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关中种植业结构的商品化选择与隐性危机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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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陕西关中是旱作农业发展最具代表性的地区，近代以来关中种植业从小农经济逐步过渡到商品化经济，在种植业结构商品化选择的过程中，既体现出社会经济的进步与发展，也存在着农业种植形势严峻、粮食供求失衡、农业生产风险递增、种植业结构优化延缓等一系列的隐性危机，分析其成因，主要源于耕地资源流失严重、农民忽视粮食作物种植、种植结构存在盲目性以及劳动力外流等因素。针对关中区域化农业种植特点，提出应发挥关中有机旱作优势、加强粮价保护机制、提高农地征用价格，有效控制非农建设用地规模以及建立粮食品种精细化产业结构等有效应对隐性危机的解决方案，以达到关中地区种植业良性发展的目标。

关键词：关中；种植业；商品化选择；隐性危机

中图分类号：F316.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7）03-0120-07

陕西关中地区作为十三朝古都所在地，因优越的自然条件与社会经济因素，一直是中国北方的粮食主产区。近代以来，农业生产方式由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渐过渡到现代化商品农业经济，既增加了关中农民的收益，也极大地刺激了农民种植积极性，但其中也隐藏着一系列的隐性危机。建构合理的种植业结构是解决关中农业和农村经济中存在问题的主要手段，对陕西省农业和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一、近代以来关中种植业结构的商品化路径选择

受自给自足小农经济思想以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关中地区几千年来一直以粮食作物种植为主，经济作物只是作为副业在房前屋后或田间地头少量种植，很少出现商品性的用途。近代开始，国门的被迫开放及受“西学东渐”的思想冲击，种植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最突出的表现是由原来单纯的粮食作物精耕细作转变为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共同发展的作物布局，体现出专业化和区域化的发展特色。关中地区逐渐形成了以优良品种的小麦为主的粮食作物与高产优质的棉花为主的经济作物相结合的种植业结构。近代以来关中的小麦及棉花的培育主要由农科机构和农业院校专家所完成，1938年在陕西省成立农业改进所，1939年在全省建立较完善的推广体系，良好的科研环境对关中棉花和粮食的生产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1931—1945年间，因抗战的影响，传统的棉麦产区相继沦陷，陕西成为抗战后方八省（川、陕、桂、黔、滇、青、宁、甘）的第二大棉麦生产基地[1]。

新中國成立以后，政府提出“以粮为纲”的战略目标，恢复以粮食生产为主的种植业结构。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陕西省粮食生产经历了三个突破性发展阶段：“一是经过17年时间，总产量由66.2亿斤增长到121.5亿斤，突破100亿斤；二是经过9年时间，总产量由117.9亿斤增长到150多亿斤，突破150亿斤；三是经过10年时间，总产量由162.1亿斤增长到204.7亿斤，突破200亿斤，从1949年到1984年，小麦产量增长了3倍”[2]194。1985年以后，由于粮食从原有的供不应求转变为供大于求导致的经济效益锐减，使粮食种植面积大幅度减少，从表1可以看出，关中粮食主产区和陕西全省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总体均呈现出递减趋势。90年代后期，由于经济快速增长和通货膨胀，农民粮食生产收益急剧下滑，在粮食产量持平的情况下，1996年农民粮食收入为10 355亿元，人均1 198元，而1999年粮食收入为7 075亿元，人均812.7元，比1996年下降32%左右[3]

在经过“以粮为纲”的战后调整恢复阶段后，经济作物种植方面，棉花种植再恢复到快速发展阶段。棉田面积基本保持在350～450万亩之间，最高达到482万亩；总产量每年大体保持在150～250万担之间，最高达265万担[2]196。这一时期，陕西省形成了“北毛、中棉、南丝”的经济作物地域布局。因棉花的产量飙升，带动了陕西轻工业的发展，从1958年国营西北第六棉纺织厂正式投产，到1965年建立起以西安和咸阳为中心的纺织业基地，陕西一度成为西北地区最大的纺织业基地，同时也是全国七大纺织业基地之一，陕西的纺织业成为仅次于机械行业的第二大行业，出口创汇排第一[2]347。1978年以后，国家开始施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政府不再限制农民种植自由，农民只需缴纳政府下达的公粮征收任务，这充分调动了农民劳动积极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在这一制度体系下，关中农民在不放松粮食生产的基础上，为了获取更多的经济效益，逐渐将目光转移到经济作物种植上来，积极发展多种经营，种植业结构开始出现错综复杂的局面。1985年以后，棉花出现供大于求的现象，棉花的价格持续下降，农民开始选择种植经济效益较高的园艺作物，渭南、西安、咸阳等粮食优产区的农户基本每家都会种植苹果树，关中由粮食和棉花生产为主导转向粮食作物和以苹果种植为主的园艺作物兼营的种植业结构。

进入21世纪以来，农业商品化已成为农业产业结构的基本形式，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农民开始寻求新的出路。从表2中可以看出，秦岭北麓的猕猴桃主产地种植成倍数增长，由于外溢效应，猕猴桃的种植逐步扩展到渭河盆地的关中腹地，武功、兴平等县近几年猕猴桃种植占用了大量粮地。猕猴桃现已成为关中主要的经济作物，是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近年来优质大樱桃又成了广大民众青睐的水果，农民为了获得更高的比较利益，迎合市场需求，优质大樱桃也成为重点培育的对象，关中地区樱桃的种植又占据了部分农地。

纵观近代以来关中种植业结构的商品化选择路径，不难看出，种植业结构基本上是以粮食作物种植面积持续减少和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持续扩大为发展轨迹。由于经济作物的持续发展，农民选择种植粮食作物的意愿主要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思想为主，关中地区逐渐呈现出粮食生产“副业化”的趋势。

二、关中种植业结构的隐性危机分析

关中地区是传统农区，有着适宜的环境与成熟的种植经验，因此经济作物的发展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能够体现出较强的接纳性，关中地区呈现出经济作物逐渐替代粮食作物种植的趋势。但是种植业结构逐渐背离当地自古以来行之有效的有机旱作农业的优良传统，在农民经济收益看似提高的背后，存在着一系列隐性危机，可能会影响当地农民的持续性收入。

（一）耕地资源流失严重，农业种植形势严峻

土地是农业种植的基础，受政府、企业及城市发展的影响，城乡社会一体化建设加速，在城镇化發展过程中过于重视外延式的开发，造成土地利用率偏低；工业格局的调整对土地的多占少用或占而不用，导致土地闲置现象严重；西安、咸阳、宝鸡、渭南等经济开发功能性区域的建设，部分因规划不当造成土地利用结构合理性偏低；为了缓解日益紧张的交通压力，公路及农村道路也要不断地改造和扩建，也占用了有限的耕地后备资源，耕地压力指数不断增高。农地非农化不但占用大面积可耕地资源，也会进一步恶化周边耕地资源的土壤质量，造成耕地资源流失的进一步加剧。

虽然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农民有权选择经济收益最大化的种植方式，但是在非农用地不断扩大的大背景下，人口众多的中国缺少充足的可耕地资源，我国正在用7%的耕地养活着占世界22%的人口[4]。从1978年至2013年，中国城镇化常住人口从1.7亿升至7.3亿多，城镇化率从低于18%上升至54%[5]。由于土地收入的巨大诱惑和土地发展权的缺失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地方政府在农地非农化时注重短期效益而做出了非理性的选择，不受限地征用耕地及出让土地，导致关中种植面积持续递减，而且不可逆。当前农地非农化问题成为干群、城乡矛盾的焦点之一，失地农民的生存保障问题也成为影响关中社会稳定的关键因素。

（二）忽视粮食作物种植，导致粮食供求失衡

随着工业化深入发展，粮食的饲料化、燃料化等用途越来越广，导致现阶段我国农产品消费需求的增长已经明显超过了农产品产出的增长，而其缺口只能通过进口来弥补，这就是我国“丰年缺粮”的主要原因[6]。新中国成立以来，陕西省人口数量急剧增加（见图1），1949年粮食总产量331.1万吨，单产780千克/公顷，2014年陕西粮食总产量1 197.8万吨，单产3 915千克/公顷，总产量增加了2.618倍，但是人均粮食产量1949年为251千克，2014年为317千克，只增加了26.3%。造成粮食紧缺的人口因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由于陕西二、三产业带来经济的持续增长，外地人口不断地涌进；二是城乡统筹号召农民进城，拉远农民与农地的距离，商品粮的消费增加。陕西省人口增长的同时，耕地资源不增反减，粮食供求严重失衡。

纵观陕西省内粮食供给，从地域角度呈现不平衡性。铜川、安康、商洛、延安、榆林等地由于山地特点及气候因素不利于粮食作物的种植，西安是省会城市，人口最为密集，这六个地区粮食处于紧缺状态。宝鸡、渭南、咸阳、汉中地势平坦，灌溉便利，粮食作物种植优势明显，但是近年来关中粮食种植面积却不断减少，直接威胁到粮食的供给，无法实现省内粮食有效供应（见表3）。中国西部地区生态环境普遍较差，土壤贫瘠，气候不好，粮食生产水平较低，由于近年来中国粮食生产中心向东三省偏移，西部粮食存在明显的供给缺口，关中是西部地区粮食生产的适生区，本地粮食不足会波及到西部其他地区的供应。由于农业的发展会产生外溢效应，关中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增加，会引发周边山西、甘肃等省份农民为了增加经济收益而加大经济作物的种植力度。“区域性生产，全国性消费”的粮食供求格局造成价格波动风险的增加，进一步增加粮食供求失衡的程度。

（三）农民种植选择的盲目性导致农业生产风险递增

近代以来，关中农业从小农经济过渡到商品经济，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不断更替与发展。由于市场信息的不对称性，以及缺乏相关的市场理论知识，农民在选择种植何种作物时容易出现盲目跟风现象，导致农业生产风险递增。抗战时期，关中地区种植棉花是经济发展的需要，更是战备物资供应的需求；新中国成立后，关中依旧将棉花作为主要经济作物。棉花属于喜光性作物，关中东部渭南地区地处函谷关地形开口处，降水较少，适宜棉花种植；但关中中部渭河盆地及西部地区春、秋季热量不足，秋涝严重，容易造成棉花病虫害的增加，棉铃虫蚕食棉花果实，棉花产出率低且质量较差。20世纪80年代，关中中部的可灌溉区掀起苹果种植热潮，苹果是喜低温耐旱的果树，关中中部渭河盆地可灌溉区地形偏低，平均海拔500米，光照紫外线较弱，昼夜温差小，苹果坐果率低、糖分低、果型差，而渭北高原区和陕北高原区是世界苹果种植的最佳适生区。关中地区生态条件的限制，导致苹果种植无法获得较高的经济收益。近年来还在盛行期的猕猴桃与樱桃在种植与销售方面也出现潜在危机。关中腹地7月雷雨天气影响猕猴桃的含糖量，8月底至11月初是猕猴桃果实着色及采摘季节，9、10月的连阴雨影响果实的色泽，由于不能及时采摘导致落果现象加重，严重影响猕猴桃市场价格。同时，猕猴桃的生产要经历疏果、施肥灌溉、防虫措施、套袋、成熟期脱袋、采摘、运输等诸多繁琐工序，需要耗费大量的劳动力。樱桃种植最大的弊端体现在采摘运输程序上。樱桃库存周期太短，需要现摘现发，在关中周边地区销售供大于求，外地运输过程中需要冷藏车及冰袋，成本过高，即便在电子商务快速发展的今天，樱桃也难以实现全国性的普遍销售。

关中经济作物的大面积种植短期内确实给农民带来较大的经济效益，猕猴桃与樱桃等经济作物的价格明显高于粮食作物，市场收益效果良好。但是从长期来看，农民盲目地跟风行为会导致农业生产风险递增：一是在并不适宜关中地区种植的经济作物，盲目的从众行为会导致农户仍会大量种植，经济效益受到制约，且经济作物种植需要投入更多的劳动力成本及经济成本，而农民一般鲜少考虑种植所投入的人力成本和机会成本，其实种植经济作物所获得的净利润并不是很高；二是大面积种植经济作物一定会出现供大于求的情况，经济作物的总产量提高，但商品单位价格会随之降低，严重时会导致农民收入急剧下滑，尤其在社会经济衰退期，农民的基本生活将难以得到保障，从而引发社会的不稳定。

（四）非农就业与农民兼业化的趋势延缓种植业结构优化

关中农民增加收入有两条途径：一是调整原有农业种植结构，扩大种植规模以提高农业生产率，即扩大投入生产比较利益高的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二是向非农产业的劳动力转移，选择外出打工以其他行业为就业途径。前者是兼业经营，后者是彻底性转移。兼业化生产的农户一般将关注点转移到比较收益高的农业生产上，导致比较收益低的粮食种植粗放化经营，抑制种植业结构的优化，延缓农业规模经济的发育。非农产业的发展为农户外出就业提供一定的机会，为农户兼业经营创造了条件，也不断改变关中农业生产结构。

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二、三产业出现劳动力供不应求的局面，劳动力价格也随之提高，以劳务输出为主的农民更多地选择外出打工，从而导致关中农村劳动力出现结構性紧缺。选择非农就业的多以青壮年劳动力为主，农业劳动力的老龄化造成农业生产要素投入减少，农业产出较低，甚至出现农地抛荒现象。青壮年劳动力在农村属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群体，他们外出务工不利于关中先进农业技术的采用和扩散，降低了农业生产效率。而且受农民知识和技能水平的限制，外出打工人员一般只能从事体力性劳动，虽然获得的报酬比一般农民高，但仍处于社会最低水平。非农就业工作受国际国内市场经济大环境的影响，在当代工业化飞速发展的时期，机械化正逐步取代人力资本，将会逐渐减少对体力劳动者的需求，导致体力劳动者面临失业的威胁。

三、关中种植业结构隐性危机的预防措施

合理的农业产业结构需要满足社会需要最大化、资源利用最优化、农村各产业协调发展，最后达到可持续发展的标准。针对关中现有种植业结构出现的一系列的隐性危机，要做出合理的规划，应以以下几点作为导向：

（一）加强农业区域专业化生产，发挥关中有机旱作农业优势作用

农业区域专业化是通过区划研究和结构调整，把各种农作物按其生理特性布局在最适宜的地区，发挥地域的优势条件，种植具有当地风土适应性强的作物，最大限度地发挥资源优势。关中地区所处的渭河阶地是地堑式结构，由山地、谷地、平原和台塬相连而成，应该因地制宜发展具有当地特色的种植结构，要形成特色明显、类型多样的区域分工和专业化生产格局。

渭河北岸宽广的一级平原和二级台塬，气候适宜、灌溉便利，是关中最肥沃的地带，有着几千年的粮食作物种植经验。由表4可以看出，西安、宝鸡、咸阳、渭南等所处的关中腹地粮食单位面积产量都大幅度高于陕西省平均水平，说明关中是陕西粮食作物种植的优势产区，宽阔平坦的土地能满足适宜的种植密度，方便机械化操作，在北方有机旱作种植区发挥着重要作用。关中优质农区所处地带在种植业结构调整方面，要以处理好果业和粮食生产之间的关系为首要任务。果业是陕西经济作物的优势产业，但果业的发展不能占用大量的优质农地，特别是水浇地。应对现有关中粮食优生区内果园进行改造，严禁占用高产粮田，尽可能地退果还粮，保证优质粮田种植面积，继续发挥高产优质粮田的优势作用，建立起渭南、咸阳、宝鸡三个国家级大型优质商品粮生产基地。

秦岭北麓向渭河南岸分布的断续台塬，地势崎岖，该地区所处的户县、周至、眉县等地应该重点发展猕猴桃和樱桃等果业；渭河两岸河流冲击谷地的沙质土地，土壤养分相对较少，应该种植经济绿化林木；二级台塬与陕北黄土高原之间的渭北高原区的礼泉、白水等地应继续以苹果种植为主。

（二）加强粮食价格保护机制，发挥政府强农惠农政策激励作用

从生产方面讲，种植业生产周期长，规模小，农产品价格偏低，关中粮食作物作为弱势产业的地位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因此，降低农产品生产成本，促进关中粮食单产稳步提高，需要政府以保证农民合理收益为目标，进一步完善粮食市场价格制度，充分发挥价格杠杆的调节作用，确保关中农民愿意种植粮食作物。在此基础上，政府要实行季节差价，错开农民的粮食交售时间，适当提高粮食淡季的收购价格，提高幅度应略高于同期的储存费用。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格，要以渐进方式进行，确保粮食市场稳定有序地运行，使农民种植粮食作物有利可图。农业劳动与非农劳动的比较报酬是影响农民就业行为的关键因素，政府的粮价保护和粮食直补价格的提高有助于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对兼业农民减少非劳动投入也具有明显的政策效应。

粮食作物不同于其他工业产品，不能完全以市场经济为导向，需要政府政策引导、财政支持，以保证粮食作物在市场流通中体现出应有的社会和经济价值。粮食在我国市场经济流通中一直处于低价位层面，粮食作物收益空间小，因此政府加大对农业的财政支出是保证现阶段粮食作物稳定发展的有效措施，主要涉及农村生产支出、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及农业科技支出。农村生产支出主要包括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农资综合补贴[7]。农业基本建设支出与农业科技支出是粮食生产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地处关中平原，旱地作物研究科技成果显著，政府应重视其对关中种植业发展的技术支撑作用。要确保粮食补贴资金持续稳定增长，建立将粮食种植面积与补偿标准有效结合的长效机制，激发农民粮食作物种植积极性，使农民能够理性选择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的合理化种植。同时，要加强粮食补贴资金的监管，保证补贴资金能够具体落实，提高财政支农资金的利用效率，以获得粮食收益高绩效。

（三）提高农地征用价格，有效控制非农建设用地规模

粮食生产总量由单位面积产量和种植面积决定。要达到关中农田的优质高产，基本农田的保护是首要条件。由于解决城市用地紧缺问题最为方便的方式是扩大城市用地规模，而不是提高城市存量用地的利用率[8]，因此，实践中征用农用土地成为非农建设获得土地资源的主要途径。政府按照土地的农用价值将农地收为国有，给予农民一次性的“征地补偿”，再统一进入土地一级市场，按照以市场价格为基准的多种形式转移土地使用权。农地征收用于非农化建设，农民所获得的“征地补偿”基本上是按农用土地收益折算支付的，并不能反映土地的真实价值，农产品的单位价格和附加值相对于其他非农产品较低，而且单位面积产量也非常有限。城镇化的发展是在低地价成本的情况下推进的，农地非农化的增值分配与享用并没有着力于农民的利益。而非农建设用地极大地提高了土地生产效率，土地的增值空间明显提高，但农民得到的“征地补偿”却只是土地农用价值的价格水平，土地价格呈现“剪刀差”的现象。要削弱这种现象应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结合关中农地的区域种植特点，实行区域性的农地价格保护机制，合理提高农地征用价格，尤其对于西安、咸阳、宝鸡三大关中产粮主区要严格控制优质农区田地价格。农地价格应以本地区土地的市场价格为最高线，区位价格和农地价格应该呈现正相关，制定科学合理的征地补偿标准，实现“公平补偿”。一方面提高补偿费用，保障失地农民的经济收入；另一方面，随着农用土地价格的提高，非农用土地的征用速度就会减缓，转而征用优质农区之外的其他区域农地，可以有效保护优质农区耕地资源，也能够促进关中非农用地的利用率，非农建设就会合理规划和利用有限的土地资源，优化用地结构，减少土地闲置现象，同时还应将部分闲置的非农用地还原为耕地资源。

（四）建立粮食品种精细化产业结构，发展粮食作物商品化经营模式

关中种植粮食作物更多强调的是产量而非质量，而农产品加工的质量优劣、成本高低，与加工原料的品质有很大的关联性。因此政府在安排粮食发展资金和农产品加工项目时，应向关中粮食优产区及食品加工业倾斜，注重提高粮食作物的品质。随着全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高，不同的粮食作物的品种要满足不同年龄结构居民的多样化需求。关中旱作体系区域应研发推广多种优质小麦种植，为农产品加工业提供多样化的原料。如磨制筋道细软的面粉和优质面条的制作，需要选择蛋白质含量高、面筋强度大的小麥品种；口感好的面包、饼干等糕点的制作需要蛋白质和面筋含量较低的小麦品种。同时也要扩大专用玉米的种植，优化玉米的品种，如赖氨酸含量高的玉米用于饲料加工及工业用途；食用甜玉米和蔬菜玉米口感好、对身体有益，也应实现商业化种植。

农业产业化的进程就是农业经营组织形式创新的过程，创新的目的在于引进适当的中介组织和联结机制以达到最优的资源配置效率和生产效率[9]。小农式的种植结构从根本上难以保障农民的高收益，必须要走农业产业化经营道路，深化关中农村改革，进行粮食当地生产、当地加工、扩大销售的产供销一条龙式的商品化经营方式，这是调节粮食作物种植与农民收入的平衡器。构建农产品加工企业与农户适宜的组织联结机制，能够扭转粮食单位价格低的状况，对关中农民增收有积极的作用。

四、结语

关中地区独特的地形条件和适宜的气候环境具有不同于我国其他地区的农业经营优势，在种植业结构的商品化选择路径上既要延续成功的历史经验，也要吸取惨痛的历史教训。根据地形条件和气候环境的特点，因地制宜选择适宜当地生产的农作物，有利于解决关中地区区域内种植业结构雷同问题，避免区域间的恶性竞争。同时，政府部门应积极引导种植业的发展方向，更好地优化种植业产业结构，最终达到关中农民收入稳定与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双赢的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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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钟真，孔祥智. 经济新常态下的中国农业政策转型[J].教学与研究，2015（5）：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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