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经合一与中国周边外交的拓展

[内容提要] 新世纪中国周边外交的拓展有赖于平衡安全合作与经济增长两个方面。本文首先梳理了周边外交在整个中国国际战略和外交格局中的地位，进而分别以中国亚洲贸易格局调整与企业“走出去”战略为例，论述了贸易、投资如何与安全合作、地区合作相互促进，拓展了中国的周边外交，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和上海合作组织的制度建设快速增进了东南亚、中亚与中国的投资贸易关系，而投资贸易关系的深化又促进了中国的周边外交。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日渐均衡的相互依赖阶段。

[关键词] 政经合一 周边外交 安全合作 经济增长 相互依赖

随着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并日益崛起为经济大国，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部分西方学者以历史类比的方式，突出中国明清两代朝贡体系对当代领导人的影响，错误地认为中国将在周边地区实行霸权。但是，历史类比终究只是一种类比，忽视了古代中国与当代中国的根本性差异，因而也就无法在中国的古代治理模式与当代实践之间建立因果关系。而且就算是对朝贡体系本身，不少西方学者的认识也存在纰漏，忽视了朝贡体系秩序中中国注重礼而周边国家收获经济利益的特点。四当代中国已充分认识到周边地区对中国的重要性，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周边外交已经“从相对次要的位置逐步成长为中国发展的战略依托”。还有的学者认为，周边外交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应该将整个中国外交战略的中心放置于周边外交。毫无疑问，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是中国对外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代中国外交研究的重心。

国际关系学者一般从国际体系、国内政治以及领导者个人特性三个层次理解中国外交政策变革。学者们注意到，三个层次中有越来越多的因素影响中国对外关系的面貌。层次分析有助于把握外交事实的复杂性，不过更多是一种框架性论述，还须在此基础上对动力与机制作更深入的探讨。华盛顿大学教授沈大伟曾提及中国在亚洲的地区外交中之所以表现出色，主要是因为“中国还与很多亚洲国家签署了和平友好条约，同时，中国在建立上海合作组织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地区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也是地区国家间互相依赖的深化，更重要的是，它改善了与所有邻国的双边关系，包括那些曾经与之为敌的国家。”沈大伟的认识实质上概括了改善安全环境与促进地区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需要进一步分析的是中国周边外交如何强化这类关联性，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在政治经济上的互动有没有地区差异性。以及政治与经济互动的特性都有哪些。

本文以新世纪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互动为分析对象，集中研究中国周边外交的形态及其动力。文中所指周边外交，其涵盖的时间段主要是2002年中共十六大以来的外交，而周边外交的概念也采纳学界主张的“大周边”、“大外交”概念。文章从地理视角而非“中心一外围”含义使用“周边”一词。①本文首先梳理周边外交在整个中国国际战略和外交格局中的地位，进而分别以中国亚洲贸易格局调整与企业“走出去”战略为例，论述了贸易、投资如何与安全合作、地区合作相互促进，拓展了中国的周边外交。在此基础上，总结了中国周边外交的特征及其动力，并指出未来周边外交值得重视的四大议题。

一、新世纪以来中国周边外交政策的拓展

传统意义上，外交是国家行为体调整与外部世界关系的一种策略和行为。国家通过对外交往维护和拓展国家利益，一个强大的国家拥有与实力地位相匹配的外交能力。随着一国实力地位的变化，其对外交往的模式、动力以及成效都将随之改变。中国对周边国家的政策的变革，不仅反映出这种地位变化，也能揭示中国外交近期出现的“新国际主义”转向，即中国更愿意与国际合作，视全球化为机会，逐渐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中发挥建设性作用。①

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届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来看，中国直至1992年召开的十四大才首次从“第三世界”概念中划分出“周边国家”这一对外关系层次。十四大报告认为“我国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处于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好的时期”(参见表1)。这一判断与苏联解体后中国周边地区不再有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压力直接相关。利用冷战结束契机，中国随之与众多邻国逐步解决了属于主权范畴内的领土、边界争端问题。

在周边安全环境改善的同时，中国官方逐渐开始使用“周边外交”概念。不过，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外交语汇中的“周边外交”，仅仅被用来概括中国恢复与周边国家的正常关系，还没有涉及如何利用经贸手段进一步提升这种关系。例如，1991年年末，前外交部部长黄华在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表示中国已经“同所有邻近国家的关系实现了正常化，与各国基本都和睦相处”。此后，中国高层出访阐述中国对外政策时，多次提及“周边外交”概念，认为良好的周边环境为国内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必不可少的保障和条件，同时双边关系改善也带动了同周边国家经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1997年中共十五大报告认为争取一个良好的周边环境是可能的，同周边国家之间有争议的问题要通过友好协商解决。

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的周边外交以区域合作为导向进行了重大拓展。2002年4月外交部副部长王毅指出，即将进行的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谈判“堪称中国与东盟关系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也为中国的周边外交开辟了新的局面”。同年11月，江泽民在中共十六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将继续加强睦邻友好，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加强区域合作，把同周边国家的交流和合作推向新水平”。自此之后，“与邻为善、与邻为伴”成为中国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原则，而“区域合作”概念首次出现在党代会的报告中。从此，区域合作成为中国周边外交的主要方向，中国周边外交开始走出“安全突围”，进入了“利益拓展”阶段。

2003年10月，温家宝总理在出席东盟商业与投资峰会时首次对中共十六大确定的周边外交作了阐述，继十六大确定“以邻为善、与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之后，又提出了“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政策。③在中国的语境里，方针主要是指引导事业前进的方向和目标，而政策是为完成特定任务规定的行动准则，是路线、方针的具体化，更具有操作性。由此，中国的周边外交进一步被概括为方针和政策的统一，既有目标也有手段。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这一政策意味着“中国正在把自己的利益同周边国家的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实现共同发展”。④2007年11月，胡锦涛主席在党的十七大上提出，中国“将继续贯彻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加强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和务实合作，积极开展区域合作，共同营造和平稳定、平等互信、合作共贏的地区环境”。2009年11月，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出席欧亚经济论坛时重申了这一周边战略。

与“周边外交”的进步类似，新世纪之后中国的外交格局也基本定型。从十四大开始，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是中国外交格局中的三个支柱，十五大之后增加了多边外交，自十六大之后，排序变为发达国家、周边国

家、发展中国家以及多边外交，十七大继续沿用这种分类。有学者认为，十六大以来形成的这一外交格局是“符合中国国内经济建设这个工作重心的，因此是成熟的，也是理论与实践、政策与主张相一致的对外政策布局。”①

“周边外交”在中国外交政策与外交布局中得到极大重视，并出现了较大进展。具体而言，周边外交具有如下两个特点：第一，中国周边外交的拓展从加强区域合作开始；第二，中国周边外交是战略目标和行动路线的统一。十七大以后，中国周边外交的战略目标是“共同营造和平稳定、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地区环境”。从前面三项内容的排序来看，“和平稳定、平等互信”突出了“安邻”的重要性，而“合作共赢”则强调“富邻”。也就是说，中国周边外交实质上以“安邻”与“富邻”为两大操作手段，战略目标则是营造有利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地区环境。简而言之，中国政府越来越强调“安邻”与“富邻”的结合，重视地区安全合作与经济增长分享两者之间的关系。本文把这个含义概括为“政经合一”。

长期以来，中国外交服务于国内经济建设这个战略目标。冷战结束创造了改善国家间关系的机会，大幅度推进了中国周边外交的范围和深度。随着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改善，特别是国内政治经济建设的发展，如何进一步利用国际环境(包括周边环境)，稳步推进中国的“和平发展”就成为首要的问题。中国须向周边国家明确传达，中国实力增长之后是否会让周边国家分享利益，以及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实现这种分享。一个强大的中国应该不断改善周边地区的安全环境，不仅服务于本国的国内战略目标，而且也要服务于创造一个富裕、和谐的周边。

二、亚洲贸易格局、上海合作组织与周边外交拓展

与中国周边外交思想转变相匹配的是，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贸易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中国国家力量的增强与国家利益的拓展，中国周边的范围也在扩展之中。本文把中国的周边分为三个层次：陆上邻国14个，海上邻国6个，以及这些邻国的邻国中与中国关系密切的8个国家，谓之“二级周边”。由于美国是一个全球性国家，对中国产生全方位的影响，增加美国势必冲淡本文主题。为了更加突出一种均衡的中国一周边关系，本文暂不考虑美国在中国周边外交拓展中的作用与地位。

从表2可以看出，近十年来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贸易形成了深度依赖关系。2002年，在周边国家中，中国占该国贸易比重超过10％的有7个，2008年上升为19个，包括陆上9个邻国、海上5个邻国以及二级周边5个。其中，中国与印度、伊朗、朝鲜等6个国家双边贸易增幅超过30％，中国首次成为印度最大贸易伙伴，并继续保持与日本、韩国最大贸易伙伴地位。2002年周边国家在中国国际贸易中的比重为38.35％，受金融危机影响2009年下滑近4个百分点，但仍占总贸易额的1／3以上。这一趋势表明，周边国家仍然是中国国际贸易的重要对象，但地区贸易比重的下降却显示中国正从区域性大国朝着全球性贸易大国迈进。从某种程度上讲印证了如下观点，即中国没有垄断亚洲贸易，而是正带领亚洲其他国家进一步融人全球生产网络。④陆上邻国对中国国际贸易的重要性日渐上升，而海上邻国由于日本一国的下滑、韩国份额基本不变而整体上处于下降趋势。这一变动说明了近些年陆上邻国基础设施和贸易便利化的进展。总体而言。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贸易往来频繁，中国周边国家分享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国也不断调整与周边国家的贸易关系。

表2还显示，中国周边地区与中国的贸易形成了不同的模式。从2002年至2008年，中国占周边国家贸易的比重不断上升，大致可以分为四组：贸易比重增长3倍以上的国家包括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阿富汗、菲律宾、不丹、乌兹别克斯坦；增长1倍以上的国家包括土库曼斯坦、印度、澳大利亚；增长0.5倍以上的国家包括老挝、伊朗、越南、马来西亚、泰国、孟加拉国、柬埔寨及韩国；0.5倍以下的国家包括尼泊尔、缅甸、印尼、新加坡、日本、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蒙古国、俄罗斯以及文莱。从周边国家在中国贸易中的地位变化来看，则可以分为三组：比重比过去上升1倍以上的包括吉尔吉斯斯坦、老挝、乌兹别克斯坦、印度、蒙古国、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比重有所上升的包括越南、伊朗、泰国、孟加拉国、菲律宾、朝鲜、巴基斯坦、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印尼、柬埔寨、尼泊尔；比重下降的国家包括韩国、新加坡、缅甸、日本、文莱以及俄罗斯。

显然，中国的亚洲贸易格局在过去几年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中亚、南亚与东南亚是中国周边双边贸易关系增长迅猛的三个区域。对这三个地区的国际贸易而言，中国重要性上升；而这三个区域在中国国际贸易中的比重也有所上升。另一方面，自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国际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的东北亚地区地位下降。例如，中国占日本国际贸易的比重从2002年的12.6％上升为2008年的17.3％，而日本占中国国际贸易的比重却从2002年的16.4％下降为2009年的10.4％。这一变化的启示是。中国正日渐成为周边国家的贸易中心，日本的地区地位迅速下降。这一景象在十年前还处于学者的展望阶段。

中国的亚洲贸易格局变化与中国在地区安全合作建设方面取得的进展息息相关。近十年来，中国的区域贸易增长中，中亚与东南亚两个地区特别突出。同样在这两个区域，中国推动建设的地区安全合作机制也取得重大进展。两种机制建设互相促进，实现了中国周边外交中的“安邻”与“富邻”目标。

在中国与中亚经贸关系拓展中，以安全与经济为两大支柱的上海合作组织发挥了关键性作用。2001年6月，上海合作组织(以下简称上合组织)成立。成立伊始，上合组织就认为，一方面“尽一切必要努力保障地区安全”，另一方面“利用各成员国之间在经贸领域互利合作的巨大潜力和广泛机遇，努力促进各成员国之间双边和多边合作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合作的多元化”。①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2003年在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莫斯科会议上指出，“毫不动摇地坚持以安全和经济合作为重点，逐步带动其他各领域全面合作的发展思路。”

从上合组织议题的拓展来看，体现“政经合一”逻辑。

首先，议题围绕安全、经济两大领域逐步深化。2001年6月，上合组织签署《打击恐阵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9月，又签署《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间关于开展区域经济合作基本目标和方向及启动贸易和投资便利化进程的备忘录》。此后，上合组织便围绕着全面落实安全与经济两大议题，召开各相关领域部长级会议，设法建立长期有效的机制与工作机构。继国防部长会议、交通部长会议之后，还落实了经贸部长会议和外交部长会议机制。2003年9月，六国通过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纲要》，这标志着上合组织区域经济合作开始步人正轨。2004年1月，上合组织的两个常设机构一一秘书处和地区反恐怖机构启动，这标志着上合组织已成为完全意义上的地区合作组织。2005年和2006年，在上合组织框架内还

分别成立了两个非政府机构：银行联合体与实业家委员会。此后，上合组织相继召开了一系列的部长级会议，包括救灾(2005年)、教育(2006年)、最高法院(2006年)、议长(2006年)、公安内务部长会议(2009年)以及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2009年)等，这些功能性会议不仅有利于增强政治互信，而且大大便利了经贸往来。

其次，六国确立了经济合作领域的先后次序，并以大型经济技术合作项目为基点推进区域经济合作。2003年9月，在上合组织成员国经贸部长第二次会议上，中国认为各成员国需进一步消除在海关程序、商务流动等方面存在的壁垒。中方建议，优先启动能源、交通、通信等领域。此后，上合组织以大项目推进区域合作。例如，2006年7月，连接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杜尚别一恰纳克”公路修复改造工程开工，这是第一个在上合组织框架内利用中国优惠贷款进行的项目。类似的项目还包括塔吉克斯坦500千伏南北输变电线项目。2009年12月，长达1833公里的天然气输气管道从土库曼斯坦出发，经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输送到新疆，然后被接人中国的天然气网络送往4000多公里以外的上海。对此，西方学者认为上合组织注重经济利益，而不是形成一个反对美国的安全联盟。中国参与中亚地区的目的主要有两个：维护地区稳定与确保能源安全，长期来看能源贸易是中国中亚政策的重心。

再次，针对中亚地区部分国家经济落后的特点，中国提供了资金援助。中亚五国中，只有哈萨克斯坦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其余四国人均GDP都低于中国。为此，中方在2004年的塔什干峰会上宣布提供9亿美元优惠出口买方信贷，在2009年的叶卡捷琳堡峰会上宣布向上合组织框架内多边和双边经济技术合作项目提供100亿美元信贷，用于支持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及民生领域的合作项目。同时。为了应对金融危机的不利局势，中国还向上合组织成员国派出贸易投资促进团，改善中亚五国的国际贸易、投资状况，提升这些国家的技术水平。

三、企业“走出去”、地区合作与周边外交拓展

“引进来”和“走出去”是中国扩大对外开放战略的两个重要方面。2006年6月，国务委员唐家璇在上海调研时提出，地方外事部门要树立“大外事”观念，为中国企业“走出去”营造有利的外部环境，为积极稳妥地实施“走出去”战略提供指导和服务。在企业“走出去”过程中，中国周边外交拓展中“地区安全合作”与“经济增长分享”两个抓手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中国企业不仅得益于安全环境改善、地区合作进程加快，自身也是推动经济增长和区域合作的主体。

2000年开始，中国政府提出要“抓紧研究和实施‘走出去’的开放战略”。③2002年“十六大”报告提出“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此后，中国国际经济合作与海外投资发展迅速。据《200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截至2008年底，中国共有8500家境内投资者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12000家，分布在全球174个国家(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1839.7亿美元，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超过1万亿美元。200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首次突破500亿美元，达到了2003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水平。

从地区分布来看，亚洲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最为集中的地区(如表3所示)。2008年占到当年流量的77.9％，流量超过1亿美元的国家和地区共有22个，其中周边地区占11个。②在投资关系上，周边国家和地区可分成以下几类：第一，中国香港遥遥领先于周边其他国家和地区。吸收了对外投资总额的88％。中国企业投资中国香港的行业类别主要是商业服务业以及金融业；第二，东盟国家占中国海外直接投资额的3.5％，其中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泰国、越南相当突出，中国在这些地区的重点投资行业是包括电力、煤气及水等在内的基础设施；第三，澳大利亚和俄罗斯占2.8％，前者以采矿业为主，后者则是房地产与采矿业；第四，中亚、南亚地区的哈萨克斯坦、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第五，韩国和日本。对照中国在亚洲地区贸易中增长速度的变化格局，两者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东盟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也占据重要地位。

那么，中国当前对外直接投资在东亚具有何种历史地位呢?以日本20世纪70年代的海外直接投资为参照，中国加入WTO后的第一年大致相当于日本1970年的水平。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自1970年开始突破10亿美元，此时日本GDP约为2000亿美元，也就是说两者之比为0.5：100。自1972年度开始，跃上一个新的台阶，规模一下子扩大到以前的3-4倍，1975年末存量达到150亿美元，仅次于美国、英国、德国，居世界第四位。从2005年开始，中国的海外直接投资开始起飞，以FDI占GDP比重衡量，这一阶段相当于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1970年。2005年中国海外直接投资流量为122.6亿美元，根据国家统计局2007年1月修正数据，2005年中国GDP为183868亿元人民币，折合成美元为22671亿，FDI占GDP比重为0.54％，此后FDI占GDP的比重均超过0.5％，呈现快速发展趋势。

日本当年在东南亚取得经济迅速扩张与政治合作有密切联系。20世纪70年代，日本首相福田赳夫的周边外交帮助日本企业开拓并巩固了东南亚市场。1977年，福田提出对东南亚的总体政策，具体包括三点：日本不做军事大国；建立与东南亚各国“心心相印的相互依赖关系”；积极与东盟各国加强合作。正如日本学者中西宽所言，“日本在改变以往以经济为中心的东南亚外交的同时，在东南亚建立协调的国际关系。”日本在东南亚的经营为其80年代迈人“国际国家”奠定了基础。中国合理利用日本的以政治推进经济的经验，从推动周边外交伊始就注重政治与经济两者相结合，这是促进与东南亚合作的重要手段。

中国企业在周边地区的扩展，也需要中国政府在地区安全合作和经贸便利化上的经营。上合组织毫无疑问推动了中亚地区国家和中国的政治互信，各国愿意参与地区合作，以此分享中国经济增长和中国崛起的红利。2006年上合组织银行联合体签署了第一批对联合投资项目的贷款和投资协定。而上合组织实业家委员会旨在加强成员国之间重大项目的投资合作，特别是能源资源的开发、生产、加工以及运输等。上合组织观察员蒙古国看到此举之后，表示将积极参与上海合作组织的双边和多边经贸合作，特别是在电力、基础设施建设、过境运输等方面的合作。不言而喻，中国企业在上述三个领域的一流国际竞争力起了作用。2009年10月，在上合组织成员国总理第八次会议上，成员国强调国际金融危机、“三股势力”、毒品、跨国犯罪成为威胁本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主要因素，而各成员国所构建的地区性制度正好在加强成员国的团结互助、深化安全合作方面奠定了良好基础，

中国与东盟国家关系的进展更加有利于理解中国周边外交中的“安邻”与“富邻”两大支柱。2001年11月，在文莱举行的第五次“10+1”领导人会

议上，中国与东盟达成了在十年内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协议。2002年11月，在第六次中国一东盟领导人会议上，中国和东盟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决定到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2003年，中国正式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与东盟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由于经济增长与安全合作同时取得进展，中国的周边外交有了大范围的推进。诚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张蕴岭研究员所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这步棋把我国的外交这盘大棋搞活了”。东盟并没有因为中国经济的崛起而失去全球竞争地位，特别是在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方面。

改善与东盟的关系，特别是加强与东盟的经济联系，中国方面最直接的受益者是云南、广西等边疆省份。过去很多年，这些地区受制于国防和战略考虑，无法全力以赴搞经济建设。减轻这些少数民族地区的国际安全压力，将有效释放市场力量、激活地区发展，从而为凝聚社会力量、构建和谐社会作出贡献。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开放经济的布局首先从邻近中国香港的华南地区展开，然后是由南向北依次递进，在开放进程中利用了日本、东亚“四小龙”所积聚的力量。这段历史表明，一个和平的周边环境，以及一个合作开放的经济战略将有效提升中国地方经济的活力，从而为一个强大的中国奠定基础。中国与东盟关系的改善，特别是自由贸易区的建设，首先为地理上的相邻地区打开局面，必然促进这些地区经济的发展，长期来看，为中国形成发展、均衡、开放的经济注入新的动力。

随着中国海外投资、对外经济合作、技术援助等急剧扩大，中国外交部门扩展制度积极应对新挑战，海外利益的保护被提上议事日程。③2004年中国外交部设立了涉外安全事务司，专门处理和协调中国海外公民和法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工作，这项制度建设体现了中国外交“以人为本”的精神。外交制度的变革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外交理念的变革，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外交要与时俱进跟上相关行为体的利益变革与需求。中国企业日益增多并复杂化的海外投资与海外经济合作需要中国执行“大外交”，改善对中国国家利益来源、利益维护机制以及拓展手段等的认识。从维护与拓展国家利益的角度看。中国外交制度变革源于经济利益的海外拓展，同时在手段和目标上不断跟进中国的社会性需求。中国企业走出去，不仅充分利用了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机会，也为这一战略性安排作出了重要贡献，其利益创造与制度建构还将不断深化。

四、结论与前瞻

新世纪以来的中国周边外交，以安全合作、分享经济增长为两个抓手，进一步密切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深化了相互依赖关系。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报告提出“与邻为善、与邻为伴”方针之后，紧接着又强调“睦邻、安邻、富邻”周边外交政策。中共十七大之后以“合作共赢”为精神，大大提升了周边外交在整个外交布局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贸易和投资两项重要的经济合作内容来看，中国的周边地区分享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好处。而且，近十年周边地区经济依赖局面已从日本领导转化为由中国引领地区经济合作与经济增长。其中，东南亚和中亚两个地区与中国的投资贸易关系增长十分迅速。这种关系的增进离不开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和上海合作组织的制度建设，这两个以推动经济增长和地区稳定为目的的多边机制，促进了中国和周边国家的依赖关系。正是在“政经合一”思路下，中国周边外交不仅成为中国“新国际主义”外交转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大大拓展了中国的国家利益，地区海外利益建设迅速提上议事日程。

当代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是“中国与世界”关系的一部分。一般而言，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个强大的中国与一个弱小的外部世界；中国与外部世界之间力量大致均衡；一个弱小的中国与一个强大的外部世界。第一种关系曾被概括为朝贡秩序，第三种关系大致上与帝国主义模式等同。随着中国从一个弱小者复兴为影响周边国家命运的区域强国，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进入了一个日渐均衡的相互依赖阶段。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既不是朝贡体系也不是帝国主义模式。就朝贡关系而言，当代中国十分注重经济利益，就帝国主义模式而言，中国不搞领土扩张。当代中国不仅十分注意塑造周边环境促进中国的国内战略目标，也乐于让周边国家分享中国经济成长的红利。

在中国的周边外交中，通过与邻国分享中国的经济增长促进了周边环境的稳固。政治互信、安全合作不仅是中国周边外交的目标，同时也增强了中国致力于现代化建设的可靠性。对一个崛起中的大国来说，财富增长和权力扩大互为手段和目标。在某一个既定时间，大国为了确保权力暂时会牺牲财富，或者牺牲权力以获得财富，但这种情况多数出现在两个大国相争的时刻。对于中国与周边国家来讲，各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权力和财富的关系具有更强的互补性而非冲突性。中国可以有效利用差异性的周边态势，通过空间的置换，既交换利益获得财富又从整体上增加中国的权力。

在“政经合一”逻辑支配下，中国周边外交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是，随着周边安全环境的继续改善，尽可能全面理解中国纷繁复杂的外交进展，特别是认识多种行为体的对外关系拓展，还需要加强以下几方面的探讨。

第一，思考中国的周边问题要有国内大局和国际大局意识。中国的周边外交拓展，一方面源于中国国内现代化建设的地区性需求上升，另一方面也是世界经济版图向亚洲转移、亚洲地区合作进程加快的结果。中国的周边外交实际上可以以地区作为沟通国际和国内的桥梁。例如，2000年西部大开发之前，中国的能源决策者很少考虑从遥远的中亚给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地带输送能源。从东部与西部关联这个意义上讲，一些西方分析家把中亚能源道路建设称作现代版的“丝绸之路”，也不无道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防止过分的中国中心主义而忽视周边国家的利益需求。

第二，地方经济外交的兴起。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中国的地方政府早已利用中国周边经济体发展的机会，积极拓展地方经济实力，而中央政府也促使地方政府加入到区域经济合作浪潮中，提升边境省份的经济竞争力。例如，最近开始实施的东北地区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西南边境开放广西以及西北提升新疆的战略地位等举措，进一步深化了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的“提升沿边开放”的要求，也与中央稳固边疆、提升与周边地区合作的思路密切相关。然而，在外交领域的地方分权，与长期以来支撑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经济分权究竟是何种关系，地方参与周边地区经济合作是否会降低中央决策的意志与效率，以及与整体社会经济福利两者之间的关系等还有待进一步探索。

第三，企业行为体与国家利益的重叠程度。首先，中国国有企业不仅是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特色所在，也是海外并购的主体，可以强有力地执行国家的战略意图。除意识形态因素之外，诸如国际贿赂、劳工遣返、投标违规以及企业社会责任等也引起了国际上的误解，中国在周边地区对资源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的进程不断加快，中国国内的治理水平能否及时跟进也是个问题。其次，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大型国有企业为主要角色的海外资源并购战略存有战略疑虑。如果中国政府进一步提升民营企业和中等规模国有企业在海外的战略能力，尽管有助于弱化对象国的政治阻力，但是否会延缓中国国内政治经济改革的速度。对此，中国外交必须对地方外交和企业国际化作出制度性反应。

第四，如何让周边国家和地区持续分享中国和平发展的利益。国际社会关心的问题是，随着中国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的进一步扩展，中国将如何施展她的实力。尤其是中国对外部资源和市场的需求越来越大，中国能否告别西方历史上的“殖民主义”，创造出新模式，从而建设互利共赢的新世界。譬如，一些日本企业当年在东南亚投资时曾给当地环境造成了很大破坏，在当前全球投资氛围中，中国不可能照搬日本企业在东南亚的投资战略。中国企业必须加强企业社会责任建设，兼顾国家利益的地区性扩展。

编　辑　吴兆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