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理论研究者的社会责任及其实现条件

【摘要】针对当前理论研究者社会责任缺失的现状，论文通过文献研究与思辨研究阐明了教育理论研究者所应履行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道德等社会责任的内容，提出了其实现社会责任需要具备四方面的条件：理论创新与学术自律的个体条件、学术自由与学术民主的社会环境条件、学术共同体与学派形成的群体条件以及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实践条件。

【关键词】理论研究者；社会责任；实现条件；高等教育；社会科学

【中图分类号】G40-057 【文献标识码】A 【论文编号】1009—8097（2011）07—0029—05

近年来，关于理论研究尤其是教育理论研究的社会责任问题日益成为当前理论界共同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2010年10月，在厦门大学召开了以“高等教育研究的社会责任”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400余位与会者分别从不同的视角和层面探讨了理论研究尤其是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社会责任问题。本文意欲明确并强调，理论研究者的社会责任及其实现条件是一个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一 理论研究者的社会责任

所谓“理论研究者”，就是以理论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人；进一步说，理论研究者就是以理论的学习、继承、发展、创新与应用为主要任务的专业群体。相应地，教育理论研究者也就是以教育理论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人；进一步说，教育理论研究者就是以教育理论的学习、继承、发展、创新与应用为主要任务的专业群体。他不仅是社会的一个成员，同时又是一个特殊社会阶层的成员。他既是一个个体概念，又是一个集合概念。

所谓责任，顾名思义，“责”是指职责，“任”是指任务。因此，理论研究者的社会责任就是指其所应担负和履行的职责、任务和使命。著名思想家德里达对“学者”即“Profession”，曾有一段耐人寻味的解读：“‘Profession’这个词，一方面属于‘职业’和‘志向’、‘知识’的范畴，不过在法文，在拉丁文中，……它还表示‘信仰义务’，‘义务’和‘责任’，‘诺言’，‘誓言’”。[1]我们认为，理论研究者应该担负其特有的政治责任、经济责任、文化责任、教育责任与道德责任等。这是因为，社会科学理论研究者不同于自然科学理论研究者的本质特征就是，前者研究的是社会领域中的特定问题。无论是从事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还是教育学、伦理学以及文学艺术等学科的理论研究者，其必然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道德等发生必然的联系，根据“内外部关系规律”，外部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必然对将其作为研究对象的理论研究者提出特定的要求，理论研究者有责任、有义务以自己特定学科领域的理论研究为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服务，以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人民大众的福祉为最终归宿。正如马克思所言:“科学完全不是自私自利地享乐，有幸能够致力于科学研究的人，首先应该拿自己的学识为人类服务”。 费希特指出，“学者阶层的真正使命：高度注视人类一般的实际进程，并经常促进这种发展进程。……人类的整个发展直接取决于科学的发展。谁阻碍科学的发展，谁就阻碍了人类的发展。”[2]著名科学家杨振宁也说过，学术研究“基本的最终的价值判断就不会取决于为了科学而科学，而是取决于科学是否对人类有益。”[3]因此，理论研究者的使命与责任就在于用科学知识为社会服务，关心人类的进步事业，使人类不要停顿和倒退。对人类的责任、对社会发展的责任是一个理论研究者的本然责任。

就政治责任而言，齐格蒙•鲍曼指出，“国家政治的统一，需要文化改造运动相伴随，需要文化价值之普遍性这一假设，后者是政治统一在思想层面上的反映，同时也是在思想层面上赋予政治统一以合法性”[4]；“管理一个文明、有序和幸福社会的职责，当然属于经过科学训练的专家”[5]；“理性思想及其传播应该服务于有序社会的建立及巩固”[6]。因此，理论研究者理应作为社会的分析家、审判者、批判者，靠自己的知识、理论成为权力性的力量来为特定时期的政治服务，也就是要求理论研究者以其特有的专业研究来参政、议政，推动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与进步。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向来就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己任，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与时俱进”、“穷善达济”、“先忧后乐”、“止于至善”为最高的理想人格追求，“弘毅”、“济世”、“卫道”、“忧民”的政治责任，是其存世的灵魂与本然的内在价值追求。然而，今天的理论研究者作为一个独特专业群体，即使有也极少大规模地介入政治，因为朝向“技术专家”角色的发展态势强化了他们非政治的视野，减少了他们的政治参与，并且由于“政治冷漠感”的形成，削弱了他们把握政治问题的能力。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常常感叹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教育学家不如新闻记者更具有政治敏感性和学术视野的一个重要原因。

经济责任，也是理论研究者义不容辞的，但不同学科领域的理论研究的经济责任是不同的。比如2007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的爆发，经济学家的经济责任更重要的是研究危机的产生原因与经济调控的应对策略，以降低金融危机对全球尤其是本国经济的冲击强度，促进本国经济从危机中尽快走出来。而教育领域研究者的责任就不是直接介入经济领域的研究中，而是从教育的视角，从人才培养的视角来研究危机的应对方略。2007年开始爆发的世界金融危机，直到2008年下半年我国的高等教育界才开始关注，而且关注的也只是报刊上已经炒得过热的就业问题，而对金融危机可能对高等教育结构影响的关注不够，对金融危机对大学专业、课程、教学、师资与人文教育的影响的关注就更少。在这方面开风气之先的是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金融危机一爆发，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潘懋元先生就以敏锐的政治眼光和超前的学术责任意识，认识到金融危机对世界高等教育尤其是中国高等教育的冲击、发展机遇以及中国高等教育所应采取的应对方略，组织本院的教师、博士生进行研究，最早在国内提出了一系列的预警性的理论研究文章。对此，潘懋元先生深刻指出，理论研究者要抓住改革发展中的前沿问题，要有前沿意识和前瞻预见，对改革的重大问题要下功夫抓住，而不是一味赶热点、唱赞歌。他针对目前整个高教界对前沿性的理论与前瞻性的问题的敏感度非常低的情形告诫说：“要具有这样的眼光，对前沿性理论、前瞻性问题的研究有意识地组织和引导—有的可以及时组织笔谈，有的则要提出建议，引导长期研究。”[7]潘先生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以九十岁学术老人的自强不息、与时俱进、实践创新、止于至善的精神风范，模范地履行了一个高等教育理论研究者的学术责任与社会责任。

无须赘言，文化责任、道德责任、教育责任，更是理论研究者所义不容辞的。理论研究者为着并依靠着理论思想而生活，他们的理论思想不能被局限于特定功能或利益；他们应该凭借着理性和普遍道德法则的名义，向其他所有人（包括文化精英中不同于他们的那部分人）讲话，他们理应保持着这种能力和权利。每一个理论工作者，不管从事何种专业或职业，从属于何种功能性专业团体，都应该把自己提升至另一个更具普遍性的社会责任的层次。这是因为，一个人接受了“理论研究者”、“学者”、“思想者”、“知识分子”的称号，也就同时接受了该团体其他成员共同承认并承担的责任，这种接受在本质上是一种承诺。[8]其作用被视作一种“积极有效的乌托邦”理想，是一个仍然期待着兑现的承诺，是美好社会蓝图的基准，是特定状况下的产物，是一种“权衡、批判和匡正梦想和实践的准绳”。

第三次帕格沃什会议上通过的《维也纳宣言》提到:“科学家们由于具有专门的知识，因而相当早地知道了科学发现所带来的危险和约束，从而他们对我们这个时代最迫切的问题也具有一种特殊的能力和一种责任。”[9]总而言之，理论研究者通过自己的学术研究来履行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道德、教育等责任是其本然的职业要求和志业所在。

二 理论研究者社会责任的实现条件

理论研究者以自己的学术责任来更好地履行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等责任，必须具备一定的主客观条件。个体的主观能动性与客观的社会学术环境相契合、统一，才能充分实现一个理论研究者的社会责任。

1 个体条件

（1）理论研究与理论创新

具备一定的理论知识、理论研究与理论创新能力，是理论研究者的基本素质要求。只有具备了理论研究的基本素养，然后才能说有资格进行理论研究。为此，他就必须是一个善于学习、善于研究、善于创新的持续学习者、思考者、探索者、研究者。理论研究者的使命主要是为社会服务，所以他比任何一个阶层都更能真正通过社会而存在。因而，理论研究者特别担负着这样一个职责：优先地、充分地发展他本身的社会才能、敏感性、以及传授技能、实践创新技能。他应当不断地学习人类理论的最先进文明成果，不断研究新事物，从而保持这种敏感性，并且防止学术闭塞的倾向发生。理论学习、研究、合作、创新、实践、再研究、再创新、再实践是一个理论研究者无限往复、提升的过程。理论研究者应自觉不断地加强自身的理论学习，以提升自身的理论研究与理论创新相统一的能力。

我们说，选择做一名学者、一名思想者、一名理论研究者，既是选择了一种职业，同时也是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接受了这种生活方式，“人们就得无止境地探索未知世界，就得让理智摆脱一切羁绊，自由地发展，就得有一种开放的胸襟，就得怀疑所有的事物，就得不计条件地捍卫真理 ”[10]，就得敢于过一种敢于挑战、敢于冒险的生活；同时，在努力治学臻于完美的历程中塑造自我，陶冶出学术工作必需的多种素质为核心的品格。 一名理论研究者应该具备理论的想像力—“每一个自觉的思想家都必须始终了解，从而能够控制他所研究东西的抽象层次。轻松而有条不紊地在不同抽象层次间穿梭的能力，是一位富有想像力和系统性的思想家的显著标志。”[11]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学术研究中有一种忽视、轻视、甚或蔑视理论研究，尤其是基础理论研究的倾向。为此，有不少学者积极呼吁、大力倡导理论研究者在“落实科学发展观，关注重大主流问题”时，不但要关注中国社会改革实践中的重大问题，也更应该关注社会科学理论中的基本理论研究。没有理论的科学创新便没有实践的科学发展。正如经济学大师凯恩斯（J.M.Keynes）所言，理论思想“不管在它们正确的时候还是在它们错误的时候都比通常所理解的要强大得多。事实上，这个世界被一些微不足道的东西统治着。那些听信谣言的执掌政权的疯子将他们的狂暴建立在多年前的一些三流学者的学说之上。”[12]由此可见，理论研究与创新对于社会的改革实践，尤其是对于行政与管理的实践具有多么重要的作用。

当然，理论研究者不是要赶潮流、做“风向标”，不能社会流行什么就研究什么。理论研究的“最大危险是沦为舆论的奴仆，……理性解放的荒谬结果是让人更多地跟着舆论走，是对独立精神的削弱。”[13]学术研究是孤独者的探索，追求它的人切不可盯着听众或观众，一味地迎合世俗的欲望。理论研究者要避免与希望它更实用、更现实、更随俗的要求妥协，不能因为社会想让学者、理论研究者在社会上扮演积极的或“正面的”参与角色，就使得理论研究者淹没在了社会“问题”的潮流之中。虽然关注于健康、性、种族和战争问题的学术人员能够名利双收，但这样学术界会成为了社会的概念仓库，常常起着有害的作用，“圈内人”的欲望和动机不能日益变得跟“圈外人”一模一样。[14]另外，理论研究者要克服浮躁、甘心孤寂，以学术为志业（Beruf）、以学术为生命。曾国藩曾指出，“读书乃寒士本业，切不可有官家风味”，因而要敬畏学术，抛弃“学而优则仕”的官本位思想，十年磨一剑，具有一种“你来之前数千年悠悠岁月已逝，未来数千年在静默中等待”的继绝学、开未来的胸怀。只有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板凳敢做与甘做十年冷”，才会有学术理论上的大创新、大建树。

当前，年轻的理论研究者中，很少有人沉浸于学术痴迷的状态，很少有人对重大问题产生热切的好奇。年轻人将学术研究作为职业，过早地进行了过细的专门分工，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漠不关心，对当代社会科学的理论“道听途说”、生搬硬套，对人民大众的生活境况 “不闻不问”，满足于教科书的理论教条，满足于流行观点的追释，满足于网络文献资料的搬运堆积，满足于统计数据的简单分析，满足于单一的任务、单一的视角、单一的语汇和单一的一套方法，调查研究不深入现场、不深入问题的境遇，最终得出的所谓“理论研究”也只能是蜻蜓点水式、浮光掠影式或海市蜃楼的虚幻研究。

（2）学术责任与学术自律

唐纳德•肯尼迪指出，“与社会责任互为补充和对应的是学术责任，但后者却鲜为人用。在我们这样的民主社会里，这两者被视为是一个硬币的两面。”[15]自由和责任，权利和义务，它们是对应相成的关系，理论研究者在需要学术自由与学术民主的权利的同时，也需要履行相应的学术责任的义务。

当前，“研究几乎已经变成了学术责任的核心”[16]，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混乱，“既是道德上的，也是科学上的，既是政治性的，也是学术性的。”[17] 从学术道德而言，学术责任首先是学术诚信的责任。学术研究事业要建立在诚实的基础上，每一位新的研究者都要知道他的或她的工作是建立在前人研究的坚实基础上的，应力戒学术不端行为（署名和学术声誉的分配即独创权和优先权问题、非法盗用他人观点或表述现象、故意篡改数据或实验结果等种种现象）和学术腐败行为的发生。学术失范始终是一个“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令人痛恨而又令人头疼的问题，它严重损害了学术研究的信誉。但就像贪污腐败一样，每个人大都憎恨别人贪污腐败，而每当自己有这样的机会时却又不自觉地陷入腐败其中。其原因就是在现实中，研究的竞争性、学术声誉的重要性、职称晋升、职位升迁的困难性等等外在性因素，都可能不时地逼迫学术研究人员不正当学术行为的出现。因此，这就要求理论研究者具有学术自律的责任。

另外，学术责任还体现为对学术的忠诚的责任。“从根本上说，公众对学术的信任依赖于学者对学术的令人信服的追求。”[18]学者、研究者比其他职业人士有一种更微妙的冲突，那就是源于对自己的理论思想与对政治、组织立场忠诚的一种冲突。这种冲突只能靠研究者、学者自己解决，他们的责任就是对自己的行为提出挑战。这也就是学者往往并不忠诚于一个大学组织，而更倾向于忠诚于自己所属的一门学科的原因所在。

总之，理论研究者应加强自己的学术责任，以自己的学术自律、学术忠诚来履行一个学术研究者的神圣使命和天职。

2 社会环境条件——学术自由与学术民主

学术自由是学术研究的生命真谛。蔡元培说过，“研究学问旨在探求学理，必须形成民主的、自由的学术氛围，绝无一家独尊的余地”；“大学教员所发表之思想，不但不受任何政党或宗教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学者之牵掣”。因此，理论研究者要想进行理论研究就必须在一个有充分学术自由与学术民主的环境中进行。社会迫切需要“一种人能在不受控制、不受威胁的情况下对社会的所有方面进行调查和评论。”（布鲁斯特等，1971）美国首席大法官沃伦指出：“对我们的学院和大学的理智领袖横加任何束缚都会葬送我们国家的未来。……在社会科学方面更是如此。”[19]为了保证理论的准确和正确，学者的活动必须服从真理的标准，而不受任何外界压力。正是学术界维护这样的权利，“即异端思想和非常规的行为应该受到特别的保护。事实上，……这种自由进一步地延伸，就是允许具有非同寻常创造性的人享有非同寻常创造性的生活。的确，学术自由意味着松散的结构和最低程度的干涉。”[20]大学之所以称为“象牙塔”的原因就是为了提供学术自由实验与探索的宝贵空间和安全保障。理论研究者的王国是永恒和沉思，大学和研究组织就必须为不受保护且胆怯的理性提供帮助，让探索和理性开放精神自行其是。它应旨在鼓励人们对理性本身的非工具运用，它提供一种氛围、一种特殊的环境，它应是滋养着探索、怀疑、研究的伟大行为、伟大人物和伟大思想的学术温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