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的历史地位浅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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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天人感应思想是董仲舒思想体系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在中国古代政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董仲舒“天人感应”理论的实质政治内容是“屈民而伸君”与“屈君而伸天”。在政治思想史上，天人感应的地位应该是一个糅合前人思想，为后人提供体系性政治思想框架的承上启下的重要转折，他标志着封建王朝思想上的成熟，后世封建王朝发展的过程中，无不沿用这一思想体系，证明了其在封建王朝中的统治地位。
[关键词] 董仲舒 天人感应 主干思想 政治哲学
一、董仲舒和他的天人感应思想
董仲舒一生经历的文景之治与汉武盛世，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国力空前强盛，人民安居乐业，是西汉王朝的极盛时期。孝惠帝除“挟书之律”，置写书之官：武帝时又广开献书之路。在这种思想文化繁荣、社会安定、学术自由的大背景下。董仲舒开始走上了学问之路。董仲舒的老家——广川。东南两面。邻近齐鲁。北靠燕代，西界三晋。自古齐鲁多儒生，燕代出方士，三晋产法家，仲舒自幼便在多种文化熏陶中成长，与其方来形成多内涵的思想体系不无关系。西汉文帝、景帝时，王朝还处于休养生息之中。儒士虽然受到表面上的礼待。但是不受重用。故有“文帝好刑名”，“景帝不任儒”，“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等等说法。董仲舒此时也韬光养晦，政治上一无建树，但他并没有消极适世，他一方面广招生徒，私相传授。为汉朝培养了一批推行儒学的合格人才，并且潜心研究百家学说。特别是深研汉初以来一直占统治地位的黄老之学。他要构建一个前所未有、兼容诸子百家的新儒学体系，以适应西汉社会大一统之局。以求积极有为之效。直到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登上了皇帝的宝座。窦太后亡故之后。儒学才真正迎来了复苏的春天。董仲舒也才应时而出，适时地喊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天人感应思想源于中国先秦哲学，西汉时董仲舒将其发展为一系统的神秘主义学说。董仲舒认为，天和人同类相通。相互感应，天能干预人事。人亦能感应上天。董仲舒把天视为至上的人格神，认为天子违背了天意。不仁不义，天就会出现灾异进行谴责和警告：如果政通人和，天就会降下祥瑞以鼓励。天人感应的思想在汉代曾占据了统治地位，以此为基础形成谶纬之学行时一时，并在中国封建社会流传。天人感应说一方面对君权进行了限制，同时也为封建专制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董仲舒在治公羊学时，指出《春秋经》上所论的那些“变异”，如日月蚀、地震、山崩、水溢之类，不是自然界的偶然现象，而是“上天”有意的借以示警。《汉书·董仲舒传》记载其对策语云：“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遣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淌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强勉而已矣”。
天人感应是董仲舒思想体系的核心，奠基本内涵包括十端说、人副天数说和祥瑞灾异说，精神实质是“言天道而归于人道”，即通过祥瑞灾异说，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观和历史观。
董仲舒杂揉诸家。加以发展。吸收了阴阳五行学说和对自然现象的比附来详尽论证普遍存在的天人感应。董仲舒通过援引阴阳五行学说解《春秋》考察其中与天灾人事的联系，从而建立起“天人感应”学说。“天人感应。君权神授”是董仲舒天人关系的核心。他认为：“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为人者天也，人之为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天者，百神之君也。”、“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天是宇宙间的最高主宰，天有绝对权威。人为天所造，人副天数，天人合一。人君受命于天，奉天承运，一切臣民都应绝对服从君主。天人感应论又以天象来示警，通过异灾谴告来鞭策约束帝王的行为。“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君王应受上天约束，不能为所欲为，这在君主专制时期无疑具有制约皇权的作用，有利于政治制约和平衡。
在天人感应这一体系里，天是有喜怒哀乐的至高无上的人格神，它不仅创造了万物，也创造了人。董仲舒认为，天生万物是有目的的。天意要大一统的。汉皇朝的皇帝是受命于天来进行统治的。各封国的王侯又受命于皇帝，大臣受命于国君。家庭关系上，儿子受命于父亲，妻子受命于丈夫，一切统治关系。都是按照天的意志办的。董仲舒精心构筑的“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正是把一切都秩序化、合理化，正是为汉皇朝统治者巩固其中央集权专制制度服务的。董仲舒利用阴阳五行学说来体现天的意志，用阴阳的流转。与四时相配合。推论出东南西北中的方位和金木水火土五行的关系。突出土居中央，为五行之主的地位。认为五行是天道的表现。进而把这种阳尊阴卑的理论用于社会，从此而推论出“三纲五常”。三纲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自董仲舒提倡之后，成为我国古代维护历代封建皇朝统治的工具。
天人感应思想的目的我认为在于“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所谓“屈民而伸君”，是要人民服贴地做良民，不要造反。“屈君而伸天”，是用“天”的权威来限制有至高无上权力的皇帝。有鉴于秦代在中央集权的条件下。皇帝的权力不受任何制约。为所欲为。搅乱社会。没有制约的权力都会腐化。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没有什么可以制约皇帝的权力，人民没有这种权力，朝廷各级官员也都无法监督他。由于人世间任何力量都限制不了皇帝的权力，思想家只好从世外寻找力量，结果就寻找到了“天”。东汉哲学家王充以诸多经验现象批驳了董仲舒先验之天，虽凸显了清醒的经验理性。但在政治理性的深度上显然远不及董仲舒。
二、天人感应在封王朝中的历史地位
秦汉先后用武力取得天下，从这个角度看，政权的转移似乎是完全依靠强大的人力，而君主本身就有一人独统全天下的能力。这很合乎战国以来的圣人救世论。但在理论上似乎又过分夸大了圣人的历史作用，使圣人变成了无须制约也不无以制约的政治角色。秦始皇在先圣先王及芸芸众生面前的自大乃至自狂导致了秦帝国的迅速垮塌。无比强大的秦帝国及自视甚高的秦始皇，在历史老人面前暴露出了明显的破绽，天下之安危治乱既不取决于法家等一向强调的暴力，也不取决于儒家长期呼吁的圣人，而取决于天地万物古今之常道。何为天地万物古今之常道?董仲舒天人感应学说提供了一种比较有说服力的解释。这种解释攻破了夸大圣人主观能动性的说法。将圣人摆放在天人感应的系统中，使之在天人之间承上启下。一方面，圣人通过天人感应途径代人向天表达诉求。另一方面圣人也通过天人感应承受天意，受天制约，代天理民。“臣闻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自制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
而至。书日：白鱼入于王舟。有大火复于王屋，流为乌。此盖受命之符也。”有受命之符而得天下，则其得之也处于天意，不可不改变制度“以显自明”。故汤武受命，皆易统改号，不相沿袭。足见天命无常，为德是处。
董仲舒通过对黄老，五行等学说和儒家的结合。建立了新的体系，满足了汉武帝大一统的要求。秦始皇也希望大一统，从焚书坑儒的思想统一就失败了。董仲舒比李斯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既不“焚书”也不“坑儒”。而是用文化统治文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不是禁绝其它各家的思想和著述，只是在选拔人才和统治思想上不取其它诸家。他向汉武帝建议要“明教化”、“正法度”，力主实行“德主刑辅”的仁政，希望通过广设学校。散布儒家道德礼仪。维护儒家独尊地位和君主专制政权。“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因此帝王君临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他建议汉武帝：“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库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董仲舒认为设学校以广教化，这是巩固统治的关键堤防。正是因为他抓住了封建王朝统治的关键和历史发展的趋势，充分吸取了前人的教训，董仲舒思想的精华才得以在封建王朝的统治中流传千百年，作为正统思想源远流长。
董仲舒的思想在汉朝乃至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王朝中具有统治地位，是有其思想内涵决定的，他的体系适应封建王朝的需要，天人感应理论更是解释了当时生产力低下所不能解释的现象，说服了民众。服务了王朝。从古代文献中的记载就可以看出，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在我们封建王朝源远流长的历史中，是儒家思想中具有统治地位的政治理论。王充说：“董仲舒说道术奇矣”，“董仲舒之言道。德政治可嘉美也。”班固叙传说“谠言访对，为世纯儒。”汉武帝以后，各朝各代的帝王绝大多数的人，每逢灾害就下罪己诏，祭天地安抚民众。董仲舒提出的“君权神授”命题认为，皇帝是天的儿子，是奉天之命来统治人世的。人民应该绝对服从他们，凡是君主喜欢的事，老百姓应该无条件去做，强调和突出了君权的天然合理性和神圣不可侵犯性。这种理论在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历代帝王以至造反的农民领袖，无不假托天命，自称“奉天承运”，或者说“替天行道”，把自己的活动说成是受上天的指使。达到神化自己及其活动的目的。
三、天人感应思想在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地位
董仲舒在西汉建立的天人感应神学体系。成为汉代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他的这个体系也为后世的统治思想提出了一个范式。对整个中国政治思想的发展影响极其深远。后世的政治思想都是沿袭了这个框架，肯定君权神授，认可天的指引。并按照统治阶级的要求。引导人民做顺民保证封建社会的稳定。在汉代。天人感应思想占了统治地位，刘向，刘歆、班固都承认政治得失，可以导致灾异变怪。《史记·天官书》、《汉书·五行志》有大量灾异变怪的记载。宋元时期，程朱理学家们重新解释天人感应。北宋理学家张载从“天心”即“民心”角度来解释。“人所悦则天必悦之，所恶则天必恶之。……大抵众所向者，必是理也，理则天道在焉。”他突出“理”字，即必然之理、必然趋势。朱熹不仅以“理”解天。反对把“天”说成是活灵活现、谆谆告命的人格神，而且还继承了张载“天心”即“民意”的观点。并用“气”的理论来理解社会政治现象和自然现象的因果联系。“自天地言之，只是—个气。自一身言之，我之气即祖先之气，亦只是一个气，所以才感必应。”“精神血气与时运相为流通。到凤不至，凰不出。明王不兴。其徵兆自是恁地。”即使被誉为理学的终结者的王夫之也还是肯定天人感应。“民之视听明威。皆天之神也，故民心之大同者，理在是，天即在是，而吉凶应之”。可见，直至清代，王夫之仍未能突破理学的藩篱，更没有突破天人感应的体系。在封建王朝时期，天人感应这一理论体系始终流传于世，甚至成为一些思想家推行其政治改良的理论工具。
从历史的角度分析，董仲舒的思想在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中的地位是不能用其理论的科学性衡量的。他的理论满足当时封建王朝统治者的要求，教化民众。弘扬自己的正统地位，为自己的皇位提供了思想上的保证。董仲舒把天神秘化，“屈民伸君”，给予封建君主更多的权威性，“屈君伸天”又蒙蔽了被统治阶级，让他们对这些理论的信服找到平衡点甘心做顺民。这个思想模式适应封建王朝，保证了王朝的正常发展，在封建王朝的几千年历史中。其思想核心的历史地位始终没有改变，后世思想家根据当时情况改良天人感应理论都没有避开这个范式，全部采用“屈民伸君。屈君伸天”的体系。保证了封建体系的正常运转。所以在政治思想史上。天人感应的地位应该是一个糅合前人思想，为后人提供体系性政治思想框架的承上启下的重要转折，而在封建王朝的发展史上，他标志着封建王朝思想上的成熟，后世封建王朝发展的过程中，无不沿用这一思想体系。证明了其在封建王朝中的统治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