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小说的人物形象结构及其现代启示

时间：2021-02-25 08:01:45　来源：达达文档网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在西方殖民势力建构近现代世界史的过程中，鲁迅与文明论相遇。这一历史机缘塑形了鲁迅“人”的理念，首先体现在鲁迅早期的文化批评中，后来又进入他的新文学创作。《呐喊》《彷徨》和《故事新编》贯穿鲁迅新文学创作的历史过程，形成了他小说的人物形象层级结构：“旧人”的权力结构;“自然人”到“新人”的运演结构;权力结构和运演结构之间的张力结构。鲁迅小说的人物形象结构有文明论的面影，但他通过去意识形态化、汲取中西文化的健康因素和建立个人一国家的模式而实现了对文明论的反抗新生。这昭示了“旧人”权力结构是中国人现代化的最大障碍，呈现了中国人现代化必须生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健康因素，证实了文明论的科学成分也是中国人现代化不可或缺的养料。

[关键词]鲁迅小说;人物形象结构;文明论;现代启示

[作者简介]蒋永国（1974-），男，文学博士，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桂林541004）。

《呐喊》《彷徨》和《故事新编》作为一个历史过程，不仅是鲁迅新文学运演轨迹的基本展现，也是鲁迅关于人和社会看法的集中反映，还是鲁迅探寻中国人现代化出路的一次艰难困苦的跋涉。鲁迅在三部小说集中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展现了“人”的困境，并形成了一个内在的人物形象结构。中西文化的交流格局使鲁迅小说的人物形象结构吸收了文明论的科学养分和抗拒了它的糟粕，这为中国人的现代化提供了思想场域和实践启示，但学界鲜有人从这个角度去客观呈现和辩证研究。因此，本文以此为视点，首先考察鲁迅早年与文明论的相遇，然后发掘鲁迅小说的人物形象结构，探索它对文明论的接受与反抗新生，进而讨论它对中国人现代化的启示。

一、鲁迅早年与文明论的相遇

鲁迅（1881-1936）成长于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时期，与文明论的相遇是当时的世界格局决定的。回归这一历史现场，发现鲁迅早年比较充分地接触到了文明论，并在留日时期就受到这一理论的影响，表现出继承运用西方文明成果的初步功力。要厘清这些问题，首先要对文明论有基本的了解。

第一，文明论的起源、形成及意识形态化。文明论是欧美主要国家自地理大发现以后在探索和发现新世界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学说。“文明”一词首次出现在法国老米拉波（Victor RiquetiMirabeau，1715-1789）1756年所写的《人类之友》一书中，指代优雅、教养和美德。不久，“文明”就成为法国启蒙主义的常用词。法国最有影响力的启蒙思想家之一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有真正的“文明”观念，德国学者埃利亚斯也对相关的看法进行了总结。回到当时的历史背景看，18世纪中叶法国的社会结构使温和的反对派发展起来，他们在与“旧制度”妥协的基础上表达各自的不同利益，形成“文明人”说法，也有了相应的“文明”概念。法国的“文明”观念在形成初期是反对派和中等阶级的工具，特别是中等知识分子阶层进行社会内部斗争的手段，因而是社会变革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改良传统宫廷文化的观念。“文明观念是由启蒙运动中改革主义精神孕育而生的，是启蒙运动改革精神最直接的产物”。反对派和中等阶层要表现自我意识和变革社会，不仅针对过度文明带来的虚假道德和文化，也要和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普通人和野蛮人划分界限。因此，法国启蒙时期的真正的“文明人”就是表达变革社会和自由意志的新人。

18世纪后，基佐（Francois Pierre Guillaume Guizot，1787-1874）的动态文明论认为“文明”是社会发展和个人发展的互相产生和相互作用，初步承认欧洲近代文明的多样性，但在欧洲发现新大陆及其探险的过程中，“文明”逐渐演化成殖民扩张的辩护词，后来又与进化论纠缠在一起，遂变成了西方殖民国家主导的文明等级论，并据此划分出野蛮（savage）、蒙昧（barbarian）、半文明（half-civilized）、文明（civilized）以及开化（enlightened）国家地区和人的等级。文明等级论认为：纽荷兰（New Holland）及其邻近岛屿上的居民、非洲居民中的大部分、美洲土著居民是野蛮人;非洲部分地区、阿拉伯部分地区和中亚、北亚的部分地区的居民是蒙昧人;处于半文明状态的人是土耳其、波斯、印度斯坦和中国的居民;文明和开化的人是指欧洲的大部分地区、美国和美洲一些地区的居民。这样的划分是把欧美国家与其他国家进行本质对立，就是赛义德所说的把西方之外的东方本质化（固化），形成了国家和个人之间文明等级的机械对应模式：野蛮国家一蒙昧国家一半开化国家一文明国家/野蛮人一蒙昧人一半开化人一文明人。此结构模式在19世纪被经典化，通过地理教科书、国际法及不平等条约广泛地渗透到世界各个地区，成为欧美国家认识世界的基础，被建构成一种带有普适性的知识和价值观念，成为殖民意识形态。与此相关的文明论在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初主要通过两种途径进入中国：欧美国家的传教和殖民扩张;中国人自己的主动编译和学习。鲁迅就是在此中西文化交流的格局中与文明论相遇的。

第二，鲁迅早年与文明论的相遇。鲁迅早年与文明论相遇的关键阶段是南京求学时期（1898-1901）和留日时期（1902-1909），主要通过严复、梁启超等人的译著和日本中转站的途径。1902年鲁迅读到严复译述的《天演论》，非常喜欢，并迷上严译著作。周作人回忆：“以后他（严复，引者注）每译出一部书来，鲁迅一定设法买来，自甄克思的《社会通诠》，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以致读不懂的《穆勒名学甲部》，也都购求到手。”严复译的亚当·斯密的《原富》（《国富论》），不同程度地传播了历史发展阶段论，蕴含了有关文明论的理论因素，以致有研究认为“典型的四级制文明等级论模式，源自于18世纪中期亚当·斯密的四级社会阶段论。”鲁迅在南京求学期间喜欢阅读梁启超办的《时务报》。1896年梁启超编撰的《西学书目表》中收入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一本政治启蒙书《佐治刍言》。《佐治刍言》中“论文教”一章专门讨论野人到文教的发展，有很强的文明论痕迹。这种理念曾通过《时务报》被宣传，鲁迅于此就会有所了解。梁启超亡命日本创办了《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鲁迅留日时也喜欢阅读。周作人说：“癸卯（1903）年三月鲁迅寄给我一包书，内中便有《清议报汇编》八大册，《新民丛报》及《新小说》各三册，至于《饮冰室自由书》和《中国魂》，则在国内也已经看到了。”《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中有梁启超直接宣传文明论的文章。1899年9月15日梁启超在《清議报》上发表的《文野三界之别》（收入《饮冰室自由书》）中说：“泰西学者，分世界人类为三级：一日野蛮人，二日半开化人，三日文明之人”，还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各文明级别的特征。《新民丛报》发表了梁启超的长篇政论《新民说》（1902-1906），采用了文明论的视角，“新民”的预设是“文明人”，另两篇重要的文章《地理与文明之关系》（1902）和《论政府与人民之权限》（1902）亦有文明论的影子，“‘文明/野蛮’的模式成为梁启超流亡日本时期的思想框架之一。”鲁迅喜欢梁启超的这些著述，当然会受到“文明/野蛮”思维模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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