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1984年（之二）

1984年3月我从北京领奖回来，由上海回湖州途中，心想上海或许是比北京更能容忍我在当时的文坛意识形态语境之外另起炉灶的地方。事实上在此之前我已将“葛川江小说”的第四篇《人间一隅》投给了《上海文学》。上海离杭州很近，来去方便。还有和茹志鹃的很放松很家常味的会面，让我感觉上海的水或许不那么深。不过我又觉得。真的要在上海滩混，好像我还缺少点什么。

很快我就明白那是什么了。在1984年的上半年，我最关心的还是对我的作品的评论。到那时为止，还没有一个在北京的文坛核心圈的权威评论家对我的小说讲过什么话。此时距“葛川江小说”最初在北京问世已有一年多。1984年上半年我又在上海、北京和南京先后发表了《人间一隅》、《珊瑚沙的弄潮儿》和第一部中篇小说《船长》。到1984年初夏，“葛川江小说”应该说有些气象了，但那些权威评论家似乎都对它们视而不见。我讲的当年文坛核心圈的权威评论家，也就是阎纲、陈丹晨、刘锡诚、曾镇南这些人，在当年都是很有话语权乃至话语霸权的，许多青年作家都称他们为老师，很希望得到他们的评论和赏识，我那时也不例外。让我在1984年上半年感到失落的是这些人都对我缄默不语。阎纲从未写过对我的评论，曾镇南直到1986年才写了我。我后来在90年代初整理了一个对我的评论的索引。时间是从1983年9月到1989年3月。在这份索引上，从1983年9月到1984年6月，整整十个月里总共只有四人写了五篇对我的评论。他们都不能算是权威，离核心圈更是远了。

但与此同时另有一股潜流开始涌动。事实是，还在我获奖之前。上海的一位年轻评论家程德培已经写出一篇洋洋万言的评论我的文章《病树前头万木春》给了《上海文学》，后来还获了奖。但这是后话。几个月后我才知道的。

在1984年春夏之交的这几个月里，我稍感失落、略带焦虑却也满怀信心地频繁来往于湖州（我的家）、杭州（我的老家）和富阳（我工作的地方）之间，一边应酬着、洽谈着种种实际事务，一边憧憬着、期待着某种不可知的前景。

此时的嘉兴地区已被分割为嘉兴市和湖州市。叶芳所在单位已更名为人民银行湖州支行。我们的家在湖州的红丰新村，几幢我忘了，记得是三楼，一个大套安置了两户人家。邻居的两口子是双职工。条件比叶芳优越，分得两居室外加一个厨房，叶芳分到一居室外加一间做厨房和客厅用。卫生间则是两家共用的。在那个时代，刚工作了一年多就能分到这样的房子，很不错了。

女儿出生后的这两个月，我很少在家，光是北京就去了两趟。这下好了，我可是要好好欣赏欣赏我的小丫头了。田桑小时候不大哭闹，就算哭起来气头儿也不太足，没哭几声就好像哭不动了。我对叶芳说，这丫头长得更像我，你看这对招风耳。活脱儿就是原装进口的！在那个时代，中国人说起无论什么商品，“原装进口”意味着最高档了。有趣的是，如今田桑生的女儿摩根，也长了一对招风耳，无疑又是田桑的遗传。我去年在美国就对田桑讲。你这个摩根的招风耳，应该说是原装出口了。

湖州这小城很有意思，只两条主街，还是斜着弯着走的，交汇于骆驼桥。这座桥后来多次出现在我的小说中。后来的“葛川江小说”把湖州搬了地方，还给它改了名字叫“同兴”，《人间一隅》、《炸坟》、《阿环的船》、《阿三的革命》，都讲到了“同兴”。

湖州有几个青年作家自1982年起就做了我的朋友，高锋、闻波、马红云、卢国建等等，都曾在1982年我结婚时去红丰新村闹过“洞房”。他们那时都还没算得上“出道”，简单说就是他们写的小说、文章还经常会遭遇退稿。我的获奖，对他们是一个鼓舞。那些天里，我晚上忙着写作，白天就和闻波、高锋到处吃吃喝喝。记得那时闻波和老婆不对付，老婆索性住在娘家不肯回来，闻波也乐得自由，于是有一天我和高锋就到他家去吃太湖大闸蟹，那时才几角钱一斤，又大又肥，煮了满满一大铁锅，三个人用了一下午吃掉了十斤蟹！吃得我满嘴起泡，好几天见了食物就打怵。

回家后不几天我又去了杭州。浙江作协要为我开一个庆功会，因为我是浙江第一个在小说上获全国奖的作家。此前，《浙江日报》3月26日发表了署名肖荣的文章《一幅透露时代气息的风俗画》，评论我的获奖小说《沙灶遗风》。“肖荣”是我的已故老师庄筱荣的笔名，是当时浙江最活跃的评论家之一。也是我就读杭大中文系期间最挺我的老师之一，却因我自由散漫、旷课、打架被学校视为坏学生。庄老师颇受我牵连，屡遭领导批评。我在全国获奖，让庄老师扬眉吐气了。

那时候，像我这么一个初出茅庐的文坛新人，必定很在乎作品被人评论。对“葛川江小说”最初的评论（评《最后一个渔佬儿》）也是这位庄老师写的，也是发表在《浙江日报》（1983年9月15日）上。但《浙江日报》是地方报纸，其影响不出省。第一篇在全国发行的报刊上对“葛川江小说”的评论。发表在1983年最后一期《当代》杂志上，作者李福亮，他是我哥哥庆西就读黑大中文系时的同学。很多年以后我去黑龙江玩，在哈尔滨见到了李福亮，感谢他当年对我的评论。

为我开的庆功会，我忘了具体日子，只记得是在那时的省人民大会堂。会议由省作协党组书记高光主持。先后有好几个人发了言。最后轮到我发言了，我先是讲了三五句感谢的话，忽然话锋一转，讲起余华来，让全体与会者大为愕然，没有人知道我在讲谁。的确。1984年3月，就算在浙江也没有几个人知道余华。我当时也没见过余华，只因我在离开北京前，《北京文学》的章德宁给了我一本登着余华小说《竹女》的杂志，要我关注一下这位也是出自浙江的青年作家。在去上海的火车上我读了他的小说，当时感觉蛮好。我在那天的庆功会上大讲余华，意在表明浙江文坛的青年一代其实是很有实力的，只是省作协信息不灵，反应迟钝，看不出苗头罢了。

后来，在这一年的八月，我去海盐叶芳妹妹家住了一阵，在那里写完了《国营蛤蟆油厂的邻居》。这期间，由我的连襟孙治平牵线，我和余华见了面。记得是在一家老式的茶馆里。我和余华各坐一张很厚重的实木条凳，隔着木桌面对面，边喝茶边聊天。他当时给我的印象是一张秀气的脸，眼神中时常闪烁着一种灵光，说话偶尔有点小结巴。

开完庆功会我返回富阳上班。随身带去一件在北京得到的获奖礼物，是一块大理石笔插，上面刻着中国作家协会的字样。我想把它送给老蒋做个纪念。老蒋坚决不肯收下，说这东西应该由你自己保存。

老蒋，蒋增福，富阳大源镇蒋家村人，时任富阳文化广播局局长，是我所在单位的领导，也是我一生中遇上的唯一一位和我做了朋友的长官。到后来这位老蒋还因我的关系成了李庆西的朋友、程德培的朋友、赵长天的朋友。我感激他强有力地支持了我的文学创作，尤其是“葛川江小说”的最初阶段，这是许多年来江湖上许多人都知道的。老蒋的做法很另类，在上世纪80年代初，这样做领导的实属罕见。他不仅要求我所在广播站的站长董文二容忍我上班迟到早退（许多年以后董文二告诉我，当年老蒋跟他说，你不要弄不灵清，这个李杭育早晚是要飞走的，他现在落魄在我们这里，能做多少算多少吧），甚至批准我“预支”探亲假，（老蒋后来常拿这个事取笑我，说亏你开得出口，探亲假也能“预支”的！）还曾亲自陪我去乡下体验生活，一陪就是一个星期，直接导致了我产生写作长篇小说《流浪的土地》的原始冲动。

我获奖了，老蒋肯定是这个世界上最为我高兴的人之一。就像我的老师庄筱荣一样，他顶着的压力，人们对他的说三道四，不攻自破。昨天还在责备他包庇我的人，今天就改口称赞老蒋有伯乐的眼光。改口很快是中国人很需要的一种素养。

去富阳的另一件事是续办创作假手续。这回老蒋又给了我半年假。此时的老蒋已经有点预感，富阳很可能留不住我了。但很重感情的老蒋还是尽他所能想留住我。他知道我最大的心愿是当专业作家，要留住我就得让我不坐班，专业从事写作。但他一个县文广局不可能为我设置这样一个编制，他得另想办法。我后来告诉他湖州的宣传部长侯玉琪邀我去湖州做专业作家，而且答应把叶芳也安排专业对口的工作。老蒋一听，不高兴了，说湖州算啥？湖州能给你的我都能给你。把叶芳调来富阳，就在广播站工作，专业不就对口了吗？我分一个大套给你们，再给你配一个煤气罐（这在当时的富阳是局级以上干部才有的）。至于你的写作，虽然名称不叫专业作家，但我任命你做县文化馆的副馆长，规定你不用坐班，每个礼拜去一两回转转，听听意见，出出主意就行。尽管老蒋于我有知遇之恩，我还是没有答应他，说这都是你作为局长的权力干预而非制度安排，一旦你不做局长了，我名不正言不顺，你的继任者要我每天坐班，我怎么办？这话有点戳到老蒋的痛处了，他不再说什么，我也赶紧收住，没有再坚持要调湖州。

回到湖州后，叶芳问我和老蒋谈得怎样。我如实跟她说了。她很理解，说再怎么样也不要伤了老蒋的心。我调湖州的事就这样不了了之。

可这事让湖州的几个文友，主要就是帮我和宣传部长搭桥的高锋和闻波，对我有些失望，虽然他们嘴上没有直说。

高锋年龄比我大得多，虽说是“官二代”，却极胆小，而且他自己也承认胆小，一说起什么耸人听闻或者神神道道的事情，高锋总是拍着自己的大腿连连嚷道：“吓死了！吓死了！……”不过这里面多半也有些加重描述、制造气氛的味道。这是高锋的长处，他后来写电视剧，这套虚张声势的把戏对他很有用处。

没有什么人像闻波那样，不多不少正好作了高锋的对比物。闻波只比我大一岁，祖籍东北，从小跟着父亲长大，据他自己说常挨父亲的痛打。我那时就说他，从小缺少母爱的男人，基本上就是一匹狼，没有什么细腻的情感可言，只有粗野、粗鄙、粗糙，都写进了他的小说里。而相比之下，干部子弟高锋从小生活优越，尤其江南人家的吃喝讲究，都让他品味得仔仔细细，讲得头头是道，写得绘声绘色。我的小说《人间一隅》，讲某年发大水，螃蟹爬满了同兴城的大街小巷，这个掌故最初就是出自高锋之口。我起先不信，心想高锋么，他讲的事，你很难弄清是真的事情还是已经被他编过的故事。但很快，我在去茶馆的老虎灶打开水时得到一帮泡茶馆的老头的证实，说从前湖州确有其事。后来我又碰巧看到报纸上说荷兰的什么地方闹蟹灾，政府出钱雇人灭蟹以保护该地的生态平衡。由此可见高锋的神神道道有时还是有些依据的。这两位湖州的文友，尤其是高锋，对我在那个时期的写作是有不少帮助的。高锋自己的写作，缺点是不自信，因此常常会写得有些画蛇添足。闻波的小说远比高锋的粗糙，却常有异想天开之笔。在当年的湖州文坛闻波是个穿针引线的人物，我在湖州结识的所有跟文化沾边的人，从宣传部长到业余画家，都是通过闻波牵线搭桥的。我更佩服闻波的是他还有一个本事，就是居然在很多年里让比他年长许多的高锋做了他的跟屁虫。

他们两个有时也做了我的跟屁虫，特别是我在湖州逛书店的时候，我买什么书，他俩就跟着买什么书。有那么几年，我尤其对明清笔记颇有兴趣，买了不下于两百种这类书籍。我后来在1985年写文章《理一理我们的“根”》，那里面说我不喜欢已成规范的中原文化而倾心于规范之外的民间文化，包括野史、笔记之类，那个话被有些学者说成是我虚晃一枪。他们错了，我没有虚晃一枪，我那时研究明清笔记颇有心得，高锋可以作证。他很多年以后在杭州的一个文人聚会上对众人说，当年跟着杭育买了许多明清笔记，受益匪浅，成为他后来写《天下粮仓》这类电视剧的宝贵资料。还有，我哥哥庆西也很清楚我那时对明清笔记的痴迷和投入。庆西写“笔记小说”那些年，问我借去几十本明清笔记，至今还不肯还我。

大约是在五月里，浙江文艺出版社的编辑费淑芬来湖州和我谈出版我的小说集的事。费淑芬是一位很受我尊敬的老编辑，她原先在《西湖》杂志工作时就做过我的小说的责任编辑，我们彼此很容易沟通，约摸出版社派她来和我谈也有这层考虑。我当时提了两个很简单的要求，一是我要用《最后一个渔佬儿》做书名，二是我要求单独出书，不列入任何丛书。费淑芬表示她不能做主，要回去向领导汇报后再给我答复。

后来在七月初，我接到人民文学m版社的邀请去烟台参加笔会，路过杭州时我去了浙江文艺出版社拜访夏清翰总编辑。知道我的两个要求出版社不能答应。这事就算完了。想起《最后一个渔佬儿》最初等于是被《西湖》退稿的遭遇，我安慰自己说这没啥好生气的。实话说浙江文坛绝非我的福地，1980年代浙江的期刊和出版业偏于保守，甘当井底之蛙，不肯让我出头去大胆创新。要他们赏识我还需假以时日。

到烟台后，我第一次见到韦君宜、李曙光等人民文学出版社当年的负责人。韦君宜不仅时任人文社社长，还是个很有地位的老作家。人文社负责联络浙江作家的编辑赵水金，此前和我见过很多面，我的《最后一个渔佬儿》最初就是寄给她转《当代》的。有一天晚饭后，赵水金和我聊天，问起我有没有出版小说集的打算，我就把我在浙江文艺出版社的遭遇跟她讲了。她当时没有再说什么。第二天早晨我照例睡懒觉没有去吃早餐。等我起床后，赵水金告诉我，在吃早餐的时候她把我的小说集的事说给韦君宜听了。韦君宜当场拍板由人文社出，我的两条要求她认为简直不算要求，全部接受。这就是我的第一本小说集《最后一个渔佬儿》的由来，就是这么简单。

不过我也当然知道，在此之前人民文学出版社从未给一个年仅二十七八岁的作家单独出版过小说集。那个时代年轻人出书很不容易，约摸浙江文艺出版社也是有过这层顾虑的，这本来也很正常。他们主动来人和我接洽说明他们对我也是有兴趣的，只是他们没能像人文社那样勇于突破，与时俱进。而这使得我一开始就对浙江出版界抱有成见，迄今为止除了一本我与人合作翻译的小书之外，我从未在浙江出版过我的任何著作，包括我写浙江内容的《老杭州》。比起我的所有同代作家来，我肯定是获得本地支持最少的一个。

没想到出版小说集的事这么容易就敲定了。但还剩下一个问题，就是请谁为我写序。赵水金问我有没有人选，我说我想请程德培写，尽管到那时为止我还不曾见过此人。

我之所以会想到请程德培为我作序，是六月里我收到他的来信，大意是说他在二月里就曾为我写了评论，《上海文学》将于下半年发表。他说他从编辑部要来了我的地址，写这封信是想和我交个朋友。

我几乎立刻明白了，这正是我当下最在乎也最期盼的一个回应。虽然我还没见过德培，也没看到他的文章，但凭我对他信中的内容和行文的感觉，凭我作为小说家的敏锐，我知道这个人肯定懂我。

就在今天，在我就快写完这篇文章时，德培把我1984年和1985年写给他的十六封信赠还于我，其中有我回复他的第一封来信，也是我最早给他的信，写于1984年6月30日：德培：

你好！

看了你的来信，很高兴。和你的愿望一样，我也很希望和你建立友谊。我们从没见过面，只通过这一次信，但我想，我们彼此已经是朋友了！……我想请你到杭州来聚聚，而正巧有个机会：八月初杭州文联要开一个我的作品讨论会。地点是新安江千岛湖（也是“葛川江”上游的一大支流），为期半个月……那地方风光秀丽，气候凉爽。我本人和我哥哥庆西也都参加，我们可以在一起从从容容地谈个痛快……

我信中的说法有误，这个研讨会的确切时间是7月27日到8月3日。

约摸一周后德培又来信说他一定来参加，并且说上海还有一位评论界新锐吴亮，希望我也邀请吴亮参加。我又回信给他说没问题，你俩一起来吧。

就这样。到了七月下旬，德培和吴亮来了杭州。那天我因为什么事没有去火车站接他们，而是让庆西代劳举着牌子去接站，约摸德培那天对我印象不佳，他后来老拿我没去接他的事对我开“涮”。从杭州市区去建德必经九溪，也就是我母亲家的所在，那天我就在九溪搭上他们坐的面包车一起去了建德县的白沙镇。就在新安江边一家县政府的招待所，开了我一生中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个我的小说研讨会。

我见到德培后问他愿不愿意为我的小说集作序。当时吴亮和庆西都在场，应该还有印象。德培显然有些意外，一时支支吾吾，然后一本正经地说他要回去请示一下茹志鹃。在1984年的夏天，德培和吴亮都还是上海工厂的工人，而给人写序在那个时代被看得很庄重，是要讲究一下身份、地位的。程德培有顾虑，我把这个情况告诉了赵水金，她建议我请王蒙写序。为此我给王蒙写信。在王蒙给我回信之前，德培或者是请示好了，或者是自己想明白了，刚回上海便来信告诉我他愿意为我写序，但后来因为王蒙回信答应了此事（出书之前王蒙的序《葛川江的魅力》发表在1985年第一期《当代》上），人文社不同意我再请德培写，此事只得作罢。顺便说说，我后来在1985年打算出版第二本小说集《红嘴相思鸟》时，又问德培愿不愿意为我写序，这回德培眼睛看着别处，大大咧咧地反问我一句：你不请我写还能请谁？

参加那次研讨会的，除了德培、吴亮、庆西和我，还有当时的杭州文联负责人董校昌、《西湖》的评论编辑高松年、杭州的几位评论家钟本康、叶金龙、龙渊、美成等等。他们后来都写了评论我的文章，分别发表在《西湖》杂志这一年的最后两期上。

这肯定是我参加过的最辛苦的会议之一。不仅白天要听大家发言，有时自己也要讲几句，更累人的是每天晚上德培、吴亮、庆西和我四个人还必定聊天聊到凌晨。那时候的县招待所条件很差，连电扇都没有，天又那么热，室内根本呆不住，我们就坐到一个露台上。吴亮和我索性赤膊了，人手一把芭蕉扇，呼搭呼搭地扇着，一边吃着西瓜，一边高谈阔论。尤其是吴亮，声音洪亮，表述有力。但吴亮也很容易把自己讲累。讲累了，他就打一会儿盹，似乎让出一点空档给我们讲讲，然后他醒过来又接着再讲。

到了第二天或者第三天晚上。招待所的看门人终于受不了我们的彻夜喧闹，正当我们谈得起劲，他把电闸拉了。在一片漆黑中，我朝那人怒吼道，你赶紧给我们电，不然我到你们建德县委去告你！这一招果然灵，那人被我的虚张声势镇住了，老老实实把电闸又推了上去。其实在1984年我压根不认得建德县的任何官员。

我记不得接下来我们是不是把嗓门放低了一些，但聊天继续，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话想要讲。现在回想起来，至少对我们四个人来说，我的作品研讨会似乎主要不是在谈我的作品，倒成了讨论中国当代文学走向这个大题目了。话题很多，杂乱无章，次序颠倒，反反复复……但有一个令我难忘的重大话题，却是由我引起的。

我问了德培一个近半年来一直在我心中挥之不去的问题：为何北京的权威评论家们对我不感兴趣？

德培回答：他们还没想好怎么说你。

吴亮插话：你的小说超出了他们的思维惯性和话题范围。

德培幽默一把：老革命遇上了新问题。

吴亮有点幸灾乐祸：所以他们失语了。

庆西插话：弄不好就一直失语下去了。

我有点不敢相信：这么说，他们的时代结束了？

德培很肯定：起码是快了。

坦白说。这番对话是经过我加工的。原本不会这么紧凑。但其核心内容大抵如此。

前面说了，那时程德培和吴亮都还是工人，都没念过大学，竟然说阎纲过时了，应该被“打倒”，听上去简直就是一派胡言。狂妄至极。

但事实被他们说中了。到了1985年前后，众多评论界新锐趁着阎纲们失语的两年扎下了营盘，站稳了脚跟。从那时起，一个刚冒出来的作家有没有被阎纲评论不重要了，《文艺报》追捧谁或者打压谁不重要了，甚至中国作协的评奖也渐渐地不重要了（后来就索性取消了中短篇小说的评奖）。权威被搁置，核心圈被分化，意识形态语境被冻结……

就我个人而言，这次研讨会的主要收获，一是我暂时不再孤独，几个月来郁积心中的疑虑一扫而光。而且按照德培的说法，我反倒应该感谢阎纲们对我的失语，这让我赢得了时间，让“葛川江小说”成长、发育，形成了模样。

说句真话，阎纲们虽然对我不感兴趣，却也不曾打压过我，不然我也许就出不了头，甚或在那时的浙江有苦头吃了。印象中阎纲本人还是小说奖的评委，我的获奖应该说和他也有关系。现在想来，那个时代的文坛诸神大都还是蛮正派的。

研讨会结束后我回到了湖州，接着又去了海盐，开始写《国营蛤蟆油厂的邻居》。这篇小说写成后给了《上海文学》，后来还得了“上海文学奖”。我和程德培、吴亮的初识是那次研讨会给我的第二个收获，由此坚定了我把文学活动的重心部分地由北京向上海转移的决心和信心，我后来的很多小说和理论文章都是在上海发表的，我的第二个小说集也是在上海出版的。

研讨会还给了我第三个收获，就是让我明白了，继“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之后，我的另起炉灶成功了。

但这只炉灶暂时还只有一个名称，葛川江。

那之前我曾给《西湖》杂志写过一篇创作谈《漫话“葛川江”》。研讨会之后，我写了一篇《葛川江文化观》，开始为自己张目，要在“葛川江”这个朴素的名称之外另建一个看上去更有理论性的说法。这是“寻根”的先声。

近三十年来许多学者论及“寻根”，每每拉开很大的文化研究的架势，旁征博引，言之凿凿。每当看到这样的文章，我就想笑，觉得学者们太天真了。“寻根”是什么？照我说就是另起炉灶！就是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以及由《文艺报》引导的种种意识形态语境之外做我们自己的文章。前面说了，在对民间文化的兴趣上我没有虚晃一枪，但如若哪位学者说“寻根派”在另起炉灶这层意思上虚晃了一枪，至少我是承认的。难不成我们那时就敢跟《文艺报》叫板，说我们对你那套没兴趣，我们要自己另起炉灶？

再说啦，另起的是个什么炉灶，总得有个名称是吧？1985年，韩少功给了它一个名称叫“寻根”。

对于1980年代我们这代中国作家来说，另起炉灶就是要脱离意识形态语境回到文学的自身，进而是人类生活的本真。从这个层面上讲“寻根”才有意义。

掌控意识形态语境的权威们失语了。一帮小青年另起炉灶成功了。1983年我写了《最后一个渔佬儿》，郑义写了《远村》，1984年阿城写了《棋王》，贾平凹写了《商州初录》……到了1985年，明眼人可以看得很清楚了，小说起义了，丙崽骂人了，小鲍庄闹水了，程德培们篡位了，文坛重新洗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