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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缶胜金玉 布衣傲王侯

    时间:2021-02-06 07:56:14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乾隆晚期,景德镇瓷艺彩绘华美绝艳,如云霞夕照,惜近黄昏,嘉道以后渐次衰微。在此之际,一股雕瓷(俗称“雕削”)之风蔚然兴起,佳作纷呈,名匠辈出,卓尔不群者乃陈国治。

    一、悲辛人生

    陈国治的生平,目前只见零星文字资料。晚清书画家赵之谦《勇庐闲话》(同治八年成书)云:“陈国治者,祁门人,以画法雕瓷,海内无两。余见一壶,上作蝙蝠五,飞伏回翔,似宋院本。后国治以骂贼遇害。其所制散亡殆尽。近亦有仿者,无能及矣。”

    近代诗人金武祥(1841-1925年)《粟香随笔》云:“道光时有镇人陈国治者,彩画雕镂,名重一时,又不轻作,每一器值数十金。蒋矩亭大令赠以联云:‘瓦缶胜金玉,布衣傲王侯。’又赠以额曰:‘陶隐’。”

    从上述诸位的学养、名望和经历方面判断,记述应是真实可信的。图1陈国治粉彩钟馗图瓷板

    迄今发现有陈国治署名纪年款识最早的器物黄釉浮雕山水案屏,有“道光己丑(1829年)年春月上浣陈国治作”。另有粉彩钟馗图瓷板款云:“寿人先生属画,道光丁未(1847年)陈国治”,白文印“陈国治印”、朱文印“平斋”(图1)。褐黄釉浮雕八仙图笔筒(上海博物馆藏)(图2)款云:“道光丁未秋九月善宝属,陈国治作。”白文印“平”、朱文印“斋”。

    关于陈国治生卒年,我们作如下推断:道光己丑年陈国治在自己的作品上题识署名,标志着他的雕瓷艺术开始成熟,此年若是30岁左右,那么,他应生于嘉庆三至四年(1798-1799年)。陈“骂贼”(封建文人对太平军的诬词)遇害,当是发生在成丰十一年(1861年)四月太平军侍王李世贤攻克景德镇之时,是年陈国治62岁。道光二十七至二十八年,陈先后制作八仙图笔筒和陈抟高卧图笔筒,是艺术创作最旺盛的时期。

    一个布衣大匠为何“骂贼”,或许陈氏性兀傲、刚直,所谓“勇夫招祸,辩口致殃”吧。《匋雅》云:“画纸绢者不屑于画瓷也,而能画瓷者又往往不能画纸绢。国初刻玉范铜之俦,率皆姓氏流芳,表扬奕祀,而画瓷者多湮没不彰,致可慨喟。”如陈国治这样曾被官吏兼艺术家高度赞赏的艺匠,景德镇瓷业史上仅有明代的吴昊十九(李日华《紫桃轩杂缀》)。这应是他俩绝技通神、艺精于道的缘由。

    二、功同造化

    嘉道雕瓷的兴盛有两大因素,一是景德镇陶瓷艺术中刻花装饰源远流长。宋代青白瓷(或素胎)上用刻、划、镂、捏、堆等工艺技法表现纹饰,如素胎刻花贴塑四灵图盖瓶(图3);元代有青花釉里红与镂雕结合的装饰形式;明万历年间常用镂空法雕刻纹样与彩绘结合;清康雍年间单色釉上常有浅浮雕纹样,景德镇制瓷史上巧夺天工的雕刻技艺是雕瓷艺术兴盛的工艺基础。二是明清竹雕艺术理念给以莫大启迪。明代嘉定“三朱”以画法入竹,以刀代笔,采用高浮雕、透雕的深刀刻法,开创了竹雕嘉定派,如朱三松竹雕窥简图笔筒(图4);吴之墦利用竹质坚韧肌理,创造出略高于竹面地子的浅浮雕;周颢运刀率意自然,用阴刻法展现山水画风格和文人画竹石韵致。诸多名家自出新意,将高雅的文人气息注入工艺品中。

    以上两者交汇于乾隆年间,促成了“雕削”业的兴起。“凡人物、鸟兽各种玲珑之类俱各雕削。工匠有淘泥、雕削、上釉等工。”(乾隆年问《南窑笔记》“雕削”条)到嘉庆年间,龚鉽《景德镇陶歌》之一云:“六方四角样新增,菱叶荷花各擅能。不上车盘随手制,雕镌印合笑模棱。”“雕削”工艺独树一帜于瓷坛。

    《饮流斋说瓷》云:“笔筒雕瓷者辄喜仿象牙、竹木之釉,所雕花以竹林七贤、东坡赤壁、垂杨系马之类为多。良工陈国治、王炳荣颇善斯制。”如今最真实可靠的陈国治作品就是褐黄釉浮雕八仙图笔筒。器高13.9厘米,口径15.6厘米。在笔筒平地子上浮雕人物,展开似一幅生动的横披画。八仙或立,或坐,或倾听,或静思,高低错落,疏密有致。何仙姑、铁拐李各执画轴一端,张果老俯视画中太极图,汉钟离仰天长啸,吕洞宾与蓝采和交流心得,各人的道器都在各自身边展示出来。没有配景,画面清晰明朗,人物形象突出。造型准确,刀法细腻,眉髯丝丝毕现,衣纹流畅明快,以高浅浮雕结合的手法,使前后重叠处有空间感。坯上雕刻烧成瓷后,上一层极薄的褐黄釉,既有仿竹色调,釉层又没有模糊精致的刀法。口、足沿有戳点,仿竹横截面纹理。器底刻阳文楷书再刮平地子。书风为馆阁体,与图1上黑料书写相同。两小印均极精致,字的轮廓线清晰光洁,无丝毫斑驳痕。作者吸收并改进传统坯上刻划纹样的刀法,借鉴嘉定竹刻的风格,布局巧用“留白”,于无画(雕刻)处皆成妙境。以浮雕刀法表现中国画人物造型、衣纹,将图画立体化,浮雕有线条动感。刀法一丝不苟,刻划入微。形神兼备,体态生动。陈氏“以画法雕瓷”(赵之谦语),“精细中饶有画意”(《饮流斋说瓷》),开拓了雕瓷人物图新天地。又首先将中国画的题款形式运用到瓷艺作品上,镌刻皇帝年号、干支、年月、姓名及印章(先前唐英偶作署名乃自娱),表现了作者对艺术创作的负责与自信,突显了艺术个性。为随后浅绛彩、粉彩艺匠题款之滥觞。

    三、鉴真辨伪

    陈国治艺术创作态度认真,作风严谨,平生不轻易操刀,加之未享天年,同治八年时,作品“散亡殆尽”,并已有“仿者”出现。如今有陈国治款的传世品哪类是赝品,而没有陈国治款的是否又有真品?以下试从器物造型、釉色、艺术特征和款识等方面作研判。

    无款真品。褐黄釉浮雕陈抟高卧图笔筒(图5-A,日内瓦鲍氏东方艺术馆藏),高14厘米,口径16.5厘米。画面取材于元代马致远杂剧《太华山陈抟高卧》。高士陈抟侧卧床上,受宋太祖派遣前来请陈抟出山的党继恩和宦官躬身立床边,船夫叉手闭目养神。隐士的高逸,官员的恭谦,船夫的悠闲,人物神情气质跃然瓷上。四周山石重叠,古树芭蕉远隔尘嚣。高浅浮雕刀法爽利,人物与屏风树石的空间、虚实处理,颇具匠心。

    与八仙图笔筒比较,两器物造型、薄而光润的褐黄釉色都相近。党继恩的五官与张果老极相似,两人的长须都是分绺再丝丝刻成。宦官右手与韩湘子左手姿态正反恰恰相同。船夫与铁拐李的一双赤脚、脚趾和青筋,陈抟的衣袍与汉钟离、蓝采和的衣袍上织锦图案均相同。高卧图上的树叶与铁拐李叶裳的树叶形状、叶脉,船夫身后岩石(图5-B)与图1上石块的结构、皴法均相同。

    高卧图的款识,器底刻阳文楷书“道光戊申年制”(图5-C),即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是创作八仙图之后一年。两款识的书法结体,笔划和风格一致。刀法相同,即字的轮廓线稍深于地子。综合以上诸多相同之处,笔者认为陈抟高卧图笔筒是陈国治未署名之佳作。

    褐黄釉浮雕庆福禄寿图笔筒(图6,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高11.4厘米,

    口径6厘米,在平地子上浮雕吉庆图。寿星的五官、寿眉、长须、衣袍及其上的织锦纹与张果老都十分相似。寿星腰间系的葫芦与铁拐李的一模一样。人物、鹿的形象刻划准确传神,飞翔的五只蝙蝠姿态各异,刀法精微娴熟,从这里也印证了赵之谦所见鼻烟壶上“五福(蝠)临门图”的精彩。器底刻阳文篆书“大清道光年制”款。

    图6 陈国治 褐黄釉浮雕庆福禄寿图笔筒及款识 图7 “陈国治”款 素胎镂雕群仙祝帮图龙舟及款识

    传世品中有“陈国治”款的雕瓷“仿者”多种多样,大致分以下几类:

    1.工艺精湛,略无画意。据传同治光绪年间,景德镇雕削艺人开始以镂雕、捏雕手法仿乾隆微雕象牙龙舟。有意表现场面宏大而至精至微,人物众多、富丽堂皇且繁缛无以复加的风貌。艺人醉心于鬼斧神工技艺展示并以此取悦于藏家,却失去了前期浮雕的浓郁画意。素胎镂雕群仙祝寿图龙舟(图7),高20.5厘米,长26厘米,采用镂、捏和模制等工艺。船体、梁柱、墙瓦模制,人物、家具独立捏塑再放置。人物不足寸长而五官清晰,栩栩如生;三层楼阁,栏杆窗棂,细如毫发,是同类器物经典之作。船底有阴刻“陈国治”竖式双框款(图)。此器制作与陈国治艺术风格完全不同,时间稍晚,款识可定为托名款。同类的珍品还有素胎镂雕十八学士登瀛洲(图8),高26.7厘米,器物后有阳文篆书印章“陈国治作”

    2.似有画意,刀拙功浅。此类有人物、动物和山水、花鸟等题材。如黄釉浮雕钓归图笔筒(图9-A),器上刮平地子浮雕,虽以中国画构图形式展开,老渔翁戴笠披蓑,左手提鱼,陪钓童子回头笑语,背景有松石,但人物形象粗笨,衣纹单调,童子颈部扭曲角度过大,回顾的头与前行的身躯不吻合。坡石无刀刻皴法,松干鳞皮仅用刻阴线草率圈成,无立体感。器底阴文楷书“陈国治作”款(图9-B)。黄釉浮雕西园雅集图笔筒(图10-A),构图无疏密、主次;人物造型粗率,了无画意;屋舍、围墙、树石,迫塞错杂,刀法单调稚拙。器底阳文篆书印章“陈国治作”款(图10-B)。以上两例雕瓷技艺与真品相差甚远。

    黄釉浮雕柳荫牧马图笔筒(图11-A),人物和马造型欠准,动态别扭、僵硬。衣纹、柳条刻板,毫无韵味。器底阴文楷书“陈国治作”款(图11-B)。蓝釉浮雕柳溪双马图象耳瓶(图12-A),双马造型、鬃毛和柳条均与图11-A相似,树干用横排短线表现树皮,“8”字形的树瘤,尤显功夫稚嫩,与图5-A苍劲的树干相比,显然不是出于一人之手。器底阴文楷书“陈国治作”款。

    3.款式简率,书风稚拙。再对上举数例赝品的款识加以评析。①.阳文篆书“陈国治作”款。图款式,“国”字中的“或”书势如楷书。“作”字的“人”偏旁不合篆法,“乍”多一短横划。图10款式,“作”的“乍”多一短横划。线条粗细不一。刀法不够刚劲稳健,以上两例篆书与图2款中的“平”、“斋”两印篆书、刀法和风格均相差甚远。②.阴文楷书“陈国治作”款。图9-B、图11-B、图12。款字结体松散,左倾右斜如书生骑马。阴刻文字较阳文工整楷书方便简易得多。此类款式书法功底浅,有仓促应付之意。③.阳文楷书“陈国治作”款,也偶见于陈氏赝品上。此类款字并非用刀镌刻字形,再削刮平地,而是用泥浆堆成线条或略加雕削修饰,较阴刻楷书款耗时费工,但仍显笨拙。总之,以上赝品的款识因作者未经临池修炼,匠人文化品位自然显露出来。

    品鉴之余,心中惆怅。悲辛一生的陈国治雕瓷技艺超群,幸存作品已是凤毛麟角,混杂于赝品之中,鲜为人知。本文试从历史、文化角度,剖析风格构件特征,审视陈国治雕瓷艺术,真正领会他的成就和价值。

    (责编: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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