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仁风被捕和狱中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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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建华
蒋仁风，化名李大兴、李坚木，四川蓬溪县人。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在会昌战役中因受伤离开部队，伤愈后回乡参加革命活动。1947年11月，蒋仁风受中共川东临委派遣，与彭咏梧等人一起领导奉大巫起义，任中共奉大巫工委书记兼川东游击纵队参谋长。
发动武装起义
1947年隆冬，川东游击纵队奉大巫支队成立大会在奉节昙花乡召开，来自奉节、巫溪、云阳的近200名游击队员与会。蒋仁风带领全体游击队员宣誓：为救穷人大翻身，全国大解放，刀山我们敢上，火海我们敢闯，不打倒蒋介石，不打垮国民党，我们绝不下战场！
会议决定，立即举行武装起义，将已集中的游击队员兵分两路，同时奔赴巫溪和云阳起义前线。
1948年1月7日、8日，游击队先后在巫溪西宁桥和云阳南溪镇举行武装暴动，缴获了一批枪支和物资。1月10日，蒋仁风又在奉节、巫溪交界的铜钱垭指挥了一场伏击奉节保安队的战斗，俘虏保安中队附余志和队员数人，缴获轻机枪一挺、双筒马枪两支。
游击队武装起义的声势震撼了国民党当局，四川省主席邓锡侯和重庆行辕主任朱绍良调集国军79师、241师3个团和万县、奉节、巫溪、云阳的保安队，电令密切配合，共同“围剿”游击队。
面对敌强我弱的态势，为了突破敌人的“围剿”，游击队决定将奉大巫支队分为两个大队，分别从西北、东北方向突围，再向巫溪红池坝、汤家坝一带转移。1月15日黄昏，彭咏梧、蒋仁风率领一大队70多人向东北方向转移。经过一夜急行军，他们于次日早上进入巫溪境内鞍子山黑沟淌。
山坡上有幢土墙屋，游击队员征得主人的同意后，就在农家借锅煮饭。不料，国军581团的一个连紧跟其后，兵分三路，占领了左右两个山包和后山的制高点，将游击队团团包围。在千钧一发之际，彭咏梧率领游击队仓促突围，和通讯员刘景太、熊学源一道向左面斜坡冲去;蒋仁风、王庸和一部分游击队员则沿着屋前山槽、敌人火力的死角方向突围。
蒋仁风等人一连跨过十多个岩坎，中途他不慎弄丢了眼镜，渐渐落在后面。由于高度近视，加之对路况不熟，后面又有敌人追捕，他只好就近隐藏在一个山坳里。
过了一会儿，枪声渐渐稀疏，蒋仁风听到过路的敌军说：“咳，倒在山包上那个梳着背头、戴着手表的，肯定是个当头的呢。”蒋仁风顿时明白，彭咏梧牺牲了，因为只有他蓄着背头，戴着手表。
鞍子山突围后被捕
直到天色已尽，伸手不见五指，蒋仁风才摸索着走出来寻找道路。他极目寻觅，远处有指头大小的灯光闪烁，于是朝着灯光的方向前进。
大约走了半小时，他来到一间茅草屋前。推开篾门，一个穿着破棉袄的中年男人走出来。还没开口表明来意，对方似乎看出他是游擊队员，怕受牵连，赶紧让他离开。在蒋仁风的恳求下，那名男子从床下掏出一个红苕递给他。蒋仁风将红苕埋进火堆后，就倒在凳子上睡着了。
一觉醒来不见主人，蒋仁风便将烧好的红苕掏出来吃。严冬的夜晚，远处不时传来狗的狂吠声。忽然，屋外响起沉重的脚步声。没等蒋仁风起身，门就被重重地踢开，一下闯进两个持枪的乡丁，咆哮道：“共产党，你跑不了啦！”其中一人抡着枪托砸向蒋仁风，把他打了个踉跄，另一人从长枪上抽出铁通条对他猛力抽打。
殴打稍停后，来人才恶狠狠地问道：“你叫什么名字？是不是共产党？”蒋仁风回答：“我叫李大兴，是医生，不是共产党！”
“混蛋，不说实话，押回乡公所再整你！”他们边说边扒下蒋仁风的棉衣，并用拇指粗的麻绳将他反绑起来。
这时天已大亮，他被夹在两人中间，朝山下走去。乡丁年轻力壮，走路特快，蒋仁风被反绑双手，加之被敌人打伤，走路踉踉跄跄。到了一个三岔路口，蒋仁风实在走不动了，倒在路边，敌人威胁道：“再不走，一枪把你打在这里！”
蒋仁风心一横：“来吧，枪毙我！”
一个乡丁把子弹推上膛：“坐端正，我打了。”
蒋仁风昂首挺胸，叫他开枪。敌人威胁道：“你承认是共产党，我才打！”
“我不是共产党，冒充有什么意思。”
只听“邦”的一声震耳欲聋。蒋仁风抱怨地说：“怎么回事，耳朵都震聋了，又没打死？”
“胆子这么大，肯定是共产党？”一个乡丁说。
他们押着蒋仁风，一面想方设法折磨他，一面审问。他们看上蒋仁风穿的毛线背心和腰间的牛皮带，便将其收入囊中。走了两个时辰，他们从山上来到平坝。
不远处有一家饭馆，蒋仁风说：“口渴了，要喝水。”乡丁便找店老板要了一碗水给他。他们见饭店菜肉烹香，馋得流口水，为敲诈蒋仁风，又从他口袋里搜出一笔钱。这是蒋仁风离开重庆时，临委负责人以党的名义给他的生活费。两个乡丁在饭店海吃起来，给蒋盛了一碗苞谷饭充饥，剩下的钱被他们揣进腰包。
酒足饭饱后，敌人押着蒋仁风来到巫溪文峰乡公所。院内摆满刑具，有行刑的凳子、粗细麻绳、皮鞭、黄荆木条等。走廊柱子上捆着三人，蒋仁风认识其中两人：张廷佑、吴丰登，另一名叫雷玉成。他和两名游击队员对视了一下，不经意地扭了一下头，示意不认识。
随后，两个乡丁向乡队附彭仁禄汇报了抓捕蒋仁风的经过。彭仁禄听完后，对蒋仁风拳打脚踢，嘴里还吼道：“我让你嘴硬！”他和一个乡丁将走廊悬吊的麻绳拴在反绑蒋仁风双手的绳子上，将其悬吊在半空中。
敌人一边施刑，一边审问蒋仁风：“你到底是干啥的？只要你说实话，马上就放下你。”蒋仁风目视三名游击队员大声说：“我叫李大兴，是医生，会疗点外伤。”接着，敌人审问张廷佑、吴丰登、雷玉成，他们异口同声地说：“我们是被游击队拉去挑东西的。”
蒋仁风在文峰乡公所挺过了敌人的严刑拷打、假枪毙等各种审问，始终声称自己叫李大兴，职业是医生，是被游击队拉去的，不承认是共产党。而张、吴、雷只承认见过蒋，但不认识。因此，蒋仁风是医生的说法没有露出破绽。在文峰乡经过初审后，他们被押解到巫溪县城。
狱中滚案斗智斗勇
在巫溪县城监狱，蒋仁风被戴上沉重的脚镣。敌人对他进行野蛮的毒打，他咬紧牙关不呻唤、不哀求。第一审由国民党巫溪县长沈永祥坐堂。沈永祥听说文峰乡公所采用的刑讯、威胁等手段没有奏效，企图从“医生”的角度找出破绽，来攻破蒋仁风的心理防线。
审问开始，蒋仁风依然咬定自己是医生，与共产党没有联系。沈永祥问：“若你是医生，应该知道《伤寒论》是何人所著。”
蒋仁风答：“《伤寒论》是一部阐述外感热病治疗的著作。全书10卷，是东汉张仲景编撰于公元3世纪初。”
“能背诵《伤寒论》第一篇吗？”
蒋仁风脱口而出：“太阳中风，阳浮而阴弱，阳浮者，热自发，阴弱者，汗自出，啬啬恶寒，淅淅恶风，翕翕发热，鼻鸣干呕者，桂枝汤主之。”
蒋仁风的回答滴水不漏，沈永祥似乎有些相信他是医生，同时更加怀疑他不一般。接着，张廷佑等人被依次审问，由于跟原来的口供一样，沈一无所获。
翌日，狱卒在外面大声喊叫：“提李大兴一案！”蒋仁风、张廷佑、吴丰登、雷玉成在铁镣叮咚声中走出牢房，被一队穿着绿色军装的士兵押往国军581团团部。
这一次是581团团长柴祥云提审。他满脸络腮胡，坐在台上问蒋仁风：“叫什么名字？”
蒋仁风习惯地回答：“我蒋……”刚吐出一个“蒋”字，他立即反应过来，拉长声音纠正道：“我讲过叫李大兴。”
“你是共产党？”
“不是，我是医生。”
柴祥云讹诈道：“你们游击队小组长甘以成已经到案，他认得你，你还不招供？”
敌人专程把从奉节被捕的游击队员甘以成押到巫溪，企图通过当庭指证，使蒋仁风供述。
甘以成被押出来，经过一番辨认，说：“我不认识他们。”实际上，甘以成认识蒋仁风。蒋是他的上级领导，曾接收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他坚守党性，没有出卖蒋仁风。
柴祥云一无所获，气急败坏地命人把甘以成押走，将蒋仁风等送回监狱。由于敌人掌握了甘以成参加共产党的证据，后来被押回奉节枪决。
敌人一计不成，又生一计。蒋仁风被押回牢房时，里面又添了几人，其中一人是奉节昙花乡乡长彭汝中。1947年召开昙花会议时，蒋仁风和彭咏梧等游击队领导人就住在他家，还发展他加入共产党。另有一人是因吸毒被抓，此人贼眉鼠眼，极有可能是敌人派来的线人。
蒋仁风提高警惕，意识到如果和彭汝中相认，就等于不打自招。于是他自言自语地说：“审我一千遍，我还是一名医生，是被拉去替他们治病的。”意在向彭汝中提示自己的身份。
蒋仁风假装问彭汝中：“新来的，你是什么案子？我可以为你写诉状。”彭回过神来，答：“游击队陈太侯是我老表，他们要我交出他。他们都捉不到，我交得出吗？”
敌人没有达到目的，过了几天，就将彭汝中押送到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蒋仁风等人就这样被轮番审讯了十余次。
1948年6月，国民党巫溪县司法处以“暴动嫌疑”罪名判处蒋仁风七年徒刑。
数月铁窗终获释放
在狱中，监狱管理人员克扣囚粮，对囚犯敲诈勒索。蒋仁风利用医生、讼棍的身份，广泛接触难友，发动组织了两次绝食、反饥饿、增加囚粮的斗争。通过活动，他培养了田光华等积极分子。
蒋仁风时時关心时局变化，处处不忘做党的工作。他爱学习，经常找难友借书、找看守要《万州日报》看，用英雄人物故事启发鼓舞难友。当看到解放军攻克石家庄的消息后，即找张廷佑一起讨论。他叮嘱战友：“谨慎防范，天快亮了，目前的政治任务是安心坐牢，等待出狱。”
当时，在巫溪县以副参议长身份在上层人物中做地下工作的廖迪生，接受了地下党负责人王庸撤离时交给他的任务——营救蒋仁风。正在踌躇之间，田光华出狱带来了蒋仁风的消息。蒋仁风委托田光华带给廖迪生一封无头无尾（带有暗号）的信函，内容如下：
民国36年，得遇贵友程德盛君，托为问候;后又遇王德配君，托为带上皮鞋一双，当时本人不克前来，托卢君代为致转。后卢君回报，得悉，阁下欣然感受，无任欢忭。现本人在困难中，希念程王二君有以助我。
廖迪生收到信后，知道李大兴就是蒋仁风，随即给蒋写了一张纸条：“外面布价很高，放心不会蚀本。”交予田光华借探监之名送去。由此，蒋仁风与廖迪生接上关系。
为了营救蒋仁风，廖迪生凭借职位和钱财，巧妙周旋。他与国民党中央陆军大学毕业、能主宰军机大事的钟副团长结成私交后，以县副参议长的身份建议钟副团长将蒋仁风全案移交县司法处审理。钟未置可否，后经审讯，仍一无所获，即将全案移交县司法处。营救工作获得重大转机。
1949年春，物价暴涨，粮食紧缺。监狱囚粮供应不足，司法处向县参议会提出追加囚粮的议案。廖迪生借此大做文章，发动了一批议员否定议案，建议司法处疏散监狱，假释10年以下徒刑的犯人，以减少囚粮开支。就这样，蒋仁风及其战友在经过十多个月的铁窗磨难后，终于被释放。
5月，蒋仁风脱险后来到重庆，与卢光特接上组织关系。当时，重庆地下党组织临时由刘兆丰和卢光特负责，蒋仁风分工负责策反工作。
11月30日，重庆解放，蒋仁风参与了迎接解放、配合接管的工作，先后在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南充师范学院任职。1981年5月，在成都病逝。
编辑/杨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