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拉丁美洲的豹子
时间：2021-02-27 07:51:21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在我的书山里，转悠着一头来自拉丁美洲的豹子。此前，它出现，又随即消失，形同鬼魅。它再次闯入领地的时候，我便毫不客气地打量它迈步的姿势、挥舞的长尾巴、抖动的花纹和深浅不一的斑点。它有时注视我，企图通过对望而看穿我的心思。多数时候，它掉头而去，我甚至来不及数清它身上到底有多少迷人的斑点。所幸的是，我好歹记住了几个漩涡似的斑点，仅此而言，我也狂喜难捺。
我是个很愚钝的人，常常在别人完成某些事之后，才发现自己也该去做。比如许多该买的书，看到了当时就该买，只是决心不够坚定，过了一段时间甚至几年，回头想买，书却没了，只好花更多的钱在孔夫子网上买书。
大学时候，我们几个同学去逛书店，在昆明百汇商场斜对面有一家书店，全场打折，最低三折，店子里平铺了很多书。记得很清楚，书店有一个专区便是特卖云南人民出版社的“拉丁美洲文学丛书”，那些书很多，似乎比较齐全，打折下来才几块钱一本。我那时比较缺钱，也不知道每月六百块钱的生活费是怎么奔出口袋的，所以我跟那套书只是邂逅了一下，它们不认得我，我也不认得它们。同学毛剑锋、张正宝倒是买了几本，但也不多。
二○○四年，大三结束，大四课少，便去《大家》杂志社实习，得空翻看柜子里堆成山的书和来稿。我翻出一本《拉丁美洲微型小说选》，抽空阅读，但读得云里雾里，尽管如此，我还是秉承“好读书不求甚解”的态度，坚持读完，颇有“强项令”董宣的气质，硬是不肯低头。后来，韩旭老师见我喜欢这本书，送了另一本《旁边的花园》，我便有了第二册拉丁美洲文学书，但是，我对拉美文学还没有清晰的认识。
巴勃罗·聂鲁达：热烈地恋爱，并勇敢面对枪口
二○○五年三四月份，临近毕业，同学刘忠伟赠送一本《聂鲁达诗选》（邹绛、蔡其矫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四月），我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读聂鲁达那些浪漫主义的诗，因为毕业的迷茫和离别的情绪弥漫在宿舍里。
二○○七年，一位朋友读完《聂鲁达自传》（巴勃罗·聂鲁达著，林光译，东方出版中心，一九九三年八月）后，积极向我推荐此书，并主动借给我。深夜下班后，我陆陆续续读完这本书，不时惊讶于这位诗人的丰富经历，也佩服他那些形象的比喻。他在草堆里被一个陌生女人取走处男之身，他和洛尔卡的精彩演讲，他赞赏一位牧羊人的诗作，还为此人提供住处、介绍工作、帮忙发表诗作等等，这些事都令涉世不深的我向往和回味。但是书读完没多久，这位朋友便离开了人世，我也无从还书，加上自己也喜欢这本书，于是留下当作纪念。
我有个习惯，如果一旦喜欢一个作家，一定要买齐他的所有作品，还有他的传记。读作家传记，除了了解传主的人生经历和各个创作时期，还有助于规范我毫无方向可言的创作。如果是翻译作品，我就会四处打听、查询，哪种译本最好。当得知王央乐译有一本聂鲁达的《诗歌总集》（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十二月），我就急于找到这本书，乃至坐卧不安。可是它在二十七年前就已出版，如今难觅踪迹。寻遍旧书店不得，只得又去网上淘宝，这种旧书在网上就是奇货可居，卖价高不说，品相也不算好。后来，朋友朱霄华送了一本《诗歌总集》给我，因为他在马街先后淘得两本，这样，我才得以满足夙愿。
在聂鲁达的诗中，比喻形象，意象繁多，色彩绚烂，情感饱满有力，节奏感强烈，弥漫一股热带雨林的气息，给人酣畅快乐的阅读快感。聂鲁达是一个语言天才，他丰富的语言来自一位诗人对生活的热情、对世界的好奇、对事物敏锐的观察和判断。
在拉丁美洲现代作家、诗人中，最早被译介到中国的就是巴勃罗·聂鲁达。一九五三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袁水拍翻译的《聂鲁达诗文集》。而他的被翻译和介绍，是出于政治需要和意识形态的参与，中国在政治上需要跟拉丁美洲国家紧紧站在一起，而且当时翻译过来的聂鲁达诗作多数是反美反独裁的政治诗。上世纪八十年代，众位译者则摒弃了为数不少的政治诗，侧重翻译前人不敢或者回避翻译的情诗，这些译者有王央乐、邹绛、赵振江、黄灿然等，他们翻译并出版了多种聂鲁达诗集。在外国诗人中，聂鲁达是被翻译成中文比较多的一位，作品翻译比较齐全，版本也多。
马尔克斯：用现实和魔幻捏出泥人
《百年孤独》？嘿，我们早就读过了———我的一群师兄们，说他们上学的时候就读过此书。说话间，一脸不屑又有些许掩饰不住的自豪感。呃，这个，我有点惭愧，自己还不知道这书呢。
偶然的一天，我在新闻路图书批发市场淘到一本马尔克斯的《诺贝尔奖的幽灵———马尔克斯散文精选》（朱景冬译，中央编译出版社，二○○一年一月），打折后才七块钱，这是我完整连续读完的第一本马尔克斯作品。那些关于他的故乡、朋友、飞机上的睡美人、拍电影的故事，都是让人没法忘记的散文杰作。他的很多文章让我开怀大笑，又或者会心一笑。他对朋友毫无保留地赞美和调侃，对社会上的奇形怪状予以辛辣讽刺，都表明他是一个真诚、耿直的作家。他回忆自己在巴黎的文学青年生活，提到把一根牛骨头连煮七天以此充饥的时候，我便理解了一九九○年他在中国表达的愤怒和讽刺。任何一个从穷困、寂寞的处境中挣脱出来的作家都会珍视自己的作品，他具有绝对的理由来捍卫自己的劳动果实。由此，我发愿：要买到马尔克斯所有的中文版作品，虽然这时候我对马尔克斯的了解还处于一种脑残粉阶段。
于是，我开始追寻《百年孤独》之路。第一本是高长荣译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一九八四年九月），是朋友龙美光送来的。虽然封面下半页有些破损，像被蠹鱼啃过，但是内文和封底没有丝毫破损，并不妨碍阅读，这并不影响占有欲的满足，我还要找到《百年孤独》的其他中文译本。
在西站二手书市场、红联街等地的旧书店，我先后找到三本《百年孤独》。两本是同一版本，吴健恒译本，云南人民出版社的。跟菱形封面版不同，这两本都是电影海报封面，一位肌肉猛男赤裸上身，斜靠半截枯树，脖子上系着一条蓝底白点丝巾，脸右偏俯视，一位满头黑发的性感女郎依偎猛男身边，她正抬手去撩拨自己的波浪式头发。因为便宜，我见一本收一本。后来淘到的猛男靓女版品相稍好，我送出了先前买的品相差者。在另一家书店，我淘到一本属于“外国文学名著精品”系列的三人合译本《百年孤独》（浙江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很便宜，才五块钱。
过了一段时间，我极力想要拥有一本菱形封面版《百年孤独》（张守义设计），可是旧书网上几乎每本都标上很高的价格，而且只有几本，其中一本被标价为“三百八十元”。签名本则标价八百九十块，即便我气得咬牙切齿，也无可奈何———这本书的印数只有一千五百册。何不去出版社打听一下有无存书呢？我致电给胡廷武老师，他曾在云南人民出版社担任社长，应该知道一点情况。胡老师是一位和善、平易的长者，外表帅气———我曾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以为他才四十多岁，实际上他已经退休三四年了———对于我这个没见过几次的小伙子，胡老师没有对我的求助表示丝毫为难的意思，他爽快地答应向社里询问一下，我也没有抱有太大的希望。不料，过了几个星期，胡老师打来电话，说：“翔武，我在出租车上，快到了你们单位楼下，你出来一下。”我跑到大楼门口一辆出租车旁，胡老师递出来一个大信封，说：“我问了社里的同志，存书已经没有了。不过，一位同志藏有两本，他就给我送来一本。”我那个开心啊，笑得合不拢嘴，连声道谢。胡老师摆摆手，说：“你不要客气，只要你喜欢这本书就好。”说完，他叫司机开车，去办他的事去了。
在圆西路清园书店，我买到了黄锦炎译本，这本书是二○○五年十月由漓江出版社出版的，时间比较近，所以能方便得手。一次，我去云南人民出版社小坐，海惠老师送我两本书：《拉丁美洲散文选》《拉丁美洲诗选》，这次，我真切地体会“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含义。同样嗜书的海老师强调，复本的书，我可以拿一本，只有单本的书，她自己还得留下。我自然明白，决不夺人所爱。
通过孔夫子旧书网、潘家湾的几家旧书店，我又买到马尔克斯其他作品中文版：《一个遇难者的故事》《加西亚·马尔克斯中短篇小说集》《将军和他的情妇》《番石榴飘香》《爱情和其他魔鬼》《劫持》（电影剧本）《族长的没落》《两百年的孤独》等等。对于还没有翻译成中文的《苦妓追忆录》，我连英文版都买来。其中最好的一本是《加西亚·马尔克斯中短篇小说集》，虽然花了五十五块钱，但是此书厚达七百多页，其中包括六篇具有代表性的中篇小说，更重要的在于，翻译者多数是名家。
与聂鲁达不同的是，虽然马尔克斯站在左派立场上，同情革命主义，但是他并没有参与政治而期望改变社会，他也反对革命主义的专制统治。在他的作品里，他只是专注于讲述故事，追求他的小说艺术，借助现实、历史、荒诞、臆想，捏出一个个泥人。
为了弥补此前购买盗版书的过错，我决定对“新经典文库：加西亚·马尔克斯作品”系列，出一本买一本，不管自己已经读了几部他的作品，但是这是一种表达崇敬的方式。
博尔赫斯：游荡在词语和玄学的迷宫
博尔赫斯是拉丁美洲中比较独特的作家，被称为“作家中的作家”和“作家中的考古学家”。在小说和诗里，他很少写自己所处时代的社会现实，或许他拒绝现实的荒诞和虚无，而更陶醉于阅读和内心———智性、玄学、幻想和历史上的现实成为他的主要特质。在先锋文学的路上，他比其他拉美作家走得更远。由于作品具有浓烈的虚构和幻想的色彩，所以，他常与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相提并论，被认为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两位作家。
二○○六年，我在书店买了一套《博尔赫斯全集》（浙江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九年），此前，我只读了他的几个短篇小说。有段时间，诗人、画家邹昆凌老师跟我畅谈《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后来与我合租的室友王亮也读博尔赫斯作品系列（这套书总共八册，他只买了几本），按捺不住阅读带来的惊喜，他间或跟我聊聊对博尔赫斯的看法，并极力推荐我阅读这位没混过黑社会却喜欢写街头恶棍的作家。可是，顽固如骡子的天性，使我对大家一窝蜂都去叮咬的作家采取抗拒的态度———我并不愿意自己跟别人的阅读趣味有太多相同的地方。等到他们的嗓音从空中逐渐消散，我才从网上买来一本《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上海译文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六月），它属于“外国文艺丛书”之一。那套全集不是已经包含他的一本小说集吗？不，那不一样，这本是王央乐译本，朋友们的声音在半空里声嘶力竭地传来：王央乐翻译的———
我这本《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品相八成，要不是封面封底各盖了一枚“朝阳发电厂工会图书室”的红章，那就接近完美了，至少能看作九成品相。可是那两枚印章像一个年轻女人在两岁的侄子脸上左右开弓分别狂吻后留下的唇膏印痕。直到我获得的亢奋彻底淡化好长一段时间后，我才在二○一○年读完这本小说集。
不久，我又读《诗艺》（陈重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二○一一年三月，同一译本的另一版本叫《博尔赫斯谈诗论艺》），并比照陈东飚译本《博尔赫斯诗选》（河北教育出版社，二○○三年一月）一起阅读。博尔赫斯的诗论并不好懂，我得读几遍，才会明白他的观点。没关系，还能再读一遍、两遍，直到完全明白。
为了更全面地了解博尔赫斯，我还买了《博尔赫斯谈艺录》（浙江文艺出版社，二○○五年十二月）、《博尔赫斯谈话录》（上海译文出版社，二○○八年二月）、《博尔赫斯八十忆旧》（作家出版社，二○○四年一月）、《博尔赫斯七席谈》（光明日报出版社，二○○○年七月），二十年来，博尔赫斯作品和研究他的著作在国内出版越来越多，这也说明出版界和读者在日益摆脱和远离意识形态所左右的文学趣味。
邹昆凌老师翻看一本过期杂志，读后向我推荐，我就遵嘱借来阅读。这本杂志是一九九八年第四期《外国文艺》，上面有一篇《诗歌的启示》，是马科斯·里卡多·巴坦纳写的博尔赫斯传记，由赵德明翻译，这期杂志选登其中几章，介绍了博尔赫斯的早期文学生涯、他与文学导师的关系、他与极端主义及与其决裂等等情况。说实话，我更喜欢他的小说，对于他的诗，无论哪个译本，我都算不上特别喜欢，除了文化隔阂、阅读差异等原因外，还有题材因素。我偏爱那些诗———在俗世中经历沧桑而沉积的情感和思想的盐粒，而不喜欢文字的象牙雕件。
书似青山，人如蝼蚁
在写作本文之前，我打电话给在湖南的几个作家朋友，他们都喜欢“拉丁美洲文学丛书”，长沙的远人、郑小驴都喜欢收藏这套书，一个有三十六种，一个有三十四种，我才二十种。凤凰的田耳并不是很感冒，随便收了十九种。根据这批书的每辑目录，我统计一下，云南人民出版社从一九八八年起共出版“拉丁美洲文学丛书”四十三种，“拉美作家谈创作”原本拟出十种，实际出版九种，两套书共五十二种。就全国出版的几百种拉美文学译著来说，这个系列规模最大。
这批书本来印数有限，部分存书被打成纸浆，加上旧书商在网上炒作，让书已经不是书，变成生意。一个普通读者要收齐这套书，只有望洋兴叹。有时候，想开一点，也没什么了不得，只不过是一些书，何况我想要的书，都已囊括。我还不断拿沈从文先生的故事安慰自己，他在昆明的时候经常出入旧货市场，淘到一些入眼的漆盒或者别的小古玩，把玩一段时间，便分送亲戚朋友。这是佛家说的放得下，还有舍得、施与的人生态度。
人不过是尘世过客，空空而来，空空而去。我曾经兴致高昂地追寻“拉丁美洲文学丛书”，自己想想，都不免暗暗发笑。如今，我再也不会对一本什么书孜孜以求之了，世上的人和物，大多靠缘分———全力追求得手之后，未必见得自己会以真心对待。况且，书是拿来读的，书似青山，人如蝼蚁，集中精力好好研读两三百本书，此生足矣。不过，那头来自拉丁美洲的豹子，或酣睡，或踱步，就在我的青山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