堪隐斋书事（外三篇）

辽宁教育出版社策划出版的“书趣文丛”，我一直注意搜购，其中第一辑是整套从鲁迅博物馆的“鲁博书屋”买来的，其他各辑则是从网上陆续淘来的，但至今尚未集齐。最近在网上见到一册谢兴尧的《堪隐斋随笔》，且有荛公的签名题赠，买到后还发现一些细节，读来颇有些意思，或可补充对于谢兴尧的点滴认识。谢兴尧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学门研究生，先后在国立北平大学、河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任教，也曾在上海创办《逸经》文史月刊，并一度与胡适之、周作人等文界名流交往甚密。1949年后任北京育德中学教员，不久调入人民日报理论部，随后又担任人民日报图书馆的馆长。谢老的主要专业在于太平天国史研究，曾先后编撰出版了《太平天国的政治思想》《太平天国史事论丛》《太平天国丛书十三种》《太平天国前后广西的反清运动》《太平天国史事别录》等专著。我对谢先生的关注，还在于他是一位有名的藏书家，并写得一手好文章。

在这本《堪隐斋随笔》中，篇首即为一篇长文《我与书》，其中谈到他对书的感情，颇令人慨叹：“我和书打交道已五十余年，平生与书的关系，可以说盛衰相伴，荣辱与共，在任何环境中，没有离开过它。但是在某种特殊情况下，又親眼抛弃它，亲手焚毁它，悲伤痛惜之情，实非语言文字所能描绘。”谢先生晚年所作此文，写他一生中藏书、抄书、读书、焚书、买书、换书的旧事，其中写及焚书一节，最为令人伤感。此一章节中，他开篇便写道：“秦始皇焚书坑儒，后世则坑儒焚书”，然后写他搜集旧书之经过，“我自三十年代至六十年代，无论居京旅沪，在汴在蓉，经常出入书肆，搜求旧籍，日积月累，积少成多，质量上新旧都有，数量上则满坑满谷。因懒散成性，未暇整理，于是架上桌上，大小皆书，这些事物，就一个知识分子来说，是抽象的财富，是研究做学问的资本。不用说，知识分子对这些是很重视，很珍贵的。”但“文革”到来后，本来被认为是财富的书籍变成了“严重包袱”，古书成为了“四旧的罪证”，为此也只有销毁，才能确保一份安全。

“文革”时，谢兴尧住在平房中，因有街坊和积极分子的监督，故而只能找机会偷偷烧书。他悄悄地陆续烧了三个月的旧书，其中明代李卓吾的《藏书》和《焚书》都系原版珍本，是他花大价钱购来的，但最终还是烧掉了。对此，他形容当时的心情，真可谓一唱三叹，令人唏嘘：“每次要烧的时候，我真舍不得，把它捡出来，拍拍土放在一边，最后想起古人说的玉石俱焚，还是狠心把它烧了。”烧掉此书，是因为李卓吾好发怪论，怕他的言论带来罪责，但不料中华书局竟然在文化革命的中期，又重印了李氏的《藏书》和《焚书》，并大加肯定，其中原因则是书中有称秦始皇为“千古一帝”，称武则天为“圣君”，称冯道为“救时贤相”等言论。谢兴尧说他好读李卓吾，便又托人买了一部，由此不胜感慨，提笔在书皮上写了一首诗，最后一句乃是“焚书焚后买焚书”。在此文结尾，他又叹息道：“以上这些往事，现在说起来颇具戏剧性，然而在当时，确是一幕苦戏。”

谢老晚年还作过一篇《读书有味聊忘老》，谈他早年在沙滩红楼的北大读书时听课的旧事。当时为他授课的名师甚多，其中有陈寅恪讲的史地，胡适之讲的哲学，钱玄同讲的音韵，章太炎讲的《论语》，等等。之所以勾起他的这般记忆，乃是在整理书房时发现了数十册看似“破烂”的旧讲义。这些已堪称孤本讲义，令谢老触书怀旧，乃有“见之如对古人”的感慨。这或许是他收藏旧籍的一个没有料到的收获，其中的乐趣又是他人难以理解的。为此，谢老在这篇文章的开篇中还有一段夫子自道，也是甚妙的书生清趣：“知识分子离不开图书杂志，是书刊的主人，书刊是知识分子的资本，帮助他建功立业，互为之用，相辅相成。日积月累，数量增多，经常翻阅，难免损坏，久而久之，线装书开线，平装书脱皮。每架之上，新旧杂陈，长短不齐，五尺之楼，别无长物，环顾周围，只是一大堆破烂，确乎是真正‘寒斋：如古‘陋室。有人给我上一尊号，称为‘破烂王，我居之不怩，并作了四句顺口溜：‘图书已架满，破烂也称王，开卷即有益，何必事辉煌。”

谢兴尧对于书之感情，由此可见一斑。颇值一提的是，我买到的这册《堪隐斋随笔》系谢先生的签名本，此书前衬页有他用蓝色圆珠笔所写的题款：“章瑞同志正 荛公赠 一九九六年二月”，并钦有印章一枚。此位名为“章瑞”的受赠者，一时想不起为何人，搜索网上，也是不得要领。然而颇为意外的是，翻读全书，我发现此书夹有两张剪报，都是有关谢兴尧的文章，其中一篇为《隐居蜗庐再自修的谢兴尧》，刊发在人民日报社主办的《社内生活》报纸1997年7月20日第四版，另一篇为《断肠情思——悼谢老兴尧》，刊发在《社内生活》2006年7月15日。署名“王东”的这篇《隐居蜗庐再自修的谢兴尧》不长，主要介绍了谢兴尧的晚年生活，乃是91岁的高龄还坚持写书、看书、买书，书房里除了书，就是报刊、杂志。文章谈到谢老因身体衰弱，许多旧刊舍不得扔掉，故而屋子颇显凌乱，因而被人送了一个“破烂王”的称号。除了与书打交道之外，谢老还喜欢养花，阳台上四季都有花朵开放。文章最后还引用了谢老的一首诗，乃是其晚年生活的一个写照：“一别红楼五十秋，狂狷少年已白头。学海深渊难探索，文物遗址拟追求。喜闻师友谈今古，未将黑白逐时流。夕阳残照虽云晚，隐居蜗庐再自修。”

署名“陈祖甲”的这篇《断肠情思》系谢老去世后刊发的一篇悼文，并配作者和友人一起拜访谢老所拍的照片一幅，同时还附录有一个《谢兴尧同志逝世》的告示，主要介绍了其生平概括，约有三百字的内容。这篇悼念文章我起初并未细读，有天晚上我从头浏览了一番，才发现此文的作者陈祖甲与谢老均为人民日报的同事，而此书的受赠者“章瑞同志”也是他们两人的报社同事。文中有这么两段话令我读后有些小小的惊喜，其一为：“2001年10月17日，当我随黄植、林晰、陈泊微、余章瑞等前辈进入谢老家时，只见他坐在狭小阴暗的厅里。刚进十月，他已经穿了深蓝色的小棉袄，头带深蓝色的绒绒小帽。”由此可见，受赠者“章瑞”即余章瑞，且与谢兴尧十分熟悉。此文写谢老虽已是95岁高龄，但思维清晰，谈笑风生，见了他们这些拜访者，调侃说是“夏商周三代人”，并幽默地对此文作者说：“我们都是青年。你是小青年，我是老青年。”

陈祖甲在此文中的另外一个细节，则是提到他们在谢老家中谈到藏书一事，谢老介绍说“文革”中他曾卖了一车书，仅得75元，而此时恐怕最少也能价值50万元。特别是“文革”之后，国家落实政策，补发工资，谢老立即去文庙用这些钱买了十箱书。他们谈及此处，写过《藏书故事》一书的余章瑞立即对谢老说：“可以让我们看一看这些书吗？”于是谢老在保姆王妈的搀扶下，带领他们一行走进他的卧室兼书房，看到有一面墙全放的是木制书箱，其中有《二十四史》及其他多类书籍，且以线装的古书居多。这位名叫陈祖甲的作者在文章中感慨道，“真叫我们这些‘书虫大饱眼福。”谢老显然也很自豪，还特别向他们几位介绍说，这些藏书中注明有“洪”、“清”两箱书最值钱。“洪”应该系其收藏的太平天国方面的珍贵刊本，而“清”则应是指清代所刊刻的珍本。

读到这里，对于这位“章瑞同志”算是基本清楚了。原来这位受赠者“章瑞”也是一位爱书人，且曾出版过一册《藏书故事》。从这册《堪隐斋随笔》的赠书时间来看，这位余章瑞与谢老乃是趣味相投，两人交往也是较为密切的。陈祖甲的这篇文章还写了一年之后，他又与上述几位前辈一起去拜访谢老，这次他带了一本《堪隐斋随笔》，专门请谢老签名。那时谢老已96岁了，陈祖甲回忆说，老人身体已大不如前，“想坐起来，很困难，便半躺半坐，颤颤巍巍地”为他写了一长段题跋，并叮嘱保姆为其盖印留念。再过不到四年的时间，谢老就离世了，享年100岁，可惜此文未曾写及谢老留下的那些藏书终落在何方。在《堪隐斋随笔》的《自序》中，谢老对于“堪隐斋”这个名号有这样的一番解释：“我现在早已退休，取查慎行诗：惟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因取作斋名，自号堪隐，当时署名，除本名外，有荛公、五知以及堪隐等，藏拙而已。”

寂寞的常风

买到两册与常风有关的著作，一本系其生前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集《逝水集》，另一本则系其去世后由谢泳等人主编的《常风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文集》，两册著作粗粗翻读之后，颇生些许感慨。今天的许多读者，或许对于常风这个名字会感到一些陌生。为此不妨先简要介绍一下常风的情况。常风，文学评论家，大学外文教授，祖籍山西榆次，1910年生于太原，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系，毕业后后曾任太原平民中学、北京艺文中学教师。1943年起，任中国大学讲师，后又任北京大学西语系副教授。1952年回到山西，任山西大学外文系教授，并任该系主任和研究生导师多年。其间曾于1957年被划为右派，两年后得以摘帽。1988年，常风从山西大学退休。2002年4月去世，享年93岁。以上是我抄录并整理的一份常风简历。

初看起来，似乎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如果我们深入研究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京派文学，可能就会关注到常风这个名字。与当下对常风的少为人知所不同的是，1949年前他是十分活跃的文学评论家，曾与周作人、朱光潜、李健吾、沈从文、萧乾、朱光潜等文学名流有过密切的交往，还参与过《学文》和《文学杂志》等刊物的编辑工作。这段时间，常风写作和发表文章的频率和质量皆很高，很快引起了文坛的关注，并最终结集成《弃馀集》和《窥天集》两册。常风进入文坛的关节点，便是他进入清华大学西语系学习的这一时期，当时清华外文系正处于鼎盛期，而常风也很快表现出了他年轻的才华。读此时常风发表的一些书评文章，见识独到，文笔清新，论才华不输同为山西人的李健吾。清华大学外文系的叶公超教授就对常风很是器重，据说外文系有三个学生很得他的喜爱，除了常风，还有两位，一位是梁遇春，另一位则是钱锺书。

或许经此介绍，常风的形象会丰满很多。然而，到了1949年后，常风就从文坛上销声匿迹了，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后，这位已步入耄耋的老人，才因学界研究周作人、沈从文、李健吾等文学名家，应邀陆续写过几篇回忆早年文学经历的文章，并被结集到这册《逝水集》之中。与早年的文学影响不同的是，常风的晚年是寂寞的。以研究现代文学而出名的山西作家韩石山曾写过一篇《常风先生》，开篇就写道：“我真糊涂，在山西大学上了几年学，竟没有去看望过常风先生。”曾在山西大学外语系读书的梁贵东和周启庆夫妇合作写过一篇《他是真正的学者》，也是这样开篇的：“非常遗憾，我知道山西大学外语系教授常风先生逝世的消息已是八年以后，还是由厦门大学谢泳先生告诉我的。”作为曾与常风有过接触的学生，这对夫妇在文章中深深地感慨道：“今天撰写此文，除了纪念常先生，也是为常先生在现代的湮没无闻而感到悲凉。”

以上所引文章，都来自于我所购的这册《常风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文集》。这册纪念文集由谢泳和马竣敏编选，收录关于常风先生的回忆、研究、佚文、生平简谱、著作年表、研究资料索引等，并最终由三晋出版社2011年11月出版。纪念常风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系由曾在山西作协工作多年的厦门大学教授谢泳发起，相关通知曾在他的博客上发布，研讨会最终于2010年11月14日在太原万象书城举行，可见此事承办之朴素，乃不过只是一个纯粹的民间学术行为。我翻读这册纪念文集，发现除了邵燕祥、吴小如、姜德明几位早年的友人之外，写成纪念文章的名流并不太多，以致于在此文集的后记中，谢泳还写有这样一段话：“虽然先前答应撰稿的朋友，因为事忙最后沒有完成，但多数都以其他方式表达了对常风先生当年学术工作的敬意。”显然，对于常风的研究，并未引起应有关注，毕竟这并不是一个热门的学术话题。

对于常风的这种寂寞的感慨，还在于我买到的另一册著作《逝水集》。常风的这册文集出版于1995年，早已绝版于市，故而只能求助于万能的网络了。我在孔夫子旧书网上发现了一册常风先生的签赠本，从网上只能看到部分的题字，店主遮盖了受赠者的名称，对此，我询问了这家旧书店的店主，但以不方便透露拒绝了我的请求。但越是如此，便越使我想得到这本书，于是便下决心购下。待这本签赠本送来，打开书，真是大吃了一惊。这本书乃是签赠给山西著名学者高增德先生的，而且还有高先生的一段跋语，这都是之前在网上没有看到的内容，真是很有些暗自欢喜了。常风赠书给高增德的时间是1996年2月，并钦有他的印章两枚，一枚为名章“常风”，另一枚为闲章“秀才人情”。高增德的跋语则写于2004年，其时距离常风先生离世已经两年有余了。

高增德是山西社會科学院的学术史专家，其一大创举就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在《晋阳学刊》主持“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并最终编成总计达20卷的《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此后还编成六卷本的《世纪学人自述》和四十四卷的《百年学人档案》。高先生题写在常风赠书上的题跋不长，却颇有意味：“昨日收到鲁顺民先生一篇《常风先生在三十年代的文学活动》文稿，今天翻检之余，又从书架上抽出《逝水集》拜读，余之思绪又回到了谋面的那一天……。常风先生逝世于二○○二年四月十一日。终年九十二岁。我与先生交往时间甚短促，始终觉得是人生的一大遗憾！！！二○○四年九月二十八日记。”从高先生的这段跋语来看，常风作为一位新文学的先行者，在其生前并没有进入他的学术视野，而待他真正熟悉了常风的学术经历后，先生却已归道山了。读过高增德的这段跋语，我仿佛看到了一个学术史上愈见远去的寂寞背影。

聚散

人有离合，物有聚散。这本是自然现象，但其间往往多有故事。也正是因为这其中隐藏的故事，才令这种本该平常的事情，更多了许多的滋味和惆怅。人之离合如此，物之聚散也是如此，而后者其实不过是前者的另一种展示罢了。去年我曾在《中华读书报》上刊发过一篇关于黄裳先生的文章《书之归去来》，谈及作为藏书家和散文家的黄裳与其藏书的故事。此文撰写的缘起，乃是我在网上购得一册北京出版社出版的《黄裳书话》，系黄裳赠送给另一位上海藏书家陈梦熊的。这本赠书被陈梦熊用牛皮纸精心包上了书皮，并在封面和书脊上分别用毛笔题写了书名，扉页还钦有他的一枚藏书印“熊融藏书”，可见藏者之珍视。文章刊发后，我发现报纸的同一版上，还有上海另一位藏书家韦泱的一篇文章，而我恰好又在文章中引用了一段他关于陈梦熊的文字，真可谓巧矣。

后来我与韦泱先生结识，他特意问我所购藏的那本签赠本《黄裳书话》所需的费资，我答复了当时购得的价格，他得知后颇为感慨地告诉我，陈梦熊去世后的不少藏书，都是家属委托他散出的，我购得的这册《黄裳书话》，价格也不过所费的三分之一还不到。由此可见，陈梦熊的这些藏书，其实已经在旧书商的手中周转了好几回合，也已颇有些奇货可居了。陈梦熊是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极喜爱藏书，“文革”时，他的藏书先被窃取，后又被查抄，遭尽厄运，终于散失殆尽。“文革”后，他又着手购书，但很快就使家中变得拥挤不堪，甚至床上床下都摆满了书，因此而被王遽常先生戏称为“床书家”。然而，即使如此，也难免遭到流散书肆的结果。我是因为爱读黄裳的文章，才关注起受赠者的陈梦熊，并因此拥有了一册见证两位藏书家友情的宝爱之书。

此类书人书事的际遇，在我想起的，还有一件。相比陈梦熊的藏书流散，更令人读之怅然。我因关注作为历史学者的唐振常先生，在网上的旧书店购买了一册浙江文艺出版社的《唐振常散文》。唐先生学问好，文笔佳，他的这册《唐振常散文》系其代表之作，印制的也十分精美。这册集子的特别之处，还在于他是唐先生2002年1月赠送给一位名叫“契尼”的朋友的。此书的扉页上有一枚受赠者的印章，名为“张契尼”。从赠书的语气来看，唐振常与这位张契尼关系并不一般，但我孤陋寡闻，从未听说过这位名为“张契尼”的人。求助于网络，才发现深圳的《晶报》副刊上曾刊发过一篇刘自立的文章《张契尼先生的书》，谈的正是张契尼和他身后的藏书。

这位张契尼先生，原系香港《大公报》的老报人，曾与金庸一同考入报社，但论才气，却并不让于金，只是张性格内敛，不事张扬，加之著作偏于专业，故而知道其人的读者很少。据刘自立在文章中介绍，“他（张契尼）至少懂得七国文字。加上中文，工作起来就有七、八不让之雄，一般人不能比。”更令人称奇的是，张契尼爱读书，藏书丰厚而驳杂。仅以外文书为例，“书的品种很齐而全。德文有歌德、希勒诗集，瓦格纳歌剧脚本集……；
法文有夏多布里昂、波德莱尔、左拉……；
俄文有希腊政治散文集、普希金诗集、屠格涅夫；
英文更多，如德昆西、阿诺尔德、浮士德英译，伯客哈特、文学史、英国史、哲学史……字典甚多，伟伯斯特、法汉、德汉、希腊文、拉丁文、俄文字典……”

这些藏书，一部分是张先生早年在欧洲访学时购买的，一部分是五六十年代在北京东安市场的旧书摊上淘得的，还一部分是他70年代在琉璃厂的旧书店购得的，另有一部分，则是他近些年索购而来的。可以说，张契尼先生的藏书，乃是一辈子辛苦搜集和积攒，饱含了太多的心血和感情。但令刘自立颇感遗憾的是，因张先生的儿子后来住进了他的房子，并急于进行装修，“把他一辈子搜藏的宝贝都卖了！”对此，刘自立颇为不解，在文章中无奈地问道：“为什么卖！能卖几个钱！”有位张契尼的老同事到其家中进行阻止，并对其子劝说道，你爸还没合眼，你就卖书，不对！不料张先生的儿媳忽然跑出来，对这位老同事骂道：“你他妈管得着吗！”于是，这些书终于被拉了一卡车，送到了琉璃厂，卖了才不过5000元。

写这篇文章的刘自立先生，也是一位爱书之人，他得知情况后，急忙跑到琉璃厂，发现两个大书架上摆满了张先生的藏书，但出售价格却很是不菲。在琉璃厂的旧书店里，刘先生花了千余元挑了一些张契尼的藏书，其中有一册Aduven Tures in English Literature，尤令他喜爱，因为此书中的每一页，几乎都写有英文的批注。

丰子恺著作收藏记

好友Z君系医学博士，但喜读丰子恺，去岁他到香港出差，为我买了三册董桥牛津版的集子，又为自己买了一册丰一吟在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的《父亲丰子恺》。Z君告诉我，每读丰子恺，能使内心变得澄静如水，故而常温又常新。前段时间，我告诉Z君，海豚出版社刚刚出版了《丰子恺全集》，值得收藏，但价格颇不菲。又过数日，Z君告诉我，他结识一位出版社的朋友，可优惠购买这套全集，不妨一人一套。再过数日，Z君亲自将这套《丰子恺全集》送到了寒舍，两大箱子，煌煌五十卷。对于购买这套《丰子恺全集》，因为价格缘故，买与不买之间，甚为犹豫，因为之前已买过多册丰子恺的文集，但Z君学医，如此热爱丰子恺，我等自诩爱书之人，岂有不纳入囊中之理。这套《丰子恺全集》果然漂亮，编委会专家数年如一日辛苦编选，出版社策划组织和设计也功不可没，大16开精装真是美轮美奂，寒舍能有幸收藏一套，也是可以作为书斋里的宝爱之品的。说起丰子恺的文集，我因爱其文章，便尽量搜购各种版本，其中有三种集子颇值一说。

其一是关于丰子恺的初版本《缘缘堂随笔》。我偶然在孔网的旧书店上发现一册民国出版的《缘缘堂随笔》，价格不甚高，品相看着也不错，于是立即下单。但随后收到店主电话，抱歉说此书早已下架，因电脑故障没有及时进行处理，我甚为懊恼，却也只能无可奈何。初版本对于研究一个作家，实在特别重要。幸好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曾策划“新文学碑林”丛书，收录丰子恺的初版本《缘缘堂随笔》，我买到此书作为参考，也是聊胜于无。此书送来，真是大吃一惊，初版本的《缘缘堂随笔》仅有67页，不足5万字的内容，但对于理解丰子恺实在太为重要，出版社策划初版本，文字内容一如其故，也是有眼光的做法。后来我根据此初版本，写过一篇读书札记。此文刊发时，有两三处词句和标点，由杂志编辑根据浙江文艺出版社七卷本《丰子恺文集》进行了修改，但后来查了初版本的《缘缘堂随笔》，发现并不一致，如“菲德芬”，也就是音乐大师贝多芬，其英文名初版为“Beethoven”，而七卷文集则改为“Peethoven”，还有几个词语和标点符号的用法，初版本都应是民国时期的习惯，而七卷本文集则是依照现在的习惯进行了修订。

其二则是桐乡丰子恺纪念馆编选的《丰子恺随笔选》。此书为内部交流，2006年编选，2010年印刷，系纪念丰子恺诞辰110周年而编选，其特别之处，还在于此书扉页钦有丰子恺生前所有印章一枚。我买此书，乃是偶然在微信公众号“旧纸新寻”上看到购买此书的消息，既能得到丰子恺钦印的著作，而价格又实在是合适，乃有何乐而不为的想法。虽然无缘也无力购买丰子恺的民国版著作，但能得到这册钦有丰子恺印章的集子留作纪念，也是一件小小的书缘了。

其三是浙江文艺社1983年出版的《缘缘堂随笔集》。此集由丰子恺的女儿丰一吟编选，收录丰子恺1925年至1972年的随笔104篇，其中有86篇文章选自丰子恺出版的各类集子，另有未发表的18篇文章遗稿。丰一吟女士一生以整理、编辑和研究父亲丰子恺的著作为最大使命，而且在绘画上也能继承其父的风格与神韵。海豚出版社出版《丰子恺全集》，也邀请丰一吟担任顾问。《缘缘堂随笔集》的编选以编年时间为序，封面书名集丰子恺书法，封面设计采用底图为丰子恺的手稿，颇显清雅。我珍藏此书，其特别之处，则还在于扉页上有丰一吟的签名留念。

此一书缘，乃是我曾有文章谈对于丰子恺思想和文章风格的初步认识，恰好浙江桐乡的《梧桐影》杂志策划“丰子恺及其子女专辑”，承主持此刊的夏春锦兄不弃，便将此文刊发在这一特辑上。收到样刊后，知道春锦兄因编选特刊和丰一吟先生多有联系，故而请他帮助联系，以便寄书给丰老，请其签名留念。春锦兄回复说，丰一吟老年过八旬，近年已身體欠佳，加之健忘得厉害，读者寄书，往往是泥牛入海，故而还得再等机缘了。我心想这或是婉拒，不料去年年底夏兄忽来信，说他拟元旦假日去看望丰老，可代我当面实现此愿。又不久，我收到夏兄挂号寄来的这册著作，扉页上果然有丰一吟老的签名，“朱航满 欣赏 丰一吟 2016年12月31日”，并钦有印章一枚，寥寥数字，却是满纸的清雅与沉厚。我极喜爱丰老所写的“欣赏”二字，令我想起朱光潜先生关于读经典的那句名言：“慢慢读，欣赏啊！”深宵夜静，捧读此书，感叹丰子恺此集之特别与珍贵，也感念丰一吟老的一片冰心，更感谢春锦兄古道热肠的君子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