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探索30年“回归原点”与郑亳说“崩盘”说辨
时间：2020-08-24 07:51:20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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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有学者相继发表《科学研究必须按科学规程操作——“夏商周断代工程”结题后的反思（三）》、《在反思中前行——为“夏商都邑暨偃师商城发现30年学术研讨会而作”》文章，断言“过去30年间围绕‘早商文化研究与夏文化探索’经历的曲折道路，已使人们的认识在转了一圈之后又回到了原点”，郑亳说“崩盘”。然而，这样的断言因不符合证明规则，有违学术史而落空。
关键词： 二里头文化； 郑州商城； 商都亳； 夏商分界
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表现为实践是认识的来源，是认识的发展动力，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整个人类认识史，就是一个在实践的基础上对客观世界从不知到知，从不完全确切的知识到比较确切的知识的辨证发展过程。中国历史与考古学术中有关夏商历史与文化探索的学术史同样显示了这一发展过程。
近年来，有学者相继发表《科学研究必须按科学规程操作——“夏商周断代工程”结题后的反思（三）》（简称《6》）、《在反思中前行——为“夏商都邑暨偃师商城发现30年学术研讨会而作”》（简称《7》）两文（合称《殷文2》）①，断言“过去30年间围绕‘早商文化研究与夏文化探索’经历的曲折道路，已使人们的认识在转了一圈之后又回到了原点”（《7》第30页，简称“回归原点”）。郑亳说（按，即邹衡先生创立的郑州商城即汤都亳说简称）“崩盘”（《7》第28页）。《殷文2》断言是否如实，笔者试作初辨，供学者评议。
一、 “回归原点”论据辨
据《殷文2》“‘夏商周断代工程’公布的这一年代学研究成果：夏、商分界的年代与二里头第二、三期之间的说法颇为接近”（《6》第629页）提示，“回归原点”指20世纪70年代流行的二里头文化二、三期夏商分界、二里头遗址西亳说②。
如果学界探索夏商文化30年，确如《殷文2》断言“回归原点”，将有利于二里头第二、三期夏商文化分界，二里头三、四期为早商文化，二里头遗址为汤都西亳——郑州二里冈文化为商代中期文化，郑州商城为商王仲丁隞都这一学术体系认识复兴③。而与之讨论30余年的郑州商城汤都亳——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二里头遗址为夏都的学术体系将“崩盘”。
查验《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简称《简本》）④，夏商两朝以公元前1600年分界。这一夏商分界年代落在碳十四测年数据显示二里头遗址二期与三期拟合后日历年代（BC）数值群之间。
1. 以公元前1600年作为夏商王朝分界年代的认识不是定论
夏商周断代工程（简称工程）是20世纪90年代末在国家的支持下，以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集中多学科专家联合攻关，力求做出能反映20世纪年代学研究最好水平的成果的一种学术尝试。最终公布了阶段成果《夏商周年表》，其中将夏商王朝分界年代定在公元前1600年。
其实，文献（包括出土文献）中对于夏商周积年记载或佚或异，学者据之提出探讨武王克商年代的方案就多达几十种，年数最大相差近百年。以这样的商周王朝分界年代成果与文献中存有差异的夏商积年结合，当产生诸多不同的夏商王朝分界年代方案。对此，邹衡先生早已指出：“武王克商之年，乃是起算夏商年代的关键。以往的学者多取刘歆《世经》之说。但刘歆是根据‘三统历’推算出来的年代，并无可靠的材料作依据，本不足信。近世学者根据《竹书纪年》，又利用西周金文中有关当时历法的记录，并结合现代天文科学的推算，应当比《世经》可靠，但其结果也还是彼此相差四五十年。由此可见，要根据文献材料（包括金文）精确地推算出夏、商的绝对年代，至少在目前是很难办到的，而只能提出比较合理的参考年代。⑤”
参与工程的专家也表示，目前提出的夏商周年表，并不是最后结论。工程将其称为阶段性成果是很恰当的，随着今后的考古学上层出不穷的新发现，新的年代学的研究成果将会不断涌现。在此基础上夏商周年表将会进一步得到修改、补充和充实⑥。
《殷文2》以工程将夏商王朝分界定在公元前1600年（有待实践检验的认识），检验二里头文化二、三期夏商分界（另一认识）。这一“以相对为绝对”的做法违反了论证方法规则，从而犯了“推不出”的逻辑错误。
2. 二里头文化二、三期陶器组合未显夏商分界现象
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直有学者在二里头文化中寻求夏商分界，二、三期夏商分界说是较早提出的一种方案。《殷文2》作者至今认为“二里头遗址第一、二期的陶器组合与第三、四期的陶器组合明显不同。前者以实足三足器的鼎和罐为炊器，与深腹盆、三足皿、刻槽盆等构成组合；后者则出现了用袋足三足器的鬲、甗等做炊器，与卷沿圜底盆、大口尊等器物构成新的组合。”“新出现的这套器物组合……与二里岗期文化遗存有许多共同因素，明显具有商文化特征；”“第三、四期遗存属商文化范畴，是早商文化，第一、二期有可能是探索中的夏文化”（《7》第25页）。
考古学材料显示，在二里头文化二、三期陶器中均有鬲、甗、三足盘、刻槽盆、大口尊的存在⑦。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冈文化的炊器也有明显不同，前者以深腹罐为主要炊器，少见鬲、甗，后者以鬲为主要炊器（表一）。
除非《殷文2》作者举出显示二里头文化二、三期间陶器器类组合发生质变的具体统计数据。否则，其以陶器组合作为二里头文化二、三期夏商文化分界的论据，因不符合“从论据能推出论点”的论证方法规则而证明无效⑧。
笔者注意到，参与二里头遗址发掘的考古工作者曾指出，“……早中晚三期文化遗物虽有不同，但一脉相承的迹象却是明显的。三期中有一共同特点是：陶鬲罕见，以一种深腹圜底罐为炊器”⑨“根据地层的堆积，陶器可以分为早、中、晚三期，三期之间有一定的区别，但属于一个文化类型”⑩《殷文2》作者也曾言：“反映二里头文化特征最显著的，是它有一组独特的器物群……它同以鬲……等器物为代表的郑州商代文化有明显的差别。反映人们生活方式的器物组合的不同，正说明二里头文化……不应简单地把它归入商文化范畴”11。这些表述与《7》第25页表述有显著差别。除非《殷文2》作者能够令人信服地说明这一认识转变的缘由，否则难脱“用观点解释材料”之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