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及历史唯物主义的反思

摘要：概述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论述了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性；以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揭示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反思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合理性及精髓；并针对人的全面发展、民主政治、人文精神等若干理论热点、焦点进行解析与解读。

关键词：整合；选择；构建；人文精神

中图分类号：D0-0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1）10-0003-04

社会主义不是人类社会设定的必然途径，似乎一旦构建了形式上的所谓社会主义体系，就注定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它完全取决于实践；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众并不是受欺骗和愚弄被绑上罪恶之船，那是历史的演进真相；因奠基于高度发达物质文明，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可能更真实地滋生了符合人性与文明的因素，这不是资产阶级初衷，却是不可抗拒产生的。简言之，中国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际竞争激烈的环境下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只是理论上认为这一社会制度可能会更快促进生产力、人道、科学、公平，在此基础上搞社会主义建设不应有什么优越感，相反更应以科学、谨慎、务实的态度完善一系列体制推动生产力发展，切实确保人民有货真价实的公平、民主、富足。

一、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

在世界不同民族的文明较量中，曾经创造辉煌，傲视世界的中华民族在人类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时，错过了时机，与西方逐步拉开差距，饱尝落后挨打受尽宰割，历经了一百多年不堪回首的混乱、觉醒、抗争、流血、探索时期。幸运的是，中华民族有她强大的生命力，半个多世纪前，终于历尽艰辛，赢得了民族的独立自主，选择了马克思、恩格斯论证的科学社会主义道路，在短短几年仿效前苏联构建了标准的社会主义模式，由于复杂的原因，历经几十年的摸索，尤其是“文革”十年，此期间，几乎展现了人性中最美的、最丑的，尝试了最文明的、最野蛮的，封闭中，国人曾蒙着眼睛可怕地折腾了一段时期。当国民经济几乎崩溃时，中华民族又一次在绝望中猛醒，打开国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并不是臆想的人间地狱，一个多世纪前那位大胡子伟人预言的丧钟迟迟未敲响，科技革命引爆的空前生产力推动资本主义车轮滚滚向前，缓解抑制了其固有弊端；面对危局，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以洞明历史的眼光全盘设计了中国改革蓝图，在改革关键时期一步步撩去困扰国人的思想幕帐，进而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共产党人领导人民奠定民族独立主权和工业基础后，又厘清政治、经济、外交、国防、科技系列体制，解决若干重大理论问题，抓住了后工业文明革命的链条，中华民族的巨型列车终于驶上了一条可能追上人类文明主流的快车道。历史发展到今天，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成功推向21世纪，又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承上启下继往开来胜利推行前进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不是梦想，这是理论界对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践的基本评价。

二、社会主义在中国建立的必然

当“文革”的灾难像噩梦一样过去后，具有“进取”和反叛精神的所谓理论界精英出于对中华民族前途的忧虑，反思一百多年中国社会发展史，激进否定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在当今中国存在的合理性。20世纪80年代几次愈演愈烈的学潮集中彰显了这些主张，首先不必驳斥这种观点完全抛开历史本来逻辑，鸦片战争后的中国近代史是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复兴国家的血泪史，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中国共产党走上执政地位是国际帝国主义垄断资本扩张掠夺下中国社会各种矛盾交会的历史必然，因为这一选择是尝试了其他一切政治模式在中国的实验后的唯一抉择。中国的近代史已经以铁的事实推进到这一步，现实给中国的最佳选择是:在已经奠定的基础上，渐进革新，抓住历史捷径，避免无畏的徒劳走向未来，如果强行剪断历史脐带，铲除社会主义内核的一切观念制度，另起炉灶，试图搭建现代资本主义一套体制和价值观念，不难想象这种强行手术不说能否实现，就算一时得逞，将因巨大的社会震荡衍生不可预测的灾难后果，还会因与中华民族心理、历史传统、现实社会难以磨合而被迫回头又会伴生多少灾难，更不用说在激烈国际竞争环境下，错失发展良机，国家独立的主权无法保证，遑论其他美好设想。事实就是这样，历史寄希望于只能是中国共产党，相当长时期没有任何其他政治势力，在中国这个经济、文化参差不齐，国土辽阔，人口众多，民族多，封建传统深厚，又面临着咄咄逼人的国际挑战的大国，没有一个组织严密有序、用科学理论武装的先进分子聚集的执政党是不可想象的。中国的现实最优选择只能这样：首先需要一个精英团体代理广大人民意志，走局部精英民主道路，随经济社会发展逐步过渡到普遍民主，即十七大报告中所论述的，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现实的操作是夯实广大农村与城市社区的基层民主，健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完善民主党派参与的政治协商机制，扩大选举范围，以法律形式确保竞争的公开、公平、公正，实质性推进党内民主，夯实公民社会基础，探索社会舆论有效监督，兼具中国传统伦理特色、西方宪政民主精华，适宜中国国情切实保证效率与公平的民主政治体制。

历史证明：人民、只有全体社会成员中绝大多数的人民才是历史的真正主体，现在无法预测今后世界将怎样演化的细节，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具有独立利益的主体“国家”会相比较而存在漫长时期，没有一个普遍标准衡量哪个国家体制正义，哪个国家体制非正义，但却可用一种公认标准检验国家民众的生存质量，同样也可检验这个国家政府或执政党的效能。令国人欣喜地看到，在国家“十二五”规划中，人民的幸福指数可能作为评判各级政府效能的标准。

三、社会主义的实质及理论依据溯源

随着雅尔塔体制崩溃，冷战格局解体，原先以意识形态划分对峙的两大阵营亦改弦易辙。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两德统一，社会主义作为一种世界潮流陷入低谷。国际格局进而向深层次演变，意识形态淡化，国家利益至上，在经济全球化加速的同时，综合国力较量日益激烈。在社会主义中国的改革向深层次推进的今天，似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许多涵盖现代文明的体制、科技、管理方式，逐渐被移植、嫁接，于是社会上乃至理论界也陷入理论的混沌误区，陷入意识形态的虚无状态。对于一个大国的执政党来说意识形态的虚无可能导致：在进一步改革关键时刻失去方向，在重大事变面前失去主见，在国际外交中缺失战略。

（一）社会发展规律的解读

为了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明晰理论注脚，对社会主义的本质及科学性、先进性必须廓清。批判的武器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君子性非异矣，善假于物也”，人是凭借掌握的物质手段才“凌驾”于自然和社会的，现实生活中人的欲望排遣与满足最终取决于物质手段的提供。精典理论这样论述:调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集团背后最强大的动力是经济，它决定社会成员的生存状态、情感体验。具体而言:人类的生存发展必须依赖一定生产力，任何时代并不是想怎样生产就怎样生产，实际上受制于客观条件，一个时代只能提供一定的生产力，于是围绕现实的生产方式，人类被一条无形绳索捆绑在所谓的生产关系上，在低效率生产力时代，生存欲望强烈，生产方式单一，强制性越明显，社会形态越鲜明。在科技迅猛发展的信息时代何不如此，尽管现代以金融为核心、依托计算机网络平台的虚拟经济令人眼花缭乱，试问，人性变了吗？人性背后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强制力变了吗？以物质资料生产为核心的实体经济才是人类赖以存在发展的根基，虚拟经济以数学手段、洞悉人性的博弈、快捷的信息传输推动了资本的高速组合只能加速资源配置，同时加剧了社会的马太效应，衍生了社会的不稳定预期与人心的浮躁、异化，同时也累积了随时重创实体经济的信用危机。2008年发端于美国次贷危机的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触目惊心，它把形形色色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打回了原形，马克思《资本論》的理论光芒历经时间的洗礼依然熠熠生辉。

作为社会的上层建筑又是怎么回事呢?原始社会后期，因生产力发展，私有制的产生不可避免，大自然中不平衡是绝对的，人类社会亦然，当社会中有剩余产品出现，势必少数人可不劳而获，即利用私有财产尤其是生产资料来榨取无产者劳动，当社会分裂成具有足够条件抗衡的对立集团，即“阶级”，为避免在冲突混乱中灭亡，为强制性控制社会秩序，国家的产生顺其自然，于是以军队、法庭、监狱等暴力机器支撑的上层建筑在经济基础的沙石上耸立。混乱之后的有序正如普利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所言又建立起一种远离平衡态更复杂的动态均衡。由此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前二者是动因，后者是表象，这三对互相矛盾的方面对立统一推动人类社会演变。于是首先是一定时代的生产力，其次是由此决定的生产关系，再次是在这之上形成的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及宗教、艺术、文化意识形态等。特定的生产关系及上层建筑可能与一定状况生产力水平相脱节，但历经磨合总会相对稳定下来，这就是从纷繁复杂的历史演变中勾勒出的稳定社会形态，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事实也如此，人类历史上许多先进分子曾幻想公平、民主、合理、人道的秩序，每次声势浩大的民众起义成功后，其领袖人物也尝试过耕者有其田，均贫富，然而囿于人本身劣根性，实质是人本性和生产的供给不足，所谓的“先进生产关系”无非是昙花一现，因独特的历史沿革和自然环境，历史中每个具体社会各具特色，但无论怎样，其核心基础偏离不了经济这根轴心。

当今时代无论何种国家政体，由于国际因素干预，经济的全球化，使单一国家的模式复杂化，精细解析国际政治：世界主要国家综合实力的此消彼长与现实各种矛盾交会是世界政治格局的表象；追求进步与物质生活的充裕，谋求平等与独立是世界各族人民的梦想，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永恒主题，这才是世界政治格局演变的深层精神动因，而国家以经济实力为核心的综合国力是最根本的、最具活力的变革力，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解析力依然存在，因为它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辩证模式与人性的本来面目。

（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分

历史唯物主义阐述人类社会在实质上有两种形态:一是私有制占主体社会，二是公有制占主体社会，其中生产资料所有制具有导向意义，它的占有方式从根本上决定了物质财富的最终分配继而决定了该社会是少数人支配多数人，还是多数人共享社会财富。社会主义之所以具有以往任何社会制度难以比拟的优越性根源就在此，它第一次使多数人主宰自己命运成为可能，而社会正义的直接评价标准是最大多数个体的价值取向。毋庸置疑，我国人民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要想把这种美好体制巩固直到真正恩泽众多生灵，公有制主导地位应使之坚如磐石，唯有如此，人民才能利用国家政权并依赖这个经济基础阻止任何试图复辟、意欲奴役民众的旧体制复活，并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试问当今时代，让中国老百姓怨声载道、令国家领导人深深忧虑的贫富差距、官员腐败、高房价……对比发端于美国次贷的金融危机最终不得不借助强大的国家干预力量遏止金融危机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这些从正反两方面佐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公有制主导地位”应给予合理解读，它的具体实现方式应取决于其能否确保实质意义的公平并兼顾效益。再重申：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所有的理论范畴只有“矢志追求人类的解放，实现全人类的自由、平等、民主、富足，人性的全面自由发展”的价值定位是不可变的，永无止境的怀疑、批判，彻底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法论是不可变的，其他的都是历史的、具体的、实践的、动态的，可变的。

公有制的主导地位保证了社会主义的民主真实，对于一个经济、文化普遍落后，人口众多的国家，在生产力许可范围内（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具有相对独立性，任何一个社会，通过暴力夺取政权后，在一定时期可施行任何一种制度，至于合理不合理，有无生命力则要看它最终适宜不适宜生产力水平，应该说新中国建立之初的生产力水平是根本不具备建立社会主义条件的，但夺取政权后的共产党可强力维持政权、社会稳定，同时超常规引进人类已有的先进生产技术与装备，大力推行教育培养具备现代素质的人才，逐步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否则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中发生“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灾难，实行拨乱反正后，还可以迅速转轨，抓住后工业文明革命的链条，中华民族的巨型列车终于驶上一条可能追上人类文明主流的快车道是不可想象的。过早奠定这种制度，从理论上讲是可以更自觉调控整个社会人力、物力以比同样条件下资本主义制度更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又能避免同等条件下资本主义民主的虚假狭隘性对多数下层人民摧残和掠夺，从而兼顾效率与公平，达到义与利的统一。

资产阶级宣扬的民主、自由、博爱，由此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搭建的权力制衡政体及普选制常被标榜兜售，然而这些自欺欺人的理论连资产阶级理论家也难以自圆其说。一方面是社会财富私人占有，弱肉强食两极分化，一方面把人权、自由、尊严交给民众自决即所谓个人绝对自由支配自己命运，并且修修补补形成完整的法律体系。由于科技的发展，社会提供的财富似乎也能让众多生灵生活的可以，于是连这种体制下的人们也觉得，没有什么不公平，问题的实质在于在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个大转盘運转下，物质的生活因得益于高度发达的工业文明足以让民众物欲满足并有较之于落后社会主义国家民众的优越感。然而奠基于社会财富之上诸如个人尊严、社会地位、国家权力分享等更有本质意义的社会资源是绝对不公平的。是的，只要拼搏加机遇，乞丐也会变富翁，但从整体上讲，这种体制下必然任何时刻总是少数人占据相对多的社会资源，由于马太效应，资本的加速累积，当前一代逝去后，下一代又继承原来的不公平，如此恶性循环。资本主义就是这样以美丽的谎言编织人道、温情、正义的外衣，骨里却通过不均衡的财富划分不同等级从而依靠物的占有来压抑人性。抨击资本主义的罪恶，不是抨击资产阶级的道德低下，而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体制运行中由于必然的两极分化和社会大生产的无法统筹内耗生产潜力衍生的个人良心无法扭转的体制积弊，在资本主义社会并不意味某个人注定受压制、受贫穷，但注定少数人更多拥有国家权力和财富。理论的解释如此而已，关键是实际操作。必须指出的是，上面论述的是标准形态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仅具理论参考意义。简言之，无什么神秘之处，仅仅是两种社会体制模式。实际上，资本主义国家因民众抗争、理论家献策，国家政策也在嬗变，如高额累进税、遗产税、反垄断法，有利于克服贫富分化的马太效应。国有资产壮大，社会福利保障体制完善，国家宏观干预力量增强，带来许多积极进步因素，而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在操作中走样，反而适得其反。

这些须引起理论界和国家重要决策机构高度警惕，应切切实实加强研究探讨，从自欺欺人的优越感中挣脱，本着对人民、历史负责的精神，廓清社会主义实质，在实践中稳健、务实地兑现它的优越性，只要能控制根本导向，有利于多数人民的利益，应大胆充分利用人类一切文明成果。只要能兼顾好效率与公平，如公有制的具体实现形式，国有资产的监管，政治体制改革还可迈开更大的步子。

（三）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揣度

为助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充分吸取其理论素养，再次重温马克思、恩格斯的谆谆教诲：“一个民族只有全部吸收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她才能站在所处时代的理论最前沿。”我们扪心自问，在物欲横流的今天我们是否静下心来，以炼狱般的虔诚真正体验、吸收人类已有文明精华，是否广泛而深入地投入火热、鲜活、残酷的现实生活与社会斗争，是否真正具备独立人格与自由思想，是否真正体悟宇宙与人性的深邃，是否抱着一颗超越民族偏见的博爱之心向人类献出自己的全部心智与体能，即使敌对势力那么强大也决不屈服，我们做不到，马克思、恩格斯做到了。历经时间与实践的冲洗，迄今还熠熠生辉的是：1）矢志追求人类的解放，实现全人类的自由、平等、民主、富足，人性的全面自由发展，如此宏大而正义的理想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价值定位。2）永无止境的怀疑、批判，随时矫正主观偏见，竭力发挥人的主观能动、彻底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理性自觉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武器。3）实践、再实践，主体与客体的真实相互作用、相互验证，无限逼近真理，这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动力源泉。

四、人的解放、民主政治与人文精神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人性的全面自由发展，现代西方哲学流派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合理性，其焦点指向：强调群体至上必然扼杀个性解放，公有制为主导必然带来托管者的渔利，扼杀竞争的效率与公平，精英民主必然导致普遍民主传导上的失真，即所谓的社会主义体制二律背反具有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人性的全面自由发展在漫长的人类演化史中可能是永不可及的梦想，必须承认这样一个命题：实现人性的全面自由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合理的价值取向，它是一个历史动态过程，是具体实践过程，且只有社会主义才可能奠定必要的物质基础和合理社会架构，即它在首先解决多数个体的合理愿望基础上为单个个体愿望实现提供最大可能。

生活在实用主义盛行的年代，可怕的是理想主义激情与反叛精神丧失。社会的真正文明与进步，是与这个社会中要求更合理、不甘于现状、渴望幸福且敢于执著奋斗的精神分不开的。抑制人本身劣根性，展现人性中美好一面，是社会进步的取向。现实又怎样呢?富有贵族心态的社会精英受益于亿万民众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成果，自诩清高和深谙宇宙奥秘，睥睨社会，孤芳自赏，玩味人生，非但他们实现不了什么个人价值，更会招致精神萎缩，人性弱化，生命质量大打折扣，人是需要一点精神的，缺乏进取与自律，无异于生命的终结。实践反复证明，只有社会成员普遍觉醒，少数人的欺骗愚弄难以得逞，这时社会经济又发展到一定程度，那么一种历经意志整合的民主政治才得以施行，真正合理的政治运行机制才得以建立。而只有置身于这样的社会，真正的个性张扬与自由精神才有驰骋空间。

感伤于物欲横流的当今社会、生存竞争压力剧增、自然环境破坏、传统美德消解、因科技长足发展对宇宙本质逐层揭示导致对生命神秘、敬畏心理消失，人们开始对前景沮丧。人们怀念昔日田园牧歌似的农耕生活、淳朴民风，向往封闭隔绝，贫困、苦难条件下呈现的人性光辉，诸如亲情、爱情的美妙体验及艺术审美感受。是啊，那种令人如醉如痴、动人心魄的人文意境激起多少人对生命美好的珍视和战胜苦难的勇气。作为一个理性进取的人应该自觉追求作為人应有的本质丰富性，这是提升生命质量的需要。社会中从没无条件的世外桃源，或许拉开时空，那种苦难条件下的体验具备独特的审美价值，而当时的体验却未必尽然。当然，要警醒发展中不应有的副反应，珍惜以往历史反复证明的美好价值、准则。历史一再昭示：人只要还是人，人的内在本质或说人的欲望、心理、人性具有质的稳定性，变化的是因科技的发展带来的满足方式及外在的环境。现代社会文明病有的是人类发展共同面临的课题，有的是缺乏博大、远见和归宿悖于人性必然与历史必然的意识形态衍生的不治之症，无论怎样都是人类文明进程中必须正视的事实。

结论一目了然，公民社会中所谓精英们在维护民主政治同时，更肩负着为人类向新的高度跃进时矫正前进方向寻求生存的意义。所谓构建人文精神应是站在人类已有文明最前沿，具备广博文化底蕴；谙熟审美规律，具备审美情感、能力；珍视并遵守历史反复验证，人类公认的美好价值、伦理准则；具备人性体验的深度与厚度；体现于与现实尤其是与生产实践紧密相连顺应并推动社会文明进步。针对现代文明病，无法开出灵丹妙药，只能参照历史，遵循普遍人性原则，作出抉择。社会自身问题也只能依靠社会自身解决，实践到了什么程度，就解决到什么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