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道理的时代讲大道理】 讲好大道理 小道理
时间：2019-02-04 04:50:05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知识产权是今天的一个流行词。它的英文叫 Intellectual Property，说得很清楚，知识和房子、股票一样，是一种property，资产。只有变为资产，才能形成产权，现在之所以大讲知识产权，就是因为在中国，知识正在被大规模地资产化，propertization（这是我杜撰的词）。这个潮流的最新一波，是“创意产业”热。不到十年，光大学里新开的文化产业系，就有五六十个。它甚至已经大规模地发展出自己物质性的空间形式，譬如上海，外墙颜色一律鲜亮、内部结构也大同小异的“创意园区”，就如雨后春笋，到处冒尖，令人不由得想到当年的开发区热。
怎么看待这件事？
目前的主流看法，大概是这样的：一，这是世界潮流，我们要跟上；二，如今是市场经济时代，知识当然应该资产化；三，如果不搞这个，不保护知识产权，谁还辛辛苦苦搞研发啊？
这些看法都有道理。但是，容我说得粗暴一点，这些都是小道理。今日中国，大至社会，小到个人，主流目标都是“财富最大化”，尽管有时候嘴上不这么说。过去的，别处的，天上的、无形的、太抽象的、甚至并不很远的将来的……一切不能迅速兑换成眼前利益的事物，一概都不关心，时间一长，也就都不知道了。所有的思考，都围绕现实的利害打转转，别的，都以为是唱高调。报纸上越是空话套话连篇，一般人就越讨厌大道理，越理直气壮地沉溺于那些现实利害的小道理。今日中国，就这么成了一个只讲小道理的时代。
但实际上，小道理是被大道理管着的。今天中国人讲的那堆小道理背后，分明就坐着几个大道理，比如“人是逐利的动物”，比如“市场经济是康庄大道”……人类今天还没有大同，占了便宜的和吃了亏的，压迫人的和被压迫的，各有各的大道理，你不弄清自己的大道理，就会被别人的大道理牵着鼻子走。所以，越是被忽悠得只讲小道理的时代，其实越需要讲大道理。
对知识资产化这件事，我就觉得至少有这么两层大道理，不可不讲。
第一，人类的知识是否可以――或者应当――被资产化？一种理论、一项发明、一套数据，或者对上述这些的一次表述……是否能够像洗衣机、货币一样被资产化而不造成权利认定上的混乱？不同类型的知识的产生过程，是否会使这一问题变得很难一概而论？一篇学术论文，常有几十条注释，标明作者从别人那儿受到多少启发、引用了多少数据、观点，如果真要严格地资产化，他下笔之前，就必须先──取得引用的授权书，这不是荒唐吗？
如果知识被充分资产化了，如果没有别的东西来限制这个资产化，人类的知识生活会变得怎样呢？会不会就像畜牧业一样，完全受投入－产出逻辑的支配？人的学习、思维、想象和创造能力，会不会就像饲料、卡车和建造猪圈的砖木那样，可以买来卖去、按需制造？现在许多政府基金对学术研究的资助，已经越来越像是在技术市场上招标。前些天，一个被图书商包装成文学天才的14岁的中学生，更在其博客上宣称：教师应该被称为学生服务员，因为学生进学校，和逛超市是一样的……你觉得他荒谬吗？可是，他的逻辑，不就是从知识资产化那里延伸过来的么？
第二层大道理，在中国这样被动现代化的国家里，特别要讲：在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西化”、“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过程中，“知识”的定义是怎么不断被修改的？是怎样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条件，制约了这种修改？到最后，社会对知识的需求，怎么会变成了对“知识市场”的需求？
17世纪，西方的传教士就到中国来翻译、印刷和散发圣经了，谁见过他们讲版权？一直到今天，欧美发达国家向中国推销各种制度、规则和价值观念，要求中国与它们“接轨”，却从来没有为这些申请专利、标出价格、索要“接轨费”。一百多年来，一代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以“普罗米修斯”自居，“盗取”西洋现代文明之火，有人说过他们“侵权”吗？当中国人丢掉毛笔，改用钢笔、打字机、电脑……的时候，那些钢笔公司、电脑公司为什么不把“用钢笔写字”、“用电脑写字”定义为“创意知识”而提醒“爱好者”―― 就像后来比尔・盖茨称呼的那样：这是盗窃啊！可是，说得粗糙一点，不就是因为我们走上“西化”的道路，离开电脑就不会写字了，一套 Windows XP 的正版软件才能卖那么贵吗？
这里不讨论中国应不应该西化之类的问题，西方的好东西当然要――如鲁迅所言――“拿来”。何况严格地说，自由、民主、快捷、清洁……的理想，也并非专属于西方。我只是想指出，什么被看成是知识，什么不是知识，什么知识值大钱、急急忙忙要资产化，什么知识不值钱、扔得满地都无人管，在知识的市场上，什么人垄断货源、仓库里堆满了货，什么人两手空空、不得不高价向别人买……这些都主要不是因为知识本身的优劣，而是因为生活方式、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的变迁。一百五十年来，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西化”……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状态，也改变了中国人对“知识”的主流定义和需求。正是这些改变，使我们今天一讲知识产权，就好像自觉理亏。
因此，知识产权绝对不只是一个法律问题，也不只是一个文化问题。它更是一个政治问题：人类社会应该是平等共有的，还是赢家通吃的？知识生活应该是自由、民主和多样的，还是市场化的、被资本和利润的单一指标支配的？它也是一个历史问题：资本主义推动的“现代化”和“全球化”，已经将地球各处人类创造的丰富多样的知识，强制性地区分、筛选，发展一部分，消灭其余的大部分。对这一段历史，我们怎么看？对这段历史在人类知识生活上的后果：少数发达国家垄断知识样板，其余大部分国家只能依样复制，我们又该如何对待？更重要的是，当这样的历史也在中国社会内部重演的时候，我们怎么办？
知识资产化是个天大的事情。它对中国社会的现状和将来，都可以说是生死攸关。也许我们不能完全拒绝知识的资产化，我们也可能确实需要保护知识产权。但同时，我们一定要明白，对健全的知识生活来说，资产化是毒性极大的做法，当限制对知识产权的侵占的同时，也要限制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人类有许多远远高于现实利害的目标，不能为一点眼前的小得失，就忘了大道理。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