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媳妇到“女英雄”
时间：2020-05-09 09:15:09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薛冰
自五四以来，集中展现农村老一代农民与具有“新人”意味的年轻一代农民之间的矛盾以及他们各自的命运走向，成为新文学以来诸多作家关注的对象。在这其中，对农村新一代女性形象的刻画更成为作家深入到历史与现实纠葛当中透视农村问题的窗口。从20年代鲁迅笔下毅然出走而最终生命凋零的子君，到30年代萧红笔下小团圆媳妇在封建迷信婆婆的“善意”拯救下而被折磨致死，再到40年代赵树理笔下挣脱传统观念、努力争取恋爱自由的小芹，我们可以看到女性形象在现代文学三十年中的整体流变轨迹。纵观现代文学的发展，对女性主体意识的发掘成为彰显新文学样貌的一个重要支点。赵树理的小说创作，既延续了五四以来对农村女性命运的关注，又在新的时代语境中发出了对女性在社会变革中命运前景的诘问。
一
“山高皇帝远”“山高政府远”。在《孟祥英翻身》的开篇，作家便将作品的空间坐标定位在晋冀鲁豫边界的涉县东南角的西峧口村。闭塞的地形环境以及人文环境直接造就了这里成为未被“启蒙”的处女地。因而，现代文明的触角并未蔓及这片古老的土地。在这里，仍延续着老中国的风俗民情：“婆媳们的老规矩是当媳妇时候挨打受骂，一当了婆婆就得会打骂媳妇，不然的话，就不像个婆婆派头;男人对付女人的老规矩是‘娶到的媳妇买到的马，由人骑由人打，谁没有打过老婆就证明谁怕老婆。” “丈夫打老婆是用不着问理由的。”就是在这种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宗法观念与乡村伦理的影响下，孟祥英从丁岩村嫁到西峧口，成为众多“牛门孟氏”之中的一员。
这个九岁时候便没了爹娘的女人，嫁人之后也并没有改变悲苦的命运。原生家庭中亲情的缺失，使得孟祥英从小就具有自立的品格。出嫁后丈夫与婆婆基于传统的不合理的管制，在这个年轻的女性身上凝结了多种束缚与多种矛盾。对于丈夫和婆婆的管教与棒打，孟祥英在最初的时候是“哭不得”，也无处可哭，只能在实在忍受不了的情况下，在言语中反驳婆婆的辱骂。后来吞鸦片、上吊，两次自杀被家里人或邻家媳妇救下活了命，“还得受下去”。直至1942年，专署的工作员找到孟祥英的婆婆，提出讓孟祥英去做妇救会主任。婆婆在“她干不了你就干”的威慑下，便松口同意了工作员的要求。就这样，命运多舛的孟祥英在众人的举荐下成为当地的基层领导干部。一个在生活的深海中苦苦挣扎着的、无法自救的人成了“妇救会主任”，这更从政治意义上确认了孟祥英得以反抗的现实基础。
做了村干部的孟祥英，很快地适应了从家庭劳动转入社会劳动的氛围。在工作员的指引下，她带着全村的妇女放脚、打柴、担水、上地、上冬学，甚至在“斗争会”上领导着全村人喊起口号。在连年灾荒的情况下，孟祥英组织妇女采野菜、割白草，获得群众的认可。婆婆最终和这个“打不得，骂不得，管又管不住，卖又卖不了”的儿媳妇分了家。分家之后的孟祥英继续担任着一部分区妇救会的工作，继续领导着妇女修水渠、开荒地、锄麦子、打蝗虫，成绩多得很，在专署召开的劳动英雄大会上，被选举成为“劳动英雄”。在她的影响下，妇女生产很积极，女劳动英雄特别多。“遇事要讲明道理，亲自动手领着干，自己先来做模范”。就这样，孟祥英在外在的社会政治层面完成了由小媳妇到女性“英雄”的“翻身”。
二
在此作品的显文本中，赵树理对女性主体意识的反思并非只依赖于作为主要书写对象的“女英雄”孟祥英，还有三类女性形象的塑造值得引起我们的关注。其一是旧式封建思想禁锢下的婆婆，其二是以孟祥英的姐姐和邻家媳妇常贞为代表的沉默者，其三是代表着乡村“权力”话语的牛差差的老婆。然而无论哪种女性形象，其实都是处于蒙昧不自知的混沌状态。
带有封建色彩的旧式农村妇女是赵树理小说中最鲜活、有力的人物群像，例如《小二黑结婚》中的三仙姑、《传家宝》中的李成娘。本文中，孟祥英的婆婆在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的束缚中，一直处于传统封建礼教的被压迫者的角色，她对于儿媳妇的期待是：“头上梳着笤帚把，下边两只粽子脚，沏茶做饭、碾米磨面、端汤捧水、扫地抹桌……从早起倒尿壶到晚上铺被子，时刻不离，唤着就到;见个生人，马上躲开，要自己不宣传，外人一辈子也不知道自己还有个媳妇。她自己年轻时候虽然也不全是这样，可是她觉着媳妇总该是这样。”在“多年媳妇熬成婆”后，婆婆认为自身所遭受的压抑与束缚是理所应当的，所以这一套“老规矩”也理应施加于自己的儿媳妇身上，就连娘家穷、针线活不好、脚大都可以看作被打骂的理由。婆婆一直在想尽各种办法制伏媳妇，使她完全受制于自己的掌控之下。因而后来越来越像个政治干部的孟祥英逐渐脱离了传统农村妇女的行为规约之后，婆婆只好开始谋划将孟祥英逐出“老规矩”统摄下的乡土伦理圈地的计策，于是就有了婆婆与丈夫计划卖掉孟祥英的情节。而孟祥英在工作员的出谋划策下逃过一劫。但婆婆始终没有认可孟祥英身份转换的现代意义，也没有因为她做了村干部，而试图改善婆媳之间的关系，还是为了自保决绝地撇清与孟祥英的关系，或是想法子卖了她，或是和她分了家。
婆婆这个自私的、冥顽的、迂腐的、蒙昧的旧式农村妇女不仅聚焦着老一代农民的婚姻观、道德观、伦理观，也因承袭着这种蒙昧，使老一辈农民与在新政权所发掘出的农村“新人”形象之间的矛盾愈加突出和显化。作为封建残余势力的表征，婆婆这一类人既是传统封建礼教的捍卫者和受虐者，也是对下一代具有反抗意识的农村青年的施暴者，甚至也是扼杀者。
姐姐是文中提到的、孟祥英唯一的女性亲戚。她在作品中作为一个出嫁的媳妇，完全被压抑在自家婆婆的淫威之下。妹妹孟祥英出嫁的时候，仅是碍于自家婆婆与妹妹婆婆的矛盾，就缺席了妹妹人生中最为重要与庄严的仪式。当妹妹在婆家受了委屈，她唯一能够扮演的角色便是一个倾听者。从另一方面讲，恰是血缘上的亲密与行动上表现出来的生疏与隔膜，使得姐姐在妹妹悲剧式的婚姻中充当着一个“麻木的看客”。她既不能自救，也无法将妹妹从泥淖中拯救出来。邻家媳妇常贞与孟祥英有着同样的命运，面对家庭的压迫始终处于不敢言、不敢怒的状态。两个同命相怜的女人的对哭无疑是对封建礼教的无力的控诉。其实，不光是姐姐和常贞，透过这两个人物折射出来的是当时的历史情境中，中国农村整体性的思想落后与蒙昧。整个村子的人将打骂媳妇视为一种共识，在孟祥英遭受婆婆和丈夫的毒打时，并无一人指出事情的不合理，几乎所有人的态度都是沉默的。只有看到孟祥英的眉上被打出了血窟窿，众人才上前制止。此事之后，便又恢复到了沉默的、麻木的状态。几千年来封建传统观念的压抑已经使众人失去了质疑的理性与如何去质疑与反抗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