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女性文学 [台湾及海外华文女性文学中的知性世界]

　　摘要：当中国女性经历了凄苦惨痛与挣扎奋起的感性体验之后，一群独特身份的女性开始智慧的探索。台湾及海外华人女作家凭借自己独特的生活际遇，挥洒自己特有的细致与殷情的个性，调试知性的话语，塑造知性的形象，她们以自身的姿态，或者以文本世界中叙述者形象不断颠覆或剥夺历史积淀已久的偏执与愚见。她们在文学世界的构建中展开着知性的思索与尝试：或在过往的回忆中对自身克制与反思，或解构男性中心话语，或因边缘身份的烙印而选择特有的抒写方式。
　　关键词：女性文学；感性；知性；克制与反思；男性中心话语；边缘身份
　　Abstract：After the Chinese women have undergone tormenting emotions of repression and resistance，there come the Taiwan and Overseas Chinese female writers，a group of women with a special identity embarked on an exploration for wisdom. In virtue of their unusual life experiences，they demonstrate their unique exquisite and passionate personality，communicate in an intellectual discourse，and establish to their readers intelligent female images. Either with themselves or with the images of narrators from the texts，they unceasingly subvert and undermine the long-time stereotypesand prejudices against women. Their intellectual efforts can be regarded as either a process of restraint and self-reflection in retrospect，or the deconstruction of the dominant androcentric discourse，or an expression of their traumatic experiences of being marginalized.
　　Key words：feminist literature，emotional，intellectual，restraint and self-reflection，androcentric discourse，marginalized identity
　　中图分类号：I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09）3-0012-06
　　
　　“闺阁哀怨”纵然为中国古典文学增添一枚“凄怆感伤”的美学因子，赋予其“伤春”、“悲秋”、“强说愁”的审美特征,但此种滥觞之作不可避免地造成女性文学创作中感性与理性的极端不平衡,表现出多感伤而少思考，多抒情而少见地特征。时移事往,此种弊端愈益凸现的同时，长久隐埋的微弱反抗呼声不断地汇集细支微流，终至浪头急转。上世纪80年代开始，女性主义思潮在台湾抬头，女性团体更加活跃，女性的声音更加强烈，女性对政治文化以及社会各个层面的参与更为广泛深入。在这种情势的推动下，女性主义文学也更加蓬勃，呈现出与此前女性文学极为不同的新风貌。缘此，我以为，我要述及将女性文学的知性特点发挥突出的是台湾女作家，如朱天心、苏伟贞、施叔青，旅居海外的华人女作家,如严歌苓、欧阳子，以及马来西亚和美国土生华人女作家,如黎紫书和汤亭亭等。
　　女性文学的知性，是相对于感性而言。女性文学的特质本来就是一个细致的感性世界，因为女人有敏锐的直觉，有丰富的情感。相较于比较粗糙的男性世界，女性更多细致与殷情，更多思索与求变。当西方强势话语攻击，她们迅速作出敏感的反应，在天性的感性特质中，先调试加入知性的话语、知性的形象，进而一发不可收拾，蔓延出知性的题材、表现手法和结构等。所谓知性，是指对感官知觉加以综合、提炼的综合思考能力，在文学创作中，它表现为知识的融汇，精警的议论和开阔的思考。就文学审美的内在机制而言，知性为骨骼，感性为血肉，知性需要充分的感性来支持，在知性的骨架上应不忘着意经营富足的意象。显而易见，这些女作家在各自经历与识见的基础上进行了实验性创作且成效显著。
　　
　　一、在过往的回忆中对自身
　　的克制与反思
　　
　　中国古典诗词中不乏描写女子对征夫、游子的思念以及被负心汉抛弃的怨怼之作：牵肠挂肚，忧思绵绵，如“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君子于役，苟无饥渴！”（《诗经・君子于役》）；过往柔情蜜意、花前月下的咀嚼与苦涩，如“佳节又重阳，玉枕纱厨，半夜凉初透。”（李清照《醉花阴》）；自伤不得于夫，见侮于众妾的委曲和忧伤，如“心之忧矣，如匪浣衣。静言思之，不能奋飞”（《诗经・柏舟》）。当然，在那暗夜如磐的年代，我们又能要求她们作出怎样超越彼时伤感之举呢？她们是无法想像几个世纪之后，柔弱的女性会掮起半壁江山，与男子平起平坐，甚至走出拘囿，突破传统，创造自己的知性世界。同样处于对过往的追忆与缅怀，或者书写记忆温度的女性，华人女作家由于独特的身份和经历，凭借自己知识的慧眼与敏锐的触角，彰显出一种智慧的克制与反思。
　　自认是Chinese-American而不是American-Chinese的汤亭亭，以一种特例方式诠释了女性文学世界的知性。蔡文姬从外族引进《胡笳十八拍》，外族人听得出音调的凄凉与哀婉，汉族人听得懂其中的意义与无奈。美国人从汤亭亭书中读出中国的凄凉悲哀；中国人则读出了她的欲望与感怀。她以自己的独特身份与独特的作品分解感性与知性的纠缠。汤亭亭与她笔下的蔡文姬一样是一个流放者，对西方听众唱中国的歌，对中国听众唱西方的歌。但她又不是蔡文姬，蔡文姬日思夜想回到自己的祖国，而汤亭亭拒绝中国及东方化的中国文化。美国才是她最终想完成的归宿。我认为，作者与其创造的形象之间出现悖谬正是汤亭亭以一个独立作家的姿态对自己“记忆”身份与“当前”身份知性的反思。例如，《女勇士》中代表美国文化的子女要同化代表中国文化的父母，“我”去中国的目的不是找寻亲人，而是试图用地远日久的淡薄记忆来证明自己对东方的疏离与陌生，在回顾久远的族源中完成新的皈依，为自己的西化思想注入鲜活的骨血。
　　正是基于对自己身份的思索与重构，她文本世界中的中国文化呈现一种罕见的“失真”就不足为怪。汤亭亭的文本中，“改写”往往是将相关的原始资料加以种种的改编再融入自己的叙述之中。例如，在《女勇士》的第二章，作者在描写“花木兰”进山修炼的过程中插入了一个脱自佛经故事及西方童话（《爱丽丝仙景漫游记》）的“小白兔”情节。在书中，佛教“太子舍身饲虎”和“尸毗王割肉喂鹰”的佛经故事被作者改写为“白兔纵身篝火舍身献肉”的故事。并且书中所述的牺牲故事，由于作者添加了种种联想而消解了佛经故事原初的慈悲与施舍精神的神圣性。她文本中对于中国文化史料选择性的运用，正是对中国文化中通行观念的另种认知与批判。
　　不同于生活在西方强势话语中心―――美国的汤亭亭，黎紫书从具有丰富生命体验的知性视角，塑造背负本源性裂痕的女性形象。其作品将马来西亚的风俗文化形态与中国文化传统相交合融汇，以诡异的文字风格与浓郁的南洋地方色彩，及荒诞、梦幻手法展现现实生活中的阴影与病态，书写个人与族群命运复杂缠绕而凸现出的荒凉与沉重。《流年》描写背负着本源性裂痕的女主人公面对父亲形象隐匿乃至缺席的境遇，使小说在感伤的况味中呈现女性主体的觉醒。《天国之门》笼罩着浓重的宗教气息，代表着人性审判的“上帝”成为审察女性“救赎”的镜像。《浮荒》展现母性情怀投射阴阳无界的诡异空间，试图揭示出最质朴的人生真谛：现实人间的美好。这些个性矛盾的女性主体，根植于她们丰富的生命体验，通过细致的自我剖析从而呈现出知性光辉、宗教色彩和现实意义。
　　黎紫书笔下病妇（《有天使走过的街道》），每日清晨坐在阳台上，在盆栽与书籍的掩映下，窥视街道上结伴上学的美少年们，着迷于他们略带阴性、俊秀的脸庞，并渐渐对其中一个“误落人间的丘比特”情有独钟。她依靠幻想、添加细节从而使美少年的形象立体丰富，甚至悲哀地想到少年一天天长大，终会走向庸常与世俗。在幻想中，透彻的清醒反而在病妇的感情中一以贯之，使她更接近情感的本真状态。她每日掩卷深思、重复的祷告、对过往生命的体验无一不表明她在感情中的克制与反思。这种女性知性的开掘，使黎紫书小说女性归属的叙事走向一个更开阔的空间。
　　不同于沉溺感伤悲悯的感伤主义，也不同于排斥男性去关注女性命运的女权主义，汤亭亭与黎紫书在不同的国度，抒写各自的智慧与体悟，有所克制也有所反思。不同的是，汤亭亭说她自己写的是美国小说，试图逐步走出少数族裔女性作家狭小自我的创作藩篱，不再拘囿于单一的性别歧视或种族歧视的范围里，而是立足于本民族的历史文化，表达出人类的共同之声，虽因“改写”中国文化之举颇受微词，但是她依然执著于跨越性别与文化的努力，她的知性世界无比洪大而企图超越一切。黎紫书就稍显保守，她抒写女性，执著于突出母性情怀，心思小而集中精粹。当然这差异不可忽略美国与马来西亚文化的不同话语攻势影响。不管她们最终归属何方，我相信一定有个交叉点。正如美籍华人作家心笛的一首诗《贝壳》所闪烁出的她们生命过往及思索的历程：
　　来自海底的深处
　　却沉默无言
　　褪了色的光彩
　　述说着当年
　　浪涛冲淡的歧路上
　　流露着强坚
　　在砂粒闪烁的梦幻里
　　带我走近了海边
　　“海边”终将是深思所得，是智慧归宿。
　　
　　二、解构男性中心话语
　　
　　时至近现代，感伤哀怨的情感仍盘绕女性，歌吟愁苦凄清的诗词歌赋也仍为女性所欣赏和效仿，因为那份来自记忆源头的共鸣：牢固森严的男尊女卑等级制度虽已取消，不再会有红颜才女“回头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李白《长恨歌》）如杨贵妃的悲剧重演；更不会有官宦贤妻，“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孔雀东南飞》）如刘兰芝被逼迫以至与丈夫劳燕分飞。但是，翻开近现代女性文章：名动上海滩，不染红尘烟火气的传奇作家张爱玲；万水千山走遍，情遗撒哈拉的流浪者三毛；自比狡兔三窟的孟尝君，灵魂却无处安放的庐隐；质本洁来还洁去，一�净土掩风流的石评梅；萧风凄雨中苦苦挣扎，最终无奈早凋的萧红；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的近代第一才女林徽因；一双眼睛也在说话，眼光里漾起心泉秘密的陆小曼……我们可以见到许许多多的“断肠”，“销魂”，至于“啼”、“哭”、“病”、“憔悴”、“凄切”、“凄凉”，更是俯拾即是。她们的喜怒哀乐被男性的一举一动迁随，不如意时，灵魂似在凄风苦雨之中摇曳。很难想像，在这样根深蒂固男性中心话语围攻之势中会出现怎样的叛逆的异类。朱天心“老灵魂”的质问与反思，苏伟贞身体主宰一切的叛逆意识，施叔青都市史诗宏伟建构的大气魄，欧阳子对“家”的思索与思辨等等，无不是女性自我意识抬头的鲜明例证。
　　师承张（张爱铃）胡（胡兰成）一脉、名重台湾文坛的作家朱天心，从《击壤歌》时的天真烂漫，到《时移事往》里的气势凌厉，再到《我的眷村的兄弟们》，勾勒一则则“老灵魂”的感怀。“老灵魂”是“那些历经几世轮回，但不知怎么忘了喝中国的孟婆汤，或漏了被犹太法典中的天使摸头，或希腊神话中的Lethe（希腊神话中不和女神厄里斯（Eris）的女儿和遗忘的化身）对之不发生效用的灵魂们”，“他们通常因此比较他人累积了几世的智慧经验（当然，也包括了死亡和痛苦）”。所以，在回顾过往中，总是闪着睿智的灵光。
　　“世纪末的华丽”里中篇《古都》以一个外省身份的中年女性完成了对台北和京都的“考古”和“游荡”，这是她对自己近30年文学生涯的一次暂时回顾。然而在经济进步的车轮下疯狂行进的所谓现代化大都市台北怎么会去倾听一个“老灵魂”的“无病呻吟”、“杞人忧天”？探寻、反思，最终毫不掩饰地将锋利的矛头，直指那些拼命强调台湾本土意识却无力保存本土文化遗风的人们―――诚如黄锦树所说的：“都市化―――持续的，不可避免的都市化让本土论述奉为命根的台湾性也在世界化的过程中被抽离、分割，而失去了物质基础。”
　　同样写眷村,苏伟贞和朱天心等人所采用的视角就又不同，王德威教授认为《离开同方》是“力作，而非杰作”，因为“苏并未能进一步探索眷村文化的历史底蕴”，“她的重心毋宁仍在一局局或惨烈，或诡异的爱情传奇上”。然而，我认为她的情爱与献身交织的戏剧性（如《沉默之岛》）瞬间除了感天地，泣鬼神，让观众神驰心往以外，又别有一番深层的意义，作品中，与其说丹尼爱的是来自东方的晨勉本人，不如说是他爱的是晨勉的来源地“东方”。他所建立的“相爱的模式”，是将“东方女人”―――不论多么“西方化”的“东方女人”，纳入到他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的想象中。而晨勉即使已清醒地意识到这点，但仍然甘愿一再放弃自己作为一个独立女性应有的立场，一次次滑进这个西方男人的怀抱。这到底是精神之爱，还是身体控制意识所然呢？这样的矛盾交织在中国的“文”的传统中是几乎不能想象的―――献身是提倡的，可是要为“道”，或民族大义，或其它某些抽象的理念而献身。在这样的叙述背景下，对于中国传统小说戏曲中爱到“死去活来”的戏剧化表现，便隐约构成了对所谓“正统”的威胁，甚至有颠覆之危险。更有意味的是，对于她来说，为国家而献身（《袍泽》）与为情爱而献身，这两者可以并行不悖，且如王德威教授所言，相互之间“形成极具张力的对话关系”，在当今的台湾文坛上，自有其独特的可观之处。
　　相较于朱天心、苏伟贞笔下眷村的古朴沧桑，都市则是一块新鲜诱人的文学园地。中国小说虽说有不少为都市画像的作品：如老舍的《四世同堂》、茅盾的《子夜》、穆时英的《上海狐步舞》、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王安忆的《长恨歌》等等，但为都市立传的作品少见。以写实为根基的全景式反映香港百年史的作品，则非施叔青的《香港三部曲》莫属。施叔青游走于感性和知性、传统和现代、东方和西方之间。三部曲的题名各有深意：第一部为《她名叫蝴蝶》，小说反仿张爱玲《倾城之恋》中白流苏与范柳原式因战乱倾城而成全婚姻的传奇，黄得云并未因鼠疫而成全了婚姻，这是一部屈辱妓女史。但柔弱外表下的黄翅粉蝶，终将会“敢于挑战既定的命运，在历史的阴影里擎出一小片亮光来”。第二部《遍山洋紫荆》是一部反抗血泪史，英国人野心勃勃想用大炮轰开新界的门户，遭到公民的强烈抵抗，献身的尸骨化作了红艳似血的洋紫荆，成为香港的象征。第三部《寂寞云园》是一部解构史，寂寞的云园，无限繁华背后浮沉闪烁着虚幻和寂寞，预示着殖民统治力量的衰颓。《香港三部曲》以女性为主角,其女性的知性建构象征着地母精神与城市的欲望化。
　　欧阳子擅长用纤细的笔触，以简洁凝炼、雅淡清爽、质朴冷峻的语言，冷静客观地剖析人物的心灵，将人类尤其是女性潜意识的心理活动抽丝剥茧一般忠实地暴露出来。她将心理分析方法引进到台湾现代小说领域中来，创造了一种风格独特的女性心理小说，突破了传统小说的手法，丰富了人物形象塑造的手段，使台湾小说风格和样式更加丰富多采，对台湾小说的发展无疑作出了具有突破性的独特贡献。《乡土・血统・根》就是一篇颇有价值和思考意味的优秀散文，它记叙在得克萨斯州大学举办的一次台湾小说座谈会上，一群来自台湾的作家与留学生见面，畅谈人的“寻根”问题。炎黄子孙是注重民族血统的，这也许是中华民族具有巨大凝聚力和感召力的原因之一，也是长期飘泊海外的游子，特别是老人晚年总希望叶落归根的缘由。作者经过长期的困惑与探索，苦思良久，终于认定了“我的‘根’，不在生活过的任何实地环境，也未必于体内流动的种族血液，而完全在于自己的内在。‘根’之所在，即‘心’之所在。就我来说，那便是对父母亲人的爱，对知己朋友的爱，对文学写作的爱，对中国文化‘爱’”。有趣的是，这个主题与张晓风笔下回大陆寻根的父亲在潜意识中认定“眷村”反是自己的“家”而倍显尴尬不同，她将“根”的表述趋于内心的一种能够爱的归属。这是作者长期思索的结晶，表现出一定的思辨色彩。作者将乡土、血统、根三者之间血肉相连的关系描述得入情入理、意蕴无穷，并将自己深厚的情感体验熔铸其中，寻找故土之根、心灵之根的历史纵深感也油然而生。
　　艾略特认为“文明本身都是男人一手制造的”，所以几乎每个有权势的圈子都是男子的集团。男性话语甚至霸占了历史典籍史传，如西方历史长河小说多是男性建构的雄性史诗，而且往往是上下三代家谱，外加孤臣孽子、烽火儿女。朱天心通过独特女性的视界谴责男性中心政治造成现代文明情境中本土文化遗风的困境，她始终在寻找一种不随俗从众的批判视界，以保卫灵魂自由的姿态来争取公共表述的自由与责任，对身处其间又游离其外的台湾社会用文字来探刺种种旋生旋灭的文化面相及生命印记。苏伟贞塑造献身的女性来与传统“公认”的男性英雄平分秋色。更妙的是施叔青偏偏以无家妓女的家史开端，以堕落荒岛为世纪舞台，消解史传，消解男性视野，消解权威中心。欧阳子充分发挥女性细致的情感与敏锐的知觉，捕捉微妙的心理历程，思考民族血统的传承与“根”之所系的问题。
　　
　　三、边缘身份的烙印
　　
　　解卸了父族传统文化纠缠不清的牵绊的中国女性，不管是对传统反叛的自主意识，挑战男性中心的社会文化环境，还是对自我内在生命和需求的反思与探寻，她们都义无反顾地启程飘飞，不是重复或模仿男性的游历与征程，而是追猎一种新的身份认同，一种与其他任何人并无二致的身份认同。也许目前她们的边缘身份因不明朗而略显尴尬，在书写时摆脱不了与生俱来的愁苦与困惑，但是这丝毫不影响她们诚恳触摸内在人性与精心营造外在情趣的尝试与努力。
　　这种尝试与努力在近20年来的“新移民文学”创作中，表现得愈为突出。旅美作家严歌苓就是新移民作家中的佼佼者。独特的生活经历，特别是远离故土的移民经历，使她有机会接触大量的边缘人并有深刻的心理体验，进而塑造了异域的各族移民（如《扶桑》），情感中的边缘人―――同性恋者（《亚当与夏娃》、《白蛇》、《魔旦》），文革时期被压抑性别属性的女子牧马兵（《一个女兵的悄悄话》) 等形象。在创作中严歌苓注重故事与思想并重，通过对人性的深度书写，赋予边缘人生这一题材以深广的思想内涵。
　　《第九个寡妇》所经历的漫长熔铸过程呈现出严歌苓审慎的叙事诉求：“化离奇为不奇。”试图在个别故事叙事中探寻更为一般性的意义，这将指向对生命存在某种本质性的思考与期许。小说很可能写得很“控诉”、很“伤痕”，也或者很“反思”，让人反省特定社会历史格局中的人性。显然严歌苓避免了前一种控诉伤痕式的惯常表达，而是致力于抒写个体生命存在与时代意识形态关系的处理。《第九个寡妇》就是倾心于呈现出一种对待生命的姿态，一种生命存在方式，整个时代缺失了的，却在王葡萄身上非常妥贴地呈现出来，对生命最为本真的尊重与爱，并以浑然自在的方式存在，无疑王葡萄成为严歌苓期许的生命存在方式的理想化表达。
　　相较于严歌苓对内在生命的尊重而略显严肃，钟怡雯则因自己边缘人的身份经历更加渴望理解与沟通，故此，她更倾向于细描女性世界的追思与情趣。钟怡雯似乎有意避开了关乎家国社会所谓的大题材，“沉迷于一个女子世界”。她写自己的洁癖（《浮光微尘》），写自己的慵懒、赖床（《懒》），写自己对巧克力美味的不可抑制（《非常馋》），写对袜子的恨与爱（《鬼祟》），写猫，那些被毒死了的巷子里的流浪猫和家里心爱的宠猫（《摆脱》、《拽》、《祝你幸福》）。还有流言对于女人的诱惑与损伤（《听说》）。《发诔》是对剪去的长发的追忆，写尽了一个都市女子蓄发剪发之间的爱恨交加；甚至脸面上不小心的搔抓痕和心不在焉的撞伤都成为她深入开掘细微描状的题材（《痒》、《伤》）。钟怡雯的文学世界表现出更鲜明的女性知性特征。比如，她的记忆总是由一连串的气味化成，童年的记忆是“带着青苔的清香”的井水味，中学记忆里有“强烈的日照蒸出一种发酵的酸气，那气味来自空地上曝晒的可可果”，而所喜欢的男孩留给她的最深印象是他身上有“由汗水、泥土、青草调配出来的青春气味，像刚从树上摘下的青芒果”。无一不显示她对感官知觉的综合提炼。
　　“到了一块新国土，每天接触的东西都是新鲜的，都是刺激。即便遥想当年，因为有了地理、时间，以及文化语言的距离，许多往事也显得新鲜奇异，有了一种发人深思的意义。”从严歌苓的这番话中可以看出作家主体身份的改变，会导致她具有多重边缘的写作视野和姿态，看到了别种文化的差异性和独特性的同时，可以更好地看清楚自己拥有文化的优缺点，这都是一种边缘的视野所察觉到的。正因为作家拥有这样的双重边缘视野，她的作品意蕴出现了多样性和多重性。严歌苓小说沉淀着一个作家在东西方文化边缘，自觉地以局外人的姿势对过往人生的冷静审视。她起了正常/非常、是/非、善/恶的仲裁，消解了东方/西方、男性/女性的对立，一切写作都只为了探索人物纷繁的内心，探究人性的神秘与丰富。而钟怡雯更显示出一种知趣的轻松，她的文学世界是袒露，是袒露之后所形成的沟通和理解，是基于个人体验而形成的对生活的特有的“洞见”。
　　格林布拉特在其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中论及历史中人物塑造时总结到：“人物塑造不是顺向获得，相反是经由那些视为陌生、异端或可限的东西才逆向获得的，……任何被获得个性，总是在它的内部包含了对它自身进行颠覆或剥夺的迹象。”在这里，我要说，以上台湾及华人女作家早已经进入思索及实践体验的阶段，她们或以自身的姿态，或以文本世界中叙述者形象不断颠覆或剥夺历史积淀已久的偏执与愚见。这是一条崎岖之路、艰辛之路，在克制中行走，在反思中摸索。我相信她们终将会以更新、更多彩、更复杂的姿态在种种“困境”中傲然行进！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知性是台湾学界认可的英文Intelect，指的是人类的精神作用中，相对于感情和意志的一种知的机能或思考力。
　　Outka，Paul.Publish or perish；Food，Hunger，and Self-Construction in Maxine Hong Kingston’s The Woman War?鄄rior.Contemporary Literature，XXXVI，3。
　　蒋勋：《写给大家的中国美术史》，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54-59页。
　　拉康认为主体通过镜像，先于自己的成熟与自己的体验本源地结合在一起。即主体由于接受了视觉上某个形象，结果主体反而被蒙蔽。主体被蒙蔽所发生的变容，这种变容在主体上发挥了与人终身相伴的决定性力量。这种形象以统一的幻想，将主体整合为一，产生“自我”，促进“我”的结构化。透过这一想象性认同，儿童已经为了未来而被结构，他相信了他能实现自己的身份。而实际上，主体经过镜像阶段，体验到只能将自己还原到外部的他人之中。即“我”在成为自己本身之际认同的对手其实并非自己，而是他者，我为了成为真正的自己而必须舍弃自己，穿上他者的衣装。主体因此在自己的内部刻上自己与他者这一互相矛盾的本源性裂痕。参见：［日］福原泰平《拉康―――镜像阶段》，王小峰、李濯凡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4-45页。
　　［美］木令耆：《美国华人文学》，美国中文刊物《秋水》1980年第8期，第123页。
　　王瑶：《鲁迅作品论集》，《王瑶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54页。
　　钱谷融：《艺术・人・真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74页。
　　王德威：《以爱欲与死为己任，置个人死生于度外―――试读苏伟贞的小说》，《当代小说二十家》，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63页，第156页。
　　［美］凯特・米利特：《性的政治》，钟良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92页。
　　严歌苓等：《王葡萄：女人是第二性的吗？―――严歌苓与复旦大学学生的对话》，《上海文学》2006年第5期。
　　陈昌明：《语言之重，生活之轻―――》，台湾《联合报》1998年4月13日，第47页。
　　钟怡雯：《听说》，台湾九歌出版社2000年版，第28页。
　　钟怡雯：《垂钓睡眠》，台湾九歌出版社1998年版，第95页。
　　严歌苓：《约会》，春风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308页。
　　［美］格拉布拉特：《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塑造》，转引自朱立元主编《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