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与《讲话》
时间：2020-11-19 10:53:30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在20世纪80年代的语境中，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态度，是衡量和评价一个“老作家”的重要尺度。在新思潮、新观念风起云涌的新时期，丁玲不仅与这些观念和潮流保持着距离甚至持反对态度，而且态度鲜明地肯定《讲话》的价值，肯定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意义，曾为此讲了不少话，留下不少文字。她的话语和文字引起了较大的反应和反响，有人大加赞赏，也有人有所保留。
无论别人怎样看、怎样说，对丁玲来讲，说那样的话、写那样的文章，似乎有其必要性和必然性。在那些决定自己命运的“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她是没有多少选择余地的。“维护毛泽东文艺思想”，在丁玲的历史问题平反结论中是说明“丁玲同志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的重要方面，是有利于丁玲晚年解决历史问题的重要因素。毛泽东文艺思想集中体现于《讲话》之中，丁玲“维护毛泽东文艺思想”，主要就是指维护《讲话》。
一
丁玲“维护毛泽东文艺思想”赢得了一些人的钦佩和赞赏。胡真动情地回忆道：“她对延安文艺路线怀着无限深情，在谈话中语重心长地说：延安革命文艺传统要继承，不能丢掉。应该说，现在的一些新的好作品，还是走的延安文艺的路子。延安革命文艺传统，将世世代代传下去。现在有的人不重视延安的文艺传统，却追求西方一些荒诞离奇的思潮。我们不反对西方的东西，但要吸收其中好的、与我们有益的东西，不好的东西要抵制。用什么东西抵制不好的东西呢？就是要在党的文艺路线指引下，用密切结合人民斗争的文艺作品，健康的优秀的作品。”① 刘白羽高度评价丁玲这种不为时风所动的精神：“特别难得的，是在有些人不愿再说毛泽东文艺思想时，她高举着毛泽东文艺思想旗帜一直战斗到底。”②
然而，在张启东看来，丁玲维护《讲话》的动机似乎要复杂得多，其中既有肯定其不容置疑的真理性的一面，也有与自己的政敌争夺话语份额的目的：“丁玲晚年捍卫毛泽东文艺思想，表明自己是坚定的革命文艺战士。……1981年8月，胡乔木在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上发表长篇讲话，在肯定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正确核心的前提下，对于‘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从属于政治’、‘把政治标准作为衡量文艺作品的第一标准’等‘不恰当的提法’逐条加以分析和修正。值得注意的是，在胡乔木讲话以〔中发（1981）39号〕文件的方式下达后，1982年3月，丁玲发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一文……在丁玲看来，毛泽东《讲话》的全部正确性是不容置疑的，任何争论都是‘无意义的’。……这分明是既在高呼捍卫《讲话》，又在给周扬们上政治课。此外，凡是谈及文艺创作，丁玲都反复强调‘深入生活’，宣传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和为政治服务的《讲话》精神，并批评‘伤痕文学’和‘自由化’思潮。”③ 据杨桂欣回忆，“1980年12月中旬，丁玲在家里答外国驻京记者问时，非常肯定地告诉人们：‘这篇讲话（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很有价值，作家应该到工农兵当中去。如果不接近他们，不去理解他们，只写自己一个老圈子、小圈子，那么有多少值得可写的呢？怎么写呢？知识分子是人民，工农兵也是人民，作家可以写知识分子，也可以写工农兵。’又说：‘毛主席的功劳很大。我现在仍是这种看法。’大约也就是从这时开始，丁玲被一些人指斥为‘左’派……”④
二
有人说，“在80年代包括后来坚持捍卫‘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作家群，几乎主要是经历过延安文艺运动的作家 。”⑤但是，并非所有“经历过延安文艺运动的作家”皆如此，牛汉说：“成仿吾在延安就不完全赞成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新民主主义论》。他是不受信任的。”⑥ 牛汉还说：“当年我对党是很信任的。到1953、1954年都这么看。但对1942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当年就有些看法，有疑问，我不赞成那种否定人性、否定个性的‘工具论’。”⑦
事实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文艺界就并非只有一个声音：
延安文艺座谈会期间各种声音争论得异常激烈。胡乔木回忆，五月二日的座谈会上，萧军当时是第一个讲话的，意思是说作家要有“自由”，作家是“独立”的，鲁迅在广州就不受哪一个党哪一个组织的指挥。胡乔木忍不住起来反驳。对于胡乔木的反驳，毛泽东非常高兴，开完会后，专门让到他那里去吃饭，说是祝贺开展了斗争。……五月十六日，举行了第二次大会。据出席会议的温济泽回忆：当时会场很活跃，争论得很激烈，那种民主气氛是后来难以想象的。有些人的话甚至很出格，萧军说你们共产党人的整风是“露淫狂”。⑧
就是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在5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会议上才明确提出：延安文艺界的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很浓厚，整风的性质是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作战。⑨
毛泽东1942年5月发表的只是“口头讲话”，真正以完整的文本形式公开发表《讲话》，是在近一年半之后的1943年10月19日。
这个过程中，延安文艺界进行了思想和组织上的整顿，《讲话》经历了实践检验。事实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除了周扬、柯仲平、欧阳山尊等少数几个人的发言是明确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外，其他如萧军、欧阳山、艾青、李雷、吴奚如、张庚、杜矢甲等一大批人的发言与《讲话》精神相去较远；座谈会后，虽有丁玲、艾青、刘白羽、陈学昭、周立波、何其芳、张庚等人公开表态检查了自己的错误和偏颇，但还有像萧军、马加、雷加等一批在座谈会前的创作中有偏向的文艺家们，并没有明确作出过自我批评。”⑩
因此，组织整顿是重要举措，具体做法就是发起审干运动与“抢救运动”：
吴奚如在“抢救运动”中，“受不了被整的遭遇，也看不惯整他的人们的做法”，“自愿提出要退党”，“此后一直未过组织生活”。
审干、抢救运动中，萧军被鲁艺的人检举为“文化特务系统”成员之一，后又被逼无奈去延安县念庄乡下乡务农。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隔离审查，如胡乔木所说：“对萧军，搞到不让他吃公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