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研究的新领域\新议程\新机遇
时间：2021-01-28 07:58:30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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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2月4号,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与校中东研究所和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共同举办了“中国外交的新领域、新议程、新机遇”的学术研讨会。研讨会采取命题作文的形式,邀请了上海和浙江的国际关系学者就中国外交研究中的相关领域做了主题发言,讨论内容涉及中国的人文外交、准联盟外交、地方外交、人权外交、公共外交、援助外交、多边外交、经济外交、中国海外利益保护、20国集团、区域主义外交以及中国外交研究新议程和新机遇等话题。
这次主题讨论得到《国际观察》杂志主编胡礼忠教授和执行主编武心波博士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对讨论内容作了必要的编辑和整理,以“主题讨论”形式予以刊登,以飨读者。
——苏长和 韦宗友谨识
研讨主题:
1.中国外交研究的新议程
2.中国外交研究的新机遇
3.中国的援助外交
4.中国的人文外交
5.中国的地方外交
6.中国的公共外交
7.中国的经济外交
8.中国的准联盟外交
9.中国的多边外交
10.中国海外利益保护
11.G20制度建设的方向
12.中国的区域主义外交
中图分类号:D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812(2010)01-0010-28
中国外交研究的新议程
苏长和
中国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及其经验,是我们社会科学研究的一座金矿。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深刻变化,促使我们理论研究者要想在前面,对这一变化及其世界性影响展开前瞻性研究。毕竟,理论工作者不是“救火队员”,但却是“预警员”,需要做“走在政策实践前面的研究”。国际关系学科要受人尊重,恐怕非得从基础理论建设开始。各位谈到的许多“领域外交”研究,都可谓中国外交中的新研究议程,有些“领域外交”尽管历来就有,但是在当代却有新内涵。我想结合自己的研究兴趣,谈谈其他一些新的研究议程,我对这些新研究议程的理解还不成熟,所以以下内容更多是发问式的:
第一,作为当代国际政治思潮的“中国模式”:关于“中国模式”有不同的表述,有说“北京共识”的,有说“中国道路”的。冷战结束以来,国际政治思潮和实践出现一些重要甚至重大的变化。当初福山意气风发地大谈“历史的终结”和自由民主无往而不胜,20年过去了,建立在个人欲望迸发基础上的英美资本主义模式出现了许多问题。当然,其问题到底是阶段性的还是根本性的,值得关注,但是有一点几乎是肯定的,也即:不存在一种模式可以普适地运用于世界各地。而“中国模式”所包括的价值、理念、方法,正在成为当代国际政治思潮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我们需要关注各种国际政治思潮,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主要国家和地区如何思考世界秩序和组织的。过去讲国际政治思潮的时候,多谈英美的、欧洲大陆的,其实,当代国际政治存在多支思潮,例如,仅在当代中东,就存在各种需要我们关注的政治思潮,在非洲,也存在多种政治思潮。世界各种政治思潮有共通的地方,也有分歧竞争的地方。英国有句名言:如果你要了解英国,请先了解其他国家。这句话套过来说,我们要了解“中国模式”,需要先了解其他地区的发展模式。二是总结概括“中国模式”。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的成功来自于政治、经济、社会及外交四个领域的诸多制度创新,需要学者进行抽象、概念化。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一般人(以及西方政治理论)认为只有在西方民主社会才有成熟的纠错机制,能保证决策的相对科学性;而在“中国这样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我个人认为,用权力高度集中简单地概括中国政治是不准确的,中国政治中的权力经常是高度分享的,此也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之一),缺少健全的纠错机制。但是事实上,仅仅从改革开放三十年看,政治、经济、社会、外交领域如果没有有效的纠错和学习机制,很难保证改革开放的成功。问题是,这些在政治和外交领域的纠错经验需要我们学者将其上升到概念的程度,唯有此,才可以真正超越西方政治理论;再比如,刘鸿武教授研究中国对非援助外交时提出中国“民生先行”援助模式和西方“民主先行”模式的本质性不同,等等。我觉得,也只有更多的类似这样的经验通过提炼和概念化后,聚沙成塔,“中国模式”的知识框架才可以浮现出来。
第二,外交领域中的分权和集权:改革开放以来,对部门、地方、企业的分权,极大地调动了社会活力。那么,我们在外交领域存不存在分权?我觉得是存在的。我和陈志敏教授长期关注这个问题,他比我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要更早,也更深。当初复旦的刘星汉先生主张用“地方的国际行为”而非“地方外交”这个词,我深有同感。不管是用“地方外交”或者“地方的国际行为”,我觉得是否可以从大外交角度,从纵横两个层面关注外交领域的分权。一是事关外交的职能性权力(事权)在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中得到分享、分担,或者说,现在不仅仅是外交部,其他政府部门也越来越多地卷入到外部事务处理中,这点特别体现在各位提到的领域外交中。有人认为这体现了外交部功能的萎缩,我倒更倾向于认为这是中国政治制度中独特的权力分享现象。二是从大外交以及中国独特的国家结构角度理解,外交在纵向的央地关系上也存在有限度的分权现象。例如,港澳回归祖国以后,它们在一些职能性国际组织中仍然具有代表权,在一定条件下还具有缔约权。这是“一国两制”制度的创新性设计地方。再比如,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外贸和外来直接投资审批权的下放,地方省份具有更大的自主性,开展国际合作,展开国际活动。新近作为地方外交主体的广西,其在中国与东盟合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就是我们有关分权研究的重要素材。另外,中国地方的经济实力不可小觑,以中国各地方GDP与邻近周边国家GDP相比,在前40大经济体中,25个是中国地方(包括港澳台)。所以,地方有能力更多地参与国际活动,特别是在次区域合作中,出现陈志敏教授所言的中国地方外交“牵引着中国周边国家向中国靠拢的效应”。
有分权,就有集权,两者之间的收放是中国政治经久不变的主题之一。从中央政府角度讲,外交当然要集权,集权不是简单地集中权力,而是做到一线相牵,收放自如,《说文解字》中的“县”,就是这个意思。当然,这种收放是一种政治艺术,也关涉制度设计。比如,涉外权力在更多部门之间的分享、分担,有好处,但是也会带来协调的难度。另外,将来随着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更为紧密,中国对世界贡献度的增加,更多的政府部门会参与到中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过程中,这种情况对这些非外交部门是个全新的挑战。还有,一些非外交部门更多地参与到国际组织中,像卫生部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关系,农业部与世界粮农组织的关系,以及国家质量技术监督检疫总局与国际标准组织的关系,等等,都提出了国内公共政策与国际公共政策协调的重要性问题。这个时候,国家就需要像这些年机构改革中的大部制思路一样,从大外交角度考虑外交领域的大部制思路。从学术研究角度看,这种问题仅靠国际关系学者是做不了的,可能需要更多学科学者的加入。
第三,对国际制度的参与或退出:国际制度是全球治理的基础。过去我们关于国际制度的研究集中在各国(中国)对国际制度的参与上,中国本身就是参与、建设、改革国际制度最有活力的国家之一。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是否需要做反向思考,也即假设国际权力格局出现重大转变的时候,或者像经济领域的危机进一步恶化这样的现象增多的话,主要大国会不会出现退出现有国际制度的可能?历史上看,国际结构出现重大转变的时候,主要国家退出国际制度,国际制度出现失败的事例举不胜举。陈玉刚教授提到的当前国际政治中的“G化”趋势,反映了国际制度变革的动力,值得我们注意。按照我的理解,他提出的问题意义在于,“G化”反映了既有国际权力结构出现缓慢松动的趋势,当然,松动的速度加快的话,就需要我们警惕。我提出“退出国际制度”这个命题,既不是对国际制度研究的否定,也不是说我们不应该参与国际制度。相反,参与、建设、改革国际制度是重要的,这也是中国发挥全球性影响力的重要渠道之一,问题是,我们要使各国遵守国际制度,恪守国际承诺而不是出尔反尔,就需要设定机制,使各国国内政治与国际制度处于高度合作的状态,确保公正的国际制度拥有强有力的国内支持力量。在世界政治中,一旦通向国际合作的国内政治大门一关,国际合作和国际制度就会少了国内支持这样的稳定力量。现在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的贸易保护主义就值得我们注意。这需要我们将国际制度的研究延伸到国内政治中,研究国内制度与国际制度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