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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训政的演化及其当代价值

    时间:2021-02-21 07:51:11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摘要:训政思想作为实现孙中山政治现代化三步曲(军政、训政、宪政)思想承上启下的一步,具有重大的价值,但是却在实践中被国民政府扭曲成了一党专政,并加入了军权这一独特因素,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国民政府政权在大陆的失败。从当时以及后来的世界形势看,一党制在发展中国家有一定的必然性,这也是国民政府实施一党专政的时代环境和历史必然性。尽管训政被国民政府一党专政给扭曲了,但是,走向完备宪政的当今中国大陆,必须从中看到孙中山训政思想众多合理的因素,并予以借鉴,实现训政思想的现代化,从而在继承创新中推动中国大陆政治现代化,服务于建设一个现代化强国的总体布局。

    关键词:孙中山;训政思想;一党专政;政治现代化;完备宪政

    中图分类号:D0925;K25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6-1398(2014)01-0103-08

    孙中山先生从早年上书李鸿章遇到挫折转而成立中国资产阶级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到扶病北上在1925年3月12日于北京去世,从事革命四十余年。作为一代伟人,在开创了完全意义的近代民主革命的同时,也创造了以“三民主义”为核心的革命建国和中国政治现代化理论。在这些学说中,军政、训政、宪政三步走思想是比较独特的政治现代化学说,而其中在推进政治文明建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今天最具有实践价值,值得借鉴、继承并发扬光大的,非训政思想莫属。这是因为,军政权早已在革命胜利初期退出历史舞台,而宪政则是一个未来的未知数,而训政无疑契合了当今发展政治民主、实现政治现代化的潮流。

    一训政思想的提出及最初含义

    孙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之后,曾一度淡出政治,但是北洋军阀的反动举动和倒行逆施使得孙先生不得不弃商从戎。尤其是致力于构建完全宪政、实现责任内阁制而改组同盟会为国民党的宋教仁遇刺,使得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对袁世凯的幻想彻底破灭,从而走上了二次革命的道路,但是在北洋军阀强力镇压下,二次革命很快失败,孙中山自己由政权建立者,再次成为海外流亡者。为了总结二次革命失败的教训,孙中山把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并在改组党的同一时期,初步提出了军政、训政、宪政三步走的主张。

    孙中山在1914年《中华民国革命总章》[1]97和1924年在《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中,为实现民主政治、推进政治现代化而精心规划的实施步骤,都作了关于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循

    序以进”的程序设计。简要地讲,也就是推翻清朝专制统治后,应先经过一个革命军事专政的时期,扫除一切恶势力,并进行各项民主建设,然后实行地方自治,经过一个过渡阶段,提高人民的政治积极性,培养人民管理国家政权的能力,最后建成真正的民主共和国[2]82。

    在提出军政、训政、宪政三步走的主张后,经过护国运动的成功,护法运动、第二次护法运动的失败后,孙中山先生对“南北军阀如一丘之貉”的现实感到悲观和失望。但是,中山先生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大公无私和坚韧不拔,他敏锐地看到了十月革命后觉醒的农工的力量,并以中华民族革命大局为重,开诚布公,兼容并蓄,博爱仁义地广泛吸取民众力量,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并以此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在此基础上,孙中山先生在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基础上,于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后,再次深化了军政、训政、宪政三步走的主张。

    在1924年《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中规定,“建设之程式分为三期,一曰军政时期,二曰训政时期,三曰宪政时期”,“凡一省完全底定之日,则为宪政开始之时,而为军政停止之时”,“在训政时期,政府当派曾经考试训练合格之人员,到各县协助人民自治”,“其人民皆受四权(指选举权、罢官权、创制权、复决权,即所谓四大直接民权)使用之训练,而完毕其国民之义务,誓行革命之主义者”,“凡一省全数之县皆达完全自治者,则为宪政开始时期”[3]127-128。

    从上面的历史背景和论述可以看出,孙中山训政思想的本意在于,政府派遣合格人员,协助人民筹备自治,训练公民合理行使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大权利以及履行义务,使公民具备实行宪政的政治素质,学会地方自治(主要是县自治)进而走向民主政治。孙中山认为“训政”是通向民主政治的桥梁,主张以革命党政府为杠杆,一面发展工商实业,兴利除弊;一面对人民进行民主思想的教育、民主习惯的训练、地方自治的实践,养成人民参与、管理政治之能力,最后制定宪法,实行直接民权,进入宪政时期,实现民主政治。训政和地方自治是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行民主变革的重要手段。孙中山认为,以县为单位的地方自治是“民治之根本”,要实现民主宪政,必须“萃全力于县自治”。他说,民治“实行之次第,则莫先于分县自治。盖无分县自治,则人民无所凭藉,所谓全民政治,必无由实现。无全民政治,则虽有五权分立、国民大会,亦终无由举主权在民之实也。”[4]35-36

    孙中山先生的晚年,深知“欲使革命成功,必须唤起民众”,因此,他着手扶助农工,但是,作为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先行者,他更知道唤起民众之后,政治建设制度化的重要性,不然的话,被动员的民众,由于素质有限,很容易失控,失控的结果,犹如二战之前纳粹对德国全民的蛊惑、犹如近日台湾政治民主化之后民众动辄被鼓动参与示威游行陷入族群对立、秩序失控的局面。孙中山先生伟大的远见在此得以凸显:他不仅知道民主的重要性,建立共和国的重要性,他更深知建立政权后实现民主的复杂与艰辛。因此,他才早在国民大革命北伐之前就高瞻远瞩地提出了这些军政、训政、宪政三步走的主张,从而为中国实现民主化进行了规划和设计,而且一定程度上说,蒋经国在台湾实行的开放报禁、开放党禁,从理论源头上可以追溯到孙中山先生的军政、训政、宪政三步走的主张。而“训政”作为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对于唤起民众之后,使得民主政治制度化则尤其重要。

    二国民政府训政实施的情形及结果

    1925年3月12日,为北上与段祺瑞谈判而到达北京的孙中山先生溘然长逝,继承和实现中山先生政治遗嘱的主体自然也变成了当时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的根据地——广东国民政府。1926年春,广东革命政府在“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努力国民革命、努力国民革命、齐奋斗!齐奋斗!”的歌曲声体现的精神中开始了北伐。1927年经过四一二事变、七一五事变分共后,国共两党合作破裂,共产党转入地下。1927年9月,国民政府宁汉合流,达成了“一致北伐,共同反共”的政治目标,实现了党内“统一”。1928年下半年,通过国民政府的感召和劝说,身负国耻家仇的张学良顶住日本威逼利诱的压力,毅然选择了东北易帜,这样,国民政府至少在形式上“统一”了中国。1929年3月29日,国民党三大通过了国民党二届一百七十二次中常会提出的《训政纲领》,标志着国民政府开始了“训政时期”,1931年5月12日,国民会议通过《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实质规定了训政实施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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