披着女巫外衣的精灵

主持人（金进，文学博士，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讲师）的话：三年前我看完黎紫书的微型小说集《简写》，我非常地担心，因为其中的故事内容、叙述方式都有着很强的中国元素，我担心黎紫书正在失去其擅长的文学语言、南洋特色，直到2010年长篇小说《告别的年代》的问世。2011年5月，我曾问起她创作《告别的年代》动机时，黎紫书这样回答我：“找不出一个很好的动机，但就是只有实话实说。我写《告别的年代》其实是我想写一个长篇小说。然后我就问自己：如果我要一个长篇小说，我能写什么？就是像刚才说，我要找一个，我决定要做一个大餐。可是今天这个大餐我应该做什么？我能够做的是什么？我觉得只能够从我自己本身最熟悉的东西跟那个生活经验回忆去找东西来写。我不能够处理一些我不认识，我不太了解的东西，或者是我不太认识的东西。所以我就选择了，怡保这样小说的背景，里面那些我很熟悉的人，我可以用很多细节去填充这个长篇，我就可以把它拉得很长。因为我懂很多那些收不了的东西，不可能写一些我不懂的，然后硬硬把它写成长篇小说。这样会很快就写不下去了。所以我也承认《告别的年代》的动机就是我想写长篇小说。因为我想知道长篇小说是怎么写的。因为当我写短篇小说开始，然后到后来写微型小说，我会觉得那种人，因为我知道我写作的同行，都在问我怎么会沦落到写短篇，写极短篇，写微型小说了。所以当大家都很期待你写长篇小说，当然也是我不认同的一个盲点，为什么短篇小说下一级，也就是更高一级是中篇小说，不然就是长篇小说。”本期推出黄熔的论文从文本中人性罪恶的挖掘、马共历史的重新书写和都市社会问题的挖掘三个方面抓住黎紫书创作的中心主题，是一篇很好的对黎紫书及其作品进行整体把握和分析的论文；而台湾东华大学华文系石雅岚的论文，将视角聚焦在《告别的年代》中形形色色的“死亡事件”，探究死亡事件背后隐藏着黎紫书怎样的创作精神，也为我们理解黎紫书提供了新的视角。

摘要：黎紫书是当代马华文学的一个异数，也是马华文学的骄傲。近些年来，她一直游走在中国大陆和马来西亚之间，采集着写作的素材。人性中罪恶因素的探索、马共历史的重新书写和都市社会问题的挖掘是黎紫书近十年作品的中心主题。本文将从文本细读入手，对黎紫书作品的主题进行整体上的把握和分析。

关键词：人性；原罪；马共书写；都市问题

中图分类号：I10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0163（2012）2－0024－06

新加坡诗人潘正镭曾经说过：“花踪文学奖培育了一个黎紫书，已是很值得骄傲的成就。”［1］黎紫书从24岁起，先后拿下了花踪文学奖、3届马华小说首奖、4届小说推荐奖、1届世华小说首奖、1届散文奖以及1届散文佳作奖。不仅如此，黎紫书还备受国外华文文坛瞩目：1996年获得第18届台湾联合报文学奖短篇小说首奖，成为联合报文学奖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小说奖得主；1998年获得冰心文学奖佳作奖；2000年再次获得联合报文学奖短篇小说首奖。黎紫书很快成为马华众多年轻作家的效仿对象，也成为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热点。在此笔者将对黎紫书的小说主题进行分析。

一、人性的探索与原罪的自赎

黎紫书引起马华文坛关注的是获第三届花踪文学奖马华小说首奖的《把她写进小说里》，这篇小说的主题是反映人性与家族中亲人之间的责任。男人们均逃避责任：热恋的男友为逃离沉重的负担而放弃女友；弟弟放弃重病妻子、白痴儿子以及年幼女儿；叔叔玷污妹妹致使其怀孕跳湖后逃走；丈夫不能坚守苦难家庭在外偷情挨打后逃走。即便是女性，在面对苦难时也都选择逃离：被叔叔玷污的妹妹怀孕后选择自杀以逃避；母亲去世、父亲逃跑的侄女为逃避照顾白痴弟弟的责任而离家出走。唯有江九嫂勇于面对家族苦难，承担家族责任，不离不弃地艰难生活。然而在小说的描述中江九嫂是一个极度冷漠无情凶恶异常的“女巫”，村人眼里的江九嫂可恶可憎，可实际上江九嫂内心怜悯，心底温软而坚强负重。强烈的对比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这篇小说初步展示了黎紫书善于挖掘人性罪与恶，用华丽的笔法营造浓腻阴森氛围的特点，因此她被王德威称为“黑暗之心的探索者”［2］。

黎紫书小说中对于人的荒诞、人性的丑陋的揭示让人不觉想起了1985年前后的中国女作家残雪。残雪的成名作《山上的小屋》、代表作《黄泥街》，前者对人性的罪恶，对亲情的解构颇有功力，后者则刻画了一个充满着龌龊污秽、人如畜牲的黄泥街。相较于残雪的简单直白但有着深刻寓意的叙述语言，黎紫书的语言所营造的气氛更显阴森浓腻。黎紫书在2000年接受张锦忠访问时，承认中国的大陆作家苏童、莫言和王朔对她的影响很大。她强调苏童曾经对她的影响：“我要澄清，我从未否认过自己的写作受了苏童的影响。阅读苏童作品和我开始尝试写小说，几乎就在同一时期。从某一方面来说，我必须承认苏童是我写小说的‘启蒙’，甚至曾有一段时期，我根本是在借苏童的笔来写小说（举例：《把她写进小说里》）。”［3］纵观黎紫书已结集小说，《荒蛮真相》、《蛆魇》等作品中关于人性的描写，明显继承了苏童1990年代初期创作的一系列小说，如《我的帝王生涯》、《武则天》。在《武则天》中，苏童重构历史，重新书写中国千古第一女皇武则天的故事，写了勾心斗角、充满罪恶、人性堕落的宫闱生活，将人性的恶发挥到了极致。黎紫书的小说对人性恶的书写与苏童可谓伯仲之间，她把苏童笔下的人性恶放置到南洋的热带氛围中，更显汪洋恣肆、摄人心魄。《蛆魇》透过一个女鬼的视角淋漓尽致地描绘了一个家族的罪恶：在一个类似原始人生活的潦倒家庭中，家人们言行粗野、充满戒备、淡泊亲情，即便家里死了人也毫无知觉、毫不关心。阿爷和母亲诱惑白痴阿弟乱伦的场景，母亲偷情、生父自杀的场景，阿姐想要将阿弟推入湖里的场景，还有阿姐为隐瞒罪行对白痴阿弟的恐吓……对我们的感官产生色彩斑斓的强烈冲击，也让读者产生思考：白蚁啃噬着朽木，让破败的房子摇摇欲坠，然而，朽木不朽，又怎会轻易有白蚁啃噬？黎紫书勇敢地直视人类自身的污浊，让我们感受到她“原来这许多故事里只有人性，竟没有感情、没有爱”的创作感受［4］，同时，让我们领略到“睁着眼睛解剖自己，在清醒和痛楚之中发掘许多自我的秘密”的快感［5］。

对宗教神学的解构也是黎紫书早期写作的重要主题之一。《天国之门》以诱惑的红苹果贯穿故事始终。身为上帝使者的林牧师从小因为父亲婚外恋而被母亲送往神学院，希望上帝的教导能让他不沉溺酒色而走向天堂。然而成年的林牧师在圣洁的表象下隐藏着一颗充满欲望的心，他与有夫之妇私通，与年轻的教主日学的女孩苟合，导致女孩走上自尽之路。上帝的牧羊人戏仿上帝弑子的情节让我们再次质疑上帝明知耶稣即将被害却隐瞒实情不顾，希翼通过耶稣的牺牲彰显上帝仁爱的这一情节，讽刺了宗教神学的虚伪性，揭露了上帝是最大的杀人者，从而将对人性恶的批判发挥到极致。同时，作为上帝在人间的使者的林牧师心存欲念、弹奏圣诗的司琴婚外偷情、纯洁如天使的教主日学女孩的未婚先孕，等等，都唤起我们对人性纯洁、神性纯洁的质疑。然而，谁才是干净纯洁的呢？文章结尾的婴孩被眼前的红苹果逗弄不哭的情节俨然在告诉我们：没有人是干净纯洁的，人生来带有原罪，没有人能幸免，包括神。《有天使走过的街道》则更多的是人性恶的情绪的流露，黎紫书以第二人称全知的视角，写出了一个在阁楼里日夜观察街道上年轻男女的疯妇的心态。《浮荒》中黎紫书继续着她以第二人称全知视角的创作实践，讲述了看透世情丑陋的人自我毁灭，选择死后将灵魂放逐远方；未看透世情丑陋的人死后变成鬼魂才看穿人世的险恶，即使想要重生却被人戕害，最终灵魂无处安放，变得失望而厌世，选择自杀以获得真正的死亡。文中人与鬼的相互对应，用魔幻现实主义的笔法将人世的罪恶写到了极致。

二、华族历史的追溯与书写

作为多元种族中的成员之一，马来西亚华人的命运在马来西亚近代史中颇是多舛。从1957年独立以来，马来亚华人以国民的资格，在政治事务上逐渐扮演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但对自己的华族身份认同并没有消失：“许多华人认为，对国家的认同并不意味着必须放弃华人的语言与文化，一个懂得华语华文、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马来亚人，并不妨碍其效忠马来亚的意识。相反地，中华文化的精髓，有助于铸造完美的人格，也有利于马来亚（马来西亚）文化的成长，并丰富其内涵。可是马来亚的执政者却有不同的看法，认为中国语文与中华文化的阐扬，有碍于当地华人的效忠意识的萌芽，因而其推行的语文教育政策都是以削弱华文华语为最终目标。两者互不相容，也就产生了华人对政府政策的抗拒，引发了国内种族间尖锐的矛盾。”［6］特别是1969年发生“五·一三事件”后，华人的种群利益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导致了1970年代的“新经济政策”、“国家文化政策”。华人长久被压抑的情绪在1980年代后期爆发，1987年10月，政府采取的“茅草行动”，对华人政党进行了清洗。虽然1990年代以来，马来西亚政局稳定，但这种华人利益被损害的情况一直持续到今天。政治上的失意，利益上的受损，引发了马华文坛大量反思华族历史的作品，马华重要作家小黑、张贵兴、黄锦树都对这类主题有所涉及，其内容包括华人教育、多民族关系、离散马华文人的困惑等等重要主题。

对华族身份的确认和对华人历史的追溯也是黎紫书作品的一大主题。小说《国北边陲》是华族传统无以延续的寓言故事。小说中的“你”身受着家族难以为续的魔咒：

初抵南洋，被押入丛林开山劈路，某夜饥从中来，遇一奇兽而宰食，疑触犯山魈，逢病发手脚痉挛、体内风火、汗水狂飙、幻想杂错。遍寻巫医不果，后遇一百岁长者，曰中降头，又谓此蛊难解，除非觅得神草龙舌，否则世代子孙命不过三十。

小说主人公继续着“凡我陈家子孙，须穷一生寻觅龙舌神草”的祖训，在热带雨林中寻找着解药，寻找过程中，他发现了“奇兽”乃马来特产马来貘，“神草”乃是森林大河中的水草。寻宝过程中的主人公不断地发现这家族、种族的命运，最后发现自己“终究只是一个背负家族遗书的流浪者，无父无母无亲无故；无来由无归处”。在这篇小说中，背井离乡、远来南洋的华族在异域的生活以及与异族的交融中渐渐丧失了华人的文化传统之根，也失去了传承华人文化的能力，他们已演变为异地的新成员，慢慢地失去了华人的本身传统，也慢慢遗忘了本民族的历史，正如小说结尾部分所写：“你把药膏涂抹在草龟头上，她温驯地保持静止的状态，直到你把一盒药膏都用完，才发觉那草龟何时变成了一尊硕大的青铜塑像，神话中昂首吐舌的玄武。它那么古老，青铜已锈，壳背生苔，只有一抹眼神新鲜润湿，悲情如昨。”黎紫书怀着深深的忧虑和无限的期待表达着自己对华族文化失根、华族文化沉沦却无法拯救的痛心。

马共历史的书写也是黎紫书对华族历史特有的反思方式。《州府纪略》采用复式叙述，书写了一个马共女党员谭燕梅英勇传奇的一生。然而，当年马共的辉煌历史就像谭燕梅在舞台上的表演一样，再精彩再美丽的演出在曲终人散时也将成为过去，而这群在历史中浴血奋战的人也随风而逝，无处觅踪。《山瘟》也继续着黎紫书的马共题材实践，书写了马共领袖，尽管骁勇善战，如山神般神秘威武，但最终死于同伴之手。这正如文末一段极具讽刺性的铭文：“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言中之意是马共的历史传奇而充满激情，然而作为历史，它必将成为过去。林春美认为：“黎紫书以其生花妙笔为马华文学建构了历史上失踪国民的精彩传奇，可惜却没有更新抑或丰富我们对马共的认识，因为那些人的形象看来都是那么熟悉。从某个程度而言，黎紫书的书写方式是向主流靠拢。……国家形成，正统确立，马共失去其抗日抗英的时效，因而也失去其正当性。作者的‘正统论’，多少也造成了她对主流论述的较少怀疑。”［7］林春美的见解颇有深意，黎紫书的叙事立场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不过我们必须承认比较起张贵兴、黄锦树等男性作家，黎紫书的女性立场并没有凸现，可能这也是她所追求的。黎紫书认为：“像黄锦树作品《鱼骸》中的心态和情境固然很迷人，但我想说的是，今日在马来西亚的年轻人，其实都没有类似的身份、民族、历史和国籍的眼界与感触。我正是这一票人之其一，于是我索性就以这角度去思考、去选择题材、去表达。”［8］而这样的叙事态度是一种新历史主义的重写历史的观点：对于历史话语而言，“它们的共同点在于对表达的叙事方式的处理，要把对象作为独特的‘历史的’现象来把握，这种叙述方式是至关重要的。用克罗齐的一句名言来说明问题，我们可以说没有叙述就没有独特的历史话语”［9］。其意义自不待言。另外，短篇小说《夜行》是一篇非常出彩的反思小说，小说采用了意识流的手法，书写了一个马共老兵在夜行的火车上零散的回忆。最后手中“纯牛皮的好帽子啊，像断线风筝逆着车行的方向在空中翻飞，远了，男人联想到它落在铁道上继续翻滚”。马共虽已成为历史，充满战火硝烟的日子虽已成为过去，但从那段历史中走过的、由年轻至白发的人却永远活在对马共的记忆里，他们将一生奉献给那段岁月，也最终走不出记忆造成的伤痕。在这里作者深刻的反思：历史和政治相对于人的生存真的很重要吗？

三、都市伦理与情感困惑：现代人的生存状态

黎紫书1991年进入报界，从事新闻工作超过十年，曾任马来西亚最大的华文报纸《星洲日报》专题作者，还曾担任过《亚洲眼》杂志主编。报刊编辑的身份至少给她的创作带来两个特点：第一，她的微型小说创作就是肇始于报刊文章，如1999年结集的《微型黎紫书》中的篇章，就是给《光明日报》“快餐小说”专栏的稿件，而新近出版的《简写》，其中作品主要是来自《上海壹周》杂志上发表的小说。第二，长期的报刊编辑职业，让黎紫书对社会问题有着一种耳濡目染的直觉感受，除了感受到她“高度的敏锐和想象，练就她惊人的描绘能力：不愉快的回忆、不安分的想望、人性的阴暗与命运的嘲弄，交织成瑰丽却难以逼视的色彩”［10］之外，另外一方面也锻炼出黎紫书对社会问题的敏感，对自己身边事物的关注。她自谦：“视野毕竟有限，……所以，我一直认为，小说所能关照的无非是人世的局部。所以，我相信小说如果能反映现实，反映的也不过是作者信以为真的真实而已。”［11］

黎紫书的第一本微型小说《微型黎紫书》是她报纸专栏作品。这些作品见证了黎紫书微型小说方面的功力，笔触虽然稚嫩，但内容却发人深思。在这本微型小说集中，黎紫书以现代都市为背景，以都市人生活中的情感、文化为题材，书写出了南来的华人在接受异国的都市文明、融入异国的都市文化过程中逐渐丧失了传承已久的华族文化、华人乡土观念甚至是汉字，黎紫书表现出了深深的忧虑和惋惜。这部集子中，黎紫书演绎的重点在于描绘现代都市中呈现出来的新的各种家庭关系、社会关系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各种问题，如：男女婚恋问题、老人问题、儿童问题、女性命运问题、都市人际关系以及自身压力与困惑问题，等等。

《两难》、《血》、《女王回到城堡》、《惩罚》、《在雨中》、《菊花》让我们看到老人们在钢筋水泥围筑的现代都市森林中的迷失与孤独，而《生日快乐》、《心结》、《惩罚》、《神秘电话》、《女佣》、《买春》、《这一生》、《人瑞》则反映出传统家庭关系在现代都市文明的冲击下变得越来越淡薄越来越陌生，以至于儿童出现情感伤痕甚至心理疾病，老人心境悲凉无处诉说，更严重的是在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变得冷漠而防备，没有感情以利益相交，这表现在《红色的声音》、《主角》、《夭》、《面具》、《哭与烙印》、《错体》等作品中。在现代都市生活的压力下，人对自身的认识也处于迷茫困惑境地，以至于男女恋情和传统婚姻面令临新的考验：《生日快乐》、《神秘电话》、《酒色》、《车祸》、《杯和唇印》，女性主义在新的社会环境和旧的传统观念之间的挣扎，以及仍然无法避免的女性弱势地位、社会和自身给予的压力和焦虑在这本微型集中也有体现，如《嫦娥应悔》、《养鸟》、《代价》中关于女性的独立自由和传统婚恋关系的维系的思考，《窗》、《涟漪》、《送行》、《隔膜》、《动情三十五》中现代女性在爱情婚姻关系中的命运的描述，等等。

黎紫书的第二本微型小说是2006年出版的《无巧不成书》，这本微型小说是对上一本微型小说集的补充，书中延续着黎紫书对华文传承问题、对都市文明下滋生的各种社会问题的探讨。值得注意的是，这本微型小说还涉及到对民族关系问题的书写，表现为《我所知道的阿里》、《阿里所知道的我》、《阿里和我所不知道的》，这三篇用我、阿里、某某的儿子代指马来西亚的三大民族，生动精炼地书写出了在马来西亚这样一个三大民族共同生活的国度里，各民族之间的隔阂、融合以及不同民族的不同个性，马来西亚不公平的民族政策，以及在这种保护马来民族的不公平政策下，马来人好逸恶劳、丧失积极向上的生活动力的情形。这部小说集渲染的重点依旧是都市物质文明下的各种精神匮乏，都市人的孤独隔膜、压抑自闭、追求物质、道德沦丧，一再被搬演在《日复一日》、《消失的后巷》、《阳光淡淡》、《梦境与现实》、《再一次送行》、《在镜头下》、《鸣冤录》、《后来》、《双城.鸟》、《春药》、《死了一个理发师》、《这乡这镇这城》里，《失去的童年》、《人寰》、《雨天》、《忌辰》、《重婚妇人》则告诉我们忙碌的城市生活冲淡了家庭的亲情，儿童失去了美好童年，老人没有了天伦之乐，作者呼唤着在忙碌工作生活中的南洋漂泊者不要忘记自己的根基，不要忘记华人文化的传承。

黎紫书最近的微型小说集是2009年出版的《简写》，“写的是这两三年来我所看到的世界”［12］。全书共54篇微型小说。作品有意淡化书写背景，强化小说的创作主题，语言老道，讲故事手法更加娴熟多样，是对前两部微型小说的延续，也是超越之作。小说的背景被黎紫书加以淡化抽离，致使每篇小说都变成了一部小制作的情景剧，讨论着社会生活问题的林林总总，而整部小说集却被笼罩在一个大的背景之下，那就是现代都市，所以这部微型小说集是一部都市问题小说集。其题材所指着重于男女婚恋问题以及由此衍生的对女性弱势地位的关注，和现代都市社会病影响下的都市人生存状态。《众人》写出了两个在医院里不期而遇的堕胎女人，出于自尊而相互防备言谈冷漠，用故作轻松的交流和神经兮兮的不屑一顾，试图掩盖自己的可怜和孤独，拒绝友善和同情，不仅写出了在现代社会女性依然处于弱势地位的社会状况，更写出了女性内心深处的创伤和悲凉。是什么让越来越多的人失去了表达爱的能力？是什么让越来越多的人失去了觉察爱的能力？《无花》则从上一代老人的言谈中道出了现代婚姻的问题：建立在以利益为基础的婚姻关系，急爱急婚急离，还来不及品尝爱情和婚姻的细微真谛就已匆匆结束。《内容》则告诉我们现代文明的丰裕物质已经在不知不觉间抽离掉了我们婚姻和爱情最珍贵的“内容”。《青花与竹刻》用爱情虚无的眼光勾画出看似美好的爱情和婚姻背后隐藏的可怕的虚伪和丑陋，让人心灵震慑。而《胜利者》似乎又在宣读着一个爱情虚无主义者的幻灭宣言：在爱情游戏里，因为感情变得虚妄，现代社会没有爱情的胜利者。《苍老》、《愈》、《病》、《赘》无不展示着现代女性在婚恋内外的痛苦、惶惑、不安与弱势地位：身处婚姻之中，面对丈夫的外遇猜忌，一方面内心痛苦无奈，却极力压抑，用传统的婚姻道德“驯服”自己，另一方面又极度不自信，充满无助感。这种心情在黎紫书的另一篇小说《夜游》中以女主角患上梦游症而表现达极致。这些似乎又都在警示着我们，尽管社会已经发展到今天，我们高喊着男女平等，然而女性在社会中依然处在弱者的位置；在女性内心深处，也无法走出传统男尊女卑的阴影，女性的解放和自身的解放还需要走很长远的路途。点亮我们心中希望的是《旧患》，女主角从弱势的任人宰割到敢于面对曾经侮辱自己的男性，这似乎在告诉我们新时期的女性们有着走出漫漫暗夜的无限力量和信心。

现代都市社会病影响下的都市人生存状态在小说集《简写》中反映得多姿多彩。《窗帘》展示了现代社会文明进化过程中畸形的一面；《交易》则告诉了我们现代社会交易无处不在，欠缺的是人情；而《遗失》写出了现代社会物欲横流，人与人之间变得越来越冷漠，人们遗失了良善与爱心。《归路》、《春满乾坤》、《今天不是周三》、《只应天上有》、《老毕的进行曲》、《我是曾三好》、《大师的杰作》从不同角度告诉了我们对现代文明的一味追求让我们遗失了对家人、对朋友的关爱，也遗失了亲情、友情；而《看守员老Q》、《守望》、《寻人记》、《街景》、《道别》、《童年的最后一天》、《眼泪》、《残缺》则揭示现代文明给予了我们丰富的物质文明，让我们有了更多的理想和热望，然而不知不觉之间我们却遗失了良知、纯真、友善、正直、勇敢等做人的基本准则和道德。另外，都市生活中各种压力带来的社会病态和人的心灵的压抑也是黎紫书新作的重要内容。《暗巷》写出了身居下层的小人物的卑微；《杀人者》道出了被生活重压、被家庭所累、被社会排挤的弱者在心理上承受的压力足以让他们精神崩溃、害人害己的可悲事实；《失踪》写连生死都不被人重视的“软弱无能者”，找不到自己的社会位置，只能选择寄希望于虚拟的网络。

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对新的小说笔法作出了新的艺术实践，《倒装》和《错乱》就是这方面的代表。而《春日》和《同一个春日》既有连续小说之妙，又有小说A/B面之巧，颇具卞之琳《断章》“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之意味，堪称佳作。两篇文章采用不同人口吻、不同人视角看世事，恰恰从侧面展示了少年、青年、老年三种不同的人生状态：少年那种被现实一击而碎的出走——奔向理想；青年陷于现实泥沼自救不得，被现实挤压，不敢有理想，迷茫失措，郁郁寡欢，幻想算命得以解脱；而老人则更多的是缅怀过去，回忆人生，感慨而今的美好。文中的三个人共同构成了芸芸众生的人生缩影，小意境，大主题，颇得微型小说之精髓。

四、 结语

作为马华当代文学的当红作家，黎紫书对青年作家的影响是巨大的。在屡获大奖之后，马华文艺新人都在对她的一些创作主题、艺术表现方式进行模仿。就主题方面来说，譬如马共、雨林、胶林、南洋，人性，一时被称为黎紫书现象。黎紫书说：“因为‘在地’的关系，我常常有机会在这里当各学校文学奖的评审，与年轻的文友接触和读他们的作品。明白地说，我们的作品对他们的创作影响特别深刻，最明显的是为这些新人提供了一套得奖作品的模式。这现象让我觉得毛骨悚然。”［13］从那开始，黎紫书也尝试着向过去的自己挑战，“简约书写”成为她自己近年来的一大突破，希望摆脱了巫性书写的她，继续保持她洞察世事的精灵本性，能够走得越来越远。

注释：

［1］黎紫书：《花海无涯》，吉隆坡：有人出版社2004年版，第96页。

［2］王德威：《黑暗之心的探索者——试论黎紫书》，《天国之门》，台北：麦田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3］、［8］张锦忠：《黎紫书访问记》，《中外文学》第29卷第4期（2009年9月），第207、208页。

［4］黎紫书：《犁纸说书·再见，苏童！》，《星洲日报》1997年11月30日。

［5］黎紫书：《另一种异端邪说》，《天国之门》，台北：麦田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页。

［6］崔贵强：《新马华人国家认同的转向（1945-1959）》，新加坡：南洋学会1990年版，第423页。

［7］林春美：《失踪的国民》，第五届马来西亚国际汉学研讨会发言稿，2008年9月12日。

［9］海登·怀特：《“描绘逝去时代的性质”：文学理论与历史写作》，《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4页。

［10］傅承得：《序：异数黎紫书》，《天国之门》，台北：麦田出版社1999年版，第8页。

［11］、［12］黎紫书：《简约主义2007-2009》，《简写》，台北：宝瓶文化2009年版，第204、205页。

［13］黎紫书：《努力把作品写好》，《星洲日报·星洲广场》2005年11月6日。

作者黄熔，女，马来亚大学文学硕士，现旅居新加坡，马华文学评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