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楚将军回忆录》读后感]我与红军
时间：2020-06-07 07:29:41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龚楚将军回忆录》被萧老师看作中国最好的十本回忆录之一，因为版本很稀少，老师估计每本市价在500元左右，我记得老师讲到其所存的也只是一本复印本，所费也要98元，因此这本书价值不菲。我下载的是电子版本，是《明报月刊》1971年9月号至1972年5月号连载之龚楚回忆录《参加中共武装斗争纪实》中《第三编 井冈山革命圣地》全部内容为底本电子版本书籍，《参加中共武装斗争纪实》，即后来由明报月刊社结集出版之《龚楚将军回忆录》（香港，1978）。我在网上下载的只有第三编，因此现在读来也不全，但可以谈点自己的看法。
龚楚将军回忆录回忆的是其早期进入新式学堂，后参加孙中山国民革命，最后被共产党争取来，成为一名农运及军事干部的一段人生历程。龚楚将军是怀着“改造不平等的、妨碍人类生存进步的就社会，建立平等自由、人类和平共存的新社会”（上，P4）的崇高理想，加入中共革命队伍的，先后参与创立了红四军和红七军。回忆录分上下两卷，主要回忆的是中央苏区瓦解及其之前的历史。
我重点读的是第三编，主要讲述的是“从北江到香江——红军往事”这一编，其实描述的就是龚楚将军从人道的共产主义信仰者到开始反思共产主义革命的过程，而这个反思的契机就是中共的“赤色恐怖”。
在回忆录中，其提到“白色恐怖”所对应的“赤色恐怖”概念，“白色恐怖”按照龚楚将军的解释，“白色代表国民党，屠杀共产党及工农群众积极份子，造成恐怖现象，人称之为白色恐怖”；
而“赤色恐怖”，“赤色代表中共，中共杀人放火，手段残忍，造成恐怖现象，人称之为赤色恐怖”。
其实在共产党的革命过程中，赤色恐怖是与革命的道德理想相伴而生的，只要革命的理想崇高，至于手段，那都是次要的，在有些地方甚至可以不择手段，在这点上有点与马基雅卫利《君主论》主张的观点同。革命家本身最初都是民主主义者，可是，如果革命家树立了一个终极目的，而且内心相信这个终极目的，那么，他就不惜为了达到这个终极目的而牺牲民主等别的东西，残暴，实行专政。因为他们相信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暴。于是革命的恐怖也就是人道主义。我可以列举两个事例。朱德曾与国军将帅范石生有结义兄弟之情，在朱德最危难之时候，曾以五千大洋许以收编度过难关，但在郴州之役，范石生的军队就被朱德算计掉了，此战后，朱德在被龚楚将军打趣时言“革命没有恩怨和私情可言，阶级立场不同，就是生身父母，也要革命，何况是结义兄弟？”；
我们看待毛泽东也一样，理解毛泽东，恐怕完全说其追求个人权利是说不过去的，而是相信这是为了大众福利、终极目的而不得不如此办。内心为善而实际上做了恶行，实在可悲。因此革命过程中，可见圣洁的目标高过一切，过火现象就时常发生。
如湖南的农民运动（关于王国维的死因，学界有很多观点，尤以历史学家陈寅恪的观点最具代表性意义，他认为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衰微导致的，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已走向死亡之边缘之缘故，为此文化深染的载体----文化人，也必将走向死亡。这种解释可谓典型。不过在《郑超麟回忆录》一书中，他提出了另样的观点，虽然只有一笔带过，却引起了我的注意，郑超麟在其回忆录中谈及王国维死因时，认为与湖南农民起义提出过火的土地革命要求有关）；
根据地及其之外暗杀土豪；
肃反狂潮（根据张国涛的带刀卫士何福圣的回忆录《肃反根源》一章记载，肃反过程中。有的保卫干部竟以识字多少、手上有无茧疤、皮肤是黑是白，来判断好人坏人，吓得读过书的人装着不识字，皮肤白的拿土往脸上抹；
延安还有专门的“劳改队”，多有冤枉者，“延安牌”的老干部最喜欢听的那首郭兰英唱的《南泥湾》，很多当年在南泥湾因受冤劳改的老兵是很不愿意听到这首歌曲的，如刚才提到的何福圣等，因为那曾是很多受冤老兵的灾难之所）；
坚壁清野（如何福圣回忆录《大撤退》一章记载张国涛撤出川陕根据地，川东游击军红33军第93师奉张国涛令采取的就是这种方式---把老百姓的房子全部烧掉—那是红军历史上“最为独特凄惨的一幕”）；
个别对待妓女的方式；
制造国军与民众矛盾等方面。
而龚楚将军主要回忆的是湖南农民运动中的赤色恐怖。结合张国涛回忆录，农民运动的赤色恐怖有如下表现：
1、暗杀地主豪绅，而不顾及其是否是劣豪劣绅，毛泽东在湖南就宣称“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矫枉必须过正”等左倾情绪；
2、土豪不分土地政策；
3、以拒租拒债代替交租交息；
4、谷米阻禁；
5、破坏乡村旧风俗，威逼寡妇改嫁等；
6、乱杀乱烧，宣称党中央的指示是“要杀绝地主，烧毁其房屋，以赤色恐怖对付白色恐怖。”等等。
因此在湖南，龚楚将军说“湖南的农民运动，在国共合作期间，不仅国民党人攻击为过激，甚至中共高阶层人士（除毛泽东之外）亦多认为过火。当时农会控制了乡村政权，地方官——县长——大多数失去权力，实际无法制止农会和工会的种种暴行。他们在乡间任意没收豪绅地主的财物，形同盗匪，并将豪绅地主捆绑，游街示众，滥用私刑，死人无数。国军军官家属亦不能幸免。甚至连中共高层领导人李立三的父亲亦惨遭农会杀害。” 龚楚将军回忆，李立三的父亲之所以被杀主要是因为李立三与湖南农民运动的领导者毛泽东有很深的矛盾纠葛，因此，赤色恐怖破坏了同志间的友谊，但是农会控制地方政权，采取残无人道的赤色恐怖，使国民党的一些中下层军人及上层军官如唐生智、何健等（谣言也得考虑），有些是同情革命的，也开始疏离出去，成为革命的死敌，因此破坏了国共合作的前景。张国涛在其回忆录第二册第四章，有专门的《农民运动》一章回忆了当时的农民运动情况，他说，当时中国较早从事农民运动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澎湃（1921年），另一个就是毛泽东（1924年）（不同的章节，张都说他们是第一个开始这项运动的，因此有矛盾），他们一个在广东，一个在湖南。湖南的农民运动发展最快，全省79个县有54个县成立农协会，农协会人数在1927年2月的一次统计是200万人，最多的时候达到451万人。发展如此之快，张国涛在回忆录中解释其原因主要有，南北战乱，农民困苦；
湖南地主团练多为军队收编；
湖南中共领导人如毛泽东注重农运工作；
太平天国斗争精神鼓励等，因此发展特快，但中共缺乏斗争知识与经验，因此农民运动比较过火，抛弃国共合作时门面上的缓进政策，而步入激进的洪流，采取激进“蛮干行为”，成立工农苏维埃政权，使国民党左派很难看，因此过火的农民运动，也就成了摧毁国共合作、瓦解武汉政权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毋庸质疑，国共合作时期，农民运动与国民革命有很强的支持作用，但是过火的农民运动同样阻碍着国民革命发展。
造成如此恶果，原因很复杂。其中有复杂的党内个人矛盾（李立三与毛泽东有矛盾，李的父亲就被“乱干”掉了，为此李立三还伤心良久）及共产党人普遍“自傲”心理来解释。这种“自傲”心理使一些高层共产党领导人认为中共农民运动远比历史上的农民暴动要先进，他的目标是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思考的是农民的利益，因此是圣洁的，矫枉过正才能建立真正的工农政权，实现农民从地狱步入天堂的历史理想主义目标，同时也为打击国民党右派增加砝码，不想却为国民革命带来灾难。
另外农民的狭隘意识、初生的共产党缺乏经验也是必不可少的原因。中共最早注意农民问题的是陈独秀，他在研
龚楚将军回忆录回忆的是其早期进入新式学堂，后参加孙中山国民革命，最后被共产党争取来，成为一名农运及军事干部的一段人生历程。龚楚将军是怀着“改造不平等的、妨碍人类生存进步的就社会，建立平等自由、人类和平共存的新社会”（上，P4）的崇高理想，加入中共革命队伍的，先后参与创立了红四军和红七军。回忆录分上下两卷，主要回忆的是中央苏区瓦解及其之前的历史。
我重点读的是第三编，主要讲述的是“从北江到香江——红军往事”这一编，其实描述的就是龚楚将军从人道的共产主义信仰者到开始反思共产主义革命的过程，而这个反思的契机就是中共的“赤色恐怖”。
在回忆录中，其提到“白色恐怖”所对应的“赤色恐怖”概念，“白色恐怖”按照龚楚将军的解释，“白色代表国民党，屠杀共产党及工农群众积极份子，造成恐怖现象，人称之为白色恐怖”；
而“赤色恐怖”，“赤色代表中共，中共杀人放火，手段残忍，造成恐怖现象，人称之为赤色恐怖”。
其实在共产党的革命过程中，赤色恐怖是与革命的道德理想相伴而生的，只要革命的理想崇高，至于手段，那都是次要的，在有些地方甚至可以不择手段，在这点上有点与马基雅卫利《君主论》主张的观点同。革命家本身最初都是民主主义者，可是，如果革命家树立了一个终极目的，而且内心相信这个终极目的，那么，他就不惜为了达到这个终极目的而牺牲民主等别的东西，残暴，实行专政。因为他们相信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暴。于是革命的恐怖也就是人道主义。我可以列举两个事例。朱德曾与国军将帅范石生有结义兄弟之情，在朱德最危难之时候，曾以五千大洋许以收编度过难关，但在郴州之役，范石生的军队就被朱德算计掉了，此战后，朱德在被龚楚将军打趣时言“革命没有恩怨和私情可言，阶级立场不同，就是生身父母，也要革命，何况是结义兄弟？”；
我们看待毛泽东也一样，理解毛泽东，恐怕完全说其追求个人权利是说不过去的，而是相信这是为了大众福利、终极目的而不得不如此办。内心为善而实际上做了恶行，实在可悲。因此革命过程中，可见圣洁的目标高过一切，过火现象就时常发生。
如湖南的农民运动（关于王国维的死因，学界有很多观点，尤以历史学家陈寅恪的观点最具代表性意义，他认为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衰微导致的，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已走向死亡之边缘之缘故，为此文化深染的载体----文化人，也必将走向死亡。这种解释可谓典型。不过在《郑超麟回忆录》一书中，他提出了另样的观点，虽然只有一笔带过，却引起了我的注意，郑超麟在其回忆录中谈及王国维死因时，认为与湖南农民起义提出过火的土地革命要求有关）；
根据地及其之外暗杀土豪；
肃反狂潮（根据张国涛的带刀卫士何福圣的回忆录《肃反根源》一章记载，肃反过程中。有的保卫干部竟以识字多少、手上有无茧疤、皮肤是黑是白，来判断好人坏人，吓得读过书的人装着不识字，皮肤白的拿土往脸上抹；
延安还有专门的“劳改队”，多有冤枉者，“延安牌”的老干部最喜欢听的那首郭兰英唱的《南泥湾》，很多当年在南泥湾因受冤劳改的老兵是很不愿意听到这首歌曲的，如刚才提到的何福圣等，因为那曾是很多受冤老兵的灾难之所）；
坚壁清野（如何福圣回忆录《大撤退》一章记载张国涛撤出川陕根据地，川东游击军红33军第93师奉张国涛令采取的就是这种方式---把老百姓的房子全部烧掉—那是红军历史上“最为独特凄惨的一幕”）；
个别对待妓女的方式；
制造国军与民众矛盾等方面。
而龚楚将军主要回忆的是湖南农民运动中的赤色恐怖。结合张国涛回忆录，农民运动的赤色恐怖有如下表现：
1、暗杀地主豪绅，而不顾及其是否是劣豪劣绅，毛泽东在湖南就宣称“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矫枉必须过正”等左倾情绪；
2、土豪不分土地政策；
3、以拒租拒债代替交租交息；
4、谷米阻禁；
5、破坏乡村旧风俗，威逼寡妇改嫁等；
6、乱杀乱烧，宣称党中央的指示是“要杀绝地主，烧毁其房屋，以赤色恐怖对付白色恐怖。”等等。
因此在湖南，龚楚将军说“湖南的农民运动，在国共合作期间，不仅国民党人攻击为过激，甚至中共高阶层人士（除毛泽东之外）亦多认为过火。当时农会控制了乡村政权，地方官——县长——大多数失去权力，实际无法制止农会和工会的种种暴行。他们在乡间任意没收豪绅地主的财物，形同盗匪，并将豪绅地主捆绑，游街示众，滥用私刑，死人无数。国军军官家属亦不能幸免。甚至连中共高层领导人李立三的父亲亦惨遭农会杀害。” 龚楚将军回忆，李立三的父亲之所以被杀主要是因为李立三与湖南农民运动的领导者毛泽东有很深的矛盾纠葛，因此，赤色恐怖破坏了同志间的友谊，但是农会控制地方政权，采取残无人道的赤色恐怖，使国民党的一些中下层军人及上层军官如唐生智、何健等（谣言也得考虑），有些是同情革命的，也开始疏离出去，成为革命的死敌，因此破坏了国共合作的前景。张国涛在其回忆录第二册第四章，有专门的《农民运动》一章回忆了当时的农民运动情况，他说，当时中国较早从事农民运动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澎湃（1921年），另一个就是毛泽东（1924年）（不同的章节，张都说他们是第一个开始这项运动的，因此有矛盾），他们一个在广东，一个在湖南。湖南的农民运动发展最快，全省79个县有54个县成立农协会，农协会人数在1927年2月的一次统计是200万人，最多的时候达到451万人。发展如此之快，张国涛在回忆录中解释其原因主要有，南北战乱，农民困苦；
湖南地主团练多为军队收编；
湖南中共领导人如毛泽东注重农运工作；
太平天国斗争精神鼓励等，因此发展特快，但中共缺乏斗争知识与经验，因此农民运动比较过火，抛弃国共合作时门面上的缓进政策，而步入激进的洪流，采取激进“蛮干行为”，成立工农苏维埃政权，使国民党左派很难看，因此过火的农民运动，也就成了摧毁国共合作、瓦解武汉政权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毋庸质疑，国共合作时期，农民运动与国民革命有很强的支持作用，但是过火的农民运动同样阻碍着国民革命发展。
造成如此恶果，原因很复杂。其中有复杂的党内个人矛盾（李立三与毛泽东有矛盾，李的父亲就被“乱干”掉了，为此李立三还伤心良久）及共产党人普遍“自傲”心理来解释。这种“自傲”心理使一些高层共产党领导人认为中共农民运动远比历史上的农民暴动要先进，他的目标是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思考的是农民的利益，因此是圣洁的，矫枉过正才能建立真正的工农政权，实现农民从地狱步入天堂的历史理想主义目标，同时也为打击国民党右派增加砝码，不想却为国民革命带来灾难。
另外农民的狭隘意识、初生的共产党缺乏经验也是必不可少的原因。中共最早注意农民问题的是陈独秀，他在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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