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酷童年与罪案背后的社会
时间：2020-07-19 03:43:55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余雅琴 杨静茹
《隐秘的角落》恐怕是近期热度最高的一部国产剧，不论是剧作设计还是制作水平都树立了新的行业标杆。
是什么让这部网剧脱颖而出？或许不仅仅是好看的故事，以及一众明星的精湛表演。从目前的评论来看，最为打动观众的是剧中三位处在边缘状态的少年的命运。
三个孩子所承受的家庭危机、教育失当、社会不公等问题具有深刻的普遍性，让我们不得不去思考造成悲剧的原因。
推理小说背后的社会关怀
在一般的认知里，只有坏大人，没有坏小孩，《隐秘的角落》就是要颠覆这个认知，这部剧由小说《坏小孩》改编，尽管两个文本之间有着一些差异，但其主旨是一致的，它们共同拷问着观者的心灵，迫使我们不得不追问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原本无忧无虑的孩子被异化、被毁灭。
该书的作者紫金陈是一位出色的推理小说作家，他自述是因为自己即将做父亲，才开始写一本关于少年犯罪的作品，其中不少内容也有自己亲身经历的影子。紫金陈受到日本作家东野圭吾的影响很大，所写小说除了描绘探案的过程，更注重罪案发生的社会背景，这类推理被归类为“变格推理”，也被称为“社会派推理”。
所谓“变格”是与“本格推理”相对的一种形式，不像后者那么重视解谜的过程，而将主要的笔触放在探讨罪案发生的社会背景，可以说社会派推理既有一般推理小说的趣味性，同时也兼顾纯文学的严肃性和批判性。
在这群社会派推理作家的笔下，常常出现失业、贪腐、家暴以及校园暴力等题材，在每一桩案件背后都是一个或一群被社会抛弃的人。因此，这些文字因为更具有现实性，很好地迎合了普通民众的焦虑和痛感。
2017年曾引发讨论的网剧《无证之罪》也改编自紫金陈的同名小说，该剧从一场发生在东北极寒之地的案件入手，串联起中国小城的眾生相。与《坏小孩》类似，《无证之罪》为我们营造的犯罪世界同样有些善恶难分，凸显了普通人走向犯罪道路的无奈。
这种处理不是因为作者价值观的混淆，而是一种对人性的尊重：人在社会的高低沉浮中，往往被一双无形的命运之手牵引，紫金陈想要描绘的恐怕就是这种隐秘的力量。
“坏孩子”
《隐秘的角落》中的小主人公朱朝阳、严良和普普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乖孩子，他们不仅有些“工于心计”，似乎还缺乏应有的“正义感”。在目睹了反派张东升杀害岳父母之后，他们不但没有立刻报警，反而选择了敲诈勒索。但若考察他们三个的生活处境，恐怕任何人都没有办法一味责怪。
某种程度上，剧中的成年人是三个孩子的陪衬，大人的不完满、有意无意犯下的错造成了孩子们的悲剧：朝阳的父母离婚，父亲的疏离、母亲的强势，促成了其阴郁的个性;严良和普普则从福利院逃跑，前者背负着父亲的罪行，后者还要为生病的弟弟筹钱。
他们都是社会中被侮辱和被伤害的一群人，不得不在社会管理的漏洞中寻求生存。因此，他们对他人本就缺乏信任，本能地想要依靠自己用社会法则解决问题。甚至，三个孩子的行为也可以被看作小人物以暴抗暴的举动，具有反抗强加在自己身上的不公的精神。
类似的故事在影视剧中并不少见，形成了一个残酷青春（童年）的亚类型，之所以能够一再感人，是因为天然具有一种悲剧性。《隐秘的角落》可贵之处在于，它不满足于提供给我们一个单一价值判断的温情故事，而是以小人物之间彼此的伤害和倾轧构建了一出社会寓言。
独具匠心的地方是该剧的开放性结局，主人公究竟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坏孩子，取决于观众自己对社会现实的认识。张东升死前的那句“你可以选择相信童话”，既是留给幸存者朝阳的，也是留给观众的。
可以说，社会的结构性问题作用在孩子身上，让这部12集的网剧产生极强的戏剧张力，也让结局的悲剧性得到了升华。这不仅仅归功于该剧的创作，更是观众参与和社会现实互动的结果。
创作力之争
2020年是世界影视产业受到重创的一年，《隐秘的角落》却点燃了人们对中国网剧的期待，章子怡也在微博上盛赞这部作品可以“媲美”美剧和英剧。
纵观这几年的美剧创作，“真探”系列不可不提，对比《隐秘的角落》，从故事到立意都有不少相似的地方：都是犯罪悬疑题材，试图揭示社会结构性暴力，也都讲述了少年被成人伤害的故事;不同的是前者节奏更加紧凑，着重于对社会历史政治的描绘，后者则更聚焦于家庭，更像是家庭剧的结构。
这样的差别不能单纯用高下来区分，背后与两国的文化差异和观众构成有关。从这点来说，近年来国产剧在借鉴外国电视剧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也不断做着本土化的尝试。“悬疑剧”放之四海都是观众喜爱的类型，但如何在中国现有的创作框架下讲述一个老少咸宜的悬疑故事，则考验着我们的创作力。
说到底，只要忠实于创作者身处的土地，真诚地进行表达，国产剧将拥有更好的发展前景。这类作品没有高高在上的故弄玄虚，与我们每一个人密切相关。诚如该剧的导演辛爽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的那样，他想表达的最终还是一个关于爱的故事，它让我们在观看的过程中，不断地反思自己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