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解放背后的隐蔽功臣

张丹丹

几年前，一部名为《北平无战事》的电视剧火了。在1949年，岂止北平无战事，新疆、湖南……多个行政大省、战略要塞、边疆重地也无战事。兵不血刃、和平解放的背后，是无数隐蔽者书写的传奇。

1949年8月14日，刘少奇率领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结束了对苏联的秘密访问，启程回国。但代表团中有一个人没有离开，他就是邓力群。他带着3名报务人员和一部电台从莫斯科出发，飞抵新疆伊宁，建立了直通北平的“力群电台”。接下来的98天，他突破了国民党特务的重重封锁，发出124封电报，在毛泽东、周恩来、张治中、陶峙岳等人之間秘密联络，促成新疆和平解放。

陶晋初：带着“祖之先生”

的秘密任务进疆

在我们把地点标记到1949年的新疆之前，需要先将目光移到1948年9月的香港。此时的香港，一场秘密会见正在进行，见面双方是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乔冠华和国民党少将陶晋初。

彼时，陶晋初接到堂兄陶峙岳的邀约，考虑出任新疆警备总司令部中将参谋长一职。就在一个月前，陶峙岳以西北军政副长官的身份兼任新疆警备总司令，统帅10万国民党部队，主持新疆军务。上任伊始，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调整人事关系，要将蛰居湖南家乡的堂弟陶晋初调来新疆协助自己工作。

陶峙岳哪里想到，这个堂弟虽然也是国民党高级将领，但早在1938年就向中共地下党员蔡迈轮提出了入党要求。1944年，陶晋初在重庆结识了著名共产党人、《新华日报》主编乔冠华（当时化名乔木），此后两人来往密切。1946年重庆谈判时，陶晋初两次通过乔冠华向中共代表团提供情报，并致信毛泽东：“自问爱护先生，不亚于一切共产党员！”

接到陶峙岳的邀请时，陶晋初颇为犹豫。他决定亲赴香港，听一听老朋友乔冠华的意见。乔冠华劝他立即赴新疆上任，充分利用与陶峙岳的关系，暗中掌握兵权，等候适当时机，配合解放军在西北战场的行动。二人约定：陶晋初化名楚君韬，乔冠华化名楚君略，彼此以兄弟相称，以“祖之先生”代称中共党组织。

此后，陶晋初奔赴迪化（今乌鲁木齐），协助陶峙岳大刀阔斧地改组新疆警备总司令部机关人事，控制了首脑机关和部分作战部队。警备总司令部开始实施每日联合办公制度，各部门负责人每天上午集中办公，研讨和处理各项事务，这给陶晋初提供了极大便利。他组织了以居住地中央军校九分校为基地、以总部处长们为主要成员的“校园小集团”，政治观点都倾向于求和。

在扫清其他政治势力时，陶晋初得到了陶峙岳的默许：他让副参谋长左曙萍往返于迪化与南京两地打点关系;支走了直属国防部二局（情报局）领导的二处处长宋克今;严格控制经费支出和运输车辆、军需物资的调配。

陶晋初《新疆起义前后我起草的几个文件和两位同志的来信》中就收录了1948年年底“楚君略”从香港寄来的一封信：“祖之先生来信说，吾兄最好回他家休息。我想他老人家的用意，大概是恐你在外不易照顾，不如回家，一切都方便。但烽火连天，如何走法，他老人家未说，我也说不出所以然来。暂时静观，再图回里，不知吾兄以为如何？”这是劝告急于去解放区的陶晋继续初留在新疆工作，并让他行动更加谨慎。

陶峙岳：劝阻了同袍

一触即发的行动

不过，以上都算外围活动，中心任务——策反陶峙岳却迟迟没有进展。陶晋初对默许自己开展秘密工作却又不明确表态的堂兄颇感失望。1949年5月，陶峙岳飞往兰州联系南京政府请拨军费，陶晋初疾书长信《请投降中国共产党意见书》，寄给兰州好友彭铭鼎转交陶峙岳。他写道：“根据我数年来的研究，及数年来和中共负责人接触的经验，觉得他们大都很热情，很谦和，很富于正义感，很有廉洁的操守、刻苦的精神，值得我们敬佩和效法。如果纯为个人利害打算，不管中国人民的死活，不愿意中国独立自由、富强康乐则已。不然，我实在想不出有什么理由一定不能和这些优秀分子携手合作……为了新疆10万官兵的性命，实在不应该再有输钱不输气的打算，以及为独夫效愚忠的观念了。”看完信后陶峙岳仍然没有表态，但内心却受到极大触动。

两千公里外的北平，各方也在为新疆的前途奔忙。1949年4月，国共和谈尚在进行，国民党首席和谈代表张治中率领的代表团中有迪化市市长屈武。15日，即将携带和平协定飞回南京签字的张治中连夜交代屈武：“如果协定被否决，你还是回新疆去，你告诉陶峙岳，蒋介石要打下去，可是新疆要和平、要走和平的道路，新疆不能放一枪！”次日凌晨，周恩来也紧急约见屈武，嘱咐他：“如果决裂了，你要赶紧回新疆去，策动那边的部队起义，尽量使人民不受或少受损失。”果然，和谈破裂。5月，屈武赶回迪化。

暗流涌动中，陶峙岳小心翼翼地维持着新疆的局势。但最惊险的一幕还是在起义前发生了。

9月15日，邓力群奉中央指示，携带电台从伊宁秘密飞抵迪化，住进了新疆省主席包尔汉家，并在第二天与陶峙岳见面，将已经归附中共、身在北平准备参加新政协的张治中写的两封秘电亲手交给陶、包二人。张治中在电报中敦促新疆起义，并向陶峙岳作了行动部署。

然而，邓力群的到来已被侦悉。9月19日晚，国民党强硬派叶成、马呈祥、罗恕人、刘汉东等人开了个秘密会议，通报了“伊宁已派人秘密潜入迪化”的消息。他们决定拘捕陶晋初、屈武等主和派，行动定在20日晚。

唯一的变数在叶成。叶成与陶峙岳私交甚厚，他坚持行动前必须告知陶峙岳，马、罗只好同意，限他半小时以内赶往陶公馆通报并返回。陶峙岳回忆那天：“一日深夜。我已就寝，叶成急来扣（叩）门……我想叶之来告，其中还有几分感情作用。”

陶峙岳当下留住叶成，并打电话给罗恕人与马呈祥，极诚恳地约二人来面谈。二人来后陶峙岳单刀直入：“你们要捕人，第二步怎么办？新疆情形特殊，如果一声枪响，能保地方不致糜烂？这样，于你们有甚便宜？”一番形势分析，竟说得罗恕人淌下泪来：“我们内心有痛苦，你似无动于衷。讲道理，又每为你所屈……”陶峙岳与三人一直说到东方发白，阻止了这场一触即发的行动。

第二天，陶峙岳仍不放心，孤身前往迪化老满城城防指挥部，再向他们晓以大义。陶峙岳回忆：“他们正在开会，见我突然而来，神情颇为不安。但看不到一个随从，表示对他们是相信的，他们也就释然。我乘机作了进一步解说，比昨晚说得更深些……在此内外影响之下最终马呈祥、罗恕人、叶成等明白表示，愿交出部队，办清手续，许其遁南疆去印度。”

陶峙岳忍不住写道：“满天烟雾，至此始稍露曙光，大局从此可以暂告稳定，容许另作安排。”9月25日，马、罗、叶等人离开的第二天，陶峙岳通电起义。

湖南老乡余志宏：

从争取程潜身边人做起

1948年7月，66岁的国民党元老程潜调任湖南省主席。尽管他与毛泽东有过交往，但大多数时间与中共的关系是敌对的。就在到长沙上任时，他还发表演讲：“我今年六十有七（虚岁），但我绝不惜任何牺牲与共匪拼命。”因此，要不要策反程潜、怎么策反、能否直接见面等问题，湖南地下党尚未接到明确指示。

一个月后，湖南地下党省工委决定成立军事策反小组，从争取程潜身边人做起。省工委负责人周礼选定了程潜的醴陵老乡、三十出头的湖南大学讲师余志宏担此重任：“你在王东原（曾任湖南省主席）那里当过秘书，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因此让你站在策反工作第一线，担任组长，直接和程潜身边的军政要员打交道，你的工作由省工委直接领导。”在湖大附近的桃子湖畔，余志宏找到了第一个关键人物——方叔章。方叔章是程潜的旧部兼好友。余志宏通过湖大教授的关系，常与他谈古论今，并获悉了程潜族弟程星龄欲回长沙的消息。程星龄也是国民党高官，但素来与蒋介石不睦，曾在抗战期间赴解放区见过朱德、刘伯承，1945年被蒋介石下令“查程系异党分子，应予拘捕”而入狱，直到1947年才获释。

程星龄一回到长沙，余志宏就将他引荐给了化名唐光前的周礼。程星龄坦言，现在做程潜的工作为时过早。没过多久，方叔章举行家宴，邀请程星龄以及省府秘书参加，余志宏则作为方家常客赴宴。家宴上，大家畅谈时局。邓介松等人透露了很多军政界实情，湖大教授李达趁机直言：“颂云先生（指程潜）应以三千万湖南人民的生命财产为重，走和平解放的道路。”家宴上的情况，由邓介松等人传到程潜处，以打探其态度。程潜听到众人的看法时，频频点头称是。

此后，方叔章来到省府，直截了当地劝说程潜。程潜尚有疑虑：“投降就得找共产党，你找得到吗？”方叔章笑道：“依我看，你那位本家兄弟（指程星龄）就不平常，他在福建时就有过共产党嫌疑，现在回到长沙，虽不敢说他就是共产党，但依我看至少有联系。”

在1948年的最后一天，程潜终于对程星龄挑明话头：“我如果脱离蒋政府，投向中共，你能否与共产党取得联系？”在得到肯定回答后，程潜郑重托付：“我的决心定了，你全权代表我和中共地下党联系吧。”

程潜：我一定要跟毛润之直接接上头才放心

程潜仍有一个极大顾虑。1948年12月25日，新华社播发的第一批战犯43人名单中，程潜名列第26位。方叔章和程星龄都无法彻底打消他的疑虑。直到1949年3月，程潜在南京与章士钊见了面。章士钊此前已北上西柏坡与毛泽东会晤。他将会晤情况告知程潜，又说毛泽东对程潜期望甚殷，决不会将其当战犯看待。程潜当即给湖南省保安副司令萧作霖下了任务：“中共在香港有个南方局，你亲自去香港走一趟，你的关系很多，去找找南方局，我一定要跟毛润之直接接上头才放心。”

两个月后，国民政府监察委员唐鸿烈和李默庵也在香港找到乔冠华，介绍了白崇禧进湘后镇压湖南和平运动的严峻形势。乔冠华当即秘电中央。6月2日，周恩来复电乔冠华：“争取程潜、李默庵、陈明仁站在我们方面反美反蒋反桂极为必要，请你们认真进行此项工作。如有可能，应与程潜或李默庵建立电台联系。”

1949年五六月间，在程星龄安排下，余志宏两次面见程潜，提出“希望颂公以书面形式向我党表明态度”。程潜于是委托程星龄起草备忘录，亲笔签名。备忘录上写道：“爰本反蒋、反桂系、反战、反假和平之一贯态度，决定根据贵方公布和谈八条二十四款之原则，谋致湖南局部和平，具体进行办法，极望双方指派军事代表立即成立军事小组，俾能详细商决，并密切配合行动……”

6月30日，备忘录放到了毛泽东的案头，他立即做了两方面安排：一面电示第四野战军陈兵湘鄂边境，一面选调真任远、李明灏前往武汉参加和平解放湖南的工作。并在7月4日复电程潜：“备忘录诵悉。先生决心采取反蒋反桂及和平解决湖南问题之方针，极为佩慰。所提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保存贵部予以整编教育等项意见均属可行……诸事待理，借重之處尚多。此间已嘱林彪将军与贵处妥为联络矣。”程潜捧读复电，激动不已：“湖南的问题，去年就开始酝酿，由于没有得到毛主席的指示，宝盒子还没有揭盖，顾虑很多，现在有了这封信，真是湖南人的喜讯啊！”

8月4日，由程潜、陈明仁领衔，37名将领联名发布了宣告湖南和平起义的通电。

卢汉：收到了周恩来的答复

就在新中国成立前夕，1949年9月19日，香港发生了一桩震惊中外的暗杀事件——原国民党陆军大学校长杨杰遇刺身亡。这是蒋介石亲自下的暗杀命令，毛人凤部署执行。

大理人杨杰自抗战结束后回到昆明已经4年，一直利用自己军学泰斗的身份劝说云南省主席卢汉脱蒋。1949年5月，潘汉年得到杨杰有危险的消息，立时通过昆明的地下党转告杨杰速速离滇到港，再北上参加新政协。但杨杰认为自己在西南的策反工作已有相当成就，应暂缓离开。于是，他拖到9月8日才飞去香港。

杨杰的死，将云南的紧张局势公之于世。当时，蒋介石不惜把蒋经国送去昆明做人质，以换得卢汉到重庆洽谈。国民党特务从9月9日到11日在昆明抓捕了300多名进步人士。

一时间，卢汉进退维谷，云南乌云罩顶。腥风血雨中，唯一的好消息是宋一痕带回了周恩来给卢汉的答复。

宋一痕是个传奇的共产党员，1926年就在昆明成德中学入党，抗战时期追随卢汉。1946年，宋一痕来到香港，与“一斋书屋”联络点负责人黄浩峰接上线。1948年，华南局负责人方方给宋一痕下达任务：“现在的形势前后方一样重要，我们需要你回云南去做些工作。”

宋一痕在1948年6月初登上了飞往昆明的航班。卢汉对这名老部下很是了解，知道他和共产党素有来往。所以，在国民党派系之争中处于弱势的卢汉干脆利用宋一痕在云南和香港之间传递消息。

云南的地下党工作也一直在紧张地进行着。杨青田、唐用九、马曜3名老党员在1946年就当选为省议员，并在淮海战役后协助中共云南省工委控制了省参议会。在大环境的影响下，卢汉已经偏向起义投诚。

1949年5月，卢汉给正在香港的宋一痕发了封急电：“有要事相商，火速回昆。”见面后，卢汉开宗明义：“有关起义的事我已跟云南的老部下商议过，大家都愿意走这条路。有关起义事件，起义后的安排等，都要有人去联系，你已到香港两年多了，没人注意你，以前你参加过中共组织，我想只有用你的关系同中共方面取得联系了。”卢汉还写了一份决心书缝进宋一痕的西装马甲内。宋一痕经香港到北平，汇报了云南的情况和卢汉的态度。周恩来就卢汉起义作出指示：一是欢迎，二是既往不咎，三是现在还不是时候。

宋一痕：连夜缝制的五星

红旗，在昆明升起

云南起义的时机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出现。1949年10月19日，毛泽东指示进军西南，第二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一部以摧枯拉朽之势挺进西南。节节败退的蒋介石部队蜂拥进入云南，每天都有络绎不绝的人向卢汉要地皮、要物资。疲于应付的卢汉索性宣布闭门戒烟。

卢汉的缓兵之计给了各方势力活动空间。表面上看，昆明街头特务横行。但实际上，云南地下党已经利用各种社会关系铺开了一张触及国民党军、警、宪、特、政、企及社会舆论、娱乐等方面的情报网。比如，当时云南地下党基本掌握了云南特务的情况、部分军事情报和物资信息：国民党保密局云南站及所属秘密组织的大部分人员姓名、职务、住址、照片等都被地下党获取，国民党第二十六军各无线电台的呼号、波长、联络时间、密码底稿和密电抄件也都被侦破。国民党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沈醉不仅没有掌握这些信息，更想不到和自己家一巷之隔的地方，就是中共昆明市特工支部最早的机关。他在昆明的行动，都被地下党组织看在眼里。

时机逐渐成熟。1949年12月，卢汉认为不能再等，请周体仁前往香港和广州，面见叶剑英，陳述详情。周体仁和傅作义一起在北平起义，并协助朱德、叶剑英改编了北平的国民党嫡系部队。他和卢汉是云南讲武堂的同学，又都是少数民族将军，二人比较能交心。他回云南后，卢汉曾吐露心迹：“傅作义带的兵比我多，所在的地方比我的富，他尚且要投奔共产党，我卢汉何苦要死跟老蒋卖命呢？”12月3日，周体仁和卢汉的私人代表林南园，带着卢汉交付的使命抵达香港，先面见了在港负责情报工作的张铁生。

张铁生请他们转告卢汉，要争取时间，在国民党中央机关和西南行政公署撤退到昆明前起义。随后，周体仁和林南园买了7日前往广州的火车票，准备见叶剑英，请示云南起义事宜。哪知，6日清晨，张铁生就派人赶到林南园的住处，转达华南局意见：“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昆明的形势已迫在眉睫，我们建议林南园先生速返昆明，向卢汉先生转达我们的意见，尽快采取果断行动，否则贻误时机，会误了大事。”周、林二人一惊，马上决定由周体仁继续前往广州，林南园改道返昆。当晚，在港的云南名士龚自知起草了一份云南起义通电，缝进林南园的大衣衣角。12月7日清晨，林南园飞往昆明，将电文交给了卢汉。

12月9日下午5时，卢汉亲自手书通知，召集各部将领晚上9时到卢公馆开会。会议按时开始，主战派的国民党军官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控制缴械了，有人还大声质问：“你们究竟在搞什么名堂？”得到的回答是：“今晚云南全省宣布起义！”

宋一痕在10日凌晨向香港的联络点发去急电：“陆先生（指卢汉）已在12月9日动身，请速告诸亲友。”电报马上转发至北京。卢汉还用预约好的密码向西康的刘文辉、四川的潘文华和邓锡侯发了电文。

寂静的寒夜一分一秒过去，当东方泛起鱼肚白时，一切平静如常，只有省政府里负责升旗的战土犯了难：“升旗时间已到，该升什么旗？”警卫营长徐振芳也答不上来，小跑着去请示卢汉。卢汉哈哈大笑：“当然是升新国旗啰！”宋一痕让家人连夜缝制的五星红旗第一次飘扬在昆明上空。

新疆、湖南、云南，都是1949年的切面，相似的故事在那一年的中华大地不断上演。无论是无战事的北平，还是追穷寇的渡江，背后都有一个看不见的谍报战场，充满危险，也充满信念。

〔本刊责任编辑 马海丽〕

〔原载《环球人物》

2019年第1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