘者有伍养。”意思是，请求齐桓公下令为各诸侯国的商人们建筑住所。对于带着一辆马车来齐国经商的商人，除了提供住所，还免费供给食物；带三辆马车的除了提供住所、食物，还免费提供马的饲料；带五辆马车的另外还提供仆人为之服务。
不仅要让商人们纷至沓来，还要让他们在齐国安居乐业。管仲又推出优惠措施：“弛关市之征，五十而取一。”即减少各种税费的征收，只征收商人们营业额的2%，这几乎是免税的，因此吸引别的诸侯国的富商们将大量财富带到了齐国经商。管仲的招商引资政策取得了丰硕成果，使齐国在短时间内便一跃成为当时最富强的国家。开放精神，这是齐文化的精髓之一。
齐国制造业之发达，我国第一部有关制造科技的著作《考工记》可以为证，该书主要记载的就是齐国手工业作坊的生产情况。
管仲富国策之二正是齐国制造业赖以兴旺发达的“专业分工”制度。《管子·小匡》中管仲與齐桓公关于“四民分业”的一段问答开创了我国思想史上社会分工理论的先河，也奠定了齐国争霸春秋的国力基础，为中国封建社会一直沿用。管仲将齐国人民划分为士、农、工、商四类，明确规定，四者分类集中居住，世代承袭自己的本职且不能自由迁徙。
分工可以提高效率，世袭可以积累经验。人民一经分工，则士农工商分别“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
这就是说，同行业的人聚集在一起，彼此易于交流生产经验，提高技术水平。以齐国的丝绸为例，我国最早出现的丝织中心，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的临淄。当时，齐国生产的“冰纨、绮绣、纯丽”等高档丝织品，不仅国内供给充分，还大量畅销到周边各国，乃至“天下之人冠带衣履皆仰齐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