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世艺术家的生命挽歌
时间：2021-02-25 08:01:46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短篇小说集《小夜曲》延续了石黑一雄自创作伊始就反复呈现的国际化主题，充满了作者对浮世绘艺术家一以而贯之的人文关怀，并与早期小说的主人公妄图拯救社会正义和人文精神的宏伟理想遥相呼应。作者在新作中委婉地叙述了面对无法安慰的现实主人公们内心对生活的恐惧和欲望，象征着他们对过去创伤的焦灼压抑和对未来职业理想的犹豫彷徨而产生的身份之困。
关键词：石黑一雄；国际化写作；文化身份；叙述视角
中图分类号：J6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1-0205-03
作为当代英国著名的移民作家，石黑一雄和奈保尔、拉什迪以及库切等人共同展现了移民群体面临的身份困境，并竭力地思量摆脱浮世漂泊的灵丹妙药。而短篇小说集《小夜曲》继续阐述他的国际化小说创作的理念，塑造的漫游者皆来自英国或中欧、甚至美国等不同地域，时时流露出他们精神或心理的无根之痛。而小说主人公苦涩而甜蜜的回忆再现了作者的写作风格，但寂寞与懊悔的氛围，时光不再的旋律，不时与滑稽或超现实的场景融合在一起。对主人公来说，音乐始终代表着脱离了现实的理想自我，而音乐的理想与生活的现实之间的冲突则变成了连接这些故事的情感纽带。因此，小说主人公日常生活的枯燥乏味透过这音乐天才饱受挫折的理想或梦想展现了他们既想逃避社会现实又要完善艺术精神的尴尬处境，预示了作者期望创作一部关于人类情感历程的寓言而流露出对人性的深刻反思。
一
小说集延续了作者那不可靠的第一人称叙事以期展现叙述者竭力克制的心理现实，并通过反复出现的人物形象和特定的情景塑造了相似的情感认同或情调氛围。正如标题“小夜曲”所隐含的寓意，每篇故事都指涉了音乐或音乐家，并且以黄昏为背景，共同组成了由主人公相似的性情和行为构建的伤感故事。石黑一雄再次刻画了这些或牢骚满腹，或悔恨不已的叙述者试图忘却的生存困境而不得不躲进忧伤的乐曲寻求心灵抚慰，因为音乐是如此优雅和完美以至于它提供了一种精致的交流方式，并超越了言语的独特魅力从而使艺术家们流连忘返乃至藉此逃避人生的悲剧。此外，故事文本的受述者被期望分享与潜在的读者相似的身份认同，赋予文本寓言般的意象“将特定的情景真正转化为隐喻的范畴使读者不至于将其置于日本或英国文学传统，而是被赋予了某种作为象征和讽喻的能力”[1]。
通过不可靠的回忆手法和第一人称限制性叙述视角，小说集《小夜曲》展现出石黑一雄对当代社会人性尊严缺失一贯的忧虑，成为一种象征性叙事或描述，传递着含蓄的道德寓意。尽管题名故事《小夜曲》或者《不论下雨或晴天》散发着苦乐参半或喜剧性的意蕴，而充斥着小说集的基本情调则是作者对普遍人性的深切关注，比如《大提琴手》中美国女艺术家艾洛伊丝，宁愿选择埋灭自己的音乐禀赋也不让乐坛的职业瑕疵玷污了艺术才华，展现出“一点小小的自豪或自尊……接受命定的有限却残酷的命运的人性本能”[2]和人类生存困境的寓言。出乎读者意料的是小说中音乐家们，比如托尼·加德纳、蒂洛和索尼娅，不甘接受他们卑微的命运，成为英才天妒的“他们”和碌碌无为的“我们”之间的迥异之处。简言之，这些命运蹉跎的艺术家本应该期待实现他们设定的人生之梦，体现了德曼定义的修辞效能，即其彻底终结了逻辑性并展现了符号指涉性偏离的无限可能性。因此，作者笔下的心理现实主义总是对叙述者的“伤痛”予以特别的关注，从而使读者“更为深刻地看待我的作品，就像贝克特或卡夫卡的书……我总是鼓励人们在更为隐喻式的层面阅读我的小说”[3]。
然而，小说集中主人公通过第一人称视角向叙述受众娓娓道来，仿佛后者也是籍艺术以逃避现实的天才音乐家。尽管存在荒诞性或超现实性因素，题名故事《小夜曲》充斥着敏感而柔情的怀旧音乐，而主人公，一位遭受挫折却天资禀赋的青年萨克斯手，叙述了他与女明星琳迪·加德纳同时在宾馆整容时遭遇的滑稽荒唐的经历。实际上，他们共同承受的焦虑在于人们对于错失良机的抱憾或悔恨，成为一种认知行为，总是伴随着某种心境，或者说是人类的生存常态。除了被激发的怜悯之情，主人公所遭遇的生存困境促使潜在的读者思虑他们自身的人生或职业选择。尽管已意识到伦敦乐坛充斥着愚蠢的音乐和腐朽的论调，索尼娅仍坚信《莫尔文山》中年轻的创作歌手似乎“更像蒂洛。假设真的遇上困难，你也不会放弃。你会跟他一样，说我太幸运了”[4]。因此，文本的不可靠叙事将读者置身于作者文本意图的误读之中，变成了某类迟钝的读者，夹在特定的文化期待和符号的指涉之间难以抉择。小说集中其他人物，比如史蒂夫和琳迪，也都带着消极和不情愿的心态被动地接受命运模棱两可的暗示，将他们的名望和运气寄托在整容手术以期迎合娱乐业的风尚，讽刺了他们乃至读者为名利而做的类似的抉择。然而，现实和理想之间的矛盾性共同构建了寓言结构并成为“依赖于‘内在’和‘外界’特性之间某种对应关系的完美象征”[5]，而这种被迫接受命运奚落的无奈最终迫使他们选择暂时忘却社会现实，甚至使其更具人文魅力和奥狄浦斯式的悲剧情结。
二
文本为读者呈现的文化与审美期待使我们不得不仔细思量并为之动容，因为读者感到拥有比主人公更透彻的远见卓识，觉察到更多梦幻般的生活方式或者人类生命的本质。更为重要的是，石黑一雄展现给读者的身份意识在于“冷漠而彻底的疏离感”，最终交织而成“一种无处不在的、模糊的焦虑，一份根本或基础的情绪，而海德格尔曾视之为喜悦、忧愁和深切的厌倦”[6]。这种对生活的顿悟归因于人们渴望逃避“他者化”身份而引发的情感焦虑，从而导致他们选择遗忘曾经遭遇的困境以期“劝导人们努力学会去真正面对这一困难而复杂的过程——如何处理人际关系和不去介意伤痛和忧思——我们宁愿相信付出皆有回报”[7]。因此，整容成为琳迪和史蒂夫这类人选择逃避残酷的社会现实并博得认可的唯一出路，生活在琳迪眼中“不单单只是爱一个人……可我还是要去，去试一试”[8]以期继续在男人中间周旋寻找合适的丈夫或者名利。同样，史蒂夫也尽力迎合妻子的幻想，坦言她的离去“都是为了我，为了让我能做这个手术。绷带拆掉以后，我有了张新面孔，她就会回来，一切就又会好起来”[9]。在此，作者为我们展现了一幅早已破碎的幸福的幻象而人类只能在浮世绘的名利场中维持卑微的尊严，如浮萍般迎合人世间的喧哗与骚动，而艺术家，比如史蒂夫，不得不牢骚满腹，“我费劲千辛万苦才做出有价值的、优美的音乐，可到头来谁受认可？”[10]对生活的焦虑和身份的渴望将小说集中主人公们置于相似的困境，最终不得不求助于昔日熟悉的事物或着耽于回忆以期摆脱生存的恐惧感。
直面社会现实或真相的悲剧意识，根据海德格尔的观点，是人性特有的品性之一，而主人公比如雅内克和史蒂夫等人则成为此类特征的完美具象。颇似作者的小说《别让我走》，小说集延续了作者对“死亡和遗失的童真隐晦而哀伤的思虑：人生转折期的青年画像……童年梦想的破碎会导致迷茫、叛逆、新萌发的决心或者接受命运时的矛盾心理”[11]。对琳迪而言，童年的梦想或人生规划促使她寻觅并依赖丈夫为自己赢得名利，最终却因此而离婚，尽管她与托尼之间依然存有浪漫的情愫。此外，加德纳夫妇都情愿牺牲他们的爱情和婚姻而继续追求他们各自的乐坛名利或者财富运气。通过他们聚散离合的爱情悲剧，石黑一雄将自己的音乐之梦糅合进理想和现实的矛盾体，引发读者对明星身份的思量，翻阅着电影明星的杂志、富有、美丽、周游世界等浮世喧哗是否能代表人生的真谛和意义。然而，社会个体的世俗成就同样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诸如艾米丽和查理这样的人群，最终夫妻俩不得不婚姻甚至人生的危机，而这份情思以及对生活的困惑进一步赋予小说集小夜曲般的哀伤意象和情调。
开篇故事《伤心情歌手》即充斥着某种忧郁的情调，而叙述者雅内克也逐渐认识到这对美国老年夫妇托尼和琳迪正经历着家庭困境或危机。托尼的情歌曾经是雅内克饱经风霜的单身母亲困境中唯一的情感寄托，而如今他本人的月下衷肠为即将这对离异的夫妇呈现了最后的一份浪漫情丝，却未能带给琳迪幸福并挽救他们的婚姻从而导致她独自啜泣、悲痛不已。海德格尔曾评述，对真相的恐惧并不具有“明确的损害性，而这涉及到被威胁的个体确定和特指的生存潜能。焦虑则指涉了完全模糊的事物”[12]。伴随着特定的忧伤情调，雅内克成为作者笔下的代表性人物，并以不可靠的第一人称叙述了他的自传性经历，却因这一限制性的视角流露出他意图之外的流浪者身份。透过人类生存现状的陌生化和疏离感，小说集《小夜曲》中野心勃勃和坚毅果敢的音乐家正提出并解答着人性身份的困惑，而他们代表的人性“此在”总是带有“本源的陌生化和异质性，我们甚至无从知道‘人’是什么……对自己而言我们依然是陌生者”[13]。
令人倦怠的现实困境最终变成了对喧哗的人性和贫瘠的哲思的深切反思和重估，并通过叙述者自传性的自我身份认同突显了当今社会艺术家的面临的人文困境。作为人类生存现状的预言，《小夜曲》为我们展现了典型化的人物形象，而他们“与认知和感观危机密切相关，但随之给主体、身体的整体性以及特定的身份带来了致命的危险”[14]。对于《不论下雨或晴天》中的雷蒙德而言，第一人称叙述者“我”追忆了他的令人绝望的巡回教师职业生涯，甚至因艾米丽将他描述为“牢骚王子”而满腹怨言并撕掉她恼人的日记片段。更为滑稽可笑却令人嘘唏不已的却是他荒诞地模仿狗的行为甚至捏造狗的气味以期弥合他的朋友夫妇的婚姻裂痕和自己的过失。换言之，雷蒙德过着悲天悯人的生活，意志消沉、精神沮丧，四处漂泊以求寻得某处安身立命之所，并且迫切得想要使“亲友在英国的生活与我的四海为家的生活建立某种正式的联系，无论这种联系是多么的卑微和脆弱。他们消极地接受命运而毫无怨言，却更加彰显了面对人生挫折和困境时表现出的坦然淡定或者海明威式的英雄气质。
三
《小夜曲》中的叙述者竭力地塑造他们自我的身份认同，疯狂地拥抱着自我尊严和个体身份，犹如飞蛾扑火般追寻他们的梦中幻象，最终却无法弥合人类和其行为之间最初的裂痕，而随之而至的令人解脱的疏离感使叙述者突然意识到他们曾是生活的失败者。正如小说中叙述者希望重构他们的主观现实或者改变记忆以适应当前的困境，石黑一雄也视其创作生涯为“某种慰藉或心理治疗……你可以记录并尝试去接受它……凭借你自己创造的世界和自己的叙述”[15]，并期望补偿作者曾备受挫折的创作歌手之梦。小说集中主人公们身处在既未能改变历史，也无法触及未来的社会环境之中，而这种销魂蚀骨的懒散倦怠令我们将其视为了必然的生存环境。虽然所有故事的情节主题都集中于音乐天才无法实现的潜能或天赋，通篇弥漫着忧郁抑或是懊悔的蓝色情调，激发着叙述者逐次隐现作者企图构建的“字面”或原初的语义关联性，但文本却指涉了另一种相关的语义层次，即他们嘲弄性地揭露却又刻意地掩饰回忆与现实的自相矛盾，成为人类试图通过逃避现实而获取身份认同的挽歌式讽喻。
参考文献：
〔1〕〔7〕Shaffer， B. W. and C. F. Wong （eds）. Conversations with Kazuo Ishiguro， Jackson， MS：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2008，P. 75， P.219.
〔2〕〔3〕Moore， M. Scott and Michael Sontheimer. “Spiegel Interview with Kazuo Ishiguro： I Remain Fascinated by Memory”， Spiegel Online， 10 May， 2005， http：//www.spiegel.de.
〔4〕〔8〕〔9〕〔10〕Ishiguro， K. Nocturnes： Five Stories of Music and Nightfall， New York： Vintage， 2009， P.122， P.183， P.182， P.166.
〔5〕De Man， P. Allegories of Reading： Figural Language in Rousseau， Nietzsche， Rilke and Proust，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150.
〔6〕Krell， D. Farrell. “Das Unheimliche： Architectural Sections of Heidegger and Freud”， Research in Phenomenology 22， 1992， P.45.
〔11〕Kakutani， M. “Sealed in a World That’s Not as It Seems”， New York Times， 4 April， 2005， p.1.
〔12〕Heidegger， Martin. Being and Time， trans. Joan Stambaugh，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6， P.174.
〔13〕Nelson， E. “Heidegger and the Ethics of Facticity”， in F. Raffoul and E. Nelson （ed.） Rethinking Facticit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8， P.137.
〔14〕Weber， S. The Legend of Freud， Expanded Edition， Stanford： Clarendon Press， 2004， P.233.
〔15〕Vorda， A. and K. Herzinger， “An Interview with Kazuo Ishiguro”， Mississippi Review， 20， 1991， P.152.
（责任编辑 姜黎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