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理最大”与宋代政治合法性论证
时间：2021-01-25 08:04:05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宋初“天下何物最大”与“道理最大”的问答，蕴含“道统”与“治统”的讨论，是宋儒关于政治合法性的表述。“道理最大”是天命攸归、血缘承继之外的传统中国政治合法性建构，强调政治治理的价值设定与实效。在南宋，它与理学哲学话语汇合，建构起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论证新模式，企图型塑士人层的价值认同，形成合法性论证的双重准则。以西方视角观照传统中国政治合法性建构，起到消解和重构作用，对彼此政治合法性理论缺失加以支撑和补充，建构合乎东西方文化传统、政治语境的合法性论述。
关键词：天下何物最大;道理最大;政治合法性;道统;治统
中图分类号：B244.99;D6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398（2019）02-0010-09
宋初“道理最大”之议，最为史家注意，常被用来阐发理学话语的形成和政治法度的确立。循此进路，当代学者展开哲学话语建构、权力限制机制设置和法度传统生成的阐释。关于权力限制机制的论述，可参考张其凡：《宋初政治探研》，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 63—64页;崔英超：《宰相群体与南宋孝宗朝政治》，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35页;葛兆光：《回到历史场景：从宋人两个说法看哲学史与思想史之分野》，《河北学刊》2004年第4期，第19—23页;关于理学话语生成，可参宋人刘实甫：《宋大事记讲义·序》，吕中编《宋大事记讲义》，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8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87页;姚勉：《雪坡集》卷七，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5页;王立新：《理学开山周敦颐》，长沙：岳麓书社，2012年，第11页;关于祖宗之法论析，参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修订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506—522页。当前学界的研究，多将其视作哲学或政治学单独的阐说对象，将它在理学的形上层面和政治学论析分而述之。事实上，“道理最大”的宋代诠释，除了哲学生成、权力限制分别地理解以外，还存在另一以“道理”为依据、以融合理学与政治为进路的政治合法性建构。宏观地看，这一诠释进路，立足于两宋的政治格局的演变：北宋立国以后，并未建立起宇内一统的政治格局，及至南宋，北方陷落，国家危殆，致使士大夫的国家观念，产生了重大变化。他们不再把自己的朝廷，視为禀受天命的唯一合法正统。Morris Rossabi.China among equals ： The Middle Kingdom and Its Neighbors， 10th-14th centurie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3;另外，在宋人的观念中也有南朝、北朝之说，且与辽约为“兄弟之邦”之事实，在宋文中不难翻检，此不赘述。为了调适这种国家实力消长带来的变化，在政治理论建设上，不仅表征出统治合法与正当性阐释涵盖的重民倾向，还表现在意识形态上建设文化上的中心主义，这既是王朝“祈天永命”永续国祚的政治基础，也是使宋王朝能够以“中心国家”的身份与辽、西夏、金、元（大蒙古国）等外族政权建立关系的前提。本文透过“道理最大”在两宋的诠释史，展现“道理最大”涵盖儒家“道统”与“治统”的讨论，由此挖掘“道理最大”与政治合法性的关联，呈现赵宋统治层在内外局面中统治合法性叙述的历史进程。
一 宋代“道理最大”的政治合法性意涵
政治合法性又称作政治正当性，是指政治主体政治主体有广、狭之分，广义指政治行为的参与者、行动者;狭义指政治过程中处于支配和主导地位的行为者。这里采其狭义，参考王邦佐等编：《政治学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第2页。为获得政治权力、进行政治治理、延续政治统治、期待民众内心认同和服从而进行自我辩护的一般性原则。理论界对合法性问题的定义颇多，本文在合法性论证类型上参考德国哲学家马克思·韦伯的论析。见氏著《经济与社会》上卷第一部分第三章“统治的类型”;合法性内涵参考法国学者让—马克·夸克的分析，见氏著《合法性与政治》，中译本序第一部分“合法性的含义”及第一章“何为政治合法性？”它本是西方政治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范畴，但作为一种政治思想，则广泛存在古今中外的政治实践与文本中。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往往以篡政或暴力实现，但是，帝王掌权后的政治治理、获致民众对其政权认同和服从，却难尽以武力。故开国后的政治合法性辩护，便成为王朝初期君臣当务的“政治拟制”。
赵宋代周建国，虽谓禅让，实以兵威武力实现政权转移。故而宋之太祖、太宗时期，尤其注意对其统治的正当性进行辩护。在宋代，除了以天命、血缘等要素证明政治合法性，还进一步从道统与治统两个维度来证明。治统是政治层面上的权力体现，以君王对民众统治言，即“治民之谓君”;道统是从知识、价值、意识形态等保证权力推行的合理与正当，所谓“教民之谓师”。君、师对应治统与道统冯友兰：《关于孔子讨论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哲学研究》1963年第6期，第45页。，体现为“势”与“道”的分合，所谓“势与道合”或“势与道离”陆九渊：《陆九渊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412页。统治者通常排斥约制其“势”的异己之“道”，常以二策免受制“道统”：一是以“势”毁“道”、制“道”的对抗策略，彰显其政治权威无与颉颃，此法为之不少，然取效甚微;二是通过“势”尊“道”、纳“道”入“势”，以求道、势融合黄进兴：《优入圣域——权力、信仰与正当性》，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95—96页。故政治统治即“治统”的合法与正当，往往仰赖“道统”之传。太祖虽为武人，赵普亦以少时“寡学术”见诟于人，然而执政后，太祖“晚好读书，尝读二典”以及发出“作相须用读书人”的感慨（《宋史·太祖本纪》卷三），检视太祖所读之书，其为记录三代以来圣王的政典，且太祖“常劝（赵普）以读书”以及赵普执政后“手不释卷”和施政的“刚毅果断”（《宋史·赵普传》卷二百五十六），表明君臣从武人身份向政治人的转变。因此，君臣二人对新兴王朝的政治正当性建构，虽无思想家那般的理论熟稔，却有政治家面临的问题意识之直觉。其中，太祖赵匡胤与宰相赵普二人的“道理最大”之议，即为政治正当性的“政治拟制”。“道理最大”的最早记录，见于北宋中期沈括所著《梦溪笔谈续笔谈》关于沈录的有效性，有三点说明：1、《续笔谈》晚出元祐后期，又加之刊刻、流布需时，未在北宋引起重视，不能否定其真实性;2、独沈括辑出此语或与他在治平元年编校昭文馆书籍，熙宁元年升任馆阁校勘，有关。3、沈氏为何特别重视这一记载，这与北宋中期谈道析理的学术风气直接相关。中：太祖皇帝尝问赵普曰：“天下何物最大？”普熟思未答间，（太祖）再问如前，普对曰：“道理最大。”上屡称善。沈括：《梦溪笔谈》，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第28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