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副楹联两位大师的人生述怀
时间：2021-02-05 08:03:20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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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博物院藏有一副珍贵的楹联，联文为：“茅屋八九间，钓雨耕烟，须信富不如贫，贵不如贱；竹书千万字，灌花酿酒，益知安自宜乐，闲自宜清”。（图一）行书，纸质。上、下联文字均呈双排不对称排列，上联结尾处署“石如老长兄属”，下文落款为：“桐城姚鼐书”，联首钤有椭圆形朱文“梦谷”印，落款处钤有一枚“姬传”朱文方印和一枚“臣鼐私印”白文方印。整副楹联布局精当，疏朗有致，用墨浓润饱满，给人以厚重感，线条流畅，洋溢着洁净平和的气象。书法之美与联文描述的邓石如俨然一隐士的生活情景构成了一幅完美的图画。可以看出，这是姚鼐中晚期的一幅佳作。从楹联本身文字“石如老长兄属”可以清楚地知道，这是邓石如自己创作的一副述怀联，请姚鼐撰写成一件书法作品并宝藏，所以这副楹联便是由邓石如和姚鼐共同完成的，弥足珍贵。
邓石如（1743—1805），清代篆刻家、书法家，邓派创始人。初名琰，字石如，避嘉庆帝讳，遂以字行，后更字顽伯、又字完白山人，汲游道人等，安徽怀宁人。姚鼐（1731—1815）清代著名古文家，桐城派古文集大成者，古文、诗歌、书画并称三绝。字姬传，又字梦谷，因其书斋名惜抱轩，故后世学者尊称为惜抱先生，安徽桐城人。
两人在书法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包世臣《艺舟双辑·国朝书品》中将书法分为“神、妙、能、逸、佳”等五种九级，除首先把邓石如的隶书、篆书列入“神品”之外，其次列入“妙品”的，即为刘墉的小真书和姚鼐的行草书。从包氏的评论看，邓石如的书法是清朝之冠，也就是说邓氏书法成就应该在姚鼐之上，那么为何邓石如创作的述怀联文自己不把它创作成书法作品，而非请姚鼐为其书丹昵？姚鼐、邓石如互相之间应该十分了解并信任，并相互从对方身上能看到自己的影子。所以笔者才敢说邓石如的述怀在很大程度上也同样反映了姚鼐的思想。据笔者分析考察，邓石如请姚鼐书丹的原因有二：一是两位大师互慕书名；二是两位大师互慕自由、博爱、独立的个性和艺术上具有创新精神的人格魅力。
一、互慕书名
姚鼐书法以帖学为宗，初师董其昌，却“能脱去思翁柔靡之气”，“书逼董玄宰，苍逸时欲过之”，后法王献之，得其神韵，暮年之书，清疏枯淡，气洁神清，运学问文章之气发于毫端，信笔拈来，即为珍品，高致逸气，超迈千古。他的书法成就除上述包世臣在《艺舟双辑·国朝书品》中给予高度评价外，沙孟海先生在《迈三百年的书学》一文中对姚鼐的书法也给出了中肯的评价：“他（姚鼐）是个著名的古文家，他不专以书法为名，可是他的书法并不比他的古文差，他的书名被文名掩煞了。包世臣《国朝书品》把他的行草书列在“妙品”下是很有眼光的”。
邓石如有良好的家庭文化与书法素养，受祖父、父亲的影响自幼喜欢书法篆刻，后迫于生计，以卖书刻印为生，足迹遍及全国各地，先后结识了成就他书法大家的梁崛、梅缪、程瑶田等名人。在交游中还结识了金榜、张惠言、李兆洛、袁枚、王文治、姚鼐、包世臣等一大批文学、书画朋友。邓石如书法篆、隶、楷、行草书四体书皆精，篆刻艺术在明清流派中独树一帜，尤为耀眼。他的书法成就除上述包世臣在《艺舟双辑-国朝书品》中的评价外，洪亮在编著的《中国书法大师经典研究系列——邓石如》一书对其各书体、篆刻的师承关系、艺术特色、成就均作了较为详细具体的研究与评价。他总结为：邓石如篆书初学李斯、李阳冰，后学《禅国山碑》、《三公山碑》、石鼓文以及彝器款识，汉碑额等。他创造性地以隶书笔法作篆，突破了一千多年来（二李）篆书的笔法，大胆地使用长锋羊毫，行笔提按起伏，将书法的书写性引入篆书创作，极大地丰富了篆书的用笔，字法上纵横捭阖，字体微方，接近秦汉瓦当和汉碑额。他晚年的篆书线质圆润厚重，雄浑苍劲，臻于化境，开创了清代名家篆书之典范，对篆书艺术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邓石如的隶书是从汉碑中出来，以篆书入隶，结体紧密，貌丰骨劲，大气磅礴，使清代隶书面目为之一新。康有为在《广艺舟双辑》中谈到：集隶书之成，邓完白也。邓石如对其后的赵之谦、伊秉绶、何绍基等隶书创作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邓石如楷书取六朝碑法，兼取欧阳询父子体势，笔法斩钉截铁，结字紧密，得踔厉风发之势，在唐楷之外另辟新路。其开创性的楷书取法，成为清代碑学运动之实证，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具有深远之意义。
邓石如的行草书吸收晋、唐草法，笔法迟涩而飘逸。大字草书气象开阔，意境苍茫，并以魏碑笔法入行草书，从书法史的角度看是行草书笔法的一次划时代的创举，突破了一千多年来的“二王”帖学笔法一统天下的局面，开创了碑学行草书笔法的新纪元。从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邓氏行草书作品来看，他在五十岁左右时的行草书尚有着迹，六十二岁以后进入化境，绞转飞动的笔法，苍茫雄浑的意境，将人们带入了一个书法审美的崭新境界。
邓石如在篆刻上开创邓派篆刻艺术。他提出的“以书入印”的篆刻创作理念，不仅仅是中国篆刻发展史上的一句响亮口号，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学术主张。他以小篆入印，强调笔意，风格雄浑古朴、刚健婀娜，书法篆刻相辅相成，相得益彰。邓石如的篆刻有着“疏处可以跑马，密处不使透风”的特色。为后世开创了一个篆刻艺术创新的广阔空间。
洪亮《邓石如》一书中更认为邓氏行草书上的成就也是开宗立派的，与他篆隶书上的成就有同等的高度，甚至，其意义更为深远。
邓石如与姚鼐均酷爱书法，又都在书法上取得了巨大成就，又族居怀宁、桐城近邻，交游中结为好友。在洪亮《邓石如》一书中，可以查到邓石如为姚鼐刻的“桐城姚鼐之印”和“梦谷”两枚印章，在此书的诗存中有邓石如写的“武林喜晤友人，因次姚姬传太史送行诗韵”诗一首：“天涯各漂泊，腰剑合平津。不作山中侣，而同世外人。搜罗金石字，征逐水云身。鄂渚终年别，相思慰此辰。”可见他俩交谊深笃，相互羡慕书名便不足为怪了。
二、互慕自由、博爱、独立的个性和艺术上具有创新精神的人格魅力
邓石如一生不求闻达，不慕荣华，不为外物所动，不入仕途，始终保持布衣本色，过着我行我素，自由自在的消遥人生。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清高宗弘历八十寿辰，户部尚书曹文埴赴京祝寿，因羡邓氏四体书皆为国朝第一，邀请其一同进京。邓不肯与曹文埴同车以大队人马同行，而是戴草帽、穿草鞋，骑着毛驴随后而行，真正的布衣本色。到北京后，邓石如在曹文埴的引荐下结识了大学士刘墉和左都御史陆锡熊等达官贵人，但那是在人格平等的情况下，他才愿意与之交往。内阁大学士翁方纲以石如不至其门，力诋其书法不合六书之旨，而竭力排挤，以致邓石如无法在北京立稳脚跟。即使这样，他也不会迎合翁之意而委曲自己，而是选择离开京城。在湖广总督毕沅幕府作幕宾时，他始终保持自己特立独行的布衣品质，因不习惯于官场的迎奉，为“日见群蚁趋膻，阿谀而侫”而心情苦闷，最终离开毕府。在为石如送行的宴会上，毕沅说：“山人吾幕府一清凉散也，今行矣，其为减色。”
邓石如拥有一颗博爱之心。他一生足迹遍及大江南北，游历名山大川，一边搜寻临摹名碑，一边游览名山佳水，陶冶情操。常将书刻售资用来救济贫困乡人、贫不能葬者，都尽力资助。他的美文《陈寄鹤书》因将高雅的鹤性与其高尚的人性相贯通而传为佳话，体现了他爱鹤及爱世间一切有灵性的东西的博爱之心。
邓石如在书法、篆刻艺术上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一方面是其酷爱书法，刻苦钻研，从传统处人手，得古人之精髓。邓石如三十二岁在寿州结识了梁嗽先生，梁巘是清代书家“二梁”中的“北梁”（“南梁”为钱塘梁同书），他初见邓石所刻印章和以小篆题写的扇面作品就十分欣喜。梁巘授邓石如以笔法，并又将其介绍到江宁梅缪家。梅氏为北宋以来江左甲族，家藏丰富，邓石如在梅家遍览梅家所藏秦汉以来名碑名帖、金石善本。并手写、临摹其中的名碑名帖达几十本，甚至上百本，晨起昼歇，如饥似渴地学习前人的书法、篆刻艺术，为他在书法篆刻艺术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邓石如在以后的书法生涯，仍坚持每天笔（刀）耕不辍，每天晨起即磨一池的墨，当天必须全部写完才歇息。真是勤奋出真知。他在吸收传统书法篆刻技艺的基础上，融会贯通，再演变形成自己的艺术特色。
邓石如身上所具有的上述人格魅力在姚鼐身上同样表现突出。姚鼐出生于桐城官宦世家，高祖姚文然康熙间官至刑部尚书，为清初名臣；曾祖父姚士其当过湖北罗田知县；伯父姚范，诗、古文、经学成就俱高，进士及第后为翰林院编修。所以姚鼐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8岁就读家塾时，师从方泽，并自小随伯父钻研经学，并于18岁那年，转授刘大櫆门下，专心学习诗、古文辞，成为他的嫡传弟子。
姚鼐青年时也怀抱学而优则仕，经世济民的远大抱负。乾隆二十八年（1763）姚鼐中进士，从此走上十年官宦路。在十年官宦生涯中，他所处的那个世间是统治者“王霸杂用之”，是个专制暴虐“有甚于秦”的时代，与他实行儒家仁政的政治理想格格不入。任刑部郎中时，面对封建统治者的严刑峻法，而难以处理刑官必须面对的置人生与死、情与法、刑与理的尖锐矛盾。他任四库全书馆纂修官时与总纂官纪昀、戴震等产生严重学术分歧，更令他感到壮志难酬。此时如何坚守洁身自好、坚守自我的人生观，如何坚守自由独立的人格？姚鼐在许多诗作中都表明了自己人格独立与洁身自好的人生观，如“男儿非藤木，安得相附攀？”“况余本性杞柳直，戕贼弯回成栲栳。”“第恐日失足，尽隳平生守。松桧晚弥坚，所以异蒲柳。修短未足论，请勿表吾有。”此时姚鼐经过深刻思考，对自己的人生作出了重大抉择，那就是以退为进，毅然弃官从文，来完成他年轻时师从刘大櫆学习古文辞时就确定的传承薪火、光大师门、振兴古文的夙愿。
从此姚鼐先后主讲扬州书院，安庆敬敷书院、歙县紫阳书院、南京钟山书院四十余年，经过研习、发展、实践、创新的艰难历程，完成了桐城派开宗立派的时代使命，完备了桐城派古文创作理论体系——“道与艺合，天与人一”，“义理、考证、文章”三者合一。
姚鼐在他的书论中提出了法帖鉴定的考据鉴定观，并在实践中大量使用考据鉴定的方法，纠正了法帖中部分文字内容的失误，考证法帖中某些地名前后用汉字不同的历史原因，有些人员称谓在不同历史阶段代表的含义不同。姚鼐在书法创作过程中同样坚持了传承与创新的思想。他学书初师董其昌，后法王献之。他认真临摹前人帖书，打牢功底，临摹基本上终生不辍。安徽省桐城市博物馆藏有姚鼐《临李北海缙云三帖》册页（图二），临书后款的时间为嘉庆元年（1796年）。这一年姚鼐已66岁，但他仍然临池不辍，认真临习、揣摩前人的范本，苦练笔墨技巧。他在《论书绝句》中强调“古今习气除教尽，别有神龙戏绛霄。论书莫取形模似，教外传方作祖师。”即临摹要注重形似，以形传神，追求内在韵味。以致姚鼐暮年之书，清疏枯淡，气洁神清，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成就。桐城市博物馆藏有一副姚鼐对联，联文为“万类同春人已合，大虚为室岁年长”（图三），确是清疏枯淡，气洁神清，应是姚鼐晚年的杰作，联文反映的内容更是他晚年思想境界达到无欲无求、人与自然万物和谐的境地，也可算作是姚鼐老年更高层次的述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