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仲景：“医圣”之名传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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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一
东汉末年，我国出现了三位杰出的医学家，史称“建安三神医”。其中，董奉留下了脍炙人口的杏林佳话;华佗有为关羽刮骨疗毒的传说，后世每以“华佗再世”“元化重生”（华佗字元化）来称誉医者;而张仲景则发展了中医学理论，写成《伤寒杂病论》，被后世尊为“医圣”。
本期我们就来讲讲张仲景的“医圣”之路。
从冬至吃饺子的由来说起
冬至那天，人们的问候语往往会变成“今天你吃饺子了吗？”长辈还会叮嘱孩子们说，冬至要吃饺子，不然会冻坏耳朵的。民间则有一句谚语：“十月一，冬至到，家家户户吃水饺。”那么，冬至、饺子、耳朵，这三者是如何联系到一起的呢？这就要从_个关于张仲景的传说故事讲起了。
相传，东汉末年，张仲景从长沙太守位上挂冠还乡，正好赶上冬至，天极冷。他走到家乡南阳白河岸边，见很多穷苦百姓忍饥受寒，不少人的耳朵甚至长了冻疮。张仲景心里非常难受，于是决心救治他们。他让弟子在南阳东关搭起医棚，支起大锅，把羊肉、胡椒和一些驱寒的药材放在锅里熬煮，然后将羊肉、药物捞出来切碎，用面包成耳朵形状的“娇耳”，煮熟后分给来求药的人，每人两只娇耳、一碗汤，取名“祛寒娇耳汤”。病人吃了娇耳，喝了祛寒汤，浑身暖和，两耳发热，冻伤的耳朵逐渐痊愈了。
后人学着娇耳的样子，包成食物，称作“饺耳”“饺子”或“扁食”。由于冬至是张仲景开棚舍药、治愈病人的日子，所以人们便在这一天吃饺子，既寓意着天再冷也不会冻伤自己的耳朵，又饱含对名医张仲景的纪念和感恩之隋。
立志学医
虽然被后世尊为“医圣”，但关于张仲景的生平在《后汉书》及《三国志》中均无记载，以致于有人怀疑是否确有其人。根据研究，张仲景是东汉末期著名的医学家，这是无可否认的。关于张仲景的资料，除了其著作《伤寒论》自序中题为“长沙太守南阳张机仲景”之外，三国至西晋时期学者、医学家、史学家皇甫谧曾提到“仲景垂妙于定方”，东晋道教学者、医药学家、自号抱朴子的葛洪则说“仲景穿胸以纳赤饼”，过于简单的言语，使人们无法详细了解张仲景的事迹。
直到唐代甘伯宗的《名医录》，才开始对张仲景有了较为详细的记载：“张仲景，南阳人，名机，仲景乃其字也。举孝廉，官至长沙太守。始受术于同郡张伯祖，时人言识用精微，过其师。所著论，其言精而奥，其法简而详，非浅闻寡见者所能及。”甘氏的这段话，其原始材料不知出于何处，但此后言仲景者多本于此，至今人们仍持此说。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张仲景的生平事迹逐渐变得明朗。
张仲景，名机，字仲景，南阳涅阳（今河南南阳）人，东汉末年（大约生于公元148年，卒于219年）著名医学家。
张姓是南阳的大族，《后汉书》就有“张氏为南阳族姓”之语。据章太炎考证，南阳张氏自廷尉（张）释之以来，世为甲族，故《广韵》列张氏十四望，南阳次于清河。
张仲景年少时也和一般大家子弟一样，熟读儒家经典。由于天资聪颖，又很用功，十多岁时就已经显露出不凡的才气。其父母也盼望他日后能够步入仕途，为张家光宗耀祖。
随着时间的推移，张仲景的学识日益广博，他从老子、荀子、韩非子、王充等人的著作中汲取精华，对问题的思考也更加全面了，这为其研究医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次偶然的机会，张仲景得到一部司马迁的《史记》，太史公笔下动人的历史故事，深深吸引了他。其中《扁鹊仓公列传》讲述了战国时代名医的事迹，当张仲景读到扁鹊在虢国使太子起死回生，以及望齐桓侯的气色而断其危殆的“神技”时，不禁人了迷，由此对医学产生了极大兴趣。他开始寻找一些医书认真阅读，并立志做一个像扁鹊那样济世救人的医生。
张仲景的父母对此却忧心忡忡。因为汉代的医学较大程度上受到巫术的羁绊，靠迷信色彩较浓的巫术治病仍很盛行，再加上一些庸医并无本领，只是打着为人治病的幌子唯利是图，从而使医生的声誉受到很大影响，地位低下，统治者甚至把行医看作是一种“贱业”。这也就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后代修史时没有张仲景的传记，因为当时并不重视医生和医术，这方面的资料留下的自然不多。
当时有位大名士叫何颐，博闻多识，秉性刚直，为了避祸，而选择隐居。张仲景和父亲一起去拜访他。据史料记载：“同郡张仲景总角造颐，谓日：‘君用思精密而韵不能高，后将为良医。卒如其言。”东汉时人喜欢评价人物，何颐在当时颇有名望。总角时（指八九岁至十三四岁的少年，古代儿童将头发分作左右两半，在头顶各扎成一个结，形如两个羊角，故称总角）的张仲景已显出才气，因此由父亲带着请名士指点，也是当时的一种风气;虽然不是一语定终生，但多少可以拿来参考。“用思精密而韵不能高，后将为良医”，意思是说张仲景才思过人，聪明稳重，但没有做官的气质和风采;只要专心学医，将来—定能成为有名的医家。何颙的这番话，更加坚定了张仲景学医的决心。
名声渐起
从此，张仲景更加刻苦，在研究医学书籍之余，他还体悟到要想掌握济世活人之术，就离不开名医的传授：扁鹊得长桑君之真传，仓公得公乘阳庆的秘籍，醫术才大为长进。于是，张仲景决定拜师。当时，同郡名医张伯祖是一位有名的医生，他性格沉稳，刻苦钻研医学。每次给人看病开方，都十分精心。经他治疗的病人，基本都能痊愈，因而很受尊重，也令张仲景十分佩服，于是决定拜他为师。张仲景学医非常用心，无论是外出诊病、抄方抓药，还是上山采药、回家制作，从不怕苦怕累。张伯祖也非常喜欢这个学生，把自己行医所积累的经验，毫无保留地传给了张仲景。
学业初成的张仲景不断将自己的理论付诸实践，救死扶伤，名声渐起。然而，他深感医术无涯，浅尝辄止必定一事无成。于是他一方面继续读书实践，一方面坚持搜求名医之长，哪怕一个有效的药方或治疗方法，他也不放过。要知道，当时的医生是各承家传之技，秘而不宣，又多以门户之见，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博采众术，以广己学，谈何容易！但张仲景知难而进，不求名利，继续寻药方、访名医。当时襄阳有个“王神医”，擅长治疗疮疤。张仲景背负行囊，跋涉数百里，赶到襄阳拜师学技。
精湛的医术、良好的医德，让张仲景在宛襄一带“极有大誉”。
据史料记载，几十年后，何颐在洛阳再次见到张仲景，此时张仲景已是颇有声誉的名医了。何颙感慨道：“仲景之术精于伯祖，起病之验，虽鬼神莫能知之，真一世之神医也。”
挂冠归里，精研医术
由于张仲景医术高超、口碑极好，因而在三十多岁时被荐举为孝廉。随后，被任命为长沙太守。
从医生到官员，张仲景的身份转变了，但他那颗关心百姓疾苦的心却没有变。任职期间，正值疫病流行，许多贫苦百姓得知他是医生，便前来问诊。张仲景冲破当时既官勿医的规定，对前来求医者热情接待，细心诊治，从不拒绝。最初，他是处理完公事后，在衙署后堂或家中给人治病;后来由于前来看病的人越来越多，他干脆把诊所搬到大堂中，择定每月初一、十五两日在此处公开坐堂应诊，从而首创了名医坐大堂的先例。他的这一举动，也被传为千古美谈。后来，人们为了纪念张仲景，便把坐在药店内治病的医生通称为“坐堂医”，一些医生还把自己开设的药店取名为“××堂”。这就是中医药店称“堂”的来历。
然而，就在我们都认为张仲景会因勤政爱民而得到升迁的时候，他却毅然取下太守之冠，脫离宦海，回到家乡，开始全面系统地对中国医学进行总结、革新和实践，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聪明才智都用到了医学研究上。
张仲景为什么要“弃官从医”呢？这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很大关系。
东汉后期，特别是桓帝、灵帝时，外戚和宦官交替专权，豪强地主势力不断膨胀，土地兼并严重，贫富分化悬殊。地方官员更是为虎作伥，“刺史守相，率多怠慢，违背法律，废忽诏令，专情务利，不恤公事。细民冤结，无所控告”。当时官员的升迁，往往不是靠政绩和口碑，而是取决于是否会钻营，是否给上司送礼，是否与权贵有交结。张仲景对此颇感愤怒，他坚决不与那些趋炎附势者为伍，甚至批判道：“举世皆迷，莫能觉悟，……蒙蒙昧昧，蠢若游魂！”由此可见，他虽然有能力，又受百姓爱戴，却不可能得到晋升。这样的社会，如何不走向衰亡！
战争和繁重的赋税加重了百姓的苦难，“饥馑暴至，军旅卒发，横税弱人，割夺吏禄，所侍者寡，所取者猥，万里悬乏，首尾不救，淫役并起，农桑失业，兆民呼嗟于昊天，贫穷转死于沟壑矣”。
随着生产遭到破坏，越来越多的百姓无法继续在本乡本地生活，不得不纷纷逃亡。于是社会上出现了大批流民，百姓因冻饿而死已成为常见现象。
人祸之外，还有天灾。据史书记载，自然灾害如水涝、干旱、地震、蝗虫、淫雨、雹灾、海水倒灌等，在东汉后期时常发生，中国大地“白骨委积，人相食啖”。贫困与饥饿，本来就导致百姓的体质下降，抵抗力降低，加之不断有人饿死路边，无人埋葬，更使得各种传染性疾病广泛流行，“厉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像“建安七子”中的徐干、陈琳等人，都是在疾疫流行的年代死去的。从公元171年到185年的15年间，就有五起“大疫”，给百姓造成的伤害可想而知。
再说到张氏这个家族，也因为受疫病的袭击而元气大伤。史书记载：“王修，……年二十，游学南阳，止张举舍。奉举家得疾病，无相视者;修亲隐恤之，病愈乃去。”这是南阳张氏举家得病的记载，时间应是在初平元年（190）之前，后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一个大家族，由于疫病的流行而逐渐衰落，这对张仲景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
官场的腐败，灾疫的流行，百姓的死亡，令张仲景心生悲痛，他说：“当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年，以养其生。”为了救治生病的百姓，他树立起“仁术济世”的思想，毅然决定弃官归里，精研医学，从而为我国的医学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写成医学名著《伤寒杂病论》
挂冠回乡后，张仲景潜心医术，积极实践，用毕生的心血完成了《伤寒杂病论》这部医学名著。
然而，张仲景去世后，《伤寒杂病论》这部书可谓命运多舛。受条件的限制，当时的书籍传播只能靠手抄，《伤寒杂病论》由于不是官府认定的经典而在流传过程中逐渐亡佚。
到了晋朝，挽救《伤寒杂病论》的第一个关键人物出现了。一位名叫王叔和的太医令偶然见到了这本书。虽然已是断简残章，但王叔和读后十分兴奋。他利用太医令的身份，全力搜集《伤寒杂病论》的各种抄本，并最终找全了关于伤寒的部分，加以整理后命名为《伤寒论》。可惜的是，《伤寒杂病论》中的“杂病”部分尚无踪迹。王叔和的功劳，用清代名医徐大椿的话说就是“苟无叔和，焉有此书”。
王叔和与张仲景的渊源颇深，不但为他整理了医书，还为我们留下了关于张仲景的一些资料。王叔和在《脉经》序里说：“夫医药为用，性命所系。和鹊至妙，犹或加思;仲景明审，亦候形证，一毫有疑，则考校以求验。”
之后，《伤寒论》逐渐在民间流传，并受到医家的推崇。南北朝名医陶弘景曾说：“惟张仲景一部，最为众方之祖。”可以想见，这部著作让人了解了其作者的高超医学造诣，并把作者逐渐推向“医圣”的崇高地位。
到了北宋仁宗时，一个名叫王洙的翰林学士在翰林院的书库里发现一本“蠹简”，即被虫蛀了的竹简，书名《金匮玉函要略方论》，一共有三卷，上卷讲伤寒病，中卷讲杂病，下卷记载方剂及妇科病的治疗。此书实为《伤寒杂病论》的节略本。至神宗熙宁时，皇帝下令召集林亿等人对此节略本进行校订。因为《伤寒论》已有比较完整的王叔和编次的单行本，于是他们把上卷删去，只保留中、下卷。为了临床的方便，又把下卷的方剂部分分别列在各种病症之下，仍编为上、中、下三卷。此外，他们还采集各家书中转载张仲景治疗杂病的医方及后世一些医家的良方，分类附在每篇之末，将书名定为《金匮要略方论》，后人简称为《金匮要略》。
至此，《伤寒杂病论》以《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部书的形式又重新出现在世人面前，虽然不是原貌，但囊括了原书的主要内容，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两种书就是宋代校订本。有学者提出，《伤寒论》《金匮要略》与《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并称为“中医四大经典”，这四部经典中，张仲景_人就占了两部（实为《伤寒杂病论》一部）。
今天看来，《伤寒杂病论》是集秦汉以来医药理论之大成，并广泛应用于医疗实践的专书，是我国医学史上有较大影响的古典医著之·，也是我国第一部临床治疗学方面的专著。
《伤寒杂病论》的贡献，首先在于确立了中医辨证论治的基本法则。张仲景把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症状，根据病邪入侵经络、脏腑的深浅程度，患者体质的强弱，正气的盛衰，以及病势的进退缓急和有无宿疾（旧病）等情况，加以综合分析，寻找发病的规律，以便确定不同情况下的治疗原则。由于确立了分析病情、认识证候及临床治疗的法度，因此辨证论治不仅为诊疗一切外感热病提出了纲领性的法则，同时也给中医临床各科找出了诊疗的规律，成为指导后世医家临床实践的基本准绳。除了辨证论治的原则性外，书中还提出了辨证的灵活性，以应付一些较为特殊的情况。如“舍脉从证”和“舍证从脉”的诊断方法，即必须有望、闻、问、切四诊合参作为前提，如果出现脉证不符的情况，就应该根据病情的实际，认真分析，以便抓住病症的本质，或舍脉从证，或舍证从脉。
张仲景还创造性地提出“六经辨证理论”，他将外感疾病演变过程中的各种证候进行综合分析，归纳其病变部位、寒热趋向、邪正盛衰，而区分为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六经病。医学上的“六经”一词最早见于《黄帝内经》，指经脉，即手足十二经，引申为周身气血循环的道路。张仲景认为，三阳病证以六腑的病变为基础，三阴病证以五脏的病变为基础，也就是说，六经病证基本概括了脏腑和手足十二经的病变，这对于我们全面认识病证，具体分析病情，以及妥善施治，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张仲景创立的六經辨证方法和辨证施治原则被誉为“中医之魂”。
对于治则（即中医治疗疾病的法则，包括治疗原则和方法两个内容）和方剂，《伤寒杂病论》的贡献也十分突出。书中提出的治则以整体观念为指导，调整阴阳，扶正驱邪，还有汗、吐、下、和、温、清、消、补诸法。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一系列有成效的方剂。据统计，《伤寒论》载方113个，《金匮要略》载方262个，除去重复，两书实收方剂269个。这些方剂均有严密而精妙的配伍，其变化之妙，疗效之佳，令人叹服。尤其是该书对于方剂学的发展，如药物配伍及加减变化的原则等都有着深远影响，为后世医家所遵循。后人称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为“方书之祖”，称该书所列方剂为“经方”，也是中肯之论。
此外，《伤寒杂病论》对针刺、灸烙、温熨、药摩、吹耳等治疗方法也多有阐述，对许多急救方法也有收集，如对食物中毒等的救治就颇有特色。这些都是中国医学中的宝贵资料。
应该说，《伤寒杂病论》奠定了张仲景在中医史上的重要地位，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部医学著作的科学价值逐渐显现出来，成为后世从医者必读的重要典籍，张仲景也因为在医学上的杰出贡献而被后人尊为“医圣”。清代医家张志聪甚至说：“不明‘四书者不可以为儒，不明本论（指《伤寒论》）者不可以为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