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跨越”思想与中国革命和改革开放

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各个民族和国家应根据自身所处的历史环境而选择自己独特发展道路的唯物史观，提出了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直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跨越”思想。这一思想经由列宁的发展和十月革命的实践，对中国革命和改革开放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革命正是“跨越”思想在落后国家建立社会主义的具体运用，改革开放则是对跨越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回答。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跨越思想；中国革命；改革开放

中图分类号：A 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030(2008)04－0012－05

一、马克思恩格斯与列宁的“跨越”思想

19世纪中后期，关于俄国革命走什么样的道路问题，在俄国引起了广泛争论。主要有两种基本观点：一种以自称为“马克思的学生”的米海洛夫斯基为代表，他们固守马克思关于西欧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一般理论，在《祖国纪事》杂志上撰文指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然后才能实现共产主义。另一种观点以赫尔岑、拉夫罗夫、特卡乔夫为代表，他们认为俄国的社会基础是农村公社，而农村公社的最基本特征是土地公有制，这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因素。由此他们认为俄国完全不必重复西方的道路，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即不必走资本主义使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的道路，在土地公有制的基础上，通过改变村社土地二重性的生产方式，使个体耕作向集体耕作过渡、小土地经济向合作经济过渡，从而使公社土地所有制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

表面来看，米海洛夫斯基的观点确乎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原初想法。因为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理论，社会主义制度的确应当在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才能建立，即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之上。但是，这只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西欧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一般理论，米海洛夫斯基错误在于将之教条化、绝对化，认为这是一条放至四海而皆准的唯一道路。

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一直重视研究和思考历史环境与社会发展规律之间的关系问题，并通过深入系统地分析研究东方社会特别是俄国社会的现状与发展，不断形成了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各国应该结合本国的实际和所处的历史环境，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的思想。1877年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表达了两点：第一，提出“如果俄国革命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第二，批评米海洛夫斯基把西欧资本主义的起源当作一般的历史哲学理论随意应用。马克思说：“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既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因为“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样，马克思恩格斯便肯定了东方社会可以根据自身所处的历史环境，选择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的思想。

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他认为，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资本主义已从自由竞争阶段发展到垄断阶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日益激化，经济危机频繁发生。与此同时，垄断向海外的扩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资本主义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构成了完整的体系，各落后国家作为受各资本主义宗主国侵占和瓜分的殖民地，都被罗织到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中。资本主义宗主国不仅从海外攫取巨额利润，而且还把国内矛盾转嫁到殖民地国家，使得资本主义体系的矛盾中心并不再像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自由竞争时代那样，一定处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本国之内，而可能转移到资本主义宗主国之外的其他国家。这就更加剧了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性，必然导致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出现薄弱环节。基于上述对时代的深刻分析，列宁指出：“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列宁领导俄国人民成功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十月革命胜利后，在谈到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时，列宁又根据形势的变化和发展，进一步设想：“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至此，列宁明确提出了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思想。

马克思主义的“跨越”思想虽然并未给落后国家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提供现成图式，但却极具方法论启示，即：社会历史的发展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结合，任何社会的发展道路都取决于其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因而必须持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一切从实际出发，立足国情与现实，认识不同社会的本质及其所处的历史环境，探寻其独特的发展道路。

二、“跨越”思想与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成功实践

“跨越”思想对中国革命产生了重大影响。近代以来，中国人尝试了多种路径以求挽国家民族危亡，但均未能如愿。十月革命的胜利给在黑暗中摸索的中国带来巨大震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认真研究时代与国情，把马列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先进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然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两步走”思想，为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跨越”打开了通道。

1　对中国革命所处时代的正确把握明确了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由自由竞争阶段发展到垄断阶段。资本主义垄断的产生和发展划分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新时代、新阶段，俄国十月革命则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走向，世界进入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据此，中国革命必须顺应变化了的时代特点和历史走向，不能还停留在反封建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而应寻求新的革命道路，这就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2　对中国国情的透辟认识明确了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方向。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因欧美各帝国主义国家忙于互相厮杀无暇顾及中国，且欧战各国需从中国进口原材料和农产品等，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进入“黄金时期”，生产力水平得到一定的提高，这为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提供了经济条

件。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及欧战结束后的外资企业的增加，中国工人阶级队伍也随之壮大。五四运动后期，中国工人阶级更是以独立的姿态登上了政治舞台，成为革命运动的主力军，为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准备了阶级基础；而新文化运动的开展，民主主义思想的深入，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五四运动的爆发与发展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深入传播，则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准备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3　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状况的深入分析明确了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和同盟军。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从诞生时起就处在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经济控制之下，对帝国主义在经济上依赖，在政治上幻想其会帮助中国建立资本主义社会，并且与国内的封建势力也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使得他们身上具有革命和妥协的两重性，已经无力领导中国的民主革命。如此，民主革命的重任势必要由更为先进的阶级来担任和完成。这样，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必然要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所取代。而中国的农民阶级人数最多，受压迫最久，他们身上所蕴藏的革命性无疑使他们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可靠的同盟军。

综上所述，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认真分析和把握20世纪上半叶中国所处的时代环境、国情现实以及各阶级的状况，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并取得了成功。中国人民根据本国特定的历史环境、选择独特发展道路的成功实践，正是马克思主义“跨越”思想在落后国家建立社会主义的具体运用，也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创新。

三、“跨越”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

“跨越”产生的历史课题，是在经济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质言之，即如何解决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与先进的社会制度之间的矛盾。这个课题，是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遇到的，是列宁没有来得及完整回答的。在各社会主义国家经历了许多艰难曲折后，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对此作出了正确回答。

其实马克思早有提醒。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就提出了“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和“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区分，强调“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这里，马克思首次提出了过渡思想。不仅如此，马克思还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各种生产力的发展，更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更有利于一个高级新社会形态所需的各种要素的创造。”马克思的这些观点对于实现“跨越”式革命的东方国家而言，意义非凡。它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给予我们启示：第一，社会主义革命即便是在西方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也需要一个过渡时期来向共产主义转变；第二，共产主义一定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基础之上，因此社会主义作为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主要任务就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的进步，从而逐步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第三，在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应当积极吸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一切有益的成果。

恩格斯对此也有预见。在论及俄国的社会问题时，恩格斯清醒地认识到俄国的农村公社与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两个完全不同性质的社会历史阶段，认为发生在商品生产和私人交换出现以前的一切社会形式的民族公社都处于低级的社会发展阶段，而这样的社会阶段不可能产生高度发达了的资本主义社会才能产生的问题和矛盾，更没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和矛盾。因此，虽然农村公社一定程度的生产资料公有是其与社会主义共有的特性，但它毕竟是低级的社会形态，不能单单凭此就认为从中能产生出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一定是“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最后产物”。显然，在恩格斯看来，真正的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产物，它是以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为基础的，离开了这一基础，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的最终完成。而在市场、商品经济都不发达的经济落后国家，期望用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去完成共产主义的任务，是不能成功的。

列宁在实践中遭遇了马克思、恩格斯在理论上所预见的问题，并为解决这一问题作了积极的探索。十月革命后不久，俄国实施了具有极左倾向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这虽然有当时处于战争状态的应急考虑，但也暴露出俄国共产党人期望一下子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倾向，表明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偏差。“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失败使列宁明白：“没有建筑在现代科学最新成就上的大资本主义技术，没有一个使千百万人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中最严格遵守统一标准的有计划的国家组织，社会主义就无从设想”，转而开始推行“新经济政策”，探索通过发展商品经济，承认市场的作用，利用国家资本主义来发展社会主义的“迂回过渡”的新路径。可惜，斯大林仅仅把新经济政策看作是“权宜之计”，未能加以坚持。

“跨越”之后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同样经历了重大曲折。中国是在比俄国更加落后的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按理说过渡和发展的时期应该更长。可惜我们对此估计不足，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提醒和列宁在实践中的教训重视不够。虽然在建国初期，毛泽东也认识到“今天的斗争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残余，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并指出“有些人认为可以提前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国国家情况的”，强调对正当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应给予扶助并使之发展。但是不久，毛泽东的思想即发生了重大转变，追求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提出“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要使它在地球上绝种，变成历史的东西”。这样，我们脱离了当时的中国国情，违背了历史规律，人为地过早消灭了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完全取消市场调节手段，把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变成唯一的经济成分，造成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停滞。

很显然，社会主义已经不能再继续沿着老路走下去。面对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危难局面，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客观定位当代中国社会的性质，准确把握“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得出了中国必须走改革开放道路的科学结论，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从而正确回答了“跨越”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性课题。

1　对社会主义本质的再认识，促使我们必须变革生产关系，推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贫

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邓小平认为我们多年来离开生产力抽象地谈论社会主义，把许多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并不具有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东西当作所谓的“社会主义原则”加以固守，把许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当作是“资本主义复辟”而加以反对，是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不清，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科学论断，强调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必须通过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才能证明。这样，改革原有的经济、政治和其它方面制度中存在的种种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弊端，通过改革为生产力发展扫除障碍，提供动力，便成了必由之路。

2　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客观定位提醒我们必须将改革开放道路长久坚持。邓小平通过对国情的全面认识，作出了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创新论断。这一论断包括两层涵义：一是我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头脑清醒，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二是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我们必须正视而不能超越这个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将社会主义性质和发展程度有机统一起来，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主要矛盾、根本任务和发展方向作出了正确分析，使我们认识到既要坚持社会主义、又要进行改革开放是一项长期任务，明确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改革开放是为了摆脱贫穷，摆脱落后，更好地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

3　对“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的准确把握迫使我们锐意改革、加快发展。邓小平不仅洞悉中国国情，而且深入研究国际环境，对时代特征和国际形势作了四个新判断：一是时代主题由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二是世界格局由两极格局转变为多极格局；三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较量的重点从军事斗争、意识形态的斗争转变为以经济科技为中心的综合国力的较量；四是当今世界出现了新的技术革命。基于上述判断，社会主义唯有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实行全面而深入的改革开放，才能赢得同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同时，必须解放思想，突破陈规，积极借鉴吸收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文明成果。不仅如此，邓小平还反思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深切体会到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对社会主义的极端重要性，提出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生机。改革开放30年来，国家经济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发展到总量跃至世界第四、进出口总额位居世界第三，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农村贫困人口从两亿五千多万减少到两千多万，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中国的发展，不仅使中国人民稳定地走上了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而且为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

马克思主义“跨越”思想对中国革命和改革开放道路的选择影响重大而深刻。实际上，无论是中国革命的成功实践，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目标方向的确立，都是基于对历史环境的正确认识而作出的正确选择，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创新。所以，中国革命并不是“历史的误会”催生的“早产儿”，改革开放也不是倒退到资本主义。唯有如此认识，我们才能更加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责任编辑　丛　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