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点到达

火车站扩建后，地下通道比原先拓宽了几倍，而且把出站和进站的人流分开了。现在所有的人都是朝着一个方向走，没有迎面逆流而来的人。就像街上的单行道，车子都往一个方向开，应该是比较有序的。不过在客流量大的时候，这地方仍然显得有些混乱，主要是因为大家都很着急，哪怕都是对号入座的火车，大家也都急着往前赶，好像后面有追兵追着，又好像前边有什么便宜等着，去迟了就捞不着了。这种性急的样子，在近些年的中国到处可见。因为见得多了，大家也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好像本来就是应该急的，因为要抢时间，时间就是一切，这是大家最深切的体会。只有少数有条件的中国人，到欧洲或其他什么地方看了看，才会感叹，人家那慢悠悠的日子才叫日子啊。

不过，这种混乱也算不了什么。城市的火车站大多都是这样的，大而乱。对于那些经常坐火车出门的人来说，这样的大而乱完全是可以视而不见的。他们熟门熟路，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几乎闭着眼睛也能走到他们要去的那个站台、要上的那趟火车。

这是一趟直达北京的火车。从前这趟车从长洲到北京要走二十六个小时，一天一夜还多一点。再从前，肯定还需要更长的时间。后来情况不一样了，火车提速，又提速，再提速。每提一次，人们都会赞叹时代进步真快，就这么两三年提下来，到现在，火车从长洲出发，只要九个小时就到北京了，也就是一个人晚上睡一觉的时间。

从前罗建林去北京出差，都是到上海去乘飞机。他计算过时间，虽然去上海机场路途较远，路上还经常堵车，但即便如此，总的算下来，要比在长洲坐火车节省一半以上的时间。

罗建林的特长就是计算，而在罗建林的所有的计算中，一切都是以节省时间为中心的。在办公楼里，罗建林计算过各种不同情况下走楼梯和坐电梯所需的不同的时间，在家务事上，罗建林计算出去菜场买菜和去超市买菜的时间差，在外出办事，与亲友聚会，甚至带孩子去游乐园等等的过程中，罗建林都会拿出一套严密的时间计算方案。

因为计算得精确严密，罗建林在工作和生活中很少出差错，甚至可以说，他从来都不出差错，他从来都没有出过差错。他把工作和生活安排得滴水不漏，严丝合缝。罗建林最不能忍受杂乱无章的现象，他最看不惯的，就是那些因为不知道计算时间而把自己的生活搞得一塌糊涂的人。

因为计算，他省出了很多的时间，他用这省出的很多时间去做更多的工作。于是，他在同辈人中就显得出类拔萃了。进公司不久，就当了业务经理的助手，又不久，当了业务经理，再不久，提到了分公司副总。总之，罗建林心里很明白，他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都和他的计算有关。

火车提速后，罗建林又计算了一下，到上海乘飞机和在长洲坐火车的总体时间差不多少，但这个“时间”没有包括去机场路上可能的堵车时间，也没有包括飞机可能的晚点时间，等等。而如今，路上堵车和飞机晚点，几乎成了经常性甚至是必然性的因素了。再从时间的性质和利用率上来计算，同样的时间，晚上的时间肯定不如白天的时间值时间，火车是一个晚上的时间，晚上本来就是用来睡觉的，所以这段时间等于是白花的，或者反过来说，是白赚了。他用了睡觉的时间来出差，他省下了白天旅途所需要的时间，这是十分划算的。

从此以后罗建林就踏上了这趟从长洲直达北京的火车。这趟车是从长洲始发的，总是停在最外边的七号站台。

现在，罗建林提着他的笔记本电脑，走在火车站的地下通道。灯光昏暗的通道里，在性急的人群中，罗建林显得比较从容，因为他有时间观念，而且他的时间观念非常强，他会把时间计算得十分精确，走多少快慢的步子，多少时间能够穿过通道到达站台，多少时间能够走进豪华软卧车厢，找到自己的铺位，他都有十分的把握。

因为他走得不像别人那样急，就有许多人从他身边超越过去，有人一边气喘吁吁地超越他，一边还顾得上回头看他一眼，那是表示不理解的眼光，你为什么走这么慢呢?罗建林就会回他一个眼光，你为什么走这么快呢，火车什么时间开，现在到站台还有多少路，你怎么着也用不着这么急呀。接受了他的目光的人，有的明白，有的不明白，但不管他们明白或者不明白，他们都不会像他一样放慢脚步。

罗建林以正常的速度往前走着，他的目光直视着前方。其实我们都知道，这条通道他太熟悉了，他就是闭着眼睛也能走到的。但他不会闭着眼睛，即使有百分之一百的把握，他也不会高枕无忧。

在昏暗的灯光下，罗建林看见前方有两团巨大的模糊不清的东西逆流而动，冲着他们这伙人群过来了。这两团东西歪歪斜斜，不是走过来，是跌过来、撞过来，所以速度特别快。好在罗建林反应更快，他在一瞬间就判断出这两团东西是正面迎着他而来，罗建林飞快地往旁边一闪，躲过了可能发生的撞击。

但撞击还是发生了，只是没有发生在他身上，而是撞上了他身后的一个来不及反应更来不及躲让的妇女。妇女猝不及防，被撞得一屁股坐在地上。那两团东西互相也撞上了，都跟着妇女一起倒下了。

被撞倒的妇女并没有发出尖利或者惨烈的呼叫，她被撞闷了，撞蒙了，一时间甚至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她呆呆地坐在地上，两眼散光，也不知道应该朝哪里张望。

但是尖叫声最后还是发了出来，是从那两团东西背后发出来的，古怪的、瘆人的喊声，咦呀哈哈——喊叫声中，两张慌张惶恐、挂满汗水的黑脸，从这两大团可疑的东西中露了出来。这两个人，也和妇女一样，跌坐在地，他们跌得离妇女很近，几乎能够听到妇女的呼吸声了。

坐倒在地上的妇女，散光的眼神一下子集中到了他们的脸上。这两张脸更惶恐更卑贱，他们无疑在等待着她的痛骂。可是妇女一看清他们的脸，“嚯地”一下就从地上爬起来，别说骂人，连个白眼也没翻，屁股上的灰土也没顾得上拍，头也不回地逃走了。

现在大家也渐渐看清楚了，这是两个浑身散发着泥土味汗酸味的农民工，他们头顶肩扛的是两个巨大的包裹。这两个包裹很古怪，既不是农民工常用的那种红白相间的蛇皮袋，也不是白地上印了黑字的化肥袋饲料袋，又不是车站码头卖的廉价的行李箱包，它们是一种颜色和布质都很奇怪的布做成的，巨大无比，差不多可以装得下偏僻乡间的一个小超市了。正是这两个巨大的包裹，使这两个农民工无法正常行走，他们在火车站的通道里，一路跌跌撞撞，艰难前行。

但这怎么能算是前行呢，他们分明是逆流而来。他们肯定不是刚下火车，下火车走的是另一条出口通道，无论如何也走不到这个入站的通道来，他们一定是走错了站台，现在正慌慌忙忙寻找自己应该去的正确的站台呢。这样说起来，他们就不是前行，而是后退，他们去错了站台，现在退回来了。

可是，这两个人好像并没有明白发生了什么，他们从两个大包裹中站起来，茫然四顾了一会儿，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更不知道接下来要干什么。过了一会儿，其中年纪稍大的一个，抬手“啪”地一声，十分响亮地打了自己一个嘴巴，骂道，蠢驴，叫你又撞人，叫你又闯祸!另一个年纪稍轻一点的，看到他打自己嘴巴，幸灾乐祸地“嘿嘿”一笑。打自己嘴巴的那个，也不恼，只是说，你笑什么，我是老大，你是老二，你不能笑话我，我可以笑话你。笑的那个老二不再笑出声了，但脸上仍然含着笑，说，好的，老大。

罗建林和几个不太性急的旅客停下来看着他们。其实在火车站的过道和站台上，经常会看到扛着大包小包跑来跑去又总是跑错的农民工，他们被训斥，被胡乱地不负责任地指点。他们像受惊的小鹿，又像慌张的过街老鼠，到处乱窜。

罗建林是个对乱糟糟的现象深恶痛绝的人，看到这些慌忙奔跑的农民工，他会避开一点，再稍稍加快一点脚步，就擦肩而过了。但是今天他停了下来，而且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停在一个从来不停、也不应该停的地方。

有个和罗建林一起停下来的旅客问农民工，你们是兄弟俩?看起来不像嘛。那个打自己嘴巴的老大赶紧说，不是，不是，我们不是兄弟，我姓朱，他姓何，五百年前也不是一家。那个老二也多嘴说，八百年前也不是一家。说得大家笑了。那个旅客说，猪和猴，当然不是一家子。又说，那你们怎么叫老大老二呢?老大顿了顿，好像在考虑要不要说出来，老二就抢先了，说，村长吩咐的，我们出来的时候，村长吩咐的。老大觉得老二没说清楚，补充说，村长说，我们称老大老二老三老四，人家就知道我们有一帮人，不是一个人，就不敢欺负我们。那个问话的人又笑了，说，人家就以为你们是黑社会，你就是黑老大了。

另一个年纪稍大的旅客在一边打量了他们一会儿，摇了摇头，又叹息了一声，最后他关心地问他们，你们要到哪里去?打自己耳光的老大看了看老二说，我们要去——我们要去，那个什么——老二说，你不要问我，我都听你的。老大说，你嘴巴比卵凶，现在 了。说着就在身上乱摸，说，地址是在我身上，可是，可是到哪里去了呢?关心他们的那个旅客说，咦，找什么地址呢，把你们买的车票看一看就知道了嘛。老大这才想起车票，又乱摸了一阵，没摸到。老二这才慢悠悠地说，车票在我口袋里。慢悠悠地拿了出来，旅客接过去替他们一看，说，噢，是到海州的。老大老二就同时叫了起来，对，对，海州，我们的老乡都在海州，叫我们过去工作。停了一停，老二又说，刚才我们上错了车，被赶下来了。老大和老二巴巴的眼光，将罗建林他们一一地看过来，又看过去，然后又一遍一遍地问，你们知道去海州的火车在哪里吗?你们知道去海州的火车在哪里吗?旅客中没有人知道，罗建林也不知道，他虽然经常坐火车，有时候也能听到车站的广播里广播到海州方向的火车进站了，检票了，等等，但因为跟自己没有关系，也不会去留意。那个好心的旅客跟他们说，我们不是到海州的，我们也不知道到海州是几号站台，你们听广播吧。老大说，广播里说的，我们听不懂。老二说，我听得懂，可是没有听到海州。老大说，那就是听不懂。旅客又说，你们去问一问车站工作人员吧。两个人面面相觑了一会儿，老大忽然明白了，又抬手打自己一个嘴巴，说，蠢驴，车站工作人员，就是，就是——他的手在额前做了做手势，他大概想说他知道车站工作人员是戴大盖帽的。老二就转着头四处张望，可是没有看到戴大盖帽的，急得说，在哪里，在哪里，我怎么看不见?旅客指点，叫他们到检票处去找车站工作人员。两个人感激不尽地朝他们鞠了鞠躬，艰难地扛起那两个巨大的包裹，两团怪物又跌跌撞撞逆流而动地朝检票处去了。

罗建林很快来到熟悉的七号站台，这趟直达北京的车，从长洲始发，但火车并没有早早地停在这里，而是在附近的一个小站等着，到差不多的时候再过来，否则就多占了一条铁路线了。罗建林一般不会在站台上等很长时间，他都是掐好了时间来的，只需要一两分钟，火车就会徐徐地过来了，车门打开，露出列车员的笑脸，罗建林不急不忙地走上车去，又一次的旅程就这样在精确的计算中开始。

就在罗建林等待这一两分钟的时间，站台上忽然混乱起来，有人在大声喝喊，站住!站住!罗建林顺着喊声朝那边看过去，发现那两团怪物竟出现在九号站台上，歪歪斜斜地奔跑着，一路上旅客们都忙不迭地给他们让路，怕被那两团怪物撞上了。两个农民工比旅客更慌忙，一边跑，一边喘气，一边还互相照应地喊着，你快点，别给抓到了。另一个说，你自己快点吧，你在我后面呢。

罗建林朝他们身后一看，果然有个警察在追他们，警察的叫喊声越来越弱，跑几步就停下来喘息一阵，他显然跑不过农民工，要不是农民工肩头扛着大包，他准保是追不上的。可是两个农民工被巨大的包裹压趴下了，现在警察哪怕踩着蚂蚁步，也定准能够抓到他们了。他们实在扛不动大包了，但是要他们扔掉大包自顾自逃跑，他们实在又舍不得，眼看着警察越来越近，老大急了，蹿到站台的边沿就要跳上铁路，老二在后面喊了一声“等等我，一起跳”，有个旅客赶紧上前拉住了老大，又挡住了老二，说，不能跳，太危险了，火车马上就来了。正是这一拉一挡，给了警察时间，他终于追上来了，喘得透不过气来，脸色苍白，看起来马上就要晕倒了。

但即使警察是这个样子，两个农民工也吓得蹲了下来，双手抱头。警察并没有叫他们这么做，他们是自觉的，而且动作也是整齐的。也许以前在电视上或者在其他什么地方看见过吧。

站台上等火车的旅客都以为是警察抓到了坏人，围过来看热闹，围在后面看不清的就问前面的人，喂，喂，干什么呢?前面的回答说，抓人呢?后面的问，抓什么人呢?前面的说，什么人?小偷吧。另一个说，小偷?不像吧，小偷也值得警察这么奔?是逃犯。停了一停，又有一个人自己吓自己说，像杀人犯啊!有个女人听到杀人犯，立刻尖叫了一声，这一声叫得很骇人，有人赶紧退到远一点的地方朝里边张望，也有胆子大的，又挤上前来看。

两个农民工蹲在地上，那个年轻的老二呜呜地要哭的样子。年长的老大蹲着，艰难地向警察敬了一个礼，又“啪”地打了自己一个嘴巴，说，蠢驴，你敢惹警察——说罢又赶紧低下头去。警察终于喘够了，再拍了拍自己的胸口，让它嗝出一股气来，才开了口，说，干什么的?两个人蹲在地上，不敢抬头，过了好一会儿，年长的老大才低声说，出来打工的。警察说，打工的?打工的跑什么跑?两个人好像没有听懂警察的话，硬是壮着胆子抬起头来偷偷地瞄了一眼警察的脸后，老大说，跑?跑?你不是在追我们吗?警察说，我追你们，是叫你们别跑，你们为什么不听?年长的和年轻的都回答不出了，重又胆怯地低垂了眼睛。警察说，说呀，跑什么呢?说呀，跑什么呢?老大被追问不过，就说，跑，跑——看见你害怕，就跑。警察说，为什么害怕?这回老二抢先说了，谁看见警察不害怕?警察有点生气，又觉得哑口无言，闷了闷，才说，看见警察害怕，难道警察是坏人吗?老大赶紧赔上笑脸，解释说，警察同志，你别生气，还是我来说吧，警察叫我们站住，肯定是我们出事情了，我们肯定是要逃跑的，我们出来的时候，村长关照过的，村长说——警察皱了皱眉，明显是嫌他啰唆，打断他说，这么大的包，包里什么东西。老大和老二赶紧护住了各自的巨大的包裹，可怜巴巴地说，没什么东西，没什么东西。警察说，没什么东西?没什么东西包裹怎么这么大?打开来看看。两个人仍然护着包裹不动，警察就上前解他们的包，他们明明不希望警察看他们的包，但也不敢反抗。警察一边费力地解包裹一边说，检查一下，很正常嘛，你们慌什么?

巨大的包裹终于打开了，围观的旅客都“啊呀呀，啊呀呀”地叫了起来，包裹里，除了一大堆发了霉的窝窝头和面饼，剩下就是一大堆破烂的衣裳。大家朝着这些东西发了一会儿愣，谁都没说话。过了好一会儿，警察才说，你们两个人，带这么多吃的和衣服干什么?老大这回回答得很快，说，不是两个人的，是四个人的。警察说，还有两个人呢?老大说，不见了，在火车站上茅坑不见的。老二补充老大说，他们去上茅坑，叫我们看着包，后来他们一直没有来，老大就去找他们，我看着包，后来老大回来了，他们还是没有回来。老大说，他们也许搭上别的火车走了。警察说，你们就把他们的东西也背上了?老大说，不能怪我们，火车都要开了，他们还没来。老二说，我叫你不要拿的，你偏要占便宜。老大说，你倒打一耙啊，是你先扛起来走的。警察又愣了愣，指了指窝窝头说，这都发了霉，怎么吃?老大说，不碍事的，擦一擦就不霉了。他拿起一个窝窝头，用脏兮兮的手擦了擦，窝窝头上霉点是擦掉了，但是窝窝头更黑了。老大咬了一口，说，哎，刚才光顾了逃跑，现在觉得饿了。老二说，我不饿。警察觉得有些无聊，想了想，说，你们带身份证了吗?两个人都说带了，赶紧掏出来交给警察检查。警察核对无误，把身份证还给他们，躬着腰，捂了捂自己的小肚子，说，你们既然有身份证，也没干什么坏事，你们到底跑的什么事，害我追得上气不接下气，肚子里小肠气了。老大和老二同时说，是你追我们，我们才跑的。警察无奈地摇了摇头，又把他们的车票拿过去看了看，最后挥了挥手说，走吧，走吧，这不是你们要上的车。

两个人感激不尽地谢过警察，扛着包裹歪歪斜斜走了。罗建林目送着他们再次下了地下通道，也不知他们到底搞明白自己的站台没有。

火车已经来了，罗建林不急不忙地上了车。他坐的是一节豪华软卧车厢，每个包房只住两个人，包房里设施齐全，内带卫生间，进去以后完全可以不出来，一直坐到火车到站下车。

罗建林觉得包房里有点闷，火车开动前，他习惯站在车门处，似乎要抢着这最后的一点点时间再呼吸一点新鲜空气。这节车厢的列车员是位年轻的姑娘，跟罗建林早就熟悉了，她一边守候着迟来的旅客，一边跟罗建林随随便便没头没脑地聊几句，她说，天说热就热起来了，又说，快开了。她说话时还看了一下表，然后身子往后退了一下，准备着，车门马上就要关上了。

就在列车员话音刚落，车门将关未关的那一刻，像从地底下冒出来似的，一大团东西突然拱上了车，紧接着，另一大团也拱上来了，两团包裹一起将站在前面的列车员夯到了车壁上，紧接着，那两个民工就跟着包裹一起滚了上来，趴在包裹上动不了了。

列车员被抵在车壁上，先是被这突如其来的攻击搞昏了，但也只是在片刻之间，她就反应过来了，尖叫一声后，她奋力推开抵着她的包裹，急切地朝他们伸出手说，票，票——票拿出来，你们的票!

可是哪里有票，两个人不知所措地看着列车员，又看罗建林，那个年长的老大认出了他，激动地叫起来，咦，咦，老乡，是你，就是你。列车员也来不及叫他们拿车票了，赶紧问，你们到哪里?老大看看老二，老二也看看老大，老大说，你说的，到哪里?老二说，怎么是我说的，我是跟你走的。列车员气得说，到哪里你们都不知道，还出来混什么混?但她还是够聪明的，又问说，你们是到北京吗?这两个人一听到“北京”两字，顿时眼睛发亮，精神倍增，一下子神志清醒，想起车票来了。老大在身上胡乱地掏了掏，果然就掏出两张皱巴巴的车票来，又兴奋又惶惶然地递给列车员。列车员一把夺过去，大喊起来，海州!你们怎么——她急得跳脚说，快下车，错了，你们上错车了。

可是，一切都已经迟了。自动门已经“刺啦”一声，既缓慢又急迫、毫不留情地关了起来，铁板一块挡住了两个人的屁股。这两个人还没有回过神来，还没有搞清楚什么叫上错车。列车员冲着他们尖声喊，这是到北京的，不是到海州的!列车员尖利的声音像一块破碎的玻璃把大家的耳膜都划碎了，很痛，但这一痛，却把两个糊里糊涂的人痛醒了，他们一醒，才知道自己错了，一知道自己错了，就急了，他们转身用手去拍车门，一边冲着车门喊，开门，快开门，我们又上错车了。列车员站在他们身后，恼火地说，开门?能开得了吗，这是自动门，一直要开到站才开门呢。

罗建林本来是站在车门处透透气的，现在被他们一搞，反而觉得气闷起来。好像上错车的不是那两个农民工，而是他自己。

火车一开起来，就飞速向前了，两个人慌张地看着车外迅速倒退的夜景，束手无策了。过了好一会儿，老二忽然说，有办法了，到下一站我们赶快下车。他总算抢在老大的前面说了一句有用的话。可是列车员立刻又给了他当头一棒，说，哪有下一站，只有一站，到北京才停。罗建林听到她说“到北京才停”，又觉得一阵更厉害的气闷胀满了心肺。

列车员也在生他们的气，责问说，你们坐火车不问问清楚就上车吗?老大说，我们问了呀，他们就是这么说的。列车员说，谁说的?谁让你们上这趟车的?老大说，那个谁我们也不认得，她指了这里，我们就上来了。列车员说，谁这么缺德，乱指点。老二说，是一个年纪不大的妇女，原来城里的妇女也会骗人啊。老大板起脸来批评老二说，闭嘴，别瞎说，妇女没有骗人，火车站太大了，可能她自己也不知道，她是热情帮助我们的。列车员说，乱七八糟，下次你们问问清楚再上车。老大和老二抢着告诉列车员，说他们问过好多人，背着大包转了好几个站台，有人这么说，有人那么说，最后就把他们说到这趟车上来了。列车员无奈地摇了摇头。她想用脚去踢开两团包裹，可是包裹在她脚下就像两座山，她的脚踢上去，它们纹丝不动。列车员收回了脚，说，你们不能待在这里，这是豪华包厢，你们到前面普通车厢去吧。

两个人谢过列车员，扛着包裹朝普通车厢去了，他们在车厢狭窄的过道里，跌来撞去，遇到一些责问和批评，他们赶紧道着对不起，两个人又互相指责着，这些声音，后来都渐渐地消失了。

列车员看到罗建林仍然站在那里，就说，乡下人，老是搞不清时间，他们在家，是不是不用知道时间?然后她又自问自答说，也是的，反正种田，天亮了就起来种田，天黑了就回家睡觉，不用知道什么时间不时间的。她是自说自话，也不需要罗建林回答。又说，铁路上如果都像你这样的旅客，我们的工作就轻松多了。我留心过你，你的时间观念很强，每次都是掐好了时间来的，既不太早也不会太晚。

如果是以往，罗建林会毫不客气地享受这种说法，但是今天他的心情有点异样。虽然他的行动一点也没有乱，但他的心思有点乱，他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两个一再错过时间、一再上错车的农民工，因为他们把事情搞得一团糟影响了他的心情?

其实，罗建林是不该心乱的，他的井井有条的一切，他的因为计算精确而从来不会出差错的安逸日子，在这两个错乱的农民工面前，显得格外地从容优雅。当然，这也完全符合他的白领身份。

天越来越黑了，只是偶尔有星星点点的灯光从窗外掠过去。罗建林一直坐在过道上的翻凳上，同包房的是一个微胖的笑眯眯的中年人，他几次拉开包房的门，从里边探出头来，似乎想和罗建林说说话，也似乎在奇怪，这个人怎么不进包房，包房里这么漂亮，五星级的，有香水味，还带有卫生间，空间也足够大。

罗建林该进包房了，他得抓紧时间好好睡一觉，明天车到了北京，好有精神办事。这也是他精确计算中的一部分内容。如果坐火车睡不好觉，影响工作，这就不能算是完美无缺的计算和安排了。好在罗建林身心健康，睡眠很好，也没有异床失眠的坏毛病，无论睡什么样的床，他都感觉像在自家的床上那么自在，那么舒适。许多人在火车上睡不好，尤其火车提速后，车身晃动得厉害，罗建林却反而睡得更香，他甚至感觉回到了婴儿时代，梦中还以为自己睡在摇篮里呢。

但罗建林还是没有从翻凳上起身，他似乎还是想再停留一下，似乎还没有急着进去睡觉养神，他觉得心口有些闷，又觉得自己像是在等待着什么。

有什么可等待的呢，除了那两个与他素不相识的农民工，两个一错再错的农民工。

罗建林心里隐隐约约觉得，这两个人不会就此太平的，对他们来说，普通车厢也是不普通的，又有谁知道他们会在普通车厢里闹出什么不普通的事情来呢。这时候，就像是为了印证罗建林的先见之明，豪华车厢的一头传来一阵低低哀哀的声音：老大，老大——老大你在哪里啊?

罗建林就知道，两个讨债鬼又有麻烦了。

麻烦还不小，老大不见了。老二在火车上蹿来蹿去，头都转晕了，也没有找到他。老二开始还是低低哀哀地叫喊，一看到罗建林，老二竟然“哇”地一声哭了起来，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对罗建林说，我老大、我老大，没有了——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好像罗建林是他的亲人，是他的爹，是他的哥，是他的老乡，至少，也是一个能够帮助他找到老大的人。

和罗建林同包房的笑眯眯的中年人拉开了包房的门，从里边探出头来说，你老大不会没有的，这个火车总共就这么大——老二抽搭抽搭地说，火车怎么不大，它太大了，太长了，长得我望不到头，我望不到老大的影子——罗建林和他的同房听他这么说了，一时竟然无以对答。

对罗建林来说，火车就是他出行的一个交通工具，是他熟门熟路、闭着眼睛都能上来下去的地方，可是这老大老二和他们不一样，他们活了几十年恐怕都没有见过火车，他们对火车的恐惧，他们对火车的反应，罗建林是理解的，可是老二哭啼啼的声音让他心里很烦，怪谁呢，只能怪你们自己，不好好地把自己的行动计算好，乱跑乱闯，怎么不出事情呢?罗建林心里这么想着，但是并没有说出来。平时罗建林出差，都不随便和别人搭话，倒不是他这个人有多清高，主要怕碰上缠人的人，你一说上了，他就缠住你不停不歇地说，让你不得好好休息。罗建林的行程，从来都是计算好的，他要节省精力，早点入睡，明天顺利办完公务，然后准时回家，他从来不会让别人左右或者影响他对时间的安排，这也是他计算中的一部分内容。

倒是罗建林的那个同房，完全和罗建林一样的心思，他立刻把差不多的话说了出来，老二一听，又哭啼啼地冲着罗建林和他的同房乱叫说，老师，老师，火车，这么长，这么深，它是一个无底洞。

罗建林不是当老师的，但他也没有去纠正老二的叫法。他的同房是个好性子的人，他仍然身子在里，头在外，和颜悦色地安慰老二说，你放心，你老大一定还在火车上。老二说，老板，我知道你是好心，知道你是想叫我别难过，可是我要找老大，找不到老大，我是要一直哭下去的。罗建林的同房往后缩了一下，好像要避一避老二的眼泪和鼻涕，现在他只有半个脑袋探在包房外了。他说，你想想，车一直在开，没有停过，你老大能到哪里去，他下不了车，门和窗都是封闭的，想开也开不了，想跳也跳不出去，玻璃是特制的，想砸也砸不碎。老二朝车窗玻璃看了看，又朝挂在车壁上的一把红色小榔头看了看，说，砸不碎吗?罗建林的同房没有回音，他已经缩回了全部的脑袋，门也掩上了，但没有关死，留了一条缝。

列车员听到动静，走了过来，听说丢了一个人，她一点也不觉得奇怪，更没有着急，这样的事，在火车上太多了，她管不过来的。她过来拨了老二一下，说，你都找过了?然后指了指厕所，说，那里呢?

正好有一个乘客站在厕所门口，跟列车员说，这里边到底有没有人?列车员看了看门闩是红的，说，有人。旅客就大声地抱怨起来，说，哇，这个人怎么搞的，就算是拉屎，也用不着这么长时间吧。列车员过去敲厕所的门，门里没有声音，列车员说，喂，里边有人吗?还是没有声音，列车员掏出钥匙打开了从里边锁上的锁，又用手轻轻按了下门边的一个圆圈，门才打开了，大家朝里一探头，老二激动地大声叫了起来，老大!是我们老大!

老大正舒舒服服地躺在厕所的地上，打着呼噜。列车员把老大推醒了，还没来得及批评他，那乘客已经很气恼地说了，你在里边睡觉啊?你怎么可以在里边睡觉呢，这是厕所呀!老二又朝厕所里看了看，说，这个厕所好大啊，这么干净，像城里的咖啡厅。列车员无聊地哼了一声，懒得理他。老二又看了看厕所墙上的字，兴奋地说，哎嘿，这是残疾人厕所哎。列车员又厌烦地朝他瞥了一眼。被她一瞥，罗建林心里竟有点发虚，好像多嘴的不是这个老二，而是他自己。

老大在香喷喷的梦中被吵醒了，蒙了半天才清醒了一点，朝厕所看了看，说，厕所?我睡在厕所里——可是，这个厕所一点也不臭——他看到列车员和等上厕所的乘客都虎着脸，赶紧抬手“啪”地打了自己一个嘴巴，说，蠢驴，叫你睡人家的厕所——对不起，对不起，我睡错地方了，可是我没有想睡在厕所里，我进来的时候，门还好好的，都不用我动手，它就自己关上了，可是等我蹲好了坑想出去，它就不肯开了，我怎么拉也拉不动它，就再也出不来了。我喊你们开门，你们也不开，我喊救命，你们也不救，后来，我渴了，就喝了点水，喝了水后我就困了，我就，我就睡了。

列车员重新按了一下厕所门边的圆圈，说，这是感应门，拉不开的，硬拉会拉坏的，你们不懂就别乱动，拉坏了你赔不起。

老二也去用手感应了一下，厕所门关了又开，开了又关，老二新奇地说，咦，咦，咦——老大拉扯了老二一下，说，咦个屁，又闯祸啦。抬了手，看上去他又要打自己的嘴巴了，可结果并没有打，手伸过去搂了搂老二的肩，说，老二嘿，我们坐火车了。

老二也很兴奋，他对那样一个又大又漂亮的残疾人厕所还念念不忘，又探了一次头，咂咂嘴说，早知道，我也进去睡一觉。列车员白了他们一眼，说，你们走吧，别在这里捣乱了，这是豪华包厢，都是重要客人。

老大看了看罗建林，说，我就看出来你是重要客人。顿了顿，大概觉得没有说清楚，又补充道，就冲你在这个包厢里。老二也笑着说，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觉得你是了不起的人，因为你坐的是豪华车厢。罗建林张了张嘴，他本来就一直没说话，现在更是哑口无言，他们说的都是废话，但他怎么会有耐心在这里听他们说废话呢?

虽然自始至终罗建林都和往常出差时一样，没有说什么话，但不知怎么搞的，此时此刻他觉得多嘴废话的不仅是车站上的那旅客，不仅是他的同房，也不仅是列车员，他自己也一直在多嘴。自从在地下通道碰上这两个农民工后，他就一直在多嘴，虽然他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但他心里有一张嘴，一直在说话。罗建林很不满意自己，怎么这么轻易地就受到了外界的影响。

但罗建林确确实实受到了一点影响，在他完全可以扔下老大和老二，转身走进包房的时候，他却没有走开，他心里的那张嘴还想说话。

列车员虽然对两个农民工一百个看不顺眼，但她毕竟还是一个对人负责的人，她横眉竖眼地说，你们上错了车，方向完全错了，应该朝南的，现在你们朝北了，你们不着急吗?老大立刻跺了跺脚说，着急的，着急的，我们老乡在海州等我们呢。老二也跺脚说，我们老乡说了，去晚了工作就找不到了。他们跺着脚，给人的感觉似乎是很着急，但罗建林却感觉他们心里并不着急，他注意到他们的脸皮底下，一直有笑意偷偷地跑出来，他们想掩饰这样的笑意，却掩饰不掉。

列车员打了个哈欠，不耐烦地说，我最后跟你们说一遍，记住了啊，明天火车到了北京，赶紧先到售票处去排队买票，买了票，先看清楚票上的地点对不对，再看清楚时间对不对，别搞错了，进站后再问清楚是几号站台，别再上错车。两个人领得教训，千恩万谢，再一次被列车员赶到普通车厢去了。

普通车厢也不会有铺位或者座位提供给他们的，罗建林估计他们就在两节车厢的连接处过这一夜了，最后他终于进了自己的小包房，那个和气热情的中年人等不及他进来说话，已经关灯入睡了。

罗建林一时没有入睡，就想了想明天到北京后的一些事情，线路，时间，工作安排，包括中午饭的时间和晚饭的时间，都在心里计算了一下，时间安排得既紧凑又充裕，既不浪费，又不慌忙。在他思考时间安排的间隙中，老大老二两个影子时不时地出现一下，他们像水中的两个泡泡，一会儿冒出来，咕嘟咕嘟一下，一会儿消失了，一会儿又冒出来咕嘟咕嘟，在罗建林面前沉沉浮浮摇摇晃晃，十分生动，罗建林始终绷紧的、不给人表情的脸，在黑暗中忽然就松开了，他奇怪自己怎么自说自话地笑了。这么多年来，他的滴水不漏的计算、他的从来不出差错的行程，永远精确得像一台计算机，机械得像一个机器人，因为从来没有任何变化、任何意外，所以又永远是乏味的，刻板的。

后来，罗建林睡着了。在咣当咣当的车声中，他不记得自己有没有做梦。早晨醒来时，出现在罗建林脑子里的第一个念头、第一条线路，竟然和往常不一样。往常来北京出差，到这时候，他的思路就是：出站，走到地铁站，坐地铁，然后出地铁，再打一次车，只要一个起步价，就到他的目的地了。这是最经济也是最快速的行动方案。但是今天罗建林没有走这条早就设定好的路线，他首先想到，一会儿下车，在站台上会不会遇见那两个人呢。

结果他没遇见。

罗建林按原来精心设计好的计划，顺利完成了这一次到北京的工作，晚上他又准时踏上了回长洲的火车，仍然是豪华包厢，但包房里同住的乘客，不是昨晚那个人了。这个人跟昨天那个胖子性格不一样，从进包厢起，就一直板着脸，罗建林几次抬眼看他，他都是一脸的警惕，闭紧了嘴，好像罗建林是个骗子。罗建林无聊，就到卫生间洗了洗手，照镜子时候，他吓了一跳，怎么镜子里竟是那个同包房的乘客的脸呢。再定睛一看，还是他自己的脸，只是他们长得比较像，因为两张脸都是刻板着的，每一道细纹里都写满了人生的严格的规矩。

第二天早晨，火车和平时的每一天一样，准点到达长洲站。罗建林在完全没有预料的情况下，忽然就在站台上看到了慌慌张张茫然四顾的老大和老二。罗建林猝不及防地“啊呀”了一声。这一声，他自己听着竟很陌生，完全不是他的声音。平时的罗建林，是不会发出这种意外的叫声的，因为罗建林的生活中，不会出现意外，一切他都是计算好了的。

老大老二竟然也坐着这趟车回来了。罗建林脱口说，你们又回来了?

这几乎是罗建林这一趟出差以及以往无数趟出差过程中说出的第一句与工作无关、不在他的计划中的话。

老大拽着拖着包裹就往罗建林身边靠过来，激动地说，回来，回哪里来?回我老家来了吗?这是我的老家吗?老二四处看了看，怀疑地说，不像呀，我们家乡的火车站没有这么大。罗建林说，这就是长洲火车站呀。老大和老二互相用探问的眼神看着对方，没有看出个名堂。老大努力地想了想，还是不明白，说，长洲火车站?长洲火车站是哪里?老二摇了摇头，说，我是跟你走的，我不知道的。

罗建林没有再觉得奇怪，他们确实不知道长洲是哪里，他们完全有理由忘记昨天就是从长洲上的车，因为城市太多，也太相似，对于没有出过门、没有到过城市、没有坐过火车的农民来说，他们确实搞不清楚。

罗建林不忍泼他们的冷水，但是看他们茫然不知何处去的样子，罗建林心里的那张嘴终于走了出来，走到了嘴上，他站在站台上滔滔不绝地跟他们解释了半天，老大老二才弄明白了，他们从昨天到今天是白白地走了一趟。一旦他们明白过来，两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忽然就同声地大笑起来，啊哈哈，啊哈哈，又上错车了，又上错车了。罗建林看着这两个狼狈不堪的人如此不知道自己的狼狈处境，不由有点气恼，说，都叫你们问清楚了再买票，问清楚了再上车的，你们怎么又上错车了。老大说，我们是问清楚的。老二说，他们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老大生气地推了老二一下，说，你怎么句句都跟着我说?老二说，咦，你是老大呀。俩人齐齐地笑了起来，冲着罗建林露出了他们发黑的牙齿。罗建林说，你们白白地浪费了车票钱。老大和老二仍然嘿嘿地笑，老大说，我们没有浪费钱。罗建林说，你们混上车的?老大说，我们没有混上车，他们告诉我们上这趟车，我们就上来了。老二说，我们没有票，我们是不是占便宜了，是的吧?罗建林说，人家乱指点，你们就乱相信，就算你们没浪费钱，但你们浪费了时间，本来你们早就可以到海州了，你们自己把自己搞乱了，把时间耽误了。老大说，时间?老乡，你放心，时间没事的，时间不用钱买，时间是我们自己的，想怎么用就怎么用，老乡你说对不对?老二说，他不是老乡，他是老师。老大说，噢，你是老师啊，怪不得你这么关心我们。罗建林说，你们昨天一整天都在北京，去看天安门了吗?老大说，没有哇，我们没有出去。老二纠正他说，我们没有出站。

当然，罗建林知道，这不能怪他们，昨天那位列车员说得不错，他们不知道时间，是因为他们不需要知道时间。虽然他们永远是慌不择路，似乎永远也没有人给他们指点正确的道路，但其实他们一点也不怕，既不怕乱，也不怕上错车，上错了可以再下来，下来了可以再重新寻找正确的道路，他们前行的路艰难曲折，他们却是百折不挠——忽然间，罗建林心里涌起了一股从来没有过的害怕，他把一切都计算得十分精确，他对时间锱铢必较，力争分毫不差，不就是因为害怕吗，怕赶不上车，怕上错了车，怕耽误了时间，怕被时代扔下，怕——

他始终是怀着怜悯的心情在关注和帮助这两个农民工，他感受到他们的辛酸，两个一无所有一无所知的农民，在强大而坚硬的城市面前，是那么地脆弱。可是，事实上，真正脆弱的又是谁呢。

罗建林要出站了，他又回头看了看他们，两个人守着两大团包裹，仍然是那种又慌乱又兴奋的样子，他们的眼睛里有茫然，但更多的是希望，是艰辛而生动的人生。

罗建林说，你们现在要到海州去了吧?你们一定问清楚了，别再搞错了。老大和老二同时向他挥手说，老师你放心，老师你放心。看他渐渐走远了，他们还踮起脚，双手挥舞得更夸张了。

罗建林最后一次回头看他们时，他们又在向人打听站台了。他们又会碰到冷眼和警觉，又会遇上胡说八道瞎指点的人，他们还会继续被误解，继续被欺负，继续被追赶，继续莫名其妙地逃跑，可他们不灰心，他们在冷眼中漠然不知地继续再找人打听，然后谢过，然后扛起包裹奔跑，很快又远去。

罗建林不急不慢地走出车站，排队打车，因为是早晨，队伍不长，一会儿就上了车。车平缓地开，罗建林平淡地看着车窗外熟悉的街景，偶尔间，他想起那两个狼狈的农民工，他们和街景一样，一晃而过。

一路顺利，进小区，拐弯，到楼前，一切正常，一切都是程式化的。小区里巡逻的保安，花园里晨练的老太太，邻家的小狗，都是那么的自然和熟悉。进自己家的那幢楼，站到电梯前，罗建林看了一下表，时间是精确的，与预先计算的一点不差。上电梯，到自己家门口了，不用掏钥匙，这是智能锁，凭指纹开门。罗建林伸出食指，让锁识别了他的指纹，随着轻轻的一声音乐，门打开了，罗建林跨着稳健的不大不小的步子走进了自己的家。

罗建林愣住了。这个门里的一切，竟然都是陌生的。房间套型，装修风格，大小家具，各种摆设，他从来都没有见过，抱着玩具从儿童房跑出来的女儿，穿着睡衣从卧室里出来的太太，正在厨房忙碌、听到门声探出头来张望的钟点工，他一个都不认得。

罗建林愣了一会儿，忽然就回过神来了，他抬手“啪”地打了自己一个嘴巴，骂道，蠢驴，你走错门了。

【作者简介】范小青，女，江苏苏州人。1974年高中毕业到农村插队，1977年考入江苏师院（现为苏州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985年调入省作协从事专业创作。1980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裤裆巷风流记》、《城市表情》、《女同志》、《赤脚医生万泉河》等17部，中短篇小说集9部，散文随笔集6部，电视剧百余集。短篇小说《城乡简史》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现在江苏省作家协会任职，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