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杰：从蒋介石的军事高参到共和国烈士

这是一个值得追念的历史人物。

他曾是蒋介石的军事高参，在“第二次北伐”和中原大战等新军阀混战中，多次为蒋介石出谋划策，扭转危局，为蒋介石建立全国统一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

他的军事才华享誉国际军事界，被斯大林称为“战略专家”，被当时的英国国防大臣称为“军学泰斗”。

由于不满蒋介石的内战独裁政策，他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成为反蒋阵线上的一名急先锋，为推翻蒋家王朝积极奔走。为此，蒋介石对他恨之入骨，指令特务在香港对他痛下杀手，使之成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名单中唯一名字上加黑框的代表。

他就是民国时期国民党内著名的军事理论家、杰出的爱国民主人士——杨杰。

军事高参：帮助蒋介石建立统一政权

杨杰，字耿光，1889年1月25日出生于云南省大理县一个贫寒的白族家庭。幼时进过私塾，后又上过中学。少年杨杰思路宽广敏捷，有独特见解。

1905年，年仅16岁的杨杰报考京师大学未成，便转考云南陆军速成学堂并被录取，从此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由于他成绩出众，翌年被清政府保送到当时中国最高军事学府——保定北洋陆军速成学堂深造。1907年，他又与蒋介石等人一起被保送到日本陆军士官预备学校学习，两年期满后，考试合格，正式升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十期炮兵科学习，并于同年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

1911年，杨杰毕业，回国参加了辛亥革命。此后的几年间，他在辅佐滇系军阀唐继尧和讨袁护国战争中，因指挥部队先后取得以少胜多的“铜仁大捷”（滇黔战史上把此役称为杨杰黔东大捷）和“泸州之役”而名声大振，其军衔也从陆军上校接连晋升为少将、中将。

虽然已居高位，可杨杰深感自己的军事知识还很欠缺。1921年，他毅然放弃陆军中将的头衔，再次东渡日本，以云南留日士官生监督的身份，入日本陆军大学深造。在日本陆军大学学习的4年中，杨杰如饥似渴地学习中外战争史及有关历史、地理、战略、战术等方面知识，军事理论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深得校方欣赏。当时，日本陆军大学经常让学员指挥海陆空军演习，以训练和考察学员的军事指挥能力。在一次演习中，杨杰被选为统帅。他指挥演习得心应手，并有独特创新，得到日本天皇的赞赏，并赐予宝刀。根据当时日本军部的规定，士官榜首才能得到日本天皇亲自赐刀，日本军人向来以此为殊荣，杨杰也因此赢得了“天才将军”的美誉。还有一次，法国著名军事家霞飞元帅到该校参观时，杨杰被学校选为接受咨询的学员之一。在与霞飞元帅的交谈过程中，杨杰旁征博引，提出了自己独到的军事见解。霞飞元帅听后对学校的负责人说：“此人将必成东亚杰出军事人才”。

1924年冬，杨杰以第一名的成绩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他拒绝了日本当局和好友的挽留，毅然回到了魂牵梦萦的祖国。当时正值国共第一次合作，杨杰遂到南方投奔程潜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先后担任总参议、第十七师师长，并率部参加了北伐战争。1927年初，程潜被蒋介石等人从南京挤走，所部被蒋介石先改番号为暂编第六军，后又改编为第十八军，杨杰均出任军长。南京政府成立后，杨杰率部参加了南京方面与北洋军阀孙传芳部在南京郊外龙潭车站的大规模会战，帮助蒋介石肃清了孙传芳残部。

杨杰卓越的军事才能得到蒋介石的赏识，龙潭战役后不久就被任命为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1928年4月，杨杰被第一次“下野”后复出的蒋介石委以重任，以第一集团军总参谋长的身份随蒋介石参加了“第二次北伐”。5月，军队到达济南时，遭到日本军队的阻挠。日本害怕国民党统一全国后会妨碍其在华利益，便以保护其侨民为借口，对济南发动武装攻击。蒋介石畏惧日军的势力，竟然要求第一集团军全面撤退。杨杰见此情景，耐心地向蒋介石分析当时的形势，劝说蒋介石不可中了日军的诡计，并当即打开地图对蒋介石说：“这件事早在估量之中，可令未渡黄河的部队，改道渡河；已经到达济南的部队，迅速离开济南往北推进，以收北伐全功。”蒋介石依计而行，部队顺利进驻北京，奉系军阀张作霖被迫率部退往关外。

6月15日，南京国民政府宣告完成政权的统一。北京遂被易名为北平，杨杰先后被蒋介石任命为总司令部的北平行营主任、陆海空军总司令行营总参谋长。

1929年5月，蒋介石与冯玉祥之间的战争爆发，杨杰被任命为南路军总参谋长，具体负责对冯部作战。10月，冯系将领宋哲元等通电反蒋，并率部东出潼关，对蒋军发起强大攻势，使蒋军的整个战局告急：登封不守，密县将陷，临汝城被围。在此关头，杨杰决定，以一部阻止冯军，封锁临汝城之咽喉，一部侧击登封，以解临汝城之围。在杨杰的指挥下，蒋军一举击溃冯军，扭转了整个战局。11月，冯军退回陕西。

1930年5月至10月，中国现代史上规模最大的军阀混战——中原大战爆发。战争的一方是蒋介石的军队，另一方是阎锡山、冯玉祥和李宗仁、李济深的联军。在这场战争中，杨杰多次为蒋介石立下大功。

有一段时间，蒋、冯、阎三支军队曾胶着于陇海路中段郑州——开封——兰封——考城一线。蒋介石无法挽回劣势，心急如焚，多次电邀时任第二炮兵集团指挥官的杨杰南下问计。杨杰南下后，陇海线吃紧，双方混战正急。蒋介石总部驻扎柳河车站，大部分军队已派往第一线，留在身边仅一个特务营。此时，侦察机突然来电：“敌军一个骑兵大集团正在向车站急进。”蒋介石顿时十分惊慌，因为根本无法调回军队支援，以己方一个营的兵力对付一个骑兵大集团，无异于以卵击石。他急忙问计于杨杰。杨杰急中生智，说：“现在情况紧急，我没有时间解释，你可以立即告诉站上，将列车的两头各安一个车头。”蒋介石马上又照办。这样，当敌军大举进攻车站的时候，杨杰令列车向北急驶，等开出二三十里地后，马上又向南急驶。敌军被吸引跟着列车跑来跑去，很快筋疲力尽。对方指挥官见这样不是办法，于是改变行军路线，派兵去烧附近的机场。杨杰了解到：此前，空军有些轰炸机因找不到目标，没有投弹，刚刚返回机场。按当时规定，如重磅炸弹未使用完，不得留在机场降落，以免发生爆炸。现在事态紧急，杨杰当机立断，下令飞机马上降落机场，但不准卸下炸弹。如此一来，敌军火烧机场时，重型炸弹先后爆破，震耳欲聋。敌军以为中了埋伏，赶紧撤退。杨杰抓住机会下令特务营乘机冲出，迅速打退了敌骑兵集团。蒋军此次以少胜多，多亏了杨杰的指挥。蒋介石事后对杨杰说：“耿光！不是你在此，我们一定当了俘虏了。”

战争进行到8月上旬，冯玉祥以徐州为目标，兵分7路，沿陇海线向蒋介石的部队发动全面进攻。当时，蒋介石的主力部队都在陇海路一线，身边没有预备队，形势非常危急，蒋介石准备从陇海正面及归德以南地区退却，缩短战线。杨杰却指出，敌军攻势正在猛烈之时，如果退却，必定引起全线崩溃，这对战局的影响极为不利，必须苦撑几日。并建议蒋介石采用“拖冯打阎、联张缓图桂系”的计策：利用冯军偏重稳打不敢轻率冒进的特点，以少量兵力拖住它；令十九路军沿胶济铁路直取济南，切断阎锡山的后路；派人劝说张学良出兵保定、石家庄一带，切断冯、阎的联系；尔后再诱敌深入，以平汉、陇海两面包抄的口袋战术各个击破敌人。蒋介石采纳了杨杰的意见，当即任命杨杰为总司令部参谋长，协助自己指挥这一战役。结果，阎锡山部向天津退却，冯部独不能支，也向郑州、潼关溃退，整个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性转折。等到张学良于9月18日发出拥蒋通电并派兵入关后，阎冯李联军节节败退，已经难以挽救战场上的颓势了。中原大战最后以冯军被全部消灭、阎军又龟缩到山西、桂系仍退回广西、蒋军大获全胜而告终。

这样，蒋介石仅用3年的时间便解除了肘腋之患，建立了国民党的全国统一政权。杨杰也因此获得“智囊”之称，一度深得蒋介石的信任和器重。

与蒋生隙：军事天才无用武之地

中原大战一结束，蒋介石立即腾出手来，调集重兵，向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发动进攻。当时，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觊觎已久，正在积极策划侵略中国。为此，杨杰力劝蒋介石不要把力量用去打共产党，而应赶快集中力量进行国防建设，加强国家抵御外侮的力量。后来，他见不能说服蒋介石，感到自己的抱负难以实现，心里非常痛苦，便找借口离开部队，一度避居上海。

1931年，在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杨杰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934年，出任国民党中央陆军大学校长，苦心孤诣地为蒋介石培养了不少军事人才。1937年，晋升为陆军上将。

杨杰在短期内屡屡升迁，引起国民党内各派权贵的嫉妒，加上他性格率直，不肯曲意迎合，许多人在蒋介石面前诋毁他。蒋介石用人的政策历来是用之防之，功高震主、权倾朝野的人他是绝不允许的。因此，杨杰逐渐为蒋介石所冷落。

1933年3月，杨杰被蒋介石派往北平任古北口方向的总指挥，率部狙击向长城一线的喜峰口、冷口和古北口等军事要地进攻的日军。在居仁堂军事会议上，他提出“后退配备”的抗日战略，主张把古北口以南的南天门阵地向后撤退到密云县以东地区，诱敌深入，而在两侧配备两个军同时出击，以歼灭敌人的主力，改变被动挨打的局面，并以前方敌军不断增加为由，要求增援。时任军政部长的何应钦是个亲日派，与杨杰向来不睦，遂恶人先告状，向蒋介石电告说杨杰谎报军情。蒋介石偏听偏信，以谎报军情罪撤销了杨杰总指挥的职务。

杨杰被撤职后不久，受蒋介石派遣，出国赴欧美“考察”。在此后近一年的时间里，杨杰到过29个国家。在苏联，斯大林多次接见他，称他为“战略专家”。在英国，他在与国防大臣谈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情况时，国防大臣以一份伪造的国防计划来试探杨杰的军事才能。杨杰稍加考虑后，说这份国防计划不可能是真的，并提出了修改意见，结果与英国真的国防计划大同小异。国防大臣对此甚为惊讶，赞叹他为“军学泰斗”。从此，他的军事、外交才能也闻名于世。

杨杰回国后，写出《欧洲各国军事考察报告》，向蒋介石建议：要赶快进行重工业建设，进行以国防工业为重心的军工建设，克服依赖外国武器的弊端，力求自强，建设独立自主的兵工业，不然，等到对日战争一开始，日军封锁各出海口，军火就不能得到保障。但是蒋介石没有采纳他的建议，反而将杨杰重新打发到陆军大学任教育长去了。

杨杰真正由亲蒋转为离蒋是在1935年初。当时，杨杰改任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次长、代理总参谋长兼南京城防司令，他力主大购飞机，扩建空军，但购机钱款多为权贵中饱，遂愤而直接面谒蒋介石揭露此事。不料，事情牵涉到蒋介石的亲信宋美龄、何应钦、陈立夫兄弟，杨杰告状未成，反被诬告贪污修建南京城防工事的公款。蒋介石随即逮捕并枪毙了杨杰城防司令部的军需处长，并将杨杰撤职。从此，杨杰开始与蒋介石貌合神离。

抗战开始后，杨杰鉴于民族危机日益加重，多次向蒋介石提出对日作战计划，明确提出了“利用空间，争取时间，逐步削弱敌人，使我转弱为强，最后战胜敌人”的战略战术。但是，他的主张与蒋介石的主张相去甚远，均没被蒋介石采纳。

1937年8月，杨杰被蒋介石特派为赴苏军事考察团团长，前往苏联进行军事考察和争取军事物资援助。1938年9月，杨杰出任驻苏联大使，他为争取苏联对华援助做了许多努力，也颇有成效，如后来保卫武汉时的一支国际空军部队，就是由苏联空军人员组成的。但由于他对苏联的政治、经济等方面有积极评价，引起了国民党内亲美派的不满，1941年被免职回国。

回国后，杨杰因主张改革内政，实行对苏友好政策，引起蒋介石的不满，没有被安排任何实际职务，只保留了军事委员会顾问的名誉头衔，在重庆“中央训练团”施教。蒋介石还派人对他进行秘密监视。杨杰郁郁不展，闲居重庆，一头扎进军事国防理论的研究中，先后写下了《国防新论》、《军事与国防》、《苏联的国防政策》等大部头的军事理论著作，主张外联苏联，内联各党派一道抗日。他的主张，深得国民党内正直人士的赞同。

分道扬镳：民主急先锋为反蒋鼓与呼

与蒋介石共事多年，杨杰渐渐看清了蒋介石的独裁面目以及国民党内部的腐败堕落。早在抗日战争期间，杨杰就开始经常发表一些针砭时弊、指责专制独裁的言论。比如有一次，有个黄埔学生问起他与蒋介石的关系，他直言不讳地说：“蒋介石这个人，不足与之共事。他不是按总理‘天下为公’那样办事。恰恰相反，他私心太重。就拿你们黄埔学生来说，虽同是黄埔生，但浙江籍的黄埔生与非浙江籍的黄埔生就是不一样。至于黄埔与非黄埔，那就更不待言了。”

由于杨杰曾任陆军大学校长，又是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其言论主张在国民党军政界有很大的影响，这引起了蒋介石的不安和戒备。蒋介石曾试图拉拢杨杰，亲自在南京召见他，要杨杰去当云南省主席，解决龙云在云南的地方势力。杨杰当场拒绝。蒋介石见杨杰不能为自己所用，十分嫉恨，命令军统特务加强对杨杰的监视和跟踪。杨杰敢说敢做，不畏强暴。他得知蒋介石在重庆派人监视自己，觉得在重庆已无法活动，遂于抗战胜利前夕借口回家养病，来到离老家不远的有“民主堡垒”之称的昆明。

抗战胜利后的昆明，民主气氛异常活跃，无论是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还是地方实力派，都十分痛恨蒋介石的独裁专制和内战政策。杨杰更加积极地投身于反蒋活动，并积极向中共靠近。

1945年10月，在周恩来、董必武等领导的中共南方局的关怀下，杨杰与谭平山、陈铭枢、王昆仑等部分国民党内的爱国民主分子，组织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是民革的前身），积极推动国民党民主派进行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活动。这一时期，杨杰经常邀请程潜、冯玉祥、邓锡侯、刘文辉、卢汉、李济深、杜建时等人到他家借举行“星期五聚餐会”、“丙戌聚餐会”，进行反蒋串联。对此，董必武曾鼓励说：“你们这个座谈会搞得很好嘛！民主的实现，要靠大家去做才有希望。你们交了许多革命的朋友，也是对我们党的支持嘛！”

此后，杨杰利用自己在国民党军队中的影响，不仅进行军事宣传，还积极从事分化、瓦解国民党武装的工作，为推翻蒋家王朝推波助澜。

1946年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不久，平汉、津浦两线除几个大、中城市外，大部地区都在共产党军队的控制之中。蒋介石为了打通南北通道，调兵北上，意欲发动一场打通平汉、津浦两线的恶战。时任参谋总长的陈诚在陆军大学的一次训话中甚至狂妄地说：“有人说平汉、津浦两线1年可以打通，也有人说6个月可以打通，但是我保证，只要3个月一定可以打通，并击溃共军主力，5年内可以完全肃清残余。”

事隔不久，杨杰应邀前来陆军大学演讲，发表了与蒋介石、陈诚针锋相对的看法。在谈到当时的军事形势时，他说：“听说陈辞修（陈诚）前几天立下了军令状，要在3个月内打通平汉、津浦两线，真可谓壮志凌云了。但是依我看来，以他为将不但3个月打不通，就是给他3年也打不通！共产党有广大的群众基础，要3个月打垮共军主力，5年内肃清是办不到的，我认为10年打不垮，百年肃不清。”在一阵热烈掌声之后，杨杰继续阐述，用兵之道是在顺天意、得民心，接着用古今中外战例加以论证，最后谈道：“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我国已臻于五强之列，天赋予我们和平建国良机，因此全国民众渴望团结、和平、民主。我主张各党各派捐弃成见，精诚合作，惩治豪门贵族、贪官污吏，把他们的不义之财拿来安辑流亡、优抚抗日阵亡将士遗属和复员将士，兴办建设，实现总理遗教，那么岂止平汉、津浦两线即日可通，中华民国和全国民众的富强康乐也指日可待。”

1948年1月1日，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杨杰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负责西南地区的组织发展和活动等工作。他密切配合国内革命形势，将西南地区的爱国人士紧密团结在一起，开展反对蒋介石的斗争。

杨杰在昆明工作的重点是时任云南省政府主席的卢汉。卢汉最初对杨杰登门拜访只是十分客套，他虽然佩服杨杰的学识与军事才华,但又怕与杨杰交往引来麻烦,因此只限于礼节上的应酬，而不愿与杨杰交心。杨杰并不灰心，他利用与卢汉同为云南老乡的关系，多次造访，与卢汉谈心。他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对国共两党进行分析，最后得出结论：共产党的胜利与国民党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他的热忱终于打动了卢汉。以后，卢汉多次主动邀请杨杰到家里密谈，两人成了莫逆之交。

随着形势的发展和工作的顺利开展，杨杰曾多次对人说：“蒋介石是独夫，非垮不可，反对他的人多得很，我们现在要朝这个方面做工作，多联系一些人，非把这家伙打倒不可”，“蒋介石是独夫，他不垮台我去做和尚。”

蒋介石下野后，代总统李宗仁电邀杨杰到南京共商国是。杨杰认为只有走真正民主革命的道路，中国才能真正独立富强，因而毅然拒绝了与李宗仁的合作。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一举占领了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国民政府南迁广州，蒋介石在中国的统治气数已尽。这使得杨杰深受鼓舞，活动更加频繁。

同年6月，经过中共秘密组织的策动，重庆国民党陆军大学在教务长杭鸿志的带领下积极准备举行起义。为了使起义顺利进行，杭鸿志请杨杰做起义前的思想动员工作。杨杰首先在陆大教官联谊会上全面具体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然后针对有的学员害怕共产党秋后算账的思想顾虑，在随后召开的陆大全体教职工及学员动员大会上，以苏联对帝俄时代旧军官重用和优待的事实劝解大家说：“我们对共产党没有深仇大恨，共产党一定会使用我们的，没有忧虑个人前途的必要。”经过周密的组织和思想准备，12月1日，陆大全体人员在重庆宣布起义。

与此同时，刘文辉计划在四川各界号召失意军人和袍哥土匪起义，各地响应者众多。杨杰得知此事，直接参与了起义策划。7月下旬，为加快起义进程，杨杰秘密给刘文辉部一团长写了一封亲笔信，要他们联络川康地方军人准备起义，并令秘书亲自送去。不料，此信落到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区一组长李瑞峰手中。李很快将密信交给区长徐远举，徐如获至宝，当晚发报给主子毛人凤。毛人凤立即向蒋介石报告，蒋介石指示毛人凤速将杨杰扣押，听候发落。但由于那时杨杰已去昆明，没能得手。

8月1日，应昆明新闻界编辑人联谊会的邀请，杨杰在会上做了题为《国内外时事分析》的报告。在谈到国民党政权一定会崩溃时，他的分析非常形象生动：“国民党统治区好比一条大蟒，黄河流域是蟒的尾巴，长江流域是蟒的身子和脖颈。现在，它的尾巴、身子和脖颈已被解放军拿住，只剩下两只眼睛，一个是四川，一个是广东。目前，解放军正向这两只眼睛刺去，身子和脖颈都丢掉了，眼睛还能保得住吗？说到四川这只眼睛，第一，它没有统帅。现有的将领中，王陵基无实在军权，大巴山防线左右两翼之军潘文华和孙元良都曾是共军的手下败将，邓锡侯又不愿吃眼前亏。胡宗南虽说是蒋介石的嫡系，但他的军队在陕西被共军歼灭和俘虏很多，退守四川的军队根本发挥不了多大作用。至于张群更不会披甲上阵，除此之外，四川就没有什么军力了。而广东这只眼睛很空虚，虽有败兵之将、亡国之夫阎锡山坐镇，但民心尽失，军心涣散，等到大军压境，这班家伙非溜不可。”

杨杰精辟的分析，博得在座编辑、记者们的阵阵掌声。第二天，昆明各大报纸都在头版的显著位置刊登了杨杰的这篇演讲稿。市民争相传阅，议论纷纷，都说连蒋介石过去的高参都说国民党要完蛋了，共产党肯定会取得胜利。

远在台湾的蒋介石也看到了杨杰演讲的报道，恼羞成怒，连声骂道：“娘希匹，这个逆贼杨杰，公然站在共匪一边，诽谤党国，比杨虎城更可恨，应该严办！”他找来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大骂一通后，当面严令：杨杰正在大肆活动，替民革拉拢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将领，务必先将此人除去，以免后患。最后，蒋介石还特别强调：“越快越好，我听消息。”

毛人凤不敢怠慢，立即打电报给时任保密局云南站站长的沈醉，命他尽快杀害杨杰。可沈醉接令后却不敢轻易动手，他懂得投鼠忌器的道理，杨杰与卢汉的关系非同一般，如果杀了杨杰，卢汉一定不会放过他，他的家小都在昆明，将会受到牵连，他虽然做了种种布置，却一直下不了决心。

毛人凤在台北等了几天仍没有消息，大为恼火，再次给沈醉发电，传达了蒋介石的面谕，限他三天之内务必暗杀杨杰，以确保云南“反共基地”的安全，否则按军纪严惩。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对杨杰的安全也十分关心，通过潘汉年等人通知中共云南秘密组织负责人杨春洲，要他转告杨杰迅速离滇赴港，然后转道北上参加即将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但是杨杰考虑到自己在西南策反工作已有了一定的成效，关键时刻离开，恐怕会产生不良影响，于是，他要杨春洲转告中共中央，容他暂缓一步离滇。

壮志未酬：成为新政协会议代表名单中唯一姓名上加黑框的代表

当时，沈醉就住在杨杰住所斜对面的三节桥靖国新村。每天，杨杰都要从他家门前的草坪上经过，去云南“沱茶大王”严燮成家吃饭、打牌。每次路过沈家，他总会逗一逗沈醉的小孩玩玩，孩子们都亲切地叫他“杨伯伯”。

再次接到暗杀令后，沈醉立即在家里召集特务商量，设计出了两套暗杀方案，决定当天晚上就执行。第一个方案是：如杨杰晚上出去，就在他必经的草坪设伏，用填满毒药子弹的无声手枪暗杀他。第二个方案是：如杨杰当天晚上不出去，便以敲门或越墙进入的方式到他家中去行刺。

不料，他们的谈话被沈醉那吃斋念佛的老母亲听到，老人家平素知道杨杰的为人，对儿子的所作所为异常愤慨，她咬牙切齿地用手指狠狠地在沈醉头上戳了一下，气得上气不接下气，责骂道：“我多年来一直教育你，一个人可以不做官，但要做人！你今天为了自己升官发财，还要杀人，你还像个人吗？我问你：你把杨先生杀了，明天你的儿女们问你，谁把杨伯伯杀了？你怎么回答？如果他们知道是你杀的，他们对你这个随便杀害好人的爸爸会怎么看？我这个做母亲的又怎么见人？这些后果你都不想，只想自己做官，不想做人！我不要你这个儿子了！”沈醉虽然在军统内是个杀人不眨眼的特务，但在家里却是一个孝子。最终他还是听从了母亲的话，通知特务们暂缓行动，暗杀行动又拖了下来。

蒋介石见暗杀行动迟缓，十分恼怒，亲自从台北飞往重庆，于9月6日召见卢汉进行训话，要他在云南整肃进步人士，并命毛人凤另派人到昆明干掉杨杰。8日，毛人凤急派保密局西南区区长徐远举率大批特务随同卢汉返滇，去执行暗杀任务。

卢汉见特务们一同前往，料定必与杨杰有关，急忙向杨杰发出密电，告诉他毛人凤黑名单上第一个就是他杨杰，要他火速离滇，一来躲躲风头，二来可应邀参加北平中共召开的政协会议。收到密电的杨杰，感到事态严重，立即由民革另一位负责人朱剑飞以杨漱石的化名代买了飞机票，并躲在朱剑飞汽车后座下面，避开了特务的监视，乘中航班机飞到香港去了。

杨杰的飞机刚离开昆明，徐远举的飞机就到了昆明。他与沈醉一道率领众多特务直扑杨家，结果扑了个空。

杨杰到了香港后，借住在轩尼诗道303号A4楼的朋友家。自从昆明脱险后，他的行动十分谨慎，平时深居简出，很少在公众场合露脸，有时出去，也进行必要的化装，一心等着与中共通知他北上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联系人接上头。

蒋介石得知杨杰逃脱的消息后，大发雷霆，将毛人凤痛骂了一顿，令他亲自出马，限期除掉杨杰，否则严惩不贷。

毛人凤领旨后不敢怠慢，立即乘飞机赶往昆明，也像蒋介石骂他一样，将徐远举、沈醉等人劈头盖脸地大骂了一通，并指使特务抄了杨杰的家。从杨家搜抄出的日记、信件中得知杨杰在香港的一些关系，知道他与香港的李宗理来往密切，但是仍然没有查出杨杰到港后的详细地址。

毛人凤得到线索后，亲自物色得力人手，组织暗杀杨杰的活动。9月17日，他打电报给保密局广州办事处处长郭旭，让他转告当时正在香港执行暗杀前云南省主席龙云的保密局行动处处长叶翔之（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叛党后任军统局中共科科长），暂缓暗杀龙云，先除去杨杰。叶翔之受命后，马上出动特务，四处寻找杨杰在港的确切地址。一个名叫李元山的特务找到了伪装成民主人士的军统分子卢广声，从他那里得到了杨杰的详细地址。9月18日晚，卢广声密告叶翔之说，杨杰住下来之后，大门常关，闭门谢客，一般人不易入内，并强调：“要动手赶快动手，因为杨杰就要离开了。”叶翔之经过一番苦思冥想之后，决定模仿杨杰好友李宗理的字迹，以李的名义写一封短信，约杨杰到外面吃饭、商讨秘事云云。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密切关注着杨杰到港的处境。9月18日，杨杰接到在香港的中共秘密组织转来的通知，告诉他，已经买好了到北平的飞机票，让他准备一下，马上离港赴平。

19日上午，叶翔之带上特务韩世昌敲开了杨杰在香港居所的门，要女佣通报，说他们是李宗理先生派来的，并有李先生的亲笔信，要当面交给杨杰先生。

杨杰当时正在四楼平台纳凉，等待与中共接头，听说是好友李宗理派来的人，未加警惕，遂亲自出来迎接。韩世昌趁杨杰低头聚精会神地看信之际，用手枪对准杨杰的头部连开两枪。杨杰中弹后当场身亡,年仅61岁。就这样，这位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军事家、反蒋反内战的民主斗士，没有死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却死在蒋介石的暗杀中，成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名单中唯一加黑框的代表。

事情发生仅隔两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隆重开幕。在大会的开幕式上，周恩来在报告参加大会人员情况时，特别向与会代表正式宣告了杨杰遇难的不幸消息：“特许列席代表中的杨杰将军已不幸于9月19日在香港途中遭国民党特务暗害”。接着，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临时动议，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主席团以大会名义，向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和杨杰的家属致电吊唁，揭露了杨杰的死因，并给予杨杰高度的评价：“惊悉杨杰将军在由滇飞港来平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途中，惨遭国民党匪帮用最卑劣的手段加以暗杀。本会议全体同仁无不痛悼。杨杰将军多年来为民主事业奋斗，久为反动派所深忌，于今竟遭惨祸。本会议全体同仁，除一致决议向贵会表示哀悼外，深信杨杰将军的死，将会更加激励全国人民，一致努力，把革命进行到底，彻底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及其主子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最后残余统治，建立崭新的中国，以慰先烈，而安生者，谨电致唁！”

中国共产党不会忘记曾经与自己共同奋斗的朋友。1950年，人民政府通过各种渠道，将杨杰的骨灰从香港运回昆明，安葬在西山，国家副主席李济深为墓碑题了词。1982年6月5日，民政部追认杨杰为革命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