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当代中国三农问题的几点认识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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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三农问题的本质
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合称三农问题，有人把三农问题概括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其实，三农问题不是三个问题，三农问题归结起来是一个问题，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穷”。这不是本人的新发现，小平同志早在1985年就一语道破天机。邓小平同志于1988年5月25日在《思想更解放一些，改革的步子更快一些》一文中指出：“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就要肯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摆脱贫穷，使国家富强起来，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没有贫穷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
邓小平于1992年初在南方谈话中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大家想一想，如果农民都富裕了，过上了小康生活，还有三农问题吗？
穷不是三农问题的本质，而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农村中存在的一种历史现象，是三农问题在农民家庭收入和生活水平上的集中反映。穷有穷的原因，穷的原因很多，但最根本的、最关键的原因是什么呢？理论界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讨论三农问题的本质，就是要找到三农问题的“穷根”。这样，才好问病开方，对症下药。不然，不但治不了病，还会加重病情，既是不加重病情，也会延误治疗的时机。
其实，这个问题并不深奥。问题的关键和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愿不愿意、敢不敢于承认关于这个问题的事实和正视其中的科学道理。以愚人之见，中国农民之所以穷，不是干部队伍的政治觉悟不高，也不是区位和资源条件不好，更不是农民兄弟不够勤劳，穷的根本原因抑或本质是干部队伍中的知识贫困。
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一个社会的发展需要一个合理的制度结构和相应的激励机制。当社会的制度结构和激励机制有助于鼓励生产性努力时，社会的发展就会加快；相反，当一个社会的制度结构和激励机制给个体和组织留下太多非生产性努力的空间时，社会的发展就会变得缓慢甚至停滞不前抑或倒退；当个人的生产性努力和具有社会劳动属性的个别劳动及相应的预期得不到社会和组织的实质性认可时，人们就会降低甚至停止这种劳动努力；当社会的激励机制弱化到个体无法容忍的地步时，人们要么是无所事事，要么离职另就或者远走他乡。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当个人的正当努力得不到相应的合理回报、理想和抱负无法实现时，人们为什么要为之而奋斗、不辞辛劳呢？
从历史和形成机制上看，制度和激励机制的人们长期博弈的结果。政府作为公民契约的结果及意志代理人，培育和建立合理的制度结构和激励机制是政府不可推卸责任的责任。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传统社会，离开了政府推动、政策和制度引导，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将只能是步履蹒跚甚至寸步难行。
政府是权力的象征，但政府不是抽象的，政府的权力分散在各个职能部门和事业单位的领导干部手中，政府的理性和决策的科学化水平取决于干部队伍的知识化程度和理性水平。革命导师列宁指出：“要管理就要内行。”政府管理社会政治经济事务，不能依靠外行领导内行，而要成为内行，必须使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领导干部真正成为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知识个体，真正成为知识渊博、事业心责任心强的领导人才和管理专家。
“知识和技术的进步是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历史上“知识存量的累计对政治和经济制度的长期变迁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计划经济年代没能解决中国治穷的问题，是因为当时中国社会普遍缺乏制度知识和科学的经济理性，甚至一度鼓吹“以阶级斗争为纲”，知识分子成了人人喊打的“臭老九”，尤其是决策层在经济体制的认识上存在着当时无法克服的意识形态刚性，延缓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
回顾80年代中期，当“民工潮”刚刚启动时，我们的城乡干部带头围追堵截，甚至把“民工潮”定性为“盲流”。事实上，“民工潮”是贫困中的农民对改革开放所释放的城市收入流和对劳动力的增量需求的理性回应，是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和城乡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最后，还是事实教育了我们的干部，唤醒了我们干部的科学理性。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政策和路线，是党的生命；政治路线确定之后，起决定作用的就是干部。干部的知识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决策的科学化水平和领导水平，进而决定社会制度结构和激励机制的科学化程度。如果不是这样，国家又为什么要不遗余力地发展包括硕士、博士层次在内的高等教育呢？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全党要“按照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要求，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试想，一个知识层次低下和知识狭窄的领导干部又如何能够具备高超的领导才能和执政能力呢？诚然，他们凭借个人经验和主观臆断也不是不能偶尔做出正确的决策，但要其避免决策的失误就十分困难。无知则无畏。也正是出于无知，人类社会历史上才会出现哪些貌似壮举但却十分荒诞的政治经济决策和种种可怕的行为后果。当今社会是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已成为决定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关键要素。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规模、速度、结构和效益，与这个地方的知识生产、知识传播和知识的应用密切相关。近年来，领导干部和用人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或许已成为百姓的笑料和痛斥的对象。在中国越是落后的地方，敢于坚持真理、说真话、办实事、讲实效的人才越是得不到提拔重用，甚至受到打压排挤，而发达地区则视人才为珍宝，不惜重金引进、高职聘用。对于这种一方面严重存在干部队伍知识贫困，另一方面又不尊重知识和人才的现象，实在到了惨不忍睹的地步。要不然，为什么落后地区有如此多的人才流失现象呢？
安徽省社科院辛秋水先生提出“文化的贫困与贫困的文化”这个命题耐人深思。文化的贫困本身也是知识的贫困，没有知识又何谈人类文化呢？解决农民群众中文化的贫困和贫困的文化问题固然重要，不过，本人以为，这还不是三农问题的本质和穷的根源。可以设想，在现有的体制下，“文化扶贫”的经济效果也不会如预期的那样理想。人们不仅要问，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为什么当代中国农村依然存在文化的贫困和贫困的文化呢？究其根源，还在于干部队伍中知识的贫困及政策决策上的失误。早在1923年，革命导师列宁在《论合作制》一文中就提出在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农民的文化教育。然而，在我国农业合作化过程中，甚至到今天，农民的文化教育依然未能引起各级领导应有的重视，不然，辛老也就没有必要大书特书《文化的贫困和贫困的文化》了。这不是干部队伍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知识的贫困又是什么呢？
因此，本人认为，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首先解决干部队伍的知识贫困，而要解决干部队伍中知识贫困的问题，必须下大气力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和用人机制，进一步加强干部教育与培训。唯有这样，中国农村发展才有希望治穷致富、走上一条可持续发展的康庄大道。
二、关于“农民的问题就是土地问题”的质疑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根据当时中国革命的形势和社会经济状况，提出了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是革命的中心内容和最基本的任务这一光辉思想。正是在这一光辉思想的指引下，几万万中国贫苦农民才得以从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获得了经济和政治上的双重解放。长期以来，“中国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就是土地问题”，似乎已成了一个不争的真理，久而久之也就成了学术界和政坛中的一个习惯用语。
如果说对中国社会经济形势的这一基本判断或估计直到20世纪末还是正确的话，那么，在进入21世纪的今天，“中国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的问题就是土地问题”恐怕已不符合中国的实际，对当代中国社会和农村状况的这一基本判断需要重新认识，至少可以认为“农民的问题就是土地问题”这一观点的正确性是值得商榷的。其理由是：
（1）土地问题已不再是当代中国农民政治解放和农村经济发展最主要的问题，中国早已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广大农民已普遍地获得了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承包经营权）。尽管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结构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和农民家庭承包经营权还存在某种程度上不稳定和权益实现上的障碍，但我国新的《土地管理法》第14条规定：“土地承包期为30年”，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指出：“要坚定不移地贯彻土地承包期再延长30年的政策，……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可以认为，尽管农村土地制度还不完善，土地制度改革与创新对保障农民的正当权益、进一步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热情和劳动积极性具有一定作用，但土地产权制度在整个农业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已开始不再成为制约农业发展的最主要的障碍。（2）我国的经济体制形态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基本确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土地在决定农业家庭经营经济效益和整个农业发展中的作用已大大下降，或者说不起主要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是在买方市场条件下，家庭经营和农业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已不是生产成本和生产效率问题（尽管还很重要），而是如何降低交易成本和提高流通效率，以有效解决小规模家庭经营与大市场的矛盾。（3）21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在知识经济时代，决定经济效率和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不是土地和资本，而是知识，未来农业也必将是知识农业，是信息化、数字化农业。（4）许多地方的事实表明，随着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许多农民不想多承包土地，甚至出现了大面积的土地撂荒，这至少从一个侧面说明土地对农业和农民的相对意义在下降。
三．关于我国农业改革和发展的中心内容和最基本任务
当代中国农业的改革与发展问题千头万绪，错综复杂。那么，中国农业改革与发展的中心内容和最基本的任务是什么呢?迄今为止，这一问题未见有成效的回答。不明确这一问题，农业改革与发展就只能是“事倍功半”。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指出，一个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我们认为，中国农业改革与发展的中心内容和最基本任务应是如何最大限度地提高作为农业微观主体的农业家庭经营组织的运行效率，尤其是要有效节约和降低农户进入市场的交易成本，不断提高其交易效率。诸如农业技术落后，经营管理水平不高，家庭承包经营权残缺，农民负担过重，小农户与大市场的矛盾等等，都是家庭经营组织运行效率不高的表现或阻碍家庭经营效率持续增长的制约因素，必须用系统论的观点和科学的发展观重新审视当代中国农业问题。从农业家庭经营组织效率现状及其有效运行的管理、技术、组织、制度需求出发，就可以从根本上理顺农业改革与发展的脉络，找到问题的症结和根本。一个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而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在制度上做出安排和确立产权，以便造就使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激励效应；技术创新、规模增长、教育和资本积累并非是经济增长的原因，而是制度提供刺激后的结果，是增长本身，如果是一个社会没有经济增长，那是因为没有为创新提供刺激。一直以来，人们在对制度、行为、经济绩效之间关系的认识上远未达成共识，从而难以集中对于事实的意见，并由此导致了许多无效的争论和不当行为。从制度、行为与经济绩效的关系看，要提高农业家庭经营组织的运行效率，必须从影响农业家庭经营效率增长的系统因素和导致农业家庭经营效率不高的体制性根源出发，进一步深化农业改革，加快农业经营体制创新，才能加快我国农业现代化步伐和从根本上解决农民收入增长缓慢问题，促进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四、关于建国以来农业发展观的科学反思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建国后，虽然我国社会主义农业发展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在实践中也有过过失和存在发展观上的诸多问题。总结起来，传统社会主义农业发展观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杂以下8个方面。
1．在经济体制和所有制形式上，错误地坚持计划经济和“一大二公”的体制模式，严重制约了社会主义农业生产力发展，窒息了广大农村干部群众的社会主义劳动积极性和创造热情。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计划经济一直被当作社会主义的三大基本经济特征之一，而市场则被认定为是非社会主义的经济范畴，甚至到1992年小平同志南行讲话发表后，理论界关于市场经济究竟是“姓资”还是“姓社”问题的争论也还在明里暗里进行着，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社会对经济体制认识的落后和思想的僵化。新制度理论认为。经济体制并非是运行于“真空”之中，经济体制的运行是需要成本的。作为资源配置的基本手段，无论是计划，还是市场，都需要成本，问题的关键在于两者的成本孰高孰低。经济学的常识告诉我们，国民经济计划要成为科学的计划，必须具备计划编制所必需要的三种基本信息，亦即：（1）每一种资源对每一种产品的边际生产率；（2）所有资源在不同地区不同产品上的边际生产率；（3）消费者的偏好。事实表明，由于不同地区不同部门的技术水平和生产条件千差万别，要充分掌握这三种信息，不仅没有技术上的可能性，即便技术上可能，其成本也会大大超过因计划科学性的提高而带来的收益增量，进而使得提高计划科学性的尝试变得毫无经济意义，其结果必然是计划工作流于形式，资源配置只能靠权利部门和上级首长怕脑袋凭关系办事，而国民经济和农业的科学管理自然也就成为空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依靠的是供求价格机制，由供求决定的市场价格信号不仅能更真实地反映出资源的稀缺程度和产品的技术含量，而且体现了消费者的偏好和市场需求。因此，在微观主体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的情况下，利用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手段，不仅节约了计划经济体制下高昂的信息成本，而且市场机制有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进而增进经济体制的运行效率，促进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健康发展。
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重视发挥公有制的主导作用。然而，由于我国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平衡性和多层次性，“一大二公”的公有制模式不仅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而且由于农业集体组织中难以克服的“搭便车”等问题，使得这一制度模式不仅不利于农业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而且不利于社会主义公平目标的实现和广大农民劳动积极性的充分发挥。
理论和实践证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是硬道理。要发展社会主义农业，就必须改革创新传统社会主义体制模式，坚持走市场化改革道路，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和农业发展的唯一出路。
2．在城乡关系、产业关系上，违背城乡统筹发展的科学规律，错误地推行城乡分治、重工轻农的“二元结构”发展政策，严重制约了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和农业产业化进程。工业化、城市化是建国后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两大中心任务。鉴于当时的国民经济基础薄弱，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等非等价交换的形式为国民经济工业化和城市化积累建设资金也是世界各国工业化初期的惯例。问题在于，当我国城市工业化有了一定基础，城市工业能够依靠自身积累实现自我发展时，还要用强制性的政策手段要求农业为工业提供积累，不仅不利于农业的发展和农民福利的改善，阻碍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进程，而且也不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延缓整个国民经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
不仅如此，为确保低生产力水平下农产品的有效供给，政府又通过设置一系列的政策壁垒强制性地将数以亿计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屯困在有限的土地面积上无所作为，使农业和农民长期远离城市工业文明的曙光。不难设想，如果长此以往，中国农业还有什么希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也只能是遥遥无期。
3．在社会主义积累与消费、生产与生活的关系上，违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重积累，轻消费，导致农民福利的过度转移和丧失，影响了农民的社会主义信心和社会主义劳动热情。建国后的一段时间，农民与全国其它社会劳动者一样，社会主义劳动热情普遍高涨，那是因为他们寄希望于社会主义能帮助自己摆脱贫困，给自己带来物质和精神上的实惠。然而，当长期的计划经济带给农民的是“一年忙到头，买不到两瓶油”时，他们开始茫然、失望，一种莫名的失落感也就油然而生，在局部地区，甚至出现了某种社会主义信仰危机。在广大农村，直到1978年，仍然有一亿二千万农民的温饱问题没能解决。这其中的原因很多，但长时间地违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从农业中提取的积累过多，在有些地方，甚至超越农民的生活生产承受能力，拿的多，予的少，致使农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甚至连农业的简单再生产都难以维持，这不能说不是一个主要原因。在不少地方，出于政绩的需要，重产值与规模轻质量和效益，重积累轻消费，弄虚作假，浮夸成风，可谓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告诉我们，通过发展高度技术基础上的社会生产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不仅是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本身，而且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动力。马克思曾经指出，人们奋斗为之一切都与其利益有关。背离广大农民的利益，无视农民生活现实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主义农业发展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4．在领导体制和干部队伍建设上，一定程度违背“四化”和“四个尊重”方针，重人治，轻法治，重资历，轻知识和能力，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农业法制化和干部队伍“四化”进程。由于计划经济和“左倾”思想的长期影响，中国社会科学发展严重滞后，致使整个社会未能形成关于人才的科学概念，领导体制严重不适应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尤其是在干部队伍的制度化、法制化建设方面严重滞后，能上不能下，任人为亲，任人为庸，重资历轻知识、能力和实绩，甚至有相当一部分人成了无事不通、无所不能的“万能干部”，而社会主义农业发展所需要的事业心、责任感、使命感、专业知识和执政能力，在不少领导干部身上却严重缺失，进而严重影响到社会主义农业乃至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
5．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上，违背系统发展和生态规律，过分强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给农业可持续发展遗留下难以甚至不可修复的生态后果。人类是自然的主人，又是自然生态系统的一份子。在我国社会主义农业发展史上，“人定胜天”曾一度成为政治家和决策者们藉以炫耀的口号。在这一口号的召唤下，围河造田、毁林种粮、滥渔酷捕、乱砍滥伐、草原过牧等现象和问题自然也就层出不穷，而可持续发展无论是认识还是实践都处于空白的状态。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才有人呼吁，如果再不加强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长江将会变成中国第二条黄河，更何谈农业的旱涝保收、高产稳产、优质高效？直到今天，农业中的环境污染和生态失衡问题也未得到根本治理和引起全社会广泛而普遍的重视，可持续农业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停留在政策口号上而非实际工作中。
6．在发展政策和措施上，违背生产力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规律，无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发展演化，不切实际的夸大生产关系变革和上层建筑的反作用，而对生产力本身的发展规律认识不够，进而导致重传统技术、轻现代农业科技和农业、农民教育的严重后果。生产关系的本质在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任何一种生产关系，如果脱离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都不能说是一种先进的生产关系抑或生产关系的高级形态。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由于缺乏对生产关系本质的全面深刻的认识，一味的热衷于生产关系的变革和所有制升级，过分强调生产关系变革对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结果给社会主义农业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在农业发展的技术道路上，则比较热衷于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技术，而较少地看到世界农业现代化的历史和发展趋势，尤其违背科学技术的生产力转化规律，长期忽视农民文化和职业技术教育，加之僵化的农业推广体制，使得我国农业技术进步异常缓慢。
7．在农村妇女和弱势群体的权益保护方面，违背人的全面发展规律，对农村妇女和弱势群体权益保护的法制化建设重视不够，使他们过多地背负旧的传统伦理和日常生活的压力和痛苦，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业可持续发展。广大农村妇女为我国社会主义农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她们的应得到全社会的普遍尊重，她们的正当权益应依法得到保护。建国后，尽管党和国家把妇女提到“半边天”的高度，然而，由于传统习俗和封建道德伦理的影响，加之有关法制化建设大滞后，她们正当权益法律保护程度依然很低，在家庭和社会中的经济政治地位与她们为社会所做出的贡献还很不适应，影响了她们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给我国农业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留下了诸多负面影响。农民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总体上处于弱势地位，在与社会其它利益主体的交易活动中缺乏谈判能力，国家理应加强对农民的法律保护。然而，迄今为止，“三农问题”依然成为全社会焦心和关注的热点问题，这是否从一个侧面反应农民作为弱势群体的法律保护程度低下呢？
8．在农村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方面，比较普遍地缺乏制度结构和制度成本的概念，对政治体制的重视程度和改革力度不够，致使政治体制改革长期滞后，影响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效果和改革的深化。现代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社会制度结构具有整体性、关联性和耦合性特征，制度结构决定制度效率，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必须树立制度成本和制度效率的概念。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为我国农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但由于在改革方案的设计上对制度结构、制度成本和制度效率的认识水平不高甚至根本未能树立现代经济学关于制度的科学理性，单纯地从单项制度安排最优出发，对制度结构中制度安排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考虑不够，致使农业改革未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一些改革本大利微甚至是因无功而返。尤其是农村政治体制改革长期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影响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现有改革的效果。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
五、关于未来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指导思想与政策重点
我国有近13亿人口，其中农村人口占70%。三农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必须从国家兴衰、民族存亡的高度来认识和对待三农问题。解决三农问题，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科学发展观、正确政绩观和科学的人才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农业和农村政策的重点应围绕管理创新、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以提高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水平为重点，努力改善农业、农民、农村工作方式和方法，不断提高党和政府对农业、农民和农村工作的理性认识程度、领导能力、管理水平和工作成效。
1．加强农村干部队伍建设，努力提高干部队伍的领导能力、领导水平和领导效果。众所周知，21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带来和经济全球化形势的发展，国际农业的知识化、科学化和现代化程度越来越高，决定一个国家和地区农业现代化、农民收入和农村发展水平的关键在于管理创新、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创新业已成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动力源泉，而决定一个国家和地区创新能力、创新水平和创新效果之关键的关键在于干部队伍的知识化、专业化水平以及相应的组织领导能力和管理水平。要解决干部队伍中知识贫困和管理水平不高的问题，必须下大气力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和用人机制，进一步加强干部教育与培训，尤其按照“三支队伍一齐抓”的方针，加强广大农村干部、企业领导干部和技术干部的管理教育与培训。管理既是一门艺术，又是一门科学。因此，现代领导干部必须既懂管理理论，又具备管理经验。我们不否认通过“干中学”也可以造就出杰出的领导干部，但这种干部培育机制已不适应现代市场竞争的需要，何况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时间成本对我们来说已是非常昂贵。我们知道，二战后，日本就开始引进美国的科学管理，日本经济起飞的秘诀之一就是所谓的“三分技术，七分管理”。在美国，随着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一批受过管理专业教育的职业经理开始登上经济舞台，并导致了一场所谓“企业的管理革命”。我国由于历史和体制的原因，现有的干部队伍中有相当一部分未曾接受过管理专业教育，这与时代发展和形势要求是很不相适应的。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加强农村干部培训和管理强化教育，以尽快提高党和各级政府对三农问题上的认识水平、执政能力，促进农村经济、文化、社会管理的民主化、科学化和法制化。
2．加快龙头企业和农民合作组织培育步伐，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2004年2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中要求加快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不管哪种所有制和经营形式的龙头企业，只要能带动农户，与农民建立起合理的利益联结机制，给农民带来实惠，都要在财政、税收、金融等方面一视同仁地给予支持。20世纪70年代末的农业家庭承包制创新解决了长期未能得到解决的农业生产组织效率低下的问题，但未能解决现代农业生产要素如何导入农业及小农户与大市场对接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在家庭分散经营和独自进入市场的情况下，无法解决诸如农业中的规模不经济、技术进步缓慢（农业技术进步在实质上表现为新的农业生产要素的导入和农业劳动者素质及劳动技能的提高）、生产经营的计划性和预见性差、农业产出及市场价格大起大落、政府农业宏观管理的难度大等一系列问题，因此，依靠农户自身的力量是不可能实现农民收入的稳定增长和我国农业的现代化。
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宏观意义在于通过农民的组织化和农业的一体化经营，依靠农业经营体制创新实现农业经营机制转变，促进农业的区域化布局、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生产，进而实现农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高产稳产、优质高效，不断提高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其微观意义在于通过区域化、专业化、规模化、集约化、一体化的生产经营，拓展农业的产业链条和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最大限度地提高农业的产出效率和农业家庭经营收益。
农业产业化经营需要在家庭经营基础上发展有效率的组织载体，其中，龙头企业和合作组织就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重要组织载体。实践证明，通过龙头企业（公司）和合作组织+基地+农户等组织体制创新，不仅可以有效满足农业现代化对现代农业生产要素及资金、人才和信息等需求，而且可以最大限度的发挥农业生产和流通中的规模经济及区域比较优势，节约农户进入市场的交易成本，增强农业生产经营的计划性和预见性，避免生产和收入的大起大落，同时还可以利用龙头企业和合作组织的实力和优势，有效利用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克服农业发展的需求约束，加快我国农业的国际化进程，进而实现农业增产、农民增收、企业赢利、政府减负增税，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和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3．按照城乡统筹、区域统筹的要求，优化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动力机制、就业机制和投资机制。城乡统筹、区域统筹是坚持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因此，必须逐步理顺城乡分配关系和调整区域发展政策，改革不合理的“二元结构”体制和国民收入分配制度，进一步加强对农业的政策保护，加大对西部农村的开发和支持力度，善待进城农民工，依法保护好农民和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为农业可持续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条件和政策法律环境。
4．加快技术创新步伐，认真实施科教兴农战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农业，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科技是关键，人才是根本，教育是基础。离开农业科技和教育的发展和创新，我国农业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也就无从谈起。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在农业发展的技术道路上，比较热衷于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技术，而较少地看到世界农业现代化的历史和发展趋势，尤其违背科学技术的生产力转化规律，长期忽视农民的文化教育和职业技术培训，加之僵化的农业推广体制，使得我国农业技术进步异常缓慢。目前，我国农业科技贡献率仅有45%，而发达国家（地区）的农业科技贡献率已达80%甚至更高。另外，坚持科学发展观，走农业可持续发展道路，就必然要求加强农业生态保护、生态开发和生态建设，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和生态农业，离开现代农业科技发展和创新，农业生态保护、开发和建设及生态农业的发展将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必须深化农业科技和教育体制改革，加强农业科技开发的平台和团队建设，加大主导产业（品）研究开发力度，完善农业推广体系，加强农民和农业企业经营者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逐步建立起依靠农业技术进步、提高广大农业劳动者科学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的现代农业发展机制。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在抓好现有适用技术及配套措施推广应用的基础上，认真组织科技资源，加大农业高新技术的开发力度，积极扶持有条件的龙头企业创设农业技术创新中心，鼓励、支持和引导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加快农业高新技术的引进、推广和应用步伐。在科教兴农工作中，要坚持以人为本，切实尊重和保护好广大农业科技工作者和农业推广队伍的辛勤劳动和创造欲望、创造热情和创造成果。
5．十分珍惜和依法保护好每一寸耕地，切实保障失地农民的正当权益。土地是基本农业生产资料，耕地又是确保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基础之基础。随着人口的增长，我国土地资源尤其是耕地资源将变得更加稀缺和珍贵。因此，必须进一步加大《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的执法力度，确保耕地动态平衡。随着人口的增长和城市化发展，一部分农村集体土地被征用是不可避免的，但在土地征用过程中，必须严格土地征用程序，依法保护好失地农民的正当权益，认真做好土地征用的经济补偿和失地农民的失业安置工作，积极推进农村和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特别是要妥善解决好农民“失地又失业”问题，警惕和防止“农民边缘化”现象的蔓延和扩张，做到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不留“死角”，不出差错。
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合称三农问题，有人把三农问题概括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其实，三农问题不是三个问题，三农问题归结起来是一个问题，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穷”。这不是本人的新发现，小平同志早在1985年就一语道破天机。邓小平同志于1988年5月25日在《思想更解放一些，改革的步子更快一些》一文中指出：“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就要肯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摆脱贫穷，使国家富强起来，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没有贫穷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
邓小平于1992年初在南方谈话中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大家想一想，如果农民都富裕了，过上了小康生活，还有三农问题吗？
穷不是三农问题的本质，而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农村中存在的一种历史现象，是三农问题在农民家庭收入和生活水平上的集中反映。穷有穷的原因，穷的原因很多，但最根本的、最关键的原因是什么呢？理论界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讨论三农问题的本质，就是要找到三农问题的“穷根”。这样，才好问病开方，对症下药。不然，不但治不了病，还会加重病情，既是不加重病情，也会延误治疗的时机。
其实，这个问题并不深奥。问题的关键和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愿不愿意、敢不敢于承认关于这个问题的事实和正视其中的科学道理。以愚人之见，中国农民之所以穷，不是干部队伍的政治觉悟不高，也不是区位和资源条件不好，更不是农民兄弟不够勤劳，穷的根本原因抑或本质是干部队伍中的知识贫困。
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一个社会的发展需要一个合理的制度结构和相应的激励机制。当社会的制度结构和激励机制有助于鼓励生产性努力时，社会的发展就会加快；相反，当一个社会的制度结构和激励机制给个体和组织留下太多非生产性努力的空间时，社会的发展就会变得缓慢甚至停滞不前抑或倒退；当个人的生产性努力和具有社会劳动属性的个别劳动及相应的预期得不到社会和组织的实质性认可时，人们就会降低甚至停止这种劳动努力；当社会的激励机制弱化到个体无法容忍的地步时，人们要么是无所事事，要么离职另就或者远走他乡。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当个人的正当努力得不到相应的合理回报、理想和抱负无法实现时，人们为什么要为之而奋斗、不辞辛劳呢？
从历史和形成机制上看，制度和激励机制的人们长期博弈的结果。政府作为公民契约的结果及意志代理人，培育和建立合理的制度结构和激励机制是政府不可推卸责任的责任。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传统社会，离开了政府推动、政策和制度引导，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将只能是步履蹒跚甚至寸步难行。
政府是权力的象征，但政府不是抽象的，政府的权力分散在各个职能部门和事业单位的领导干部手中，政府的理性和决策的科学化水平取决于干部队伍的知识化程度和理性水平。革命导师列宁指出：“要管理就要内行。”政府管理社会政治经济事务，不能依靠外行领导内行，而要成为内行，必须使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领导干部真正成为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知识个体，真正成为知识渊博、事业心责任心强的领导人才和管理专家。
“知识和技术的进步是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历史上“知识存量的累计对政治和经济制度的长期变迁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计划经济年代没能解决中国治穷的问题，是因为当时中国社会普遍缺乏制度知识和科学的经济理性，甚至一度鼓吹“以阶级斗争为纲”，知识分子成了人人喊打的“臭老九”，尤其是决策层在经济体制的认识上存在着当时无法克服的意识形态刚性，延缓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
回顾80年代中期，当“民工潮”刚刚启动时，我们的城乡干部带头围追堵截，甚至把“民工潮”定性为“盲流”。事实上，“民工潮”是贫困中的农民对改革开放所释放的城市收入流和对劳动力的增量需求的理性回应，是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和城乡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最后，还是事实教育了我们的干部，唤醒了我们干部的科学理性。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政策和路线，是党的生命；政治路线确定之后，起决定作用的就是干部。干部的知识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决策的科学化水平和领导水平，进而决定社会制度结构和激励机制的科学化程度。如果不是这样，国家又为什么要不遗余力地发展包括硕士、博士层次在内的高等教育呢？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全党要“按照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要求，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试想，一个知识层次低下和知识狭窄的领导干部又如何能够具备高超的领导才能和执政能力呢？诚然，他们凭借个人经验和主观臆断也不是不能偶尔做出正确的决策，但要其避免决策的失误就十分困难。无知则无畏。也正是出于无知，人类社会历史上才会出现哪些貌似壮举但却十分荒诞的政治经济决策和种种可怕的行为后果。当今社会是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已成为决定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关键要素。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规模、速度、结构和效益，与这个地方的知识生产、知识传播和知识的应用密切相关。近年来，领导干部和用人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或许已成为百姓的笑料和痛斥的对象。在中国越是落后的地方，敢于坚持真理、说真话、办实事、讲实效的人才越是得不到提拔重用，甚至受到打压排挤，而发达地区则视人才为珍宝，不惜重金引进、高职聘用。对于这种一方面严重存在干部队伍知识贫困，另一方面又不尊重知识和人才的现象，实在到了惨不忍睹的地步。要不然，为什么落后地区有如此多的人才流失现象呢？
安徽省社科院辛秋水先生提出“文化的贫困与贫困的文化”这个命题耐人深思。文化的贫困本身也是知识的贫困，没有知识又何谈人类文化呢？解决农民群众中文化的贫困和贫困的文化问题固然重要，不过，本人以为，这还不是三农问题的本质和穷的根源。可以设想，在现有的体制下，“文化扶贫”的经济效果也不会如预期的那样理想。人们不仅要问，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为什么当代中国农村依然存在文化的贫困和贫困的文化呢？究其根源，还在于干部队伍中知识的贫困及政策决策上的失误。早在1923年，革命导师列宁在《论合作制》一文中就提出在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农民的文化教育。然而，在我国农业合作化过程中，甚至到今天，农民的文化教育依然未能引起各级领导应有的重视，不然，辛老也就没有必要大书特书《文化的贫困和贫困的文化》了。这不是干部队伍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知识的贫困又是什么呢？
因此，本人认为，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首先解决干部队伍的知识贫困，而要解决干部队伍中知识贫困的问题，必须下大气力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和用人机制，进一步加强干部教育与培训。唯有这样，中国农村发展才有希望治穷致富、走上一条可持续发展的康庄大道。
二、关于“农民的问题就是土地问题”的质疑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根据当时中国革命的形势和社会经济状况，提出了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是革命的中心内容和最基本的任务这一光辉思想。正是在这一光辉思想的指引下，几万万中国贫苦农民才得以从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获得了经济和政治上的双重解放。长期以来，“中国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就是土地问题”，似乎已成了一个不争的真理，久而久之也就成了学术界和政坛中的一个习惯用语。
如果说对中国社会经济形势的这一基本判断或估计直到20世纪末还是正确的话，那么，在进入21世纪的今天，“中国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的问题就是土地问题”恐怕已不符合中国的实际，对当代中国社会和农村状况的这一基本判断需要重新认识，至少可以认为“农民的问题就是土地问题”这一观点的正确性是值得商榷的。其理由是：
（1）土地问题已不再是当代中国农民政治解放和农村经济发展最主要的问题，中国早已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广大农民已普遍地获得了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承包经营权）。尽管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结构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和农民家庭承包经营权还存在某种程度上不稳定和权益实现上的障碍，但我国新的《土地管理法》第14条规定：“土地承包期为30年”，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指出：“要坚定不移地贯彻土地承包期再延长30年的政策，……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可以认为，尽管农村土地制度还不完善，土地制度改革与创新对保障农民的正当权益、进一步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热情和劳动积极性具有一定作用，但土地产权制度在整个农业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已开始不再成为制约农业发展的最主要的障碍。（2）我国的经济体制形态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基本确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土地在决定农业家庭经营经济效益和整个农业发展中的作用已大大下降，或者说不起主要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是在买方市场条件下，家庭经营和农业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已不是生产成本和生产效率问题（尽管还很重要），而是如何降低交易成本和提高流通效率，以有效解决小规模家庭经营与大市场的矛盾。（3）21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在知识经济时代，决定经济效率和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不是土地和资本，而是知识，未来农业也必将是知识农业，是信息化、数字化农业。（4）许多地方的事实表明，随着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许多农民不想多承包土地，甚至出现了大面积的土地撂荒，这至少从一个侧面说明土地对农业和农民的相对意义在下降。
三．关于我国农业改革和发展的中心内容和最基本任务
当代中国农业的改革与发展问题千头万绪，错综复杂。那么，中国农业改革与发展的中心内容和最基本的任务是什么呢?迄今为止，这一问题未见有成效的回答。不明确这一问题，农业改革与发展就只能是“事倍功半”。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指出，一个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我们认为，中国农业改革与发展的中心内容和最基本任务应是如何最大限度地提高作为农业微观主体的农业家庭经营组织的运行效率，尤其是要有效节约和降低农户进入市场的交易成本，不断提高其交易效率。诸如农业技术落后，经营管理水平不高，家庭承包经营权残缺，农民负担过重，小农户与大市场的矛盾等等，都是家庭经营组织运行效率不高的表现或阻碍家庭经营效率持续增长的制约因素，必须用系统论的观点和科学的发展观重新审视当代中国农业问题。从农业家庭经营组织效率现状及其有效运行的管理、技术、组织、制度需求出发，就可以从根本上理顺农业改革与发展的脉络，找到问题的症结和根本。一个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而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在制度上做出安排和确立产权，以便造就使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激励效应；技术创新、规模增长、教育和资本积累并非是经济增长的原因，而是制度提供刺激后的结果，是增长本身，如果是一个社会没有经济增长，那是因为没有为创新提供刺激。一直以来，人们在对制度、行为、经济绩效之间关系的认识上远未达成共识，从而难以集中对于事实的意见，并由此导致了许多无效的争论和不当行为。从制度、行为与经济绩效的关系看，要提高农业家庭经营组织的运行效率，必须从影响农业家庭经营效率增长的系统因素和导致农业家庭经营效率不高的体制性根源出发，进一步深化农业改革，加快农业经营体制创新，才能加快我国农业现代化步伐和从根本上解决农民收入增长缓慢问题，促进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四、关于建国以来农业发展观的科学反思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建国后，虽然我国社会主义农业发展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在实践中也有过过失和存在发展观上的诸多问题。总结起来，传统社会主义农业发展观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杂以下8个方面。
1．在经济体制和所有制形式上，错误地坚持计划经济和“一大二公”的体制模式，严重制约了社会主义农业生产力发展，窒息了广大农村干部群众的社会主义劳动积极性和创造热情。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计划经济一直被当作社会主义的三大基本经济特征之一，而市场则被认定为是非社会主义的经济范畴，甚至到1992年小平同志南行讲话发表后，理论界关于市场经济究竟是“姓资”还是“姓社”问题的争论也还在明里暗里进行着，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社会对经济体制认识的落后和思想的僵化。新制度理论认为。经济体制并非是运行于“真空”之中，经济体制的运行是需要成本的。作为资源配置的基本手段，无论是计划，还是市场，都需要成本，问题的关键在于两者的成本孰高孰低。经济学的常识告诉我们，国民经济计划要成为科学的计划，必须具备计划编制所必需要的三种基本信息，亦即：（1）每一种资源对每一种产品的边际生产率；（2）所有资源在不同地区不同产品上的边际生产率；（3）消费者的偏好。事实表明，由于不同地区不同部门的技术水平和生产条件千差万别，要充分掌握这三种信息，不仅没有技术上的可能性，即便技术上可能，其成本也会大大超过因计划科学性的提高而带来的收益增量，进而使得提高计划科学性的尝试变得毫无经济意义，其结果必然是计划工作流于形式，资源配置只能靠权利部门和上级首长怕脑袋凭关系办事，而国民经济和农业的科学管理自然也就成为空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依靠的是供求价格机制，由供求决定的市场价格信号不仅能更真实地反映出资源的稀缺程度和产品的技术含量，而且体现了消费者的偏好和市场需求。因此，在微观主体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的情况下，利用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手段，不仅节约了计划经济体制下高昂的信息成本，而且市场机制有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进而增进经济体制的运行效率，促进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健康发展。
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重视发挥公有制的主导作用。然而，由于我国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平衡性和多层次性，“一大二公”的公有制模式不仅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而且由于农业集体组织中难以克服的“搭便车”等问题，使得这一制度模式不仅不利于农业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而且不利于社会主义公平目标的实现和广大农民劳动积极性的充分发挥。
理论和实践证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是硬道理。要发展社会主义农业，就必须改革创新传统社会主义体制模式，坚持走市场化改革道路，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和农业发展的唯一出路。
2．在城乡关系、产业关系上，违背城乡统筹发展的科学规律，错误地推行城乡分治、重工轻农的“二元结构”发展政策，严重制约了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和农业产业化进程。工业化、城市化是建国后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两大中心任务。鉴于当时的国民经济基础薄弱，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等非等价交换的形式为国民经济工业化和城市化积累建设资金也是世界各国工业化初期的惯例。问题在于，当我国城市工业化有了一定基础，城市工业能够依靠自身积累实现自我发展时，还要用强制性的政策手段要求农业为工业提供积累，不仅不利于农业的发展和农民福利的改善，阻碍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进程，而且也不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延缓整个国民经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
不仅如此，为确保低生产力水平下农产品的有效供给，政府又通过设置一系列的政策壁垒强制性地将数以亿计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屯困在有限的土地面积上无所作为，使农业和农民长期远离城市工业文明的曙光。不难设想，如果长此以往，中国农业还有什么希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也只能是遥遥无期。
3．在社会主义积累与消费、生产与生活的关系上，违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重积累，轻消费，导致农民福利的过度转移和丧失，影响了农民的社会主义信心和社会主义劳动热情。建国后的一段时间，农民与全国其它社会劳动者一样，社会主义劳动热情普遍高涨，那是因为他们寄希望于社会主义能帮助自己摆脱贫困，给自己带来物质和精神上的实惠。然而，当长期的计划经济带给农民的是“一年忙到头，买不到两瓶油”时，他们开始茫然、失望，一种莫名的失落感也就油然而生，在局部地区，甚至出现了某种社会主义信仰危机。在广大农村，直到1978年，仍然有一亿二千万农民的温饱问题没能解决。这其中的原因很多，但长时间地违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从农业中提取的积累过多，在有些地方，甚至超越农民的生活生产承受能力，拿的多，予的少，致使农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甚至连农业的简单再生产都难以维持，这不能说不是一个主要原因。在不少地方，出于政绩的需要，重产值与规模轻质量和效益，重积累轻消费，弄虚作假，浮夸成风，可谓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告诉我们，通过发展高度技术基础上的社会生产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不仅是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本身，而且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动力。马克思曾经指出，人们奋斗为之一切都与其利益有关。背离广大农民的利益，无视农民生活现实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主义农业发展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4．在领导体制和干部队伍建设上，一定程度违背“四化”和“四个尊重”方针，重人治，轻法治，重资历，轻知识和能力，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农业法制化和干部队伍“四化”进程。由于计划经济和“左倾”思想的长期影响，中国社会科学发展严重滞后，致使整个社会未能形成关于人才的科学概念，领导体制严重不适应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尤其是在干部队伍的制度化、法制化建设方面严重滞后，能上不能下，任人为亲，任人为庸，重资历轻知识、能力和实绩，甚至有相当一部分人成了无事不通、无所不能的“万能干部”，而社会主义农业发展所需要的事业心、责任感、使命感、专业知识和执政能力，在不少领导干部身上却严重缺失，进而严重影响到社会主义农业乃至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
5．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上，违背系统发展和生态规律，过分强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给农业可持续发展遗留下难以甚至不可修复的生态后果。人类是自然的主人，又是自然生态系统的一份子。在我国社会主义农业发展史上，“人定胜天”曾一度成为政治家和决策者们藉以炫耀的口号。在这一口号的召唤下，围河造田、毁林种粮、滥渔酷捕、乱砍滥伐、草原过牧等现象和问题自然也就层出不穷，而可持续发展无论是认识还是实践都处于空白的状态。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才有人呼吁，如果再不加强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长江将会变成中国第二条黄河，更何谈农业的旱涝保收、高产稳产、优质高效？直到今天，农业中的环境污染和生态失衡问题也未得到根本治理和引起全社会广泛而普遍的重视，可持续农业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停留在政策口号上而非实际工作中。
6．在发展政策和措施上，违背生产力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规律，无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发展演化，不切实际的夸大生产关系变革和上层建筑的反作用，而对生产力本身的发展规律认识不够，进而导致重传统技术、轻现代农业科技和农业、农民教育的严重后果。生产关系的本质在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任何一种生产关系，如果脱离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都不能说是一种先进的生产关系抑或生产关系的高级形态。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由于缺乏对生产关系本质的全面深刻的认识，一味的热衷于生产关系的变革和所有制升级，过分强调生产关系变革对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结果给社会主义农业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在农业发展的技术道路上，则比较热衷于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技术，而较少地看到世界农业现代化的历史和发展趋势，尤其违背科学技术的生产力转化规律，长期忽视农民文化和职业技术教育，加之僵化的农业推广体制，使得我国农业技术进步异常缓慢。
7．在农村妇女和弱势群体的权益保护方面，违背人的全面发展规律，对农村妇女和弱势群体权益保护的法制化建设重视不够，使他们过多地背负旧的传统伦理和日常生活的压力和痛苦，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业可持续发展。广大农村妇女为我国社会主义农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她们的应得到全社会的普遍尊重，她们的正当权益应依法得到保护。建国后，尽管党和国家把妇女提到“半边天”的高度，然而，由于传统习俗和封建道德伦理的影响，加之有关法制化建设大滞后，她们正当权益法律保护程度依然很低，在家庭和社会中的经济政治地位与她们为社会所做出的贡献还很不适应，影响了她们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给我国农业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留下了诸多负面影响。农民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总体上处于弱势地位，在与社会其它利益主体的交易活动中缺乏谈判能力，国家理应加强对农民的法律保护。然而，迄今为止，“三农问题”依然成为全社会焦心和关注的热点问题，这是否从一个侧面反应农民作为弱势群体的法律保护程度低下呢？
8．在农村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方面，比较普遍地缺乏制度结构和制度成本的概念，对政治体制的重视程度和改革力度不够，致使政治体制改革长期滞后，影响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效果和改革的深化。现代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社会制度结构具有整体性、关联性和耦合性特征，制度结构决定制度效率，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必须树立制度成本和制度效率的概念。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为我国农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但由于在改革方案的设计上对制度结构、制度成本和制度效率的认识水平不高甚至根本未能树立现代经济学关于制度的科学理性，单纯地从单项制度安排最优出发，对制度结构中制度安排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考虑不够，致使农业改革未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一些改革本大利微甚至是因无功而返。尤其是农村政治体制改革长期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影响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现有改革的效果。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
五、关于未来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指导思想与政策重点
我国有近13亿人口，其中农村人口占70%。三农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必须从国家兴衰、民族存亡的高度来认识和对待三农问题。解决三农问题，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科学发展观、正确政绩观和科学的人才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农业和农村政策的重点应围绕管理创新、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以提高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水平为重点，努力改善农业、农民、农村工作方式和方法，不断提高党和政府对农业、农民和农村工作的理性认识程度、领导能力、管理水平和工作成效。
1．加强农村干部队伍建设，努力提高干部队伍的领导能力、领导水平和领导效果。众所周知，21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带来和经济全球化形势的发展，国际农业的知识化、科学化和现代化程度越来越高，决定一个国家和地区农业现代化、农民收入和农村发展水平的关键在于管理创新、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创新业已成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动力源泉，而决定一个国家和地区创新能力、创新水平和创新效果之关键的关键在于干部队伍的知识化、专业化水平以及相应的组织领导能力和管理水平。要解决干部队伍中知识贫困和管理水平不高的问题，必须下大气力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和用人机制，进一步加强干部教育与培训，尤其按照“三支队伍一齐抓”的方针，加强广大农村干部、企业领导干部和技术干部的管理教育与培训。管理既是一门艺术，又是一门科学。因此，现代领导干部必须既懂管理理论，又具备管理经验。我们不否认通过“干中学”也可以造就出杰出的领导干部，但这种干部培育机制已不适应现代市场竞争的需要，何况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时间成本对我们来说已是非常昂贵。我们知道，二战后，日本就开始引进美国的科学管理，日本经济起飞的秘诀之一就是所谓的“三分技术，七分管理”。在美国，随着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一批受过管理专业教育的职业经理开始登上经济舞台，并导致了一场所谓“企业的管理革命”。我国由于历史和体制的原因，现有的干部队伍中有相当一部分未曾接受过管理专业教育，这与时代发展和形势要求是很不相适应的。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加强农村干部培训和管理强化教育，以尽快提高党和各级政府对三农问题上的认识水平、执政能力，促进农村经济、文化、社会管理的民主化、科学化和法制化。
2．加快龙头企业和农民合作组织培育步伐，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2004年2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中要求加快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不管哪种所有制和经营形式的龙头企业，只要能带动农户，与农民建立起合理的利益联结机制，给农民带来实惠，都要在财政、税收、金融等方面一视同仁地给予支持。20世纪70年代末的农业家庭承包制创新解决了长期未能得到解决的农业生产组织效率低下的问题，但未能解决现代农业生产要素如何导入农业及小农户与大市场对接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在家庭分散经营和独自进入市场的情况下，无法解决诸如农业中的规模不经济、技术进步缓慢（农业技术进步在实质上表现为新的农业生产要素的导入和农业劳动者素质及劳动技能的提高）、生产经营的计划性和预见性差、农业产出及市场价格大起大落、政府农业宏观管理的难度大等一系列问题，因此，依靠农户自身的力量是不可能实现农民收入的稳定增长和我国农业的现代化。
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宏观意义在于通过农民的组织化和农业的一体化经营，依靠农业经营体制创新实现农业经营机制转变，促进农业的区域化布局、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生产，进而实现农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高产稳产、优质高效，不断提高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其微观意义在于通过区域化、专业化、规模化、集约化、一体化的生产经营，拓展农业的产业链条和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最大限度地提高农业的产出效率和农业家庭经营收益。
农业产业化经营需要在家庭经营基础上发展有效率的组织载体，其中，龙头企业和合作组织就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重要组织载体。实践证明，通过龙头企业（公司）和合作组织+基地+农户等组织体制创新，不仅可以有效满足农业现代化对现代农业生产要素及资金、人才和信息等需求，而且可以最大限度的发挥农业生产和流通中的规模经济及区域比较优势，节约农户进入市场的交易成本，增强农业生产经营的计划性和预见性，避免生产和收入的大起大落，同时还可以利用龙头企业和合作组织的实力和优势，有效利用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克服农业发展的需求约束，加快我国农业的国际化进程，进而实现农业增产、农民增收、企业赢利、政府减负增税，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和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3．按照城乡统筹、区域统筹的要求，优化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动力机制、就业机制和投资机制。城乡统筹、区域统筹是坚持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因此，必须逐步理顺城乡分配关系和调整区域发展政策，改革不合理的“二元结构”体制和国民收入分配制度，进一步加强对农业的政策保护，加大对西部农村的开发和支持力度，善待进城农民工，依法保护好农民和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为农业可持续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条件和政策法律环境。
4．加快技术创新步伐，认真实施科教兴农战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农业，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科技是关键，人才是根本，教育是基础。离开农业科技和教育的发展和创新，我国农业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也就无从谈起。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在农业发展的技术道路上，比较热衷于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技术，而较少地看到世界农业现代化的历史和发展趋势，尤其违背科学技术的生产力转化规律，长期忽视农民的文化教育和职业技术培训，加之僵化的农业推广体制，使得我国农业技术进步异常缓慢。目前，我国农业科技贡献率仅有45%，而发达国家（地区）的农业科技贡献率已达80%甚至更高。另外，坚持科学发展观，走农业可持续发展道路，就必然要求加强农业生态保护、生态开发和生态建设，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和生态农业，离开现代农业科技发展和创新，农业生态保护、开发和建设及生态农业的发展将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必须深化农业科技和教育体制改革，加强农业科技开发的平台和团队建设，加大主导产业（品）研究开发力度，完善农业推广体系，加强农民和农业企业经营者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逐步建立起依靠农业技术进步、提高广大农业劳动者科学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的现代农业发展机制。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在抓好现有适用技术及配套措施推广应用的基础上，认真组织科技资源，加大农业高新技术的开发力度，积极扶持有条件的龙头企业创设农业技术创新中心，鼓励、支持和引导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加快农业高新技术的引进、推广和应用步伐。在科教兴农工作中，要坚持以人为本，切实尊重和保护好广大农业科技工作者和农业推广队伍的辛勤劳动和创造欲望、创造热情和创造成果。
5．十分珍惜和依法保护好每一寸耕地，切实保障失地农民的正当权益。土地是基本农业生产资料，耕地又是确保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基础之基础。随着人口的增长，我国土地资源尤其是耕地资源将变得更加稀缺和珍贵。因此，必须进一步加大《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的执法力度，确保耕地动态平衡。随着人口的增长和城市化发展，一部分农村集体土地被征用是不可避免的，但在土地征用过程中，必须严格土地征用程序，依法保护好失地农民的正当权益，认真做好土地征用的经济补偿和失地农民的失业安置工作，积极推进农村和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特别是要妥善解决好农民“失地又失业”问题，警惕和防止“农民边缘化”现象的蔓延和扩张，做到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不留“死角”，不出差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