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策，走好
时间：2021-03-02 07:57:22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苏策是一位老红军、老作家，也是我的老领导——他曾经是西藏军区政治部第一任文化部部长。如今，他年逾九十依然雄心勃勃抓紧分分秒秒时间写长篇小说，闲暇时潇潇洒洒地蹬上自行车绕昆明国防剧院溜达，魁梧的身躯依然壮实，腿脚也十分灵活，年轻的后生见此情景打心眼里赞叹，老爷子雄风不减当年！然而令我感到意外的是，他却在冬至前夕的2013年12月19日上午9时许溘然离开了我们！当昆明的一位老战友深夜把这一噩耗告诉我时，我猛然怔住了，真不相信这是事实。于是，电话那头传来老战友凄然哀婉的声音：“这两天昆明气温骤降十多度，一下子由春城变成了冰城，老年人血管脆弱……”老战友哽咽得有些说不下去了，我顿时心里沉沉、木然瘫软地斜卧在沙发上，不知为什么，眼眶涌动出灼热的泪水。
苏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无私无畏，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特别是他在生与死、爱与恨、情与仇交织的一生中，伤痛多于欢欣、苦涩多于甜蜜、逆境多于顺境的挫折与磨难面前忍辱负重、鞠躬尽瘁的高尚品格，令人由衷敬佩与景仰，堪称我们的楷模。
1921年出生于北平的苏策，曾就读于艺文中学，家贫辍学后到了一家工厂当学徒工。在新文化运动新思潮的熏陶和党的号召下投身革命洪流。1936年底，年仅十五岁的苏策怀揣家里仅有的四个银元，随同数百名热血青年奔赴山西，1月5日到达太原后，苏策和他们便成了共产党领导的“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成员，被分配到民训干部教练团接受军训。在严格而又枯燥的军训中，每天“三操四讲”搞得人筋疲力尽，再加上吃的是被国民党军官克扣了的伙食，每月只有四块大洋津贴，许多人吃不下这份苦纷纷逃跑了。好在苏策自幼家境贫寒过惯了苦日子，当学徒工也干的是体力活，在政工人员的鼔动下，扛枪打鬼子的热情越来越高涨，于是他咬紧牙挺了下来。
七七事变，全面抗战爆发。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上级组织正规部队上山打游击抗日，苏策毫不犹豫地加入“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的战斗行列，成了一大队的一名战士。他在第一次开赴抗日前线的行军中，因掉队差一点儿被枪毙，这令他终生难忘。
事情是这样的，大家兴高采烈地扛枪上前线，先乘火车北上，到达阎锡山老家河边村之后改为步行，翻越大山南下。可没走多久，苏策的脚板打起了泡，身上背的东西也仿佛越来越沉：一支大步枪，两百发子弹、三颗晋造手榴弹，还有挎包、背包、军毯、干粮、水壶等等，加起来不少于六十斤重。苏策年纪虽小个头可不小，但却瘦得像一根竹竿，且是平生第一次负重行军，所以很快就掉队了，而且越掉越远。他心里七上八下，不知同伴们到了哪里，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追上自己的队伍？没多久，终于碰上了瘫软地坐在大树下、来自清华大学的秀才王承鸿。王承鸿的双脚也都打了泡，掉了队，嘴里喃喃自语道：“这抗日还真不容易哩！”他们互相搀着想走下山，没想到又遇上了第三个掉队的人崔玉申。这时，天黑了，他们的腿像灌了铅一样实在挪不动一步了，就只好一起在滹沱河边的一个村子里倒头便睡，直到第二天早上，压根就没想到这样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他们谁也不知道，其实他们的大部队就在河对岸宿营。
第二天赶上队伍，团里就把苏策三个掉队的兵捆绑着押上刑场执行枪决，其罪名则是：“违背军令，临阵脱逃。”旧军官的此举激起了全体士兵和政工人员的坚决反对，最后达成妥协：“记名枪决”。“枪决”二字固然十分可怕，但“记名”二字却让苏策三人幸免一死。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是决死队仍沿袭着太原军训的格局，从团长到班长全是阎锡山旧军队派来的军官和军士，政工人员则是秘密的共产党员，因此，“军政摩擦”是家常便饭，而苏策三个掉队的士兵差点儿成为“摩擦”的牺牲品。此后，苏策在八年的抗日烽火中和民族解放血与火的沙场上冲锋陷阵，出生入死，唱歌演戏，刷大标语，演街头活报剧，战地宣传鼓动，同时还写出了大量团结群众、鼓舞士气的通讯报道，多次立功受奖。1955年，苏策荣获国家颁发的三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三级解放勋章；1988年，又荣获中央军委颁发的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苏策，不愧是一名优秀的文化战士。
苏策有一副好嗓门，他早先很想成为一名歌唱家，每天天不亮就早早起床练嗓音，吼得四邻的人心烦。于是他只好放弃了当歌唱家的梦想，拿起笔来潜心进行文学创作。年轻的共和国诞生后，他的短篇小说处女作《小鬼与团长》在1951年《解放军文艺》创刊号上发表，让人们惊喜地看到他深厚的创作潜力和挥洒自如的文学表现技巧，预示着美好的前景。然而，就这样一篇短篇小说，却意想不到地招来了批评家们的严厉批判，认为苏策美化了“小鬼”，丑化了“团长”，因为小说中写了团长拄着棍子行军，舞着棍子指挥打仗，等等，为苏策未来的不幸埋下了伏笔。
在进军西藏的岁月，苏策随同川藏线上的筑路大军开山放炮，忍饥受冻，与战士们同呼吸共命运，心心相连，血脉相通，写出了大量颂扬筑路大军不畏艰难险阻，叫高山低头、河水让路，“铁山也要劈两半”的英雄气概的通讯，并且创作出版了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雀儿山的朝阳》，塑造了一个个生动鲜活的部队基层官兵和藏族儿女的艺术形象。取得了可喜的收获。
苏策担任西藏军区政治部文化部部长的三年多时间里，积极组织创作组的高平、刘克和杨星火等人到边关部队和藏族同胞中深入生活，积累创作素材。在他的关爱与鞭策下，他们大胆地放手进行创作，高平推出了他的第一部诗集《珠穆朗玛》、第二部诗集《拉萨的黎明》和著名长诗《大雪纷飞》；刘克推出了他的著名短篇小说集《央金》、中篇小说《新苗》和多幕话剧《1904年的枪声》（《人民文学》连载，全国10多个大城市公演）；杨星火也推出了她的第一部诗集《雪松》和颇有影响的长诗《波梦达瓦》（《人民文学》刊载）。苏策和这一系列令人瞩目的丰硕成果是分不开的。后来，苏策、高平、刘克和杨星火这一时期的优秀作品，编入了《1949·10--1999·10：新中国军事文艺大系》和《1949--1976：中国新文学大系》，其中有的还被选入《百年中国文学经典》，为新中国的边塞军事文学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一切应该说苏策的功不可没！尽管如此，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他和高平却都未能摆脱遭受不公正待遇的厄运。刘克也被内定为“中右”，苏策调离西藏到了云南部队，高平被逐出西藏到甘肃的河西走廊劳动改造。他们一直熬到1962年，经上级甄别才摘掉了原本就不属于他们的那顶“右派”帽子。此后，高平还算幸运，除了创作出不少短诗外，还与人合作推出了优秀歌剧《向阳川》，而苏策则是命运坎坷、多灾多难，他“摘帽”后刊登在辽宁省《鸭绿江》文学月刊的第一篇短篇小说《白鹤》，又立即遭遇到极不公正的尖锐批判，并且被认为是“卖国、投降主义”思想的毒草，欲置人于死地，让人不寒而栗。在那场十年空前劫难中，苏策被投入监狱七年，灵魂与肉体所受的摧残与折磨，简直令人难以想象。苏策能够坚强而有尊严地活到九十二岁的高龄，也可以说是一个奇迹。
七年来在监狱的日子，苏策待在四围是崇山峻岭与世隔绝的废弃库房里，没完没了地挨批斗和写交代材料，简直成了货真价实的井底之蛙，他白天盼晚上想，这样的日子啥时候才是尽头？然而，他终于盼来了“四人帮”被打倒的喜讯，盼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苦尽甘来，苏策又回到了军区大院，恢复了他的文化部副部长兼创作组组长的职务。古人云“老树着花无丑枝”，苏策知道自己的起死回生和文学艺术的春天确实来之不易，必须倍加珍惜，奋发努力，追回逝去的年华，召回逝去的青春，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以回报党和人民的厚爱。那时，年逾花甲的苏策整个人似乎都变了一个样儿，高大结实的身板仿佛蕴藏着用不完的力气，红润的脸庞焕发出黝黑的光彩，明亮的双眼闪烁出睿智的光芒，蓄存和压抑在胸中多年的创作激情，顿时像炽热的岩浆倏然喷井般不可遏制地爆发了出来，从改革开放到他逝世，先后创作出版了长篇小说《远山在落雪》、长篇传记文学《名将之鹰》；中篇小说《红河激浪》、中篇小说选集《千言万语》，短篇小说集《生与死》《微笑》《同犯》；短篇小说选集《冤家路窄》；散文集《关肃霜之死》，纪实文学集《在怒江激流上》；以及五卷本《苏策作品集》等等三百余万字作品。《西南军事文学》也得到他的鼎力支持，其中我们向他特约在《西南军事文学》刊载的短篇小说《井底之蛙》《走进女儿国》，散文《怀念邓政委》，评论《战地之花》等优秀之作，鼎力支持编辑部的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苏策仍伏案写作长篇小说……他的这种恪尽职守的敬业精神他令我们肃然起敬，是我们当之无愧的楷模；他的行动是引领我们写出更多无愧于伟大时代和人民的作品的无声召唤！此刻，我眼含热泪遥遥向尊敬的苏策致意：
苏策，走好……
安息吧，老首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