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翻中纪委的书架
时间：2020-10-19 07:57:18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编者按：中纪委的书架在持续扩充中。自2013年上线以来，中纪委监察部网站上的《读书》栏目历经几次网站改版，稳占一席之地。
在栏目已推荐的123本书里，反腐是频繁出现的主题，改革、法治、民主也是这些书籍常见的探讨方向。
“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党员干部的作风、官德，历来是社会行为规范的风向标，同样的道理，他们读什么书也有着不一样的意味。以下为本刊节选的其中部分章节（字句有删节）。
《历史的教训》
作者：（美）威尔·杜兰特 阿里尔·杜兰特
该书通过提纲挈领的线条，勾勒了历史与人类生活各方面的关系，体现了他们对人类历史的宏观总体思考。是一本值得人们静下心来仔细品味的作品。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推荐词
民主为什么难，为什么好
在所有政府形式中民主是最困難的一种，因为它需要最大限度地普及聪明才智，而当我们让自己变成主权者时，我们会忘记把自己变得聪明一些。教育是普及了，但是才智却因为头脑简单的人众多而永远受到阻滞。一位犬儒者说过：“你切莫只因为无知的数量巨大而崇拜它。”然而，无知也不可能被长久崇拜，因为它会自愿被那些制造舆论的力量所操纵。林肯说过：“你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人。”这或许是对的，但是你可以愚弄足够多的人，以便治理一个大国。
历数民主的缺陷之后，它还是要比任何其他形式的政治都要好。它的害处较少而优点较多。它给人民带来的热情、友善，远远超过它的缺陷和瑕疵。它给了人们思想、科学、事业以自由，这是使其得以运行和成长必不可少的。它推倒了特权和阶级的城墙……虽然人们不能做到生而平等，但是教育和机会的获得会让他们越来越接近平等。民权不是去从政和行使权力，而是他们有选择每一种生活方式的权利……这种权利不是来自上帝或自然的恩赐，而是每个人都应该拥有的特权，它有益于群体。
在英国和美国，在丹麦、挪威和瑞典，在瑞士和加拿大，今天的民主比以往更为强健。它用勇气和能力来保卫自己，抵御外国独裁制度的攻击，也不会让独裁政治在国内出现。但是，如果战争继续吸引它、支配它，或者为了统治世界的目的需要庞大的军力和开支，那么民主政治的各项自由，可能会一个个地屈服于武器和冲突。假如种族或阶级斗争把我们分成两个敌对的阵营，把政治的辩论变为盲目的仇恨，那么一方或另一方就可能会用刀剑来推翻竞选活动的讲台。如果我们的自由经济不能像其创造财富那样有效地分配财富，则独裁政治将会向每个人敞开大门，只要这个人能够说服大众，并保证他们的安全。一个尚武的政府，随便用什么动听的口号，都足以吞噬整个民主世界。
《全球腐败》
作者：（英）劳伦斯·科克罗夫特
本书展示了冷战五十年之后的当前国际的腐败状况。
通过确定全世界腐败的主要推动因素和分析当前控制腐败的工作，该书提出了解决和防止腐败导致问题的方法。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推荐词
穷人的腐败
小型腐败通常涉及对穷人或非常穷的人的剥削，而剥削者的收入水平通常仅是被剥削者的2-3倍。对于体系的受害者来说，后果是灾难性的，因为它剥夺了许多儿童和成年人的生命和机会。个人所承受的压力有哪些呢？
答案也许有四个：第一个是生存，第二个是贪婪，第三个是上级施压，第四个是关系互惠性支付。先来看第一个因素……警察、护士或地方政府中的低职位员工有机会将压力转嫁给申请服务的人员，所收取的服务费用对其净收入有一定的影响，甚至会征收双倍的费用……对于行贿者来说，关于这一做法是否道德的任何争议必定会走入死胡同：在世界的任何地方，如果向病房护士支付高额费用能治愈孩子或挽回孩子的生命，估计没有父母会拒绝这样做。因此，无论是行贿者还是受贿者，他们都明白需求决定一切这一道理。
第二个推动因素是“贪婪”，这可能仅仅出于“生存”贿赂的压力，因为可持续取得双倍以上的收入。一旦个人确定可以征收这种“费用”，可以肯定，许多人都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许多针对低收入国家的调查都表明，15%-45%的公务员都要求别人贿赂，证明了贿赂的互惠性。虽然这里的推动因素是“贪婪”，监管不力也难逃其咎。
缺乏监管是指公共服务标准不受监督机构的监管，主要体现在大多数“小额”贿赂都是经上级策划的，或在大额交易频繁进行的情况下发生的。这是第三个推动因素。上级策划可能导致策划骗局。例如，每天，街上的所有警察都需要给他们的头目带回一定数量的金额，这样，就形成了金字塔结构。
第四个因素，也是最后一个因素，是关系互惠系统。在中国，这是典型的非正式系统，但被广泛用于非洲的许多地区。这一系统的规则是相互支持：家族的长辈为其晚辈谋得一职务，以便从新上任的晚辈所赚取的收入中“分一杯羹”。
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小额腐败的因素，影响了低收入国家许多人的生活。
《中国反腐倡廉建设报告No.3》 作者：李秋芳等
本书总结归纳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倡廉建设在正风肃纪、
管住公共权力和公共资金、多元综合监督、“老虎和苍蝇一起打”等方面的新举措和新变化。提出“收到理想的治标与治本效果，关键在于反腐战略的高度和治腐行动的力度”;从根本上治理腐败，必须坚定不移地全面深化改革等观点。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推荐词
“网络反腐”四宗罪
应当看到，“网络反腐”方便快捷，成本低、效率高、影响大，形成了强大的舆论监督氛围。2012年以来，“表哥”、“房叔”、法官嫖娼等问题官员被网络曝光于大众“聚光灯”下，受到了纪检机关调查处理，网络反腐的速度和实效引人关注。与此同时，在互联网改变世界、大数据方兴未艾之际，腐败治理直面新的挑战和机遇。网络举报中的不真实内容、谩骂攻击、恶意诬陷情况，加上网民任意转贴跟风推波助澜，可能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甚至导致因造谣、传谣、信谣发酵变质增加了社会不和谐不稳定因素，易引发群体性事件发生。一些舆论绑架正义、媒体代替法律的案例，也频频给举报人造成不良心理暗示。
网络反腐是保证公民权益的开放平台，但也可能激化社会利益冲突
网络传播以平民化、开放化为特征，话语权分散，形成人人皆可发言的“意见超市”……社会争端触网之后，网络舆论往往成为事件发展的第一动因。利益诉求者、维权者、爆料者都出声，以期大众关注和政府介入，舆论压力替代法律威力。2012年1月至2013年1月的100件微博热点舆情案例中，出现谣言的比例超过1/3。
网络反腐生成治权限权的压力机制，但也可能诱发党群干部关系紧张
官员群体诚信度、廉洁度经受各方审视，有的年轻干部“晋升门”、问责官员“复出门”，即便被证明合法合规也屡遭“网疑”，甚或沦为倾泻“仇官”“仇警”等负面情绪的“垃圾站”……尽管大量“侦探式”内幕报道、冲动型“微博直播”因为缺少沉淀而极易传布流言，却令各级政府和领导干部疲于应对，屡屡陷于越辩白越苍白、越冲动越被动的境地。
网络反腐契合治理腐败的实践方向，但也可能造成社会舆情喧嚣异动
网络反腐频频引发“蝴蝶效应”，涉官涉腐、涉及百姓利益和公平正义的话题常常占据被炒作的舆论前沿，但存在碎片化、标签化、泄愤化倾向……甚至出现腐败分子四处“喊冤”并反诬办案人员，利用网民信息不对称打造“弱者”形象博取同情，以“网络审判”干预司法审判……在集体围观的重压之下，相关部门不得不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对信息进行甄别查证，造成反腐资源的浪费。
网络反腐既生成对腐败的“零容忍”声势，也可能出现侵犯个人隐私的网络暴力
晒艳照、亮房产、曝“小三”等，一些低俗化、娱乐化的网络反腐倾向催生非理性、集体性力量、助力误伤甚至侵权违法行为，易构成网络暴力。如网曝的“拥有24套房产”的所谓“房婶”，经查实只是一名普通工程师，其6套房产均为合法所得。虽然查明了当事人的清白，但其家庭隐私已被过度曝光……重庆雷政富不雅視频事件中，也有不少无辜者的个人隐私被公众过度热炒，对一些女性家庭造成伤害。因此，一些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建言，网络反腐决不能止于“晒艳照，亮房产”，必须成为制度反腐有效的组成部分。
《双重悖论》 作者：（美）魏德安
书中着重阐述，在中国腐败何以能与经济快速增长并存，剖析中国的腐败相比韩国、日本、拉丁美洲和非洲一些国家的特殊性，对中国反腐的积极成果予以肯定，表示对中国的反腐斗争更有信心。——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推荐词
美国学者怎样看中国的腐败
宽泛地讲，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不同于韩国、日本这样的发展型国家，也不同于赤道几内亚、刚果民主共和国、海地这样的盗贼统治国家，似乎更类似于“镀金时代”（19世纪）的美国。第一，我们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在美国和中国都存在广泛但缺乏组织性的腐败，而且这种腐败与快速发展并存……在美国，虽然人们认为它的政治体制是由腐败官员和“强盗资本家”控制的，但从来没有出现过系统性腐败。相反，美国的腐败具有离散性，腐败者的目的只是为了控制某个政府，通常是市政府，也有可能是州政府。
中国的腐败也没有组织性，这种情况与美国非常相似。虽然希尔顿·鲁特等人认为中国的腐败正朝着系统性腐败的方向演变，但至少目前我们可以公开获取的数据表明，中国的腐败只涉及个别官员、小集团、个别机构，或者相互勾结的官员、企业主和黑社会，这些腐败分子基本上是独立运作的，没有出现系统性腐败的现象。换句话讲，只是党政机关内部的个别人利用权力谋求私利，到目前为止，整个中国政府还没有堕落成为掠夺工具。
第二，同“镀金时代”的美国一样，腐败在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的蔓延也催生了反腐措施。在美国，政客主要是因为选举压力而反腐。虽然有证据表明当时的选举过程中存在大规模贿选、选票造假甚至政治暴力的现象，但选举制度还是很有活力的，竞争也非常激烈，充斥着政治攻击，在位者被说成是腐败的盗贼，而挑战者被说成是掠夺成性的资本家……领导人迫于政治因素的考虑，不得不注重反腐。而在中国，反腐则是自上而下开展的，中央领导是主要的推动力，民众也扮演着重要的、间接的角色。中央领导担心负面信息会引发公众的强烈不满而注重开展反腐工作。虽然这两个国家的反腐模式看起来完全不同，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在两个国家中，腐败官员总担心会受到惩罚。在中国，腐败官员害怕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和检察院。在美国，腐败官员害怕的是选民和热衷于铲除腐败的地方检察官。
第三，“镀金时代”的美国和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的经济都经历着重大变革。中国经济的变革是显而易见的，与腐败的关系比较明显。究其本质，中国的改革就是将国有经济资产从国家转给私人或企业控制的过程。在资产转移过程中，通过利用较低的国家定价和较高的市场定价套利，进而获取巨额的意外收益。因此，我认为这种意外收益加剧了腐败，因为腐败官员可以利用权力谋求私利，而获得这些资产的企业家也愿意拿出部分意外收益回报腐败官员。改革、结构转变和意外收益，为后毛泽东时代的腐败创造了大量机 会。
当然，美国经济不是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因此，不会有明显的意外收益催生腐败。但从规模来看，美国经济在“镀金时代”的变革绝不亚于中国经济在后毛泽东时代的变革……美国经济逐渐从早期资本主义过渡到了较为发达的工业资本主义，而企业与政治的结合也越来越紧密。在这个过渡过程中，国家在扮演征税者与关税制定者的传统角色的同时还不断加强对经济的调控，其作为一个经济行为体的属性日益明显，这就导致国家与企业的关系日益密切。
……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建立起完善的财产权保障制度。因此，腐败官员仍然可以向之前获得国有资产的企业主非法索贿……宏观调控和法律体系的问题也对当前的腐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自经济改革以来，这两个体系都有了很大进步，但没有达到公正无私和可预期的程度。宏观调控通常是不全面的、重复的、矛盾的和武断的。法院和法律体系也不完善，容易被操控。由于公民财产权得不到保障，宏观调控和法律上的缺失就为腐败创造了条件，因此导致中国长期存在腐败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