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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雨答问录(二)

    时间:2020-11-21 07:56:51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李朝全

    太阳一升一落,一天过去了;草木一枯一荣,一年过去了。岁月如河,缓缓地却是永远地流走了。在岁月之河沉淀下来的,是那些曾经影响和改变我们成长道路的一个个难忘的人,一桩桩铭心刻骨的事。而在这些人和事中间,最难忘怀的无疑是我们陪伴我们一同成长的亲人、战友、学友、朋友。时间会令所有的事物褪色、湮没,然而也会将那些珍贵的、厚重的记忆陈酿成酒,历久而弥醇香。《风雨答问录》继续为读者呈现贺敬之老人记忆里的共和国发展历程。

    在上期刊发的《抢军帽》一文中,我们读到了淘气少年刘强的故事。为了让自己的孩子在精神和思想上健康成长,母亲毅然决定将14岁的孩子送去军营。新兵连就像是一座熔炉,培育刘强这个娃娃兵端端正正地走上了迈向社会的第一步。四十多年过去了,他仍旧忘不了那个同自己一帮一一对红的北京女孩,忘不了和战友因为弹溜溜球而错过集合的哨音,忘不了在澡堂子里同军属子弟的一场“混战”,也忘不了被自己扔在泔水桶里的一小块发糕……往事自是难忘。难忘的还有与往事一同奔来眼前的那些战友、亲人,那些深厚情谊,那些艰辛的磨砺与痛苦的蜕壳涅槃。

    忘却历史便意味着背叛,意味着历史的悲剧还会有重演的可能。2016年是“文革”发动五十周年、终结四十周年。文革是我们中国人和中华民族一段需要永远铭记的惨痛历史。在《风吹落叶》中,曲建文对于文革期间那些荒诞往事的追忆,在令人忍俊不禁的同时,更带给我们痛切的反思。在一个秩序混乱、是非颠倒的年代,人的胆量与斗志越强,产生的负面效果也越大。这就是目标决定了奋斗的价值。目标是消极的、破坏性的,那么所有的付出和心血都将化为泡影,化为乌有。那样的年代不值得怀念,但值得我们警惕和反省。只有善于从悲剧、闹剧和笑剧中汲取教训汲取滋养的民族才可能不断克服自身的弱点,不断地走向强大。全文情节生动,故事性强,人物个性鲜明,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二、在文化部工作的三年半

    (1976——1980)

    1.关于部核心组

    李:贾漫书里引了您在这时写的一首《饮兰陵酒》古体诗,诗里提到李白从夜郎放归,说您这时也有相似的喜悦和兴奋的心情,从此要“慷慨赋新章”,也就是开始投入新的工作——那么,您到文化部后,具体是怎样安排您的工作的?

    贺:我当时的确是这种心情。具体安排是让我参加部核心组工作,分工管艺术局、艺术教育司和政策研究室。不过,不久就听到传言,说我并不是核心组正式成员。所以这样,是“上头”有话,说“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定性,是毛主席同意的,因此过去在这条路线下犯过错误的干部,特别是“名人”,现在可以解放,也可以使用,但不能重用。这个传言我不能断定它是否确实。核心组的负责同志一直没有明确向我说过我是或者不是核心组的正式成员。只是在工作中,我感到有些事情的处理和有些上级精神的传达不让我知道,我提的有些建议没有被采纳也没有回复。虽然这样,我作为被党从“四人帮”的打击和迫害中解放出来而心怀感激的干部,除了保留自己对工作的看法之外,我不会也不该因此为个人计较什么。

    李:文艺舞台在经过了十年“文革”的大萧条,粉碎“四人帮”之后,应该出繁荣景象了吧?

    贺:粉碎“四人帮”后,人民群众和广大文艺工作者迫切要求改变“文革”中“八亿人民八个样板戏”的万马齐喑的局面,反映这种要求,以庆祝粉碎“四人帮”的胜利、揭批“四人帮”罪恶、悼念周总理和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主要内容的诗歌创作和朗诵活动,以及大型综合晚会,连续活跃在首都和各地文艺舞台上,话剧《丹心谱》《曙光》《枫叶红了的时候》及其他形式的某些优秀作品,都是这个时期出现的。不过,整体说来,由于总的形势处在“两年徘徊”阶段,受“两个凡是”思想的束缚,毕竟迈出的步子是有限的。

    李:能不能说得具体些?

    贺:比如:大批被禁锢的优秀作品尚难很快解放,支持新创作的发表、演出和放映仍顾虑重重,像《丹心谱》这样优秀的作品,有人提出在政治上会不会有副作用?《枫叶红了的时候》,有人反映说它讽刺和丑化了新社会,等等。说到这里,我想起一个小例子:当时我和一些同志提出,应尽快恢复放映被禁锢的许多国产影片,同时也应放映一些外国优秀影片,这个意见未被接受。一度同意我批的放映《翠堤春晓》的核心组负责同志,突然又决定改放《杨门女将》了。

    李:您是怎样看待这种情况的呢?

    贺:当然应当看作是可以理解的历史过程。随着整个形势的发展,特别是“真理标准”的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四次文代会的召开,以黄镇同志为首的文化部党组表现出了较前不同的思想面貌,对推动文艺创作的进一步繁荣,做出了更多成绩。到我调中宣部工作前的两年多时间里,银幕上、舞台上和报刊上出现的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不胜枚举,不论数量和质量都是可观的,其中不少出自中央和全国各地文艺创作单位的优秀作品,不仅当时受到欢迎,至今也还使人记忆犹新。这里就不需我一一“报账”了吧。

    2.关于揭批“四人帮”和平反冤假错案

    李:您是什么时候正式进入文化部领导班子?

    贺:胡耀邦同志复出任中央组织部长之后,中央决定撤销文化部原核心组,成立部党组。这样正式发文任命黄镇同志为文化部长,兼党组书记;刘复之同志为常务副部长,兼党组副书记。周巍峙、林默涵、王阑西和我为副部长兼党组成员。

    李:您分管哪些工作?

    贺:仍旧管艺术局和政策研究室,同时兼任稍后成立的文化部文艺研究院的院长。这时整个文化部的首要任务是继续揭批林彪、“四人帮”及其极“左”路线,清查清理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在这个基础上,平反冤假错案,解放干部,落实各项政策。

    由于“文革”中“四人帮”在文化系统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大批文艺工作者被打击迫害,而且有许多案情复杂;还由于文化部曾由“四人帮”亲信直接控制,江青在下属有些单位长期插手,思想上、组织上受其毒害和影响,因此,不论进一步深入揭批“四人帮”还是彻底解放干部,都是任务艰巨、工作繁重的。应当说,在以黄镇同志为首的部党组领导下,这些工作是做得卓有成效的。我个人也和所有参加这些工作的同志一样,满腔热情地付出了努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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