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快疏通影响国内大循环的堵点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的经济界委员联组会时指出，“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及其他各方面创新，加快推进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更多新的增长点、增长极，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新形势下，总书记的这一论述不仅仅是简单地针对当前产业链、供应链因疫情而中断所采取的权宜之计，而是在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关键阶段的强国方略;不仅仅是因个别国家企图与我国脱钩、对我国进行围堵而迫不得已的内敛收缩，而是筹划以更深层次的改革、更高水平的开放加快形成内外良性循环的战略抉择。站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关口，展望“十四五”，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加快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格局应当成为我们谋划中国经济下一程的重点内容。

全面准确理解“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的内涵

“完整的内需体系”不是简单地讨论内需是什么，而是要在深刻把握“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的时代背景下，从形成内需需要什么样的基础、什么样的条件、有什么样的机制等维度方面，系统理解“内需体系”的丰富含义。

以稳定市场预期、提高社会资本投资积极性为着力点。企业家愿不愿意扩大再生产、从事创新性的冒险活动，与其对经济的预期、市场竞争是否公平、产权是否得到有效保护有关。判断民营企业投资积极性有一个核心指标：全部民营企业的净资产增长率。这指的是，每年有多少企业利润未分配并留存下来成为净资产，有多少社会股权资本注入实体产业。如果一个地方的民营企业每年仅仅是总资产在增加，净资产不增加，则说明负债在增加，经济杠杆率在增加，有可能产生泡沫。如果全社会的企业尽管有利润但净资产在减少，就说明有更多的企业在亏损或有企业在转移资产。当前，广大民营企业受疫情冲击最严重，最关键的是要采取措施，稳定民营企业家的信心，营造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预期。而关键之关键在于落实好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提出的六条要求：一要切实减轻企业税费负担;二要采取措施，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三要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特别是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四要完善政策执行方式，将“加强产权保护”落到实处;五要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六要保护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落实了这六条，海量的民间资本就一定会再次活跃起来。

作者：黄奇帆出版：中信出版集团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当前，针对消费升级的趋势，我国供给侧存在不少短板：在要素市场上，资金、土地、劳动力等要素的合理流动仍存在不少障碍;在产品市场上，物流成本仍然过高，农村市场与电商对接仍存在“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在服务市场上，受疫情影响，餐饮、商场、文化、旅游、家政等生活服务业遭受了重创，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的改革有待深化。对此，中央提出了进一步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建设更加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就是要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侧与需求侧匹配的灵活性，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

以就业扩大和居民收入的持续提高为基础。内需的基础在收入，在就业。要进一步健全鼓励就业、促进就业的相关政策，加快形成以就业带动就业的新格局;要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进一步降低个人所得税率，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一次分配比重，在未来若干年内，将中等收入人群加倍，将中低收入人群减半。以此为基础，形成以中高收入人群消费为引领、中低收入人群消费为基础并逐步提升的消费结构。

更好地发挥政府在扩大内需、维护市场中的作用。政府在扩大内需中可以有两个直接作用：一方面，通过政府采购，形成当期消费需求;另一方面，通过政府支持的公共投资来形成有效投资需求。目前，这个两方面都有改进的空间。同时，还应注意到，政府与市场不是简单的替代或互补关系，要想强化市场的作用，需要健全的法治体系，“有为政府”能更好地维护和催生“高效市场”。

形成内需外需兼容互补、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格局。不能仅仅就内需谈内需。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内需的形成和有效供给也依赖于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的畅通和协同。今后几年，我们自身的内循环就可以把中国经济拉动百分之几的增长，而且可以通过增加进口，拉动周边国家、国际社会，进而带动世界经济的复苏，拉动国际经济大循环，进而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格局。

深化改革加快疏通国内大循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经济潜力足、韧性强、回旋空间大、政策工具多的基本特点没有变”。从近期看，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需要尽快疏通影响国内大循环的堵点，促进国内大循环。

牢牢抓住创新这个驱动发展的不竭动力，盡快打通支撑科技强国的全流程创新链条，以创新创业“引领”内循环。

当前我国在科技创新方面仍存在三个短板，分别对应于创新活动从无中生有到产业化的三个阶段。做好创新驱动，关键是针对这三个阶段存在的短板分类施策。

创新的第一个阶段是原始创新、基础创新、无中生有的科技创新。这是高层次专业人才在科研院所的实验室、在大专院校的工程中心、在大企业集团的研发中心搞出来的，需要的是国家科研经费、企业科研经费，以及种子基金、天使基金的投入。在这方面，我们有很大短板：尽管我国全社会研发投入已经占到GDP的2.2%，总量在全世界排第二，但投向较为分散;一些需要长期投入的基础研究领域（如为“核高基”提供支撑的领域）缺乏足够投入，基础研究投入占比长期徘徊在5%，与世界主要创新型国家多为15%-20%的差距较大。建议集中优势资源，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在未来5年内将基础研究投入占研发经费的比重由5%提高到15%左右的水平，并在以后年份继续逐步提高。

创新的第二个阶段是技术转化创新，是将基础原理转化为生产技术专利的创新，包括小试、中试，也包括将技术成果转化为产品，开发形成功能性样机，确立生产工艺等。这是各种科创中心、孵化基地、加速器的主要业务。在这方面，我们要调动各类智商高、情商高、有知识、肯下功夫钻研，以及接地气、了解市场的人，建立技术转移机构或者担任技术经理人。著名的德国弗劳恩霍夫研究所就是干这个活儿的。类似的机构在德国有很多，这也是德国科技创新如此先进的关键所在。而中国恰恰缺乏这样的机构。日前，科技部发布的《关于推进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建设的总体方案（暂行）》特别提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不直接从事市场化的产品生产和销售，不与高校争学术之名、不与企业争产品之利。该中心将研发作为产业、将技术作为产品，致力于源头技术创新、实验室成果中试熟化、应用技术开发升值，为中小企业群体提供技术支撑与科技服务，孵化衍生科技型企业，引领带动重点产业和区域实现创新发展。”这实际上就是在培育中国的弗劳恩霍夫，补技术转移转化的短板。接下来，要进一步理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的激励约束机制，落实好《方案》提出的“全面落实科技成果转化奖励、股權分红激励、所得税延期纳税等政策措施，建立市场化的绩效评价与收入分配激励机制”。要通过这些体制机制的改革，催生一大批从事应用技术开发与转移的专业机构和技术经理。

创新的第三个阶段是将转化成果变成大规模生产能力的过程。比如，如何将一个手机雏形变成几百万台、几千万台手机，最后卖到全世界呢？既要有大规模的生产基地，这是各种开发区、大型企业投资的结果，也要通过产业链水平整合、垂直整合，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这个阶段的金融服务重点是各类股权投资机构跟踪投资、企业IPO或者大型上市公司收购投资以及银行贷款发债融资等。这就需要发挥资本市场的作用了。凡是属于“卡脖子”的技术产业化项目，科创板都应优先考虑;凡是能够以产顶进，降低关键核心技术对外依存度的，科创板都应优先考虑;凡是有利于促进内循环、提升产业竞争力的，科创板都应优先考虑。要力争将科创板打造成与美国纳斯达克相媲美的资本市场。

抢抓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新机遇，以新基建推动数字技术产业化、传统产业数字化，以数字经济“赋能”内循环。

新基建作为数字经济、智能经济、生命经济这些人类未来文明的技术支撑，不仅本身将带来几万亿元甚至十几万亿元的投资需求，还将通过数字技术产业化、传统产业数字化、研发创新规模化而产生不可估量的叠加效应、乘数效应，对内循环产生巨大的赋能作用。

一是新基建有助于推动数字技术产业化，形成万亿元级自成体系的数字化平台。新基建涉及的信息基础设施如5G网络投资、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等本身将带来天量投资。其中，5G基站将会有500万-600万座，每座50万元，投资规模将达到几万亿元。比如，各地正在兴建数据处理中心，中国今后5年将会增加1000万台服务器。这1000万台服务器连带机房、电力等设施建设至少将带动投资1万亿元。再如物联网，预计未来5年将至少有30亿-50亿个终端联网，形成万物互联，其带来的投资规模也会达2万亿-3万亿元。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也将是万亿元级的。预计2020-2025年，我国这些新基建投资产出以及建成后为社会带来的服务产出将超过10万亿元。

二是新基建有利于助推传统产业数字化，形成具有颠覆意义的产业互联网。所谓产业互联网，即利用数字技术，把产业各要素、各环节全部数字化和网络化，推动业务流程、生产方式重组变革，进而形成新的产业协作、资源配置和价值创造体系。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数据，2018年我国产业数字化规模为24.9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23.1%，占数字经济比重由2005年的49%提升至2018年的79.5%，占GDP的比重由2005年的7%提升至2018年的27.6%，产业数字化部分对数字经济增长的贡献度高达86.4%。这还只是开始，随着产业互联网的深入推进，其对经济的拉动、裂变效应将日益凸显。目前，中国工业总产值已达90万亿元，如果因产业互联网的广泛应用而提升10%的效率，就会产出9万亿元的增加值，经过资本市场催化后，形成百万亿元级的市值。如果说中国的消费互联网市场目前只能够容纳几家万亿元级的企业，那么产业互联网领域有可能容纳几十家、上百家同等规模的创新企业。这是一个巨大的蓝海，今后互联网数字经济中的“独角兽”将主要产生于产业互联网系统。

三是新基建有助于完善中国创新体系，推动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加快新基建，特别是加快布局一批以大科学装置和大试验平台为代表的创新基础设施，同时辅以科技创新体制改革的深化，将有助于打造基础研究、区域创新、开放创新和前沿创新深度融合的协同创新体系，有助于进一步激发全社会的创新创造的动能，有助于中国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

创新发展思路，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布局优化，以培育新增长极和新动力源“拉动”内循环。

形成国内大循环离不开区域协调发展。在新形势下，一方面，要通过城市群、都市圈建设，进一步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与人口承载能力。另一方面，要跳出现有资源禀赋约束，用新技术、新应用的系统工程寻找西部大开发的突破口，进而促进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要在这些新增长极、新动力源中寻找扩大内需的机会和空间。

重点规划建设好城市群、都市圈。当前，我国城镇化率已经超过60%，各类城市正由各管各的发展阶段迈向城市群、都市圈发展阶段，特别是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地区经济圈等已经开启了城市群、都市圈的发展过程，其中的红利将高达数十万亿元级。而高瞻远瞩、科学合理的发展规划是发挥城市群、都市圈基础设施的综合效益和促进相互协同进而优化资源配置的前提，是看不见的“经济学”。一是要合理安排城市群的内部结构，形成以超级大城市、都市圈、城市群多重嵌套、分工协作的新格局。二是要按照“大联通、小分布”原则，采取“多中心、组团式”策略合理布局中心城市功能集聚区。三是注重以联通、高效、无缝对接的综合交通网络来降低城市“人流”“物流”的综合成本。

进一步创新工作思路，用新技术、新应用的系统工程推进西部大开发。事实证明，简单地把东部地区城市化、工业化、农业精细化的逻辑搬到西部地区是行不通的。西部地区之所以落后，不能归结为其观念落后、知识不足、不懂得东部地区的运作方式，而是东部地区的这些方式并不适合西部地区的资源禀赋。在新形势下谋划国内大循环，需要采取超常规思路，应因地制宜地采用现代高科技、工程化、大资本、企业化和系统推进的方略。比如，西部地区土地多、人口少，发展农业不宜采用沿海那种劳动密集型的模式，而应采用高技术、工程化、企业型的新模式。建议学习以色列和新加坡的经验，在有条件的地方利用大棚滴灌、立体种植和无土或少土栽培等技术发展新型戈壁农业，将广阔的戈壁滩改造成超大规模的蔬菜粮食生产基地，并通过中欧班列输送到欧洲或内地中东部。假设在西北地区10万平方千米（1.5亿亩，每亩1万元产值）的土地上采用这种方式，将会产生1.5万亿元的产值，形成上万亿元的农业增加值。同时，这相当于增加了1.5亿亩耕地，可以将因此形成的耕地指标卖给东部地区，既筹集了资金，又为城市群、都市圈建设增加了用地指标，一举两得。

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采取有力措施调整收入分配格局，以居民充分就业和收入提升“支撑”内循环。

2019年我国人均GDP已经突破1万美元大关，这意味着中国即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但仍处于“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4亿中等收入群体和6亿中低收入群体并存。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之下，如果政策不当，掉回“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仍是存在的。应当采取特别措施刺激消费、促进就业、强化保障，进一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缩小中低收入群体，加快形成纺锤形收入分配格局。

一是降低个人所得税。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实行七级累进、最高45%的所得税率，在全世界算是比较高的。我国每年的个人所得税占全部税收收入的比重为7%，大大低于发达国家20%、发展中国家15%的比重，甚至比俄罗斯都要低。之所以这么低，一个重要原因是高边际税率下，很多私营企业主在企业不领工资，而是将收入留在企业，转成按25%的税率交企业所得税。一些高收入人群要么移民，要么将企业迁到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地以避税。按照国际惯例，个人所得税率应该小于或等于企业所得税率，现在企业所得税率降到了25%，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也应由45%降到25%，相应的级次税率也应下调。此举不仅不会减少税收总量，反而会扩大税基，刺激消费，导致税收总量增加，个人所得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也会逐步提升。

二是稳定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占企业数量80%的小微企业吸纳了70%的就业。2018年，国家有关部门针对小微企业出台了持续三年的所得税优惠政策：对年应纳税所得额低于100万元（含100万元）的小型微利企业，其所得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优惠时间自2018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此项政策将小微企业的实际税负降到了10%，可以说是全世界最优惠的政策了。但为何大家都不知情，还在众说纷纭地提出各项优惠政策要求呢？除了有关部门宣传不到位，还与该政策不是立法、只是短期政策、缺少长远预期有关。考虑到立足国内大循环的战略需要，建议将这一短期性、临时性政策转变为长远的基础性制度，上升为法律，以稳定社会预期。一旦小微企业缓过劲来，必将以新的就业带动更多就业，进而推动经济向好的循环方向发展。

三是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6亿低收入人群主要分布在农村。与城市居民相比，广大农民除了务农收入和打工收入外，财产性收入占全部收入的比重始终停留在3%。这也是近年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之一。对此，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的改革思路，特别提出要“保障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积极发展农民股份合作，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权。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选择若干试点，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探索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渠道”。加快推进这些重大改革措施落地生效，对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意义重大。

四是增加社会事业支出。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21559元。其中，居住、医疗保健、教育文化娱乐三项支出合计占人均消费支出的43.9%，比2015年提高了3.7个百分点，制约了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为此，政府应增加住房、教育与医疗等方面的财政支出，以换取居民在这些领域减少支出，将节省的部分用于其他消费。比如，可以通过增加大城市的保障房供给，提升公租房在城市住房中的比重，稳定商品房的房價（房租）;尽快将学前教育纳入公共服务范围，将义务教育拓展到高中阶段;加大力度鼓励学生报考医疗卫生专业，减免学费，大幅增加医护人员供给，以应对因中国老龄化、慢病化加重而产生的医护服务供给短缺。

打破部分行业政策性梗阻，促进供需实现高水平均衡，以新政策、新应用、新技术“疏通”内循环。

过去几年，持续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化解部分行业的过剩产能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国民经济大循环的水平和质量得到了显著提升。在疫情冲击之下，一些传统行业可能会出现新的产能“过剩”。对此，我们不能再施以强行去产能的手段，而是要通过适度调整政策、创造新的需求来释放这些“过剩”产能。毕竟产能“过剩”总是相对的，是受制于特定的技术和制度环境的。环境变了，供需条件自然也会发生变化。

第一，汽车行业。2019年，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572.1万辆和2576.9万辆，尽管产销量继续蝉联世界第一，但同比分别下降了7.5%和8.2%，有消费萎缩的迹象。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9年每千人拥有汽车量方面，美国为837辆，德国为589辆，日本为591辆，一些亚洲国家如马来西亚为433辆，而中国仅173辆，这说明，中国的市场前景十分广阔。之所以出现汽车消费不振，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们有很多限制汽车消费的政策。在一些地方，人民群众明明有很强的购车需求，却因为限号、限牌政策而买不了车。如果放开汽车消费，使中国达到发达国家50%的水平，则一方面可以满足市场消费需求，另一方面可以倒逼城市改造交通设施，扩建立体停车库。事实上，现在一些城市写字楼已经出现产能过剩，而楼房型的立体停车库非常少见，将部分过剩的写字楼改造成立体停车库，既能拉动消费，又能平衡市场。

第二，钢铁行业。根据工信部的数据，2019年全国生铁、粗钢和钢材产能分别为8.09亿吨、9.96亿吨和12.05亿吨，同比分别增长了5.3%、8.3%和9.8%，产能增长较快，已有再度“过剩”的迹象。在生产端，经过上一轮“去产能”，污染的、技术落后的、规模较小的产能都已经被去掉了，现存的产能在世界上都算比较先进的。在消费端，尽管来自建筑业的钢材需求占比已超过了40%，但潜在的需求仍然較大。一是目前我国钢结构产量仅占我国钢产量的7%-8%，而欧美等国家（地区）的这一比重约为40%，提高各类建筑中的钢结构比重将显著扩大钢材需求。二是目前我国房地产用钢量为每平方米40-50公斤，而发达国家已达每平方米150公斤;我国每年新建10多亿平方米的房屋，如果能在建设标准中适度提高房屋用钢比重，甚至推广使用钢结构建筑，使每平方米建筑用钢达到150公斤，则一年可以多使用1亿多吨钢材，有助于消纳这些先进的“过剩”产能。三是现在的钢筋混凝土房屋一般寿命为30年，钢结构房屋寿命可以长达70-100年，提高建筑用钢标准、推广使用钢结构，可以大幅提升房屋质量、延长房屋寿命，形成废钢炼钢的循环经济，也有利于抗震减灾，一举多得。

第三，能源化工行业。2019年，中国进口原油5亿吨，对外依存度达70.8%;天然气进口9660万吨，对外依存度达43%。未来几年，中国在能源方面的对外依存度还会继续升高。这么高的对外依存度始终是国家能源安全的重大隐患。这些进口的原油天然气有很大一部分用于生产各种化工产品。而我国有世界上储量最丰富的煤炭，每年的煤炭产能为50亿吨，实际产量为40亿吨左右，似乎是“过剩”的。鉴于煤炭是天然的化工原料，建议对未来新增的炼化原油用煤炭来替代，发展煤化工、煤制油、煤制气，而不是简单地用来发电。我国的神华集团等大企业已经具备了这个能力。如果增加8亿-10亿吨煤化工原料，就可以每年减少2亿-2.5亿吨的石油进口。

要深化关键性、基础性体制改革，加快构建高标准市场体系，以市场化改革新成果“改善”内循环。

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2020年3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发布。这份重磅文件提出了许多生财型、聚财型和资源优化配置型改革，既具有针对性和前瞻性，又具有极强的战略意义。比如，“探索建立全国性的建设用地、补充耕地指标跨区域交易机制”“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等措施有利于提升要素流动性，有利于引导各类要素协同向先进生产力集聚。在当下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因疫情而大幅受挫的背景下，这种不花钱或少花钱却能带来巨量红利的改革不仅符合经济社会的实际，也有利于复工复产，激发企业活力，重启经济循环。

加快组建国有资本运营公司。2018年，我国企业国有资本权益总额为58.7万亿元，99%的股权资本是工商产业型资本投资公司的资本。建议加快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有关要求，从现有产业型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总盘子中划转出价值10万亿元左右的股权资产来组建若干个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让这些运营公司像新加坡淡马锡公司或美国巴菲特的投资公司，或者像私募基金那样专注于另类投资、股权投资，根据被投资企业的效益来决定进退，再与资本市场结合起来，这样一来，国有资本就盘活了。如果这10万亿元的投资能实现年化回报10%，每年就会有1万亿元左右的收益。从工商产业类退出的10万亿元资本可以为民营经济腾出20多万亿元工业、商业、产业类市场空间，进一步鼓励并推动民营经济发展。

推进物流运输体制改革。中国全社会各种物流成本占到了GDP水平的15%，而美国只有GDP的7%，欧洲、日本为6%-7%，甚至连东南亚发展中国家也只有10%左右，物流成本偏高已是社会共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铁路运量比重低，根据2020年的数据，铁路运量仅占总运量的9.5%，公路、水路运量分别占总运量的74.3%和16.2%（美国铁路运量的比重是20%）。一般来说，铁路运输的成本是高速公路成本的1/3，如果把铁路运量比重提高到15%-20%，将有效节约物流成本。为提高铁路运输货运量在各类运输方式中的比重，可以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将铁路线尽快延伸到各类开发区、厂矿企业，打通铁路运输“最后一公里”;二是随着高铁线路的逐步延伸，可以将原来的普快调整为货运专线，提升利用率;三是在一些交通枢纽深化改革、提升多式联运效率;四是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在交通运输中的应用，建设人流、物流、信息流多流集成，高效畅通的智慧交通。

推进内外贸监管一体化。近年来，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总额虽然年均增速超过了50%，但在进出口贸易总额中的比重不到2%。部分原因是内外贸监管体制的分割。比如，跨境电商只能做零售，不能做贸易批发。又比如，零售商又被切分为保税进、保税出、一般进、一般出四种类型，只能选择其中一种经营方式，不能四位一体干零售。而内贸就不受这样的限制。这种跨境电商的监管体制严重束缚了企业的经营能力。从国际视野看，国际巨头亚马逊在从事跨境电商时，其不分国内国际、进口出口、批发零售，实现了经营方式一体化，这值得我们借鉴。

以高水平开放助推国际经济与中国更有效益的良性循环

当前，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和疫情冲击全球经济大背景下，形势越困难，我们就越是要保持開放、扩大开放，在变局中开新局。我们要以高水平开放助推国际经济与中国更有效益的良性循环。

第一，稳步降低关税水平，适度扩大进口，提升我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话语权。建议在未来3-5年内，将关税总水平由现在的7.5%逐步降到5%左右，实现与发达经济体大致持平。主动降低关税水平，可以直接降低消费者进口成本，有利于产业转型升级，增加群众消费福利;有利于增加进口，实现进出口平衡，为实现国际收支平衡创造条件;有利于在新一轮经贸谈判中占据主动，进口规模扩大后，我国在世界经济舞台的话语权自然也会扩大。

第二，进一步开放投资领域，持续放宽服务业市场准入。从全球来看，中国目前疫情控制得最好，也是投资风险最小的地方。只要我们进一步扩大开放，这些资金背后的产业资本必定纷至沓来，不仅部分外资转移产业的计划将被打消，还将帮中国迅速完成“补链”“扩链”“强链”。建议进一步扩大物流、研发设计、数字经济等服务业的开放，吸引更多全球产业链相关企业落户中国、加入区域产业链集群，进而打造战略新兴产业链集群。

第三，按照国际化、法治化、便利化的要求，加快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新形势下，要在现有基础上继续深化改革，将营商环境建设继续推向深入。例如，实现营商环境法治化，就是要将这些营商环境的具体要求上升为法律，转化为可问责的制度规则;实现营商环境便利化，就是要最大限度为各类要素跨境自由流动提供便利，实现成本最小化。

第四，以建设自贸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为依托，建设开放新高地。现在我国已形成了以18个自贸区和1个自由贸易港为高地的对外开放新格局。我们要以自贸区（港）为依托，培育与国际市场相通的产业实力和能力，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战略新兴产业基地等。要建成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大幅降低外资在金融、保险、物流、研发设计、教育卫生、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准入门槛，建立健全竞争性市场体制。要将改革开放和产业升级的措施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成果。

第五，抓住机遇加快FTA谈判，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谈判和制定。我们应抓住机遇，加快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谈判、中欧BIT谈判、中英BIT谈判，适时启动加入CPTPP谈判。通过参与这类经贸规则谈判，一方面要努力打破美国在世界范围内“去中国化”的图谋，另一方面，要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科技、产业、资本和人才通过FTA规则吸引到中国来。

因为疫情，世界经济陷入了衰退。对此，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继续高举全球化大旗，更合理地发挥市场对资源的优化配置作用，更好地形成全球各地、各国、各企业之间的分工配置，维护国际经济的良性大循环。那种以邻为壑搞“脱钩”、推卸责任拼命“甩锅”、搞单边主义和逆全球化的做法是在开历史的倒车，注定不会成功。我们要以高水平开放反制逆全球化，以改善营商环境反制“撤资论”、以超大市场的吸引力反制“脱钩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