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荣臻与中国“两弹一星”的诞生（下篇）

舒云

1966年12月28日，聂荣臻（前排左四）在钱学森（前排左三）陪同下，在核试验基地主持氢弹原理试验

聂荣臻抱病以个人名义“募捐”

1960年10月，为纠正党内“左”倾错误带来的严重影响和危害，聂荣臻走访科研单位，倾听科技人员的意见。他了解到有的专家被当成技术员使用，还有的专家被派去干农活，甚至把几千名大学生下放农村……10月10日，聂荣臻对国防科委副主任安东说：听五院科技人员座谈会反映的意见，我一夜没有睡好觉。党和人民需要尽快搞出中国自己的导弹来，这就是政治！我要向军委、党中央负责，一定要保证他们人尽其才。

一些科技专家在政治运动中受到不公正对待，聂荣臻积极向中央反映，同时勉励科学家们以事业为重，继续为国防现代化作贡献。有的知识分子对政治学习过多提出异议，轻者受到批评，重则被扣上不突出政治的帽子。聂荣臻认为：要正确看待科技人员的“红”与“专”。经周恩来同意，12月13日聂荣臻签发《国务院关于在科学研究机构中坚持八小时工作制和保证科学研究时间的通知》，规定要保证科技人员每周五六天的时间从事专业工作。像“四好连队”“五好运动”“忆苦思甜”等运动，聂荣臻都禁止在科研单位开展。

火箭发动机改进后老是出问题，有人当成政治问题反映上去，聂荣臻对五院领导说：“建院时，任新民、庄逢甘从哈尔滨到北京开会，要求调到五院工作，住在黄带子坟刚接收的房子里，就两块铺板。我叫安东一再动员他们去住旅馆。他们说调到这里工作，怎么能住旅馆。我听了极为感动，始终铭记。这么好的科学家如果不信任，还能相信谁呢？”有些知识分子因家庭出身、海外关系，被认为不能从事机密的“两弹”工作。聂荣臻多次对有关领导说，在旧社会和解放初期，能够大学毕业或留学的人，出身成分好的太少，我们必须贯彻“重在表现”的政策，否则科技工作无法开展。聂荣臻认为他们放弃国外优厚待遇，在国家最困难时没有一个人跑出去，说明他们是真心爱国的，应该相信他们。有一位研究人员曾任国民党保密局少将，谁也不敢拍板将他调入拥有核心机密的五院。聂荣臻了解到他一直表现很好，当即决定将他调入五院。后来，他担任了五院某分院副院长。

12月15日，聂荣臻因过度劳累导致心脏病发作，住进协和医院。17日，聂荣臻在医院病床上同五院领导谈话，要求一定要保证科技人员的科研时间，否则导弹搞不出来，将来是要负责任的。

12月19日，聂荣臻对前来探视的陈赓等人说：五院要切实注意和关心科技人员的生活问题，尽量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使他们精力集中到科研上，并要秘书范济生专门到五院调查。21日，范济生向聂荣臻汇报，科研人员副食品极度缺乏，有的专家也出现了浮肿、色盲。聂荣臻着急地说：“以我的名义向北京、广州、济南、沈阳等军区和海军的领导说明情况，呼吁他们尽快设法支援，价拨五院一批猪肉、鱼、黄豆、水果等副食品，以中央和军委的名义分配，以便五院科技人员维持起码的生活水平，集中精力搞好科研。这也是一项有力的政治工作。”几天后，聂荣臻对来医院探望的北京军区副司令员郑维山说：“我知道你们的家底，你们有生产，有东西，你一定要拿出一些来，可不能小气呀！”郑维山当即表示：“我们一定搞一些，还可以打一些黄羊。”钱三强回忆：聂帅鼓励大家正视困难，战胜困难，他不止一次说过，你们只管放手工作，我来做你们的后勤部长。

1962年2月，聂荣臻在广州主持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他向周恩来反映，科学家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提法心有疑虑，建议周恩来作一次报告。3月2日，周恩来在会议上发表《论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宣布现在中国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属于劳动人民。5日，陈毅发表讲话，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受到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

中国原子彈工程代号“596”

1958年6月21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说：“还有那个原子弹听说就这么大一个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我们就搞一点。搞一点原子弹、氢弹，什么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工夫完全可能的。”8月24日，第二机械工业部（以下简称“二机部”）向中共中央递交《关于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方针和规划的意见》，提出“苦战三年，基本掌握原子能科学技术”，“边干边学，建成学会”的具体方针。以二机部为主，中国核武器的研制加快了步伐。

1959年7月，周恩来向二机部部长宋任穷传达中央决策：“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苏联毁约日被命名为原子弹工程代号“596”。12月17日，聂荣臻听取二机部宋任穷、刘杰的汇报，同意“三年突破，五年掌握，八年适当储备”的奋斗目标。12月23日，二机部制定原子能事业8年规划纲要。

1960年1月，为加强核武器的研制工作，经中央批准，二机部从全国选调了106名高中级科技骨干。4月5日，聂荣臻听取宋任穷汇报后说：“我们自己干，这样时间可能长些，但总是可以干得出来的。”8月23日，在二机部工作的苏联专家全部撤走，并带走了重要的图纸资料，留下一批半截子工程。10月12日，聂荣臻对张爱萍等人说：苏联想压我们是压不倒的，中国人民是有骨气的。苏联压我们是好事，我们应当争口气，挺起腰杆，不要乞求别人。只要我们硬，事情就好办。要集中力量，全国一盘棋，争取“三年突破”以导弹、原子弹为代表的国防尖端技术。

聂荣臻在周恩来领导下，充分发挥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将大量课题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工业部门、地方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必要时动用中央军委特别公函。像“两弹”所需的光学精密机械，就是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所长王大珩等人以及浙江大学解决的。“两弹”攻关带动了许多新兴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也使中国军事和民用工业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1962年8月，聂荣臻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对刘杰说：“希望你们早日拿出原子弹，以增强中国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地位。”9月11日，二机部《关于自力更生建设原子能工业情况的报告》上送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提出争取在1964年或1965年上半年爆炸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毛泽东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

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962年10月10日，聂荣臻听取刘杰、朱光亚汇报二机部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规划设想，提出二机部的工作，要力争放在1964年国庆15周年响的目标上。有这样一个目标有好处，可以更大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协调各方面的力量。11月3日，毛泽东批准了这个设想。

11月17日，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宣布，为加强对“两弹”研制的领导，成立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周恩来任主任，聂荣臻是委员之一。中央专委组织全国大协作，攻克了100多个重大科研难题，大大加快了原子弹研制的步伐。

1963年3月，原子弹研制进入总攻阶段，国防科研人员陆续迁往核武器试验场。7月13日，聂荣臻听取国防科委负责人汇报时说：原子弹研究设计，一开始就走自力更生的路子，开头困难多些，但基础比较雄厚，比较扎实。如果第一次试验成功，以后的发展可能就快些。原子弹试验成功后，下一步要抓“两弹”结合，以及研究氢弹的问题。

8月28日，聂荣臻在国防科委办公会议上说：核试验基地专区布局方案可先这样定下来。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用的铁塔，其设计如无大的问题，能不改就不要改了，只要能把试验的核装置吊上去，又能撑得住，就可以了，反正原子弹爆炸是要连同铁塔炸掉的。现在要尽量争取时间，不要议而不决。几个试验基地的领导干部在较艰苦的条件下独立工作，调整军衔级别时，应当适当照顾一下他们。

1963年底，经中央专委检查，参加大协作的20个部委，19个省、市、自治区的400多家工厂、科研院所和院校，如期完成核试验所需的10万多台专用仪器、设备等任务。

1964年1月，兰州铀浓缩厂取得合格的高濃铀。2月，聂荣臻提出：原子弹的爆炸加紧准备。4月11日，周恩来主持召开第八次中央专委会议，决定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采用塔爆方式，要求9月10日前做好一切准备工作。中央专委的口号是“保响，保测，保安全，一次成功”。6月6日，原子弹理论研究攻克了所有难题，成功进行了全尺寸的模型爆炸试验。

因为美国多次威胁要打击中国核基地，中央专委提出两套方案：暂不试验和尽早试验。毛泽东一锤定音：“要尽早试验。”于是，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试验安排在1964年10月。9月19日、25日，首次核试验委员会主任张爱萍、副主任刘西尧两次向聂荣臻报告，前方准备工作很充分，胜利在望。10月8日，王淦昌、郭永怀、彭桓武、邓稼先等核科学家奔赴试验基地，进行最后一次技术总检查。气象部门预报10月16日左右有好天气，于是确定10月16日正式试验。

10月14日19时20分，罗布泊附近102米铁塔上的纯金属小屋，安全吊进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10月16日15时，随着惊天动地的爆炸声，戈壁滩升起一团巨型火球，逐渐与尘柱连成蘑菇状烟云。一直在办公室来回走动的聂荣臻当即叫秘书起草贺电：“爱萍、西尧同志：消息传来，甚为兴奋，特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全体参加这一试验工作的同志们，致以热烈的祝贺。”电报15时零7分发出，这是第一封到达核试验基地的贺电。

毛泽东指示：要查清楚是不是真的核爆炸，国外不相信怎么办？两个多小时后，张爱萍、刘西尧等签发经多位专家认定的关于原子弹爆炸的报告，估计威力达到2.2万吨梯恩梯当量。日本最先传出消息，说中国可能在西部地区爆炸了一颗原子弹，接着美国也广播了。经毛泽东批准，新华社23时发表新闻公报，宣布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同时声明中国政府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第二天一早，聂荣臻看到《人民日报》的套红号外，高兴地说：“留下，留作纪念。”这张《人民日报》号外后来被解放军档案馆收藏。

“两弹”结合试验成功后，聂荣臻与众人合影

在动乱中坚持“两弹”结合试验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西方有人讥笑中国有“弹”无“枪”，其实中国导弹早在原子弹爆炸前就研制成功了。1963年4月，聂荣臻在军工领导干部会议上说：“两弹”结合要尽早过关，这不但是个军事问题，也是政治问题。9月3日，聂荣臻在听取刘杰、钱三强、朱光亚汇报时说：“中国发展核武器，最后着重是要搞战略导弹用的核弹头。因为中国空军力量薄弱，空投原子弹难起作用。1964年二机部要准备好地面核试验，1965年准备好空爆核试验，1966年准备好核导弹试验，1967年争取试验氢弹。”1963年12月，中央专委决定：“核武器的研究方向，应以导弹头为主，空投弹为辅。”1964年5月，聂荣臻对五院和二机部提出，“两弹”总设计师钱学森和钱三强都要参加研制核导弹。9月1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议，决定成立由钱学森领导的“两弹结合”方案论证小组。

1965年2月，中央专委批准二机部《关于加速发展核武器问题的报告》，决定改进增大中近程地地导弹的射程，并用其进行核导弹试验。11月，国防科委和二机部认为，地下核试验不能考验原子弹头在实际飞行状态下是否符合要求，提出暂不进行地下核试验，而是先进行没有核弹头的导弹“冷”试验，然后再进行“两弹”结合的“热”试验。

3月11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议，听取并批准关于“两弹”结合的试验论证报告。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一批有关核试验的绝密资料被造反派抄走，聂荣臻命令想尽一切办法追回来。他隔两个小时就给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打一次电话，直到追回这批绝密材料。6月22日，聂荣臻起草《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对待自然科学工作者的几个政策界限》。6月23日，聂荣臻听取中国科学院汇报“文化大革命”情况时说：“知识分子是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宝贵财富。应当尽力保护他们。”聂荣臻一有机会就向中央建议，要保护像钱学森、华罗庚这样的著名科学家。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经过聂荣臻努力，保护科学家写进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8月23日，在第五十五次中央军委常委会上，聂荣臻提出：“两弹”试验基地的任务很重，有些科研单位的情况也是如此，“文化大革命”应该推迟。建议与解放军师以下部队一样，只进行正面教育。中央军委接受了这个建议，指示国防科委具体贯彻执行。

9月25日，聂荣臻参加第十六次中央专委会议，讨论“两弹”结合飞行试验时间的大体安排和氢弹原理试验的准备情况。

10月初进行“两弹”自毁试验，中旬两次进行“冷”试验。10月20日，周恩来召集中央专委会议，研究“两弹”结合的“热”试验。大家一致认为风险极大，万一核弹头在发射场爆炸，或发射后中途掉下来，或偏离弹着区，都将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试验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一定要万无一失。聂荣臻当即表示要去现场主持试验。10月24日晚，聂荣臻同周恩来、叶剑英到钓鱼台国宾馆，向毛泽东汇报“两弹”飞行试验的准备情况。

冒着生命危险主持核导弹试验

1966年10月25日9时30分，聂荣臻乘专机到达综合导弹试验基地。下午，他听取张震寰、李福泽、李觉、钱学森等人汇报，了解发射区、弹着区未来48小时气象分析和预报。聂荣臻同意基地党委意见，按10月27日正式发射核导弹来安排各项工作，要求仔细做好各项准备。聂荣臻着重询问核导弹飞行中一旦出意外时的安全自毁系统，又询问了核导弹飞经地区的居民安全措施。得知居民已疏散，有关单位就近准备了许多汽车和救护分队，万一发生意外，可以紧急救护，聂荣臻满意地点点头。

10月26日上午，聂荣臻到现场了解核弹头的准备状况，下令将地地导弹和核弹头分别运到发射阵地。下午，聂荣臻来到发射阵地，观看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进行“两弹”对接和通电试验。这项工作极其危险，大家劝聂荣臻到掩蔽部去，而聂荣臻则搬了把椅子坐下说：“你们什么时候对接通电完成，我就什么时候离开。”“两弹”对接顺利完成，聂荣臻与在场的所有人员合影留念。

核导弹发射时间定在10月27日9时，聂荣臻提前一小时来到指挥部。发射前15分钟，核导弹预定弹着区的高空出现一股预报外的6级高空风，聂荣臻电话报告周恩来，周恩来让他现场决定。聂荣臻与专家紧急磋商，气象部门判定大风每小时向西南移动50公里，预计发射时将移出弹着区;且大风比核弹头的预爆点要高很多，即使弹着点偏移，也不會超出允许的公算偏差，核烟尘不会影响到基地生活区的安全。聂荣臻报经周恩来同意，决定按原计划发射。9时，中国自行设计研制的第一枚核导弹飞离发射架，从甘肃和内蒙古交界的巴丹吉林沙漠飞往新疆罗布泊。9时9分14秒，大漠上空出现一团耀眼的火光，核弹头在靶标上空爆炸。初测结果与理论设计值基本一致，“两弹”结合试验成功了。

10月31日，聂荣臻乘坐飞机在弹着区上空转了一圈，然后来到核试验基地，检查氢弹原理试验准备情况。他致电周恩来，反映试验中尚存在的薄弱环节，并提出力争在12月或翌年1月进行试验。

11月3日，聂荣臻从核试验基地到弹着区，了解“两弹”试验的效应详情，观看被烧成玻璃体的地面，并慰问参加试验的科技人员。聂荣臻说：“在场区工作是危险的，特别是到了严冬，困难就会更多，但是同志们都知道，艰苦就是光荣，是对我们革命意志的最好考验。克服了最大艰苦，就能取得最大的胜利。”

11月30日上午，在第五十九次中央军委常委会议上，聂荣臻汇报参加“两弹”研制的科学家有的被抄家，有的被批斗，有的被群众组织软禁。建议毛主席、周总理接见有关科学家，一方面鼓励他们，一方面也可以向造反派表示这些科学家是有贡献的，不要再无端干扰。

1966年氢弹原理方案试验

1963年9月，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完成后，核武器研究所就开始探索氢弹的理论问题。氢弹在理论和制造技术上比原子弹更加复杂，中国科学家没有任何资料，只知道氢弹是聚变爆炸，需要1000万摄氏度的高温引爆。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中共中央决定集中力量研制氢弹。1964年12月3日，二机部向中央专委提交《关于加速发展核武器问题的报告》，力争在1968年进行氢弹装置试验。1965年1月23日，毛泽东在听取汇报时说：“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8月20日，二机部向中央报告《关于突破氢弹技术问题的工作安排》。12月18日，二机部九院发现新的氢弹原理，利用原子弹爆炸的能量点燃热核聚变材料。聂荣臻提出1966年底进行一次低威力的氢弹原理试验。

1966年12月11日，第十七次中央专委会议批准氢弹新原理方案试验以及突破氢弹技术的工作安排。聂荣臻要求到现场主持，周恩来表示同意。13日至21日，聂荣臻因过度劳累感冒发烧，他天天请医生看病，服药治疗。27日，聂荣臻再次飞抵马兰核试验基地。他走下飞机，发现迎接的人群分成两派，聂荣臻说：你们过去试验的是原子弹，是“裂变”产生的威力。这次试验的是氢弹，是“聚变”产生的威力。希望你们团结起来，像“聚变”一样，把基地的各项工作搞好。聂荣臻听取张震寰、张蕴钰等关于氢弹原理试验准备工作的情况汇报，决定按计划进行。

12月28日12时，聂荣臻在现场主持首次氢弹原理试验。试验成功后，他向参试人员表示祝贺。下午，聂荣臻乘飞机在爆心1200米的上空绕飞两圈，察看铁塔残骸和核爆炸后效应物质破坏的情况。30日、31日，聂荣臻约钱学森、王淦昌、彭桓武、朱光亚、陈能宽、程开甲、周光召、方正知等科学家座谈，肯定氢弹的设计原理是正确的，是中国氢弹技术的一项重要突破。下一步争取进行一次百万吨级的氢弹空爆试验。聂荣臻说：“我们在氢弹技术上取得关键性突破，新的原理方案切实可行，而且非常简便。”他向中央专委建议，当量按新原理方案进行设计，并布置氢弹试验任务，确定在1967年10月1日前进行一次设计威力为100万至200万梯恩梯当量的氢弹空爆试验。

1967年1月1日，聂荣臻在核试验基地观看氢弹原理试验纪录片。2日，他对基地负责人说：1967年一定要试验成功氢弹。这时，聂荣臻接到北京急电，北京航空学院的造反派要“炮轰”他。3日，聂荣臻回到北京，“炮轰聂荣臻”的大标语贴到大街上，但他想的仍是要保证科研工作顺利进行。11日，聂荣臻向毛泽东汇报氢弹原理试验情况。23日，他批准发出中央军委特别公函，要求有关部门必须保证与氢弹试验有关的研制项目顺利进行，任何人不得阻挠。24日，他起草《中央军委关于国防科委所属单位不开展“四大”的通知》（“四大”指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2月20日晚，周恩来、聂荣臻等在京西宾馆听取国防科委、二机部等单位关于首次全当量氢弹空爆试验准备情况的汇报，同意力争抢在法国前面，提前在7月1日前爆响氢弹。3月以后，在聂荣臻等人建议下，毛泽东等连续签发电报，指示二机部所属企事业单位在“文化大革命”中实行军事管制，进行正面教育，不准串连、夺权、停产。

5月9日，周恩来主持中央专委会议，讨论氢弹试验准备工作。会议要求6月20日以前，做好各项准备工作。5月27日，国防科委副主任罗舜初建议以国务院、中央军委名义电示核工业部青海221厂暂停“四大”，集中精力，确保氢弹的加工质量和进度。221厂曾生产中国第一颗原子弹，以及“两弹”结合的核弹头。5月29日，经毛泽东签发。聂荣臻指示核试验基地：“要千方百计保证试验成功，确保人员安全。”

6月12日，在中央专委会议上，周恩来提出，防止意外情况发生，关键是保证（氢弹）伞的强度和正常开伞，这个问题，必须认真对待。聂荣臻再次要求去核试验现场主持氢弹试验，得到周恩来批准。

聂荣臻主持氢弹空投试验

1967年6月14日13时50分，聂荣臻第三次抵达马兰核试验基地。他遵照周恩来指示，立即询问空爆氢弹降落伞的情况，并在张蕴钰陪同下到礼堂观看6月3日模拟弹空爆试验时破裂的主伞，询问备份伞的质量有无把握。当晚，聂荣臻听取张震寰等人关于氢弹准备工作的汇报，得知检查技术上有两个小问题。他一再询问后说：“不要看成是小事，有可能变成大问题。规程上的工序一道也不能少，少一道工序，就是个教训。现在大家很累了，要注意很好休息。这次试验与过去不同，有质的变化，休息安排不好，工作是搞不好的。”

6月15日上午，聂荣臻再次听取有关降落伞的详细汇报。下午和晚上，以及6月16日上午，聂荣臻继续听取汇报。16日下午，他去马兰机场慰问科技人员，并观看试验用的氢弹实物。聂荣臻登上准备空投氢弹的轰-6甲飞机后，对徐克江等机组人员说：“这可不是一个一般的炸弹，一定按操作规程执行好任务，但也不要紧张。我相信你们。”傍晚，聂荣臻乘汽车来到氢弹试验指挥部，与张震寰、张蕴钰研究后，确定将试验零时定为6月17日8时，并用电话报告周恩来，氢弹试验可随时进行。

1990年1月22日，聂荣臻与钱三强（右一）亲切交谈

6月17日清晨，聂荣臻来到氢弹试验指挥部。8时整，飞机飞到预定空域，没有投下氢弹，拐个彎飞走了。空军地面指挥员报告：“飞行员操作少了一个动作，请求再飞一圈。”聂荣臻答复可以。20分钟后，飞机再次飞到预定空域，在预定高度成功投下氢弹。飞行员报告脱离危险区后，氢弹在距靶心315米、距地面2960米的高度爆炸，初步计算氢弹爆炸在330万吨梯恩梯当量。聂荣臻看到天空出现一个比太阳大得多的巨型“太阳”，对张震寰说：“瞧这颗氢弹爆炸后的蘑菇云大不一样，要壮观得多！”继美国、苏联、英国之后，中国成为第4个掌握氢弹技术的国家。从第一颗原子弹到第一颗氢弹，美国用了7年4个月，苏联用了3年11个月，英国用了4年6个月，法国用了8年6个月，而中国只用了2年8个月。氢弹爆炸成功20周年，聂荣臻给核工业部第九研究所的复信中说：“氢弹爆炸成功，除振国威军威之外，还标志着两大胜利：一是党的自力更生、大力协同、勇于攻关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的胜利。二是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胜利。”

1970年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

1957年10月，聂荣臻在苏联谈判新技术协定时，正赶上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1958年1月，美国也成功发射人造地球卫星。5月17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说：“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5月29日，聂荣臻组织张劲夫、钱学森、王诤等开会，责成中国科学院和国防部五院拟定人造卫星的发展规划。人造卫星被列为1958年的第一项重点任务。8月，中国科学院成立“581”领导小组，钱学森为组长，赵九章、卫一清为副组长，负责筹建人造卫星、运载火箭以及卫星探测仪器的设计，并筹建3个设计院。

1960年2月，中国第一枚T-7M型探空火箭首发成功。它的直径只有250毫米，起飞重量190公斤，发射高度8公里。5月28日，毛泽东来到上海新技术展览会，仔细察看T-7M探空火箭，兴奋地说：“8公里也了不起呀！”“应该是8公里、20公里、200公里搞上去。”1963年，中国科学院成立星际航行委员会，攻克了一系列关键技术。1964年6月，中程运载火箭试验成功。7月19日，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与上海机电设计院合作，成功发射高度为70公里的第一枚生物探空火箭，标志着我国已经具备了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能力。

随着国民经济的好转，导弹、火箭技术的研制也不断突破。1965年元旦前后，赵九章、吕强、钱学森先后建议研制人造卫星。2月上旬，聂荣臻要秘书告诉张爱萍：我国导弹必须有步骤地向远程、洲际和人造卫星发展，这点我一直很明确。人造卫星我早就有过考虑，但过去由于中程弹道式导弹还未搞出来，技术力量安排上有困难，所以一直未正式提过这个问题。我的意见，请张爱萍邀钱学森、张劲夫等有关同志及部门座谈一下，只要力量上有可能，就要积极去搞。5月4日，中央专委批准国防科委提出的《关于开展人造卫星研制工作的报告》，决定将人造卫星研制列入国家计划，以中国科学院为主负责卫星的总体设计和技术抓总，国防科委负责组织验收。

7月16日，聂荣臻听取王秉璋、钱学森等人汇报时说：“如果运载工具1969年能搞出来，1970年放人造卫星是可能的。人造卫星研制由中国科学院担任，这个担子已不轻。运载工具包括第三级火箭，应由七机部搞。第一颗人造卫星不必搞什么更多的科学探测，只要放上去，送入轨道，能转起来，听得着，看得见，就行。成功后，再搞通信、侦察、气象等卫星。”8月，中央专委批准由酒泉导弹试验基地负责建设卫星发射中心，批准国防科委提出的1970年或1971年发射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设想，代号为“651”工程。

1966年1月，中国科学院成立卫星设计院，开始“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的论证设计工作。1967年，聂荣臻为减少干扰，再次提议在中国科学院卫星设计院的基础上组建空间技术研究院，专门从事人造卫星的研究工作，获得中央批准。6月27日，中央军委责成国防科委组建空间技术研究院，1968年2月建成，列入军队编制，钱学森任院长。考虑到国际影响，中国的第一颗卫星应该后来居上，比苏联、美国的第一颗卫星重量大、寿命长、技术新，还要“上得去，抓得住，听得见，看得见”。1968年春卫星发射准备已经完成，有人提出要在卫星上放毛泽东像，增加了技术上的困难。经过论证，卫星命名为“东方红一号”，以《东方红》音乐代替无线电呼号。末级火箭设置“观测裙”，在聆听《东方红》乐曲的同时，还可以观察到它的轨迹。中央批准《关于研制发射人造卫星的方案报告》，拟于1970年或1971年发射。

1970年3月，“东方红一号”卫星和“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分别总装完毕。4月1日，2颗“东方红一号”卫星和1枚“长征一号”运载火箭被装上专列，运到酒泉卫星试验基地。4月24日凌晨，毛泽东批准实施发射。21时35分，“长征一号”火箭将“东方红一号”人造地球卫星送入太空。22时，国防科委指挥部报告：“卫星、火箭分离正常，卫星入轨！”5月1日，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参加人造卫星研制和发射的代表。

“两弹一星”空前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是新中国伟大成就的象征，是新中国最值得骄傲的事情。1992年5月14日，聂荣臻逝世。根据他的遗愿，他的部分骨灰安放在酒泉卫星试验基地的烈士陵园。（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