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间党派与国民党关系衍变探析

摘 要：抗战时期，代表广大中间势力利益的中间党派已经成为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它与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变化成为观察中国政治走向的一扇窗口。抗战之初，为团结抗战计，中间党派与国民党联手共赴国难；抗战中期，因政治理念的差异，中间党派与国民党矛盾开始凸显；抗战后期，在追求民主的道路上，中间党派坚决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最终走上了新民主主义的革命道路。中间党派的政治抉择，也注定了国共两党政争的最终结局。

关键词：抗日战争；中间党派；国民党；关系 中图分类号：D6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

中间党派是产生在国共两党之间的以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其社会基础的政治团体。它们在政治立场上既有别于国共两党，相互之间也有很大差异。全面抗战爆发前，由于国民党奉行“党外无党”的思想，中间党派与国民党的关系也处在比较紧张的阶段。抗战的全面爆发，为双方关系缓和提供了一个契机。

一、 抗战之初，中间党派与国民党共赴国难

抗战初期中间党派主要包括国家社会党、青年党、第三党、以及职教社、救国会、乡村建设派、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抗战初期自行解散)等。虽然，各中间党派之间有着政治立场的差异，但是在面对外族入侵，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危机这个问题上表现是一致的，都要求积极抗战。1937年7月31日，蒋介石发表《告全体将士书》中指出“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蒋介石的这个表态成为扭转国民党与各党派关系的一个转折点。而为了进一步网络人才和笼络人心达成“抗战到底”的目的，国民党在“国防最高会议”之下，特地设立了“国防参议会”邀请在野政治力量参政议政。除个别政党外，大部分政党领袖或旗帜人物都被邀请加入参议国事，包括救国会的沈钧儒、邹韬奋，乡建派的梁漱溟，职教社的黄炎培，青年党的左舜生、李璜。在抗日大旗下，蒋介石与一向被其打压的中间党派以及民主人士有了形式上的合作，在全国范围内营造出所谓“团结在此，民主在此，统一在此，进步在此”［1］的局面。但是国防参议会毕竟规模太小，无法满足迅速发展的抗战局面要求，于是1938年7月，国民政府在“国防参议会”基础上设置了一个更大、更具体的民意组织——国民参政会，并于武汉召开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同年，国民党颁布《抗战建国纲领案》，确定“三民主义暨总理遗教为一般抗战行动及建国之最高准绳”［2］，在不违反三民主义最高原则及法令范围内，给予民众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并予以保障，并在文中明确表示实施宪法，这对有着“宪政”追求的中间党派来说极具有吸引力。如果说国防参议会的设立带来了团结，那么将实施宪法写进《抗战建国纲领》又带来了民主建国得以实现的希望，在此之下，中间党派与国民党团结合作，联手共赴国难，迎来了双方关系的蜜月期。

这种关系改善首先表现在各中间党派积极拥护蒋介石领导抗战并对宣传抗战建言献策。抗战之前，第三党与国民党关系非常僵化，第三党的成立就是以反蒋为旗帜，但是在团结抗日的号召之下，第三党领袖章伯钧、黄琪翔等人，不计前嫌，回国抗战，并表示承认国民党政府为“抗战政府”，承认蒋介石为“抗战领袖”，要求所属成员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活动。被国民政府以“莫须有”之罪逮捕的救国会“七君子”在1937年7月31日被释放后，也公开表示政府既已对日作战，救国会成员愿在既定国策下努力于救国运动。职教社、乡建派此时也对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寄以很大的希望。乡建派领导人梁漱溟在江苏徐州发表了《告乡村工作同人同学书》和《乡村工作人员抗战工作指南》，号召大敌当前务必团结一致，积极投入抗战，并且以原有的乡村建设工作为基础，积极做好民众动员和组织民众工作，密切配合正规军和游击队对日作战。为了统一全国力量抵抗强敌，职教社也提出了“应当拥护三民主义，拥护政府，拥护领袖”。同时，他们还特别强调三个合作，包括“民众与政府合作，地方与中央合作，各党各派合作”，以及“军政与官政必须划分，一面完成军队国家化，一面实现军民分权”的主张。［3］

国社党和青年党，虽然其政治投机性强，但是在对待抗日的问题上态度也非常明确。全面抗战爆发后，两党便“归顺”了国民政府，并发表声明表示拥戴蒋介石。1938年4月3日，国社党代表张君劢在《致蒋介石汪精卫》信中表示“方今民族存亡，间不容发，除万众一心，对于国民政府一致拥护而外，别无起死回生之途”。［4］4月21日，青年党党魁左舜生代表该党也致书蒋介石，表示青年党拥护“抗战建国纲领”，“国民政府为今日举国公认之政府，亦即抗战唯一之中心力量，同人等必本爱国赤诚，始终拥护。”［5］

1938年武汉失守之后，国民政府西迁重庆，面对抗战形势紧迫，汪精卫集团消极应对，不断散布中日“和平”言论，瓦解国统区人民意志。为了坚定人民抗战的信心，也为了痛斥妥协投降的论调，中间党派在国民参政会上接连发表了大量提案拥护此时坚持抗战的蒋介石。1938年10月28日，国民参政会一届二次会议在重庆召开。在此次参政会上，胡景伊、沈钧儒、左舜生等44名参政员提《拥护蒋委员长持久抗战宣言案》，在提案中指出：“吾人须于最高领袖率导之下，勇力以赴，则抗战建国之目的，终有达成之一日也。”［6］此外，张申府、左舜生、张澜、梁漱溟、褚辅成、章伯钧等67人联名签署中共参政员陈绍禹、秦邦宪、董必武等人所提的《拥护蒋委员长和国民政府，加紧全民族团结，坚持持久抗战，争取最后胜利案》，该提案中再次重申“蒋委员长为领导抗战建国的民族领袖，国民政府为领导抗战建国的最高行政机关，我国军民一致信任和拥护。”［7］在汪精卫等人叛国投敌后，中间党派除了严厉谴责汪精卫等人的投降罪行外，在国民参政会一届三、四次会议上，和中国共产党以及其他爱国进步人士又共同提出《拥护蒋委员长严斥近卫声明并以此作为今后抗战国策之唯一标准案》、《动员全国力量反对妥协投降，扩大反汪运动，肃清抗战营垒中的暗藏汪系余孽及一切妥协投降分子案》等提案对蒋介石进行声援。由此可见，抗战之初，正因为蒋介石积极抗战并且通过设立国民参政会、宣布实施宪政等措施释放出的民主诚意深深改观了中间党派对其态度、赢得了它们的一致拥护。如果说，它们之间关系的改善是因为外部环境的刺激，那么这种关系能否延续则决定于双方之间是否真的在“团结”与“民主”这两大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

二、 抗战中期，中间党派与国民党矛盾开始凸显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是国民党与中间党派矛盾开始凸显的一个转折点。整个抗战时期，中间党派所追求的无外乎两点，一是团结抗战，二是实现民主。但是此时的日本开始将进攻重点指向中共，而对国民党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策略。国民党在自身外部环境得到缓和的情况下，开始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并制造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对团结抗战的局面形成了破坏；而其在抗战初期所表现出的民主姿态也在倒退，不仅将在抗战初期中共和中间党派斗争取来的民主权利统统取消，各中间党派在国统区内依旧处于非法地位，甚至对那些不服从自己的中间党派使用极其卑劣手段。面对此种情况，中间党派深刻认识到团结与抗战是不可分离的两个问题，而团结的前提则在于民主能否实现。只有“给予人民以民主自由，才能使每个人都发挥他的力量，才能配合起各方面的力量成为伟大的民族的力量”［8］。围绕团结与民主两大主题，中间党派开始与国民党进行积极的争取，而国民党在这两个问题上的态度是前进还是倒退则直接影响到它们之间的关系。

第一次民主宪政运动的发起就是中间党派联手中共争取民主的一个表现。在1939年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会议上，共有7个关于民主宪政的提案，全面系统地提出了民主要求，其中中间党派就提出5个。章伯钧、左舜生等36人向大会提出《请结束党治，立施宪政，以安定人心，发扬民主，而利抗战案》，明确提出“要以结束党治立施宪政为第一义”［9］。江恒源等40人提出《为决定立国大计解除根本纠纷提具五项意见建议政府请求采纳施行案》，该案以“冒死以言，垂涕而道”［10］的恳切之心向国民党提出了五项建议，其中就包括实行宪政、切实保护民众自由权利等主张。张君劢等55人提出《改革政治以应付非常局面案》，提案中针对国内的危急情势指出：“第一，立即结束党治，实行宪政，以求全国政治上至彻底开发。第二，立即成立举国一致之抗战行政院，以求全国象征上之全盘改革。二者缺一，窃恐民众与国家之前途，有不堪设想者矣。”［11］救国会参政员王造时等37人提出《为加紧精诚团结以增强抗战力量而保证最后胜利案》，也提出了开放民主、实行宪政等要求。张申府等21人提出的《建议集中人才办法案》中要求国民政府“用人但问其才与不才，不问其党与不党”，“承认各党派之合法存在”，“推进民权主义，实施民主制度”。［12］

国民党迫于压力同意实行宪政，并决定成立宪政期成会。由此一场轰轰烈烈的宪政运动在全国范围拉开帷幕。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即使颁布一种好宪法，也必然被封建势力所阻挠，被顽固分子所障碍，要想顺畅实行，是不可能的。”［13］中间党派对此却并没有清醒的认识，当蒋介石在参政会上宣布如期实施宪政时，他们觉得“前途必有良好的结果”［14］。但事实的结果是，蒋介石这次的承诺如同抗战之前他多次作过还政于民的承诺又被他推翻一样，1940年9月，国民党以交通不便，召开国民大会有困难为由，再次将宪政束之高阁，并且迫使中间党派不再提“宪政”与“民主”。第一次宪政运动就这样以失败告终，这样的失败使得中间党派认识到要争取民主宪政，必须与国民党继续坚持斗争。

中间党派由分散走向联合是它们争取团结的一个表现。一方面由于国共两党问题“严重尖锐”，“不诉求解决，近则妨碍抗战，远则重演内战”［15］，为了调和两党关系，争取团结抗战的局面，它们必须团结起来形成国共之外的“第三者”立场，唯有如此才能对这两党施加影响；另一方面，团结有利于它们自保自存，势单力薄只会被国民党各个击破。

1939年11月23日，第三党、青年党、国社党、救国会、职教社、乡建派的领袖以“集合各方热心国事之上层人士，共就事实，探讨国事政策，以求意见之一致”［16］的宗旨，在重庆“曾邀当局谅许成立”［17］了统一建国同志会。之所以取此名，是因为“国民党当局是喜欢讲统一而不喜欢团结的，团结至少会有两个以上的东西平等的意味，统一则可说其他人于我之‘一’之内”［18］。但是统一建国同志会成立以后由于在组织上过于松散，因而在实际政治中发挥的影响有限，而此时发生的一连串事情不得不迫使他们将一个松散的统一建国同志会改变成一个正式的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首先是“皖南事变”爆发，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国民参政会，双方关系有破裂的危险；其二就是国民党此时对待民主的态度还在继续倒退，国民参政会第二届人选名单公布，名额虽然扩充不少，但是“上届再选之党外人士或敢言之士顾摒除不少”［19］，“救国会、第三党分子都被排除，政府连最低限度的民主都不给各党派”［20］，“殊失人望”［21］。于是，1941年3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大会在重庆上清寺特园秘密召开，将“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作为同盟纲领的中心。但是在成立同盟这个问题上，中间党派的态度是极为审慎的，首先就是与救国会商量让其暂时不参加，因为政府当局对救国会不满，所以“民主政团同盟成立之初，增加了张君劢先生，却少了沈钧儒邹韬奋诸先生”［22］；其次，由于重庆“实不容吾人以真正第三面目出现，故同盟势不能不于海外建其言论机关”，遂有梁漱溟赴香港创办《光明报》并在海外公布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的消息。但是同盟在发表成立宣言及对时局主张纲领问题上，就是否保留“结束党治”条款，是否具名发表宣言等问题上在盟内都引发了争议。盟内有人认为如果保留“结束党治”这四个字，“不啻与当局决裂”，应删去这四个字，“力避刺激国民党”。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宣言》发表时，创立人张君劢、左舜生等皆不愿在其上具名，黄炎培更是要求梁漱溟为其保守秘密，“否认其参加组织”，致使宣言在发表时，国际大通讯社不肯接受拍电，“一般舆论，亦以不具名致疑，未得引起有力同情。而执政党方面即籍口于此，肆其攻击，并以有意变更政权不啻于第五纵队相诬”［23］。由此可见，中间党派在走向联合的过程中仍然心存犹豫、畏首畏尾，对于自己所想要表达的政治主张不敢明确面对。对此，梁漱溟曾做过深刻反省，在他看来“同盟发动，预其事者未始不出以真诚。顾衷气不充沛，形于外者便不光昌。”［24］

如果说，抗战初期，中间党派因蒋介石的积极抗战姿态以及释放出的民主诚意而表现的是“敬”，那么在他们自身走向联合这个问题上更多表现出的是“畏”，一敬一畏之间，实际反映了双方之间的矛盾。宪政运动的发起凸显了宪政与“一党训政”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是不可调和的。抗战让广大中间势力迅速成长起来，它们在政治上必然有自己的诉求，而能够容纳这种诉求的唯一办法就是在政治上实行更多的民主，但这显然又会触及到国民党的统治利益。抗战中期，战争的艰巨性让矛盾还处于可控范围之内，但是当战局发生逆转的变化时，这种矛盾就很难再被掩盖。

三、 抗战后期，中间党派坚决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

中间党派日益强烈的民主诉求在抗战后期得到集中的爆发，这与国民党因专制和腐败引发的政治、经济、军事危机是分不开的。国民党原本只是想以宪政作为幌子转移国际国内对其统治危机的关注，但是中间党派却迅速捕捉到此次机会并将第二次宪政运动发动起来，并由此转入到展开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强烈批判上来，显然，中间党派对于民主的诉求已经明朗，并且很难再被压抑。

1943年，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进入反攻阶段，中国的抗日战场却丧师失地，国统区政治黑暗、经济凋敝、民不聊生。在中间党派看来，国民党只有尽早实行民主政治，才能制止腐败，挽救危局。如不然，“内不见信于国人，外不见重于盟邦，则国家前途，必更有陷于不幸之境者”［25］。不得已，国民党在五届十一中全会第十一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实施宪政总报告之决议案》，声称“本抗战建国精神，恪守总理手订《建国大纲》之规定，从速召开国民大会，颁布全国共信共守之大法”，并承诺“在战争结束后一年内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并颁布。”［26］显然，国民党并没有立即实施宪政的打算，不过这并没有阻止中间党派将宪政运动发动起来的热情。中国共产党和各中间党派利用这一合法机会,在宪政的大题目下，把这次宪政运动的方向由国民党提出的“研讨宪草”改为要求国民党进行民主改革，从而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诉求。

1944年，国民党在豫湘桂战役中的大溃败引发国内社会的强烈不满，导致“大后方民众对国民党当局的看法普遍发生巨大的变化”［27］。中间党派要求废除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想法也趋于强烈，在此之下，中共审时度势，由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议上郑重提出：“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事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28］。成立“联合政府”的口号一经提出，立即显示出其强大的政治吸引力。

联合政府就是多党联合执政，这不仅否定了一党专政，还为当时国内的各中间党派提供了一个参政的路径，因而得到了中间党派对“联合政府”口号的巨大支持。除了召开会议讨论外，他们还以组织集会、发布演说、撰写文章等各种方式将“联合政府”的主张宣传给天下人知晓。1944年9月24日，各中间党派领袖和国民党民主派及爱国民主人士在重庆迁川大厦礼堂隆重集会，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响应中共联合政府的号召。张澜、冯玉祥、黄炎培、章伯钧、沈钧儒等都在大会上慷慨发言，纷纷要求改革政治、成立联合政府、实行民主政治。1944年10月10日，中国民主同盟发表《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最后主张》，开宗明义要求“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之联合政权，实行民主政治”。中华职教社领导人黄炎培联合一批工商金融界人士在1945年元旦发表《为转捩当前局势献言》，呼吁国民党与各党各派切实合作以挽救危局。救国会负责人沈均儒在1945年《新年希望》一文中，要求改变国民党政府统治的机构，早日建立联合政府。张申府则在《一个呼吁》中，提出应“立即由各党派及其他社会有力人士，开诚协商，制定共同纲领，成立举国一致的统一政府”［29］。

面对声势浩大的联合政府运动，国民党又重演“定期召开国民大会”的把戏，但是在经历国民党的种种玩“假民主”的伎俩之后，中间党派保持了清醒的认识，坚决反对召开一党主导下的“国民大会”。1945年3月12日，闻一多、李公朴、罗隆基等与昆明文化界人士342人发表挽救当前危局的主张，指斥蒋介石年内召集国民大会通过宪法的允诺，“实际只是蒙蔽国际视听，拖延国内民主的技术。”［30］1945年7月7日，四届一次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开幕，会议的议题主要是讨论国民大会召集的日期。中共因国民党拒绝召开党派会议、成立联合政府，执意要召开一党包办的国民党大会而拒绝出席此次参政会，对于中共的坚定立场，各中间党派深受鼓舞，于是以参政会决议的形式第一次破天荒地否定了国民党六大作出的关于在11月12日召集国民大会的决议，这是对国民党顽固坚持一党专政的一次有力打击，使国民党在道义上失去了绝大多数的支持。

围绕党派会议、联合政府问题，中间党派逐渐站在了中共一边与国民党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实际上这反映出在当时的中国实行民主、进行政治改革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潮流。如何在政治上进行设计，将中共、各中间党派合法地纳入政权建设中去，既是对国民党政治智慧的考量，也是对其政治胸怀的检测。但是，一个在革命道路上逐渐偏离航向、醉心于发展独裁统治、政治机体从上到下都透露着腐败以及越来越倾向于保守的政党是很难在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的环境中捕捉机会的。在这之后，重庆谈判、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都给了中国一个可以走向和平的机会，给了国民党一个改革自己、重新出发的机会，但是国民党在一党专政的道路上执迷不悟，在与中共展开的“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博弈中最终失掉了中间党派的支持，从而终结了自己在大陆的政治生命。

概言之，抗战之初，中间党派从抗战大局出发，积极支持国民党进行抗战，国民党也因国家危难，决心抗战而获得了空前的支持和威望。国民党以相对民主的姿态笼络了人心，但“一党专政”体制给既得利益集团带来的好处使其不可能真正实行宪政。当国民党连最低限度的民主也不给予时，中间党派“改变了只与政府商量的态度为商量之外还要向政府争取的态度”［31］，从争取时还畏首畏尾到在中共领导下目标明确、理直气壮，情感的天平就已然左倾。国民党在抗战初期获得的“人和”优势也逐渐转移到中共一边，而中间党派自身在这个过程中，队伍得到锻炼，组织得以纯洁，革命性不断增强，在与中共携手追求民主与和平的道路上书写了新的篇章，也为今日中国的多党合作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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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中共代表林伯渠在三届三次参政会上的报告［N］.解放日报,19440922.

［30］ 昆明文化界关于挽救当前危局的主张［N］.解放日报,19450511.

编辑：壬 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