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姐王磊：受宠的“深圳人”:王磊 演员
时间：2019-02-06 04:31:06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2005年11月21日，亚洲小姐王磊作为“文化产业特殊技能人才”，终于结束了“暂住”生涯，成为真正的深圳人。 美丽意味着特权？
哈尔滨女孩王磊在香港亚视的选美大赛中获得桂冠，王磊赛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最大愿望就是成为深圳人”，深圳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得知后，就主动和她联系，给她特批深圳户口。王磊作为“文化产业特殊技能人才”，终于结束了“暂住”生涯，成为真正的深圳人。美女越来越成为一种受到重视的资源，前不久，美女成为重庆市隆重推出的一张城市名片，也许“亚洲小姐”的头衔可以增加深圳的文化品味。“主动”、“特批”表现出深圳政府部门对明星献媚的态度，户籍资源被用作迎合成功人士的礼物了，在他们看来，将更多成功者引进深圳，可以极大提升城市形象与品位。
是否深圳户籍市民，权利、义务的差别还是比较大的，如外来工子女上学就得在深圳人子女“优先”之后。深圳曾出台一系列旨在控制外来人口进入的措施，在户籍的限制往往只针对广大的普通劳动者和务工人员，成功人士则不在此列。深圳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固然需要像“亚洲小姐”这样的所谓“特殊人才”，更需要那些在各行各业起支撑作用的普通劳动者。作为公共制度的户籍政策首要的应是公平。
深圳目前暂住人口超过千万，当众多在深圳工作多年、奉献多年的劳动者就因没有深圳户口而在医疗、社保、孩子上学等方面饱受煎熬时，成功人士却凭“特批”轻松入户，有违基本的公平原则，就像刘翔免试硕博连读，十几个导师“上门”为其授课，体现的都是“赢者通吃”的逻辑。“亚姐”只有一个，在深圳有很多模特也许比王磊更出色，付出更多，她们却没能入户深圳，这显然有失公平，更不要说大量普通的劳动者。王磊能够幸运落户深圳，更加反衬出现行的户籍制度是对多数人的不幸。
今年36岁的丛飞也是深圳的“五星级义工”、“优秀外地来深建设者”。近10年间，他频频出现在福利中心、老人院、孤儿院；出现在劳教所、戒毒所；出现在赈灾救助、慈善捐赠现场，共义演300多场/次，义务服务时间超过3600多个小时，“帮困助弱”捐款累计达300多万元，却一直没有深圳户口、没有工作单位，享受不了深圳人的医疗福利待遇。直到丛飞病体垂危，他的事迹被广泛传扬开来，这时政府部门才想起给他一个深圳户口，丛飞一下子成为深圳精神的象征。这样的作法恰恰展现了一个城市的势利和虚荣，户口成了政府为塑造城市形象而摆布的筹码。一个真正有底气的城市不必靠几个名人来支撑，它的精神应体现在每个普通市民身上。
户籍是权利不是奖赏
户籍被一些城市当成对外来户的一种奖赏已经屡见不鲜。我们也看到一些突出的科学家、劳模被列入“特批”之列，“光荣”地迈进了城市那高高的门槛。有趣的是，深圳这次把户口奖赏给“亚姐”王磊时，还没有可供参考的政策蓝本，“文化产业特殊技能人才”的说法有点勉强。王磊参加选美也是经过努力的，凭的不只是脸蛋身材，也有其内在的才能，选美也要接受很多训练，确实也可以算得上是“技能人才”。在这美女经济盛行的时代也是可以接受的。
不过，户籍是公民的一种权利，而不应是自上而下的奖赏、施舍，政府部门总喜欢拿城市户口作为诱人的奖赏让人颇觉不是滋味。城市人由于自己“天然”的城市户口，对进城务工者总是有一种“人上人”的优越感。有的城市对外来打工表现好的农民工以“城市户口”作为奖赏，这似乎显示出他们对农民工的关心。实际上这暴露了传统户籍制度的乖谬！为何同是一国国民，所享受的国民待遇竟是那样的天差地别？一类国民为何苦苦企求获得与另一类国民相同的身份待遇？而一类国民为何可以把那“身份认证”奖赏给另一类国民？拿自己的身份标识作为对他人的奖赏，这难道还是一种正常现象？
深圳市宝安区公安分局曾在2003年制定了有关户口奖励的规定，凡保(治)安一年内连续在现场抓获10名正在实施“两抢”的犯罪嫌疑人，区公安分局给予其本人迁入宝安户口的奖励。深圳宝安区一位与劫匪搏斗中身中数刀的保安员，在被政府嘉奖了数千元奖金外，“奖励”加入了深圳户口。一个本来人人平等拥有的“户口” 被政府作为嘉奖总是令人不安。一些人生而即有，另些人却要付出鲜血与生命才可能拥有，这“奖励”其实隐藏著巨大的不公。一些保安人员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精神可嘉，确实值得奖赏。对有突出贡献的保安，不管是给予物质奖励还是精神奖励，都是社会对其贡献的一种肯定。但问题在于户口奖励牵扯到社会平等。户口本身不是物质上的东西，经常把它当奖赏，等于把它物质化、商品化。
最近几年，中国的户籍改革开始了实质性的启动。但许多地方以开放户籍为名，把户籍当成了诱饵。如果说原来户口问题只是身份识别问题，现在户口正被扭曲成各个城市或者各个省之间的利益争夺。户口成为他们引诱或者说吸纳高学历人才的一件礼品。表面上看，他们的做法很冠冕堂皇，事实上进一步扭曲了户口的功能和意义。
户口不是招揽高素质人才的关键
国内很多大城市为了提升自身发展层次，塑造国际化都市的形象，在户口上作出欢迎“高素质”人才、拒绝“低素质”人员的举措。不久前某位北京的政协委员在“两会”上发言，称要对北京实行准入制度。因为在她看来，北京的社会问题日益严峻，“人口爆炸”与“素质不高人群”是关键。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应该限制进入北京人员的素质与数量。且不说任何一个城市都需要各种人生活在其中，并且担负各类不同的工作。而且以户口限制人口的做法越来越达不到效果。
曾经有人认为广州城市容量有限，合适的人口规模应当在1500万左右，广州常住人口已有1000万，还有500万的空缺应由高层次人员来补充。广州市人口总数应该包括常住人口和外来人口。“抬高门槛”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常住人口增长，而对广大外来人员来说，既然没有资格受此约束，自然也没有必要受此影响。更何况，很多外来人员通过自己的努力打拼，已经有能力在广州购房置业，成为“准广州人”，而且这类人一定会越来越多。“抬高门槛”只能对少数欲拥有广州市常住户口的所谓“人才”起到一定的保护或限制作用，而对于那些低学历、低技能，或者虽有高学历高技能却不想拥有广州户口的人来说，政府是无法阻止和控制的。正如中山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蔡禾教授所说：“低层次人员作为劳动力来广州，受不受欢迎是由劳动力市场决定的。如果是来这里生活，更是任何人都不能限制的。”
有的外来人员，虽然一时没有能力在广州购房，只能租房生活，但只要广州的劳动力市场需要，且他们也愿意提供劳务合作，那么就没有任何理由拒绝他们在广州工作、生活。低层次人员没有发展空间自然会离开。一个城市并不是控制了低层次人员，就能吸引来高层次人才；而是只有形成以高科技为主体的产业，才能吸引高层次人才。在北京海淀区这个高科技企业汇集的地方，就有10万没有北京户口的大学生在打工。
北京授予一些国有企业和特批的高新技术企业 “留京指标”权，其他企业如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等，就没有这种“留京指标”。“留京指标”是一种社会资源，政府在这种社会资源的分配上，却人为地把同样的市场竞争主体，分成了三六九等，一些非北京生源毕业生为了留京，情愿花几万元非法购买这种指标。 北京给予部分企业留京指标，本来是对企业的一项优惠政策，企业可以借此吸引优秀人才，但很多学生先拿到北京户口，接着就跳槽。不少以为提供了户口就能留住人才的企业，最后不仅给人才做了“跳板”，还白白支付了一笔培训费。越是依赖进京指标的企业越留不住人才，留京指标每年还是得伸手向国家要的，但是目的已经完全发生了变化。户口变成了可以贩卖的商品，变成了可以赠送的人情。所以，想仅仅依靠户籍政策就留住人才，以后恐怕很难办到了。
大城市户口不再尊贵得令人艳羡
虽然在现实社会中户口与劳动用工、住房、教育、社会福利等公民的权益还挂钩。但是，这些功能随着社会的发展正在逐渐淡化而非强化。尽管户籍一时半会还取消不了，但是，户籍意识的松动、淡化，毕竟是个谁也无法逆转的趋势。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附着在户口上的特殊功能越来越淡化了。市场经济需要通过市场的手段，配置市场要素，于是城乡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的户口“藩篱”开始解冻。户口的含金量在减少，特别是在一些中小城市，户口早已没有什么含金量。事实上，大城市户口也在贬值。在非法交易中，一个留京指标卖到1.5万-3万元，这已经不是一个大价码了。
户籍登记在我国很早就出现了。据甲骨文记载，商王朝已开始实行人口登记制度，有“登人”或“登众”，即临时征集兵员的记载。从商代的“登人”到汉代的“编户齐民”，再到宋代的“保甲制”，现在的户籍仍保留有大量传统户籍制度的内核。如户籍带有深深的身份烙印，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之间存在着等级差异性，享受的待遇明显不同甚至被打上世袭的烙印。城乡户籍制度对人们造成的心理影响是巨大的，一直以来，城市人、大城市人的优越感无处不在。
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采用出生证登记制度，叫做“社会保障号”或“社会保险号”，都纳入计算机网络信息化数字化管理。多数国家没有用出生登记的号码来限制人的迁徙自由。迁徙权是现代国家公认的一项公民权利。中国政府已经签署的《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都有公民迁徙自由的表达。开放的中国社会要求解脱传统的户籍制度对公民的束缚，相信总有一天，大城市的户口不再尊贵得令人艳羡，亚姐也不再需要市政府的“特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