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改编剧作在大陆的文化传播学分析
时间：2020-11-22 07:53:54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 近年来，由台湾文艺工作者改编再创作的传统剧作，在大陆演出后掀起观看热潮。原本鲜有人问津的剧场文化在新时代又重新聚积了能量、焕发了青春。本文尝试对在大陆有着良好传播效果的青春版昆曲《牡丹亭》和舞台剧《暗恋桃花缘》进行分析，揭示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及其文化内涵。
【关键词】 台湾；改编剧作；文化传播
[中图分类号]J80 [文献标识码]A
近年来，对传统“雅”艺术进行改编成为一种潮流，一系列传统剧作被改编后再度推广，如白先勇在原作基础上改编的青春版《牡丹亭》，“表演工作坊”集体创作的舞台剧《暗恋桃花源》。其创始人赖声川在距首演20周年之时，第五次对此剧进行了再创作。经过改编和重新演绎的作品在大陆上演后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掀起了观看热潮。
一、代表文本分析
1.《牡丹亭》之表现手段的革新
与传统戏剧依赖唱念坐打、坚持含蓄美学的艺术传统相比，“青春版”《牡丹亭》吸收了部分现代舞台剧的表现手段，舞美、服装、道具、声效极尽精美，在有所突破的同时，创作者尽量保存原著的意旨内涵。这为较少有机会接触到传统剧目的年轻人在心理接近性上起到了一定的缓冲作用。
旧时昆曲一唱就数小时，辞藻华美温婉，服装长袍大褂，有着回避演员形体特征的审美情趣，保持它的一成不变是不太符合当代人观赏心理的。在青春版《牡丹亭》中，创作者选用秀丽、俊朗的年轻演员，在尽量不改变汤显祖原著精华的前提下，将新版本提炼得更加精简和富有趣味。其脉络清晰流畅，故事丰满起伏，与青年人的欣赏习惯达成契合，用一种现代的方式全新演绎了这个经典的爱情故事。对女演员配以收腰白披，绣以蝴蝶点缀全身，既突显了女子娇好的身段，灵动的蝴蝶随曼妙的舞姿起伏，又成为梦境的最好注释。传统的唱腔，配合新时代的审美情趣，使得保留了经典本身的创作不失情感底蕴。
青春版不是声光电的种种堆砌，也不是只展示演员身段唱词的舞台格套，更不是摆脱了原著意蕴的误读错解，而是用现代人的眼光、现代人的表达形式、体味、挖掘传统的魅力，并使之与当代时尚恰当结合的典型。[1]
2.《暗恋桃花源》之艺术语言的再加工
话剧《暗恋桃花源》于1986年在台湾首次公演，取得巨大成功。1992年赖声川又将剧本改编为电影获得了诸多国际奖项。就话剧版本来说，经历了五次创作演绎的《暗恋桃花源》，由于时代的变迁、演员自身诠释的情感释放，每一次演绎对观众、演员和创作者来说都有着不相同的内涵体验。这也是创作者一次又一次将该剧搬上舞台的内部动因之所在。时隔首演20年，在大陆上演的《暗恋桃花源》，拥有全新的演员阵容和演出空间，加之观赏者的背景差异，使得整个剧作显示出了与以往有所不同的气质。
在台湾演出的第四版《暗恋桃花源》，赖声川参考了台湾歌仔戏的形式，其中老陶进入桃花源是吊着钢丝进去的，这是因为这个剧在台湾有基础，在大陆演出时候，不必玩什么花样，呈现给观众一个原汁原味的《暗恋桃花源》就好。[2]
在艺术语言的再加工上，演员针对导演的想法来进行无剧本排练，名字、形式等可能都是最后才确定。此剧创作的年代距今已比较远，所叙述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对于年轻观众显得较为陌生。因而，在大陆上演的此剧选择了较为开放和兼容并包的姿态。在排练过程中，很多源于生活的、很市井的语录被加入剧本。除此之外，在不同城市演出时，适当加入的地方方言与当地观众拉近了距离，把本来束之高阁的剧场文化一下子落回生活本身。如在温州演出的《暗恋桃花源》，加入了的越剧元素；在重庆演出的时候，演员使用了重庆方言，并在不影响剧情的前提下替换使用了重庆本地的地名作为台词，引起观众的共鸣。
二、传播效果的可能性分析
1.回归的文化符号所带来的差异化效果
对于有着一定媒介素养和知识体系，却又接收了太多文化快餐的人们来说，对传统文化的内在需求是客观存在的。尤其是当传统文化资源总量相对不足，文化精品的数量有限，甚至有一定信息亏欠的时候，一部承载了较为丰富传统与现代文化符号的剧作必然会引起广泛关注。观众希望从中获得别样的文化内涵和生命体验。
“使用与满足”理论将受众放到传播过程的中心地位，把受众接触媒介的活动看作是基于特定的需求动机来“使用”媒介，从而达到“满足”的过程。因此，受众主动性的选择，对剧场文化自觉自发的体验行为，是吸引部分观众的原始动力所在。
“剧场不光是一个沉重的身体场所，也是一个真实的聚会场所。在这里，审美建构与真实的日常生活独特地交织在一起。与一切物体艺术与媒体传播艺术不同，剧场内不光发生艺术行为本身（游戏），也发生接受行为（看戏），两种行为都是发生在此时此地的真实活动，符号、信息的发射与接收是同时发生的。”[3]
如果按照麦克卢汉对媒介“冷”“热”的划分，剧场艺术由于填充了舞台、道具、灯光、布景、服装等元素，引领观众进入情景空间，因而不需要动用太多的主观想象力，即可较为容易地成为这个剧的一部分，因而我们把它暂归为“热”媒介。然而在另一方面，除却必要的场景提示和装饰性语言，舞台艺术的布景在很多时候具备抽象的语意表达，即含有隐喻指向，因此又要求观众在欣赏时动用智性思考去进一步体会和感悟。舞台布景的双重性也是剧场艺术充满魅力之所在因素之一。
2.准确的市场定位和受众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连续十余年GDP超过7%的高速增长，人均收入超过1000美元；而再过十年，中国将有1/3的人口年收入在3万元以上。目前，每年将增加1200万的城市人口，2012年受教育人口将翻一番。[4]186由此看来，人们对于文化产品的需求在数量和质量上都会进一步增加。随着资讯时代的到来，个人与大众社会的关系需要媒介这个中介来加以定位。人口的流动、社会阶级的分层、个体的喜好差异等诸多因素使得受众更加细分，这就要求媒介所提供的内容也要有所调整，以适应大众的欣赏趣味。
以上两部剧作的主创人员将演出地点选在了北京、上海、南京、西安、重庆等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大中型城市。其经济发展水平、居民收入状况、城市固有的文化内涵、市民的知识结构和媒介素养等诸多因素都是经过前期考量和调研的，而这些因素也恰恰为剧作的成功上演打下了基础。
在目标观众的定位上，青年人被锁定为主要的观看群体。被誉为“昆曲义工”的白先勇说：“昆曲要打年轻牌，演员要年轻化，观众也要年轻化，大学生是最重要的观众。用年轻演员吸引年轻人，做一出为年轻观众度身制作的戏。”[5]借助互联网、博客等现代媒介的前期宣传，观众已较为明确地定位为白领、高校学生、文艺青年和其他有较高文化层次和一定经济能力的年轻群体。在具体的演出地点上，除了剧院形式，还多次走进高校，掀起了多次“一票难求”的观看盛况。在票价上，80元至1280元较大差距的价位设置，也充分考虑到了收入较低而又想进到剧场观看演出的观众的需求。而事实证明，80元左右的低端票总是率先被抢购一空，而其购买者以学生居多。
观众群体和地缘环境的有机结合、票价的分层及人性化定位，为营造良好的媒介生态，产生积极的传播效果，为剧作进一步向其他地区推广打下了基础。而利用现代媒介传播范围广、速度快的特性又使得演出讯息在最短的时间内达到了最为有效和最为广泛的传播效果。
3.现代与传统的超越与复归
文化传播促成了多元文化的生成与发展，对多元文化的承载度和包容度同时也检验着一个地区的文化底蕴。“精致艺术”与“大众文化”在发展进程中都享有其独立空间和受众群，艺术创作不再拘泥于固定的模式，观众与之惯有欣赏的艺术形态也不再绝对的对应。青春版《牡丹亭》与表演工作坊《暗恋桃花源》、《宝岛一村》等演出的走红，有它所适应的新的传播环境和土壤。当戏剧在新的民间语境中以新的理念、新的方式进行传播的时候，人们所获得的感受也是截然不同的。这种不同不仅体现在对传播媒介、传播内容的感受上，更体现在对现代气息、对传统艺术新的生命力的感受上。创作与再创作、保留与继承并行不悖，现代与传统的超越与复归就必然达到和谐的统一。
三、为什么来自台湾？
1.传统与现代的融合
由于历史、人文和社会环境等诸多原因，台湾较好地保留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底蕴。无论是电影、舞蹈、文学或是其他文化形态，台湾文艺工作者所创作的作品长久以来保留了较为纯正的人文内涵，而并非一味向商业倾斜。较为开放和包容的人文环境，以及演出市场的成熟和受众审美品位的长期培养，使得台湾的文艺工作者具备了一个较为纯粹的创作状态，而不必过多担心市场、观众口味等外因。
与此同时，台湾的创作者善于向西方和亚洲其他国家学习取经，使得沉淀下来的传统文化并不显得保守。有着传统文化的积淀做底衬，他们可以更加清醒和自信地引入西方元素。在内容和形式的运用上更为自如和灵活。对一悲一戏两部戏剧放在同一个舞台上交替进行的创作可谓“实验”了，但其实这个构思是来源于赖声川在美国求学的过程中，对希腊“悲”剧和日本“能”剧这两种传统剧的体悟，即“悲剧与喜剧似乎不是反义词，而是一个演出中必备的两种面貌。悲和喜这两种被认为是相反的请局，居然推到极致会变成一种类似的感受。”[6]这种独特的表现形式影响了不但普通观众、一些专业人士也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和惊诧。
在台湾，很多创作者还自发承担起了推广东方传统文化的使命，如李安、谭盾、马友友、赖声川、林怀民等。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发展并行不悖，台湾的文艺作品也就既保留了雅文化的艺术品位，又在吸收现代元素上下足功夫，使得作品典雅不失灵动、兼收却不媚俗。
2.对创作者本身的好奇和关注
由于一些现实因素，人们对台湾的认知多半来源于媒体以及其他的间接方式。对当代台湾文化产品的创作较为好奇。赖声川的“创意工作坊”所创作的一系列作品如《那一夜，我们说相声》等通过网络或光盘销售等途径来到大陆后，即刻吸引了不少的观众，观看者被其用传统相声的技艺说现代事的新奇样式和其中所蕴涵的思想所打动。于是很自然地对创作者接下来的作品充满好奇和寄予希望。
作家白先勇早在多年前便以其作品中的“寻根”意象在大陆有着广泛的知名度。他对艺术的执着追求和对传统文化不遗余力的推广经媒体报道后更是为他引来了广泛的声誉。
坚持创作和创新的台湾艺术家还有很多，比如龙门舞集的创始人林怀民、电影导演侯孝贤、蔡明亮等等。创作者本身的知名度和个人影响力为新作的推广还是有着潜在的号召力，大众对其先前工作的认可便是持续地支持其当下的事业。
3.回归细节、挖掘人性真善美
台湾戏剧在题材和戏剧语言两方面，有着自成体系的建构。无论是传统剧目改编的《暗恋桃花源》，还是铺陈与大的历史背景下的《宝岛一村》，以赖声川为代表的台湾戏剧工作者在剧本的选择和创意上，摒弃了大而无当的宣传式说教，也将为搞笑而搞笑的“泛低俗”创作搁置一边，而是意在讲故事，讲好故事，讲让人笑中带泪、回味无穷的故事。台湾的艺术创作者有着极其鲜明的台湾特色，什么都敢说，什么都可以说，从以传统文化为蓝本改编的青春版《牡丹亭》，到千秋家国梦的《宝岛一村》，再到反映现代电视产业现状的《疯狂电视台》，取材之广、创意之锐，值得大陆的艺术工作者进行一番思索。在戏剧语言上，从普通人的真实情感入手，说寻常话，谈寻常情，将细微之感动放大。这种对于人性和故事的处理手法对于现代的观众往往更有直指人心的效果，使他们在享受故事趣味的同时，对其进行深入的思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