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口纪事

张雄文

一

逃离麻溪，像屋后大株山头一缕风，或者一抹云，曾是我恒久的梦。

麻溪并非不美。古称梅山的雪峰山从湘楚西南角急急奔突而来，有似既望的钱塘江潮，堆岩耸翠，吞天沃日。到麻溪一带，飞珠溅玉般遗下大小不一的诸多山头，又翻涌际天巨波，决然向东北呼啸而去，犹如一支旌旗蔽空的百万大军，迅疾赶赴远方战场，参与一场血可漂橹的生死对决。雪峰山裹挾而走的是气势如虎的雄豪，留下的则是温婉如霞的静美。一条柔媚似闺中女子的小河，怀中揣满山峦的凸凹与幽翠，绕着曲弯的山脚轻款而行，与缠绵山间的资江恬然相接。相接处跌宕迂回的两岸，有了水的滋润与抚慰，树林阴翳，稻浪层叠；
鸡鸣犬吠恍若一些丝竹间漏下的跳跃音符，从坡上坡下躺卧的屋舍不时传来，素朴的烟火气缓缓漫腾于明澈的小河之上。高低远近各异的屋舍围就的村子，便借了这条小河的名，叫麻溪。

“江山信美，终非吾土，问何日是归年？”元人王恽漂泊经年，哀叹寄居之地虽美，却非魂梦牵系的故园，怆然向天叩问何时能离去。而有吴冠中笔下江南水墨之美的麻溪，确乎为吾乡吾土、祖祖辈辈繁衍耕织之所，我同样渴盼离去，是因这里终究是村而非城。

自然，这是童年与少年的我而非先祖们的抱怨。族谱记载，始祖通义公形影相吊，从江西泰和县辗转跋涉入湘，卜居湘中的麻溪是一三二〇年。这一年，为大元延祐末年。他必定也有早已散轶、不为我所知的风波与苦楚，但至少能像一只无羁无绊的鸟，自由迁居于尚是野岭荒坡、唯有鸟兽巡弋老虫出没的麻溪，一柄锄头迎着流霞或晚风起起落落，开始了村子的创业史。

后来的先祖们大概很是钦服始祖当初卜居眼光的。麻溪处大小两条河岸，有群峰重重隔阻之苦，却也有水运通达千里之便。我疑心年轻的始祖当年放下粗朴的行李，揩着额头渗出的汗滴，凝望眼前微微风簇的粼粼波光，黧黑而疲倦的面容上一定有堆叠不住的笑意，像终于有些许蜂蜜飘落清苦寡淡的日子。始祖的时空被岁月倏忽间淘漉殆尽，骨骼成泥，唯有姓名僵卧于族谱第一页，后又有几代、十几代的先祖们“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犹如崖隙里的青檀倔强生息开来，麻溪也渐渐褪却远古而来的荒蛮，人烟辐辏，成为十里八乡乃至毗邻各县的水运要道。兰田（今涟源）、宝庆（今邵阳）人下益阳、汉口或南京，都要从峰峦深处的斗折小径蹀躞而来，仿佛千百条纵横起落的山涧，匆匆赶到尚隶属新化的麻溪青石板码头汇聚，再在艄公豪壮的歌声里登上毛板船启程，入资江，转洞庭，通长江……

先祖们瞅住了商机，放下犁耙、镰刀与扁担，在麻溪河岸开起了廊檐相接的一溜店铺，形成了东西两条长达一千米的半边街，中间以一座七墩木质风雨桥跨河相连。鼎盛时，各色店铺有二十八家：两家染铺、四家屠宰铺、一家手织袜加工厂、两家裁缝铺、一家肠衣加工铺、一家油炸粑店、两家豆腐加工店、六家酒铺、四五家小卖铺。店铺内外，河中浪花一般人头耸动，主宾问对，笑语喧哗。日子像酒铺里的一壶陈酿，将整个村子熏染得醉意朦胧，摇晃在唐诗宋词里。当然，这是老辈人口口相传与村志上的记忆，我出生的一九七〇年代，它们早已消失了，像某个夏日涨到门前又陡然跌落干净的洪水，只剩下幽冷的木板屋、磨光的青石板和繁华凋谢的落寞背影。先祖们又重新扶起了尚未锈透的犁耙，扛上了新打的锄头。也有小部分先祖机缘所致，随满载锑矿、苡米、棕片、矿石、药材、木料、生漆与砂罐等山货的毛板船飘飘荡荡，远去他乡，在村人眼里属于一等富贵风流地的益阳、汉口闯拼，最终落户生根。后来，他们的子孙，淌着与我一样血液的远亲们，便成了吃商品粮的城里人，似乎高居皑皑云端，与我，与村里父老隔成了霄壤迥异的两重世界。

泥土里生长而出的半边街，终究未能鲤鱼跳龙门成为后来吃商品粮的街市，是因为一九四九年后新政府火一般热烈的重点工程建设。随着湘黔铁路穿山钻洞的贯通与安化地界的柘溪水库拦腰截断资水航道，往昔白帆点点的千万条毛板船像热兵器战场的武林高手，惶惶然失去了用武之地，麻溪码头也如豁开气嘴的皮球，迅速委顿衰落。半边街人流熙熙的喧嚣与繁华，成为白头宫女“闲坐说玄宗”的明日黄花。

新政权问鼎后的第九年，又有了户口制度的推行。一部户籍管理法规在北方的首善之区森严出台，要义是严控乡村人口迁往城镇，规定公民由乡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证明，向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迁出手续。五年后，国家又把是否吃计划供应的商品粮，作为划分户口性质的标准，若吃国家计划供应商品粮，便划为“非农业户口”，即城镇居民户，其余则是“农业户口”。繁华凋落的麻溪与街市之间，被硬生生割开了一道鸿沟，冷冰冰地定格在乡村位置。村里无论年逾古稀的老者，还是刚落地的婴孩，男男女女都被打入另册，归于“农业户口”，且不得随意搬迁与更换身份。先祖们漂泊益阳、汉口而成为城市居民的传奇往事，与毛板船一样成为遥远的绝响。几年后哭啼着落地的我，“荫袭”祖父辈们的农民身份，也便有了一个粗硬、干冷，似乎裹着一层灰暗泥土的农业户口。

二

爷爷是极有可能成为城里人的。

多年后，我常常腹诽衰颓如山间枯树的爷爷，甚或当面抱怨过。先祖们已长眠地下，我无由得见，便将带给自己种种苦楚的农业户口来由，归咎于尚能见到的爷爷，逆想他在某个已逝的人生轨迹上稍稍改换一下，他的命运将得以改观，儿孙辈们自然也有了迥异的身份，至少能有吃商品粮的城镇户口。爷爷常年戴着顶黑灰色瓜皮帽，穿件老旧的深黑色对襟衣衫，似乎从未换过，成天坐在屋檐下的竹靠椅上打盹，像墙根那只头尾蜷缩一团、老得不愿动弹的黑猫，偶尔睁开浑浊的眼，无目的地望望地坪前劳作了一辈子、先前属于地主后来又归生产队集体的田垄与稻田。他的脸额皱出雪峰山的沟壑，沉淀着岁月的清苦沧桑，终于听清我的抱怨，褶皱缓缓牵动，拧出一丝浅浅叹息：“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他没上过私塾，不识几个字，《增广》里的这句话也是听来的，但信口即来，大概早已勒刻于心了。

爷爷放过毛板船。毛板船其实是“毛糙船”，多用马钉将七八分厚的松木板粗粗钉成船的模样，木板间缝隙处仅简单涂些桐油，防止漏水。船体平底，宽约一丈二，长四五丈，有敞口船舱、四根桡橹与桅帆，运量远比普通船大，能装运两百多吨货物。爷爷平素灰暗的眼神蓦地放光，比划着给我描述毛板船，我不能不叹服先祖们的睿智：之所以至简，缘于毛板船仅使用一次，犹如后来风行的一次性筷子或杯子，到了益阳或汉口，货物搬卸一空，船体便被拖上码头，起出马钉，一一拆散开来。漂泊千里、散发雪峰山原生态松木幽香的船板，在三两声爽快议价中被卖掉，成为家具厂、造船厂老板们眼中的稀罕物，尔后又以簇新的面目步入都市里的千门万户，或者江海里的层波叠浪。艄公舵手们除了肩上饱鼓鼓的褡裢，已爽然一身，街市里闲逛一圈，找相熟的店家喝几碗酒，带着满脸酡红，从陆路打转回去了。褡裢里的光洋都为毛板船老板所有，但到了家，早望穿眼眸的老板会长吁一口气，放下手中握出汗渍的水烟筒，从褡裢间沉沉抓出一把，给艄公舵手们一笔不菲的薪水。他们接过薪水，转身又交到屋里堂客手中，一趟浪尖上的差使才算完满结束。

爷爷做毛板船的头篙师傅时，尚未成家，薪水交给的是见到儿子平安归来后念佛不迭的太奶奶。问到为何放了几年便不干了，他瞪了我一眼，几根花白胡须急速抖动，像波浪里颠簸的桅杆，有些没好气地说：“你以为是你们细娃子打水玩呢？那是赌命！”他说，毛板船又叫蛋壳船，就是轻薄似蛋壳，远不如鳅船、摇橹船结实，碰上暗礁便瞬间碎裂。而资江恰恰滩多浪险，光新化境内就有五十三处，水下隐着大大小小的暗礁，一有不慎便船毁人亡。

爷爷的谨小慎微，注定得不了“险中求”的富贵，也注定融入不了同样有着万般风险的汉口，成为后来能头颅昂然、眼眉高翘的城里人。其时，麻溪连同新化均属宝庆府，随毛板船漂泊汉口且在码头靠小本买卖或做脚夫讨生活、不再回乡的宝庆人，他们饱受当地“九头鸟”们或财大气粗的徽帮排挤，被迫结成宝庆帮，常与排挤者大打出手，争夺立脚的码头。虽是“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但“十个湖北佬，抵不过一个宝古佬”，便是有出身安徽的朝中宰相李鸿章巨大声威撑腰的徽帮，也敌不过无根基却“霸蛮”的宝庆人，双方死伤无数后，活下来的宝庆人最终占据了一大片“宝庆码头”：上至大水巷，下至沈家庙，内至广福巷归其所有。这一带被称为第二新化县城，至今仍是当年宝庆人的后人居多，说着外人咿呀难懂的新化话。我去过武汉多次，每回都要上这一带转转，用粗拙家乡话与他们套近乎，打探祖上出身麻溪的远亲，但他们多只知有新化，语气又或多或少透着大城市人的傲慢，似乎很不待见我这远方乡下的穷亲，我只得怅然而归。

爷爷只是汉口的匆匆过客，却也被迫客串过“打码头”。某回卖掉毛板船后在码头边的老乡店里喝酒，四五个精壮的“九头鸟”忽然上门，三言两语便与老板、伙计们动起了拳脚。一时桌倾椅毁，碗碟横飞，滚烫的面条或米粉挂在了客人脸额上。爷爷起身拦在双方中间，佯装劝架，推搡间却铆足暗劲，不时狠狠给“九头鸟”一拳或一脚。到后来，老乡店家已渐成颓势，他索性揽过板凳，使出了幼年便已随族人习练却轻易不用的新化“板凳功”，将一干“九头鸟”打得心悸胆裂，鼠窜而走。“九头鸟”终究还是“地头蛇”，爷爷也不敢久留，与店家忙忙道别，连夜绕道出城，一身尘土回了麻溪，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敢重放毛板船。

這是民国三十几年的事。爷爷说得轻淡如烟，似乎是别人的往事，与己无关，我则听得血脉偾张，悠然神往。老乡店家后来的命运如何，爷爷是否因之心有余悸，不敢动在汉口打拼安家的念头，我均不曾询问，他也不曾提及过。但我渐渐明白，当年的汉口是一处弱肉强食的原始丛林，难有公理与正义，一个外乡寒门汉子要在彼处立足，虽无后来的户口严苛管制，却如淬火的刀具，须从拳脚与血泊中讨来，于是也理解了爷爷的留恋麻溪。

三

爷爷还有机会参加红军，成为后来的开国元帅。他不再放毛板船、靠租种地主几亩田过日子后的一九三五年十一月，萧克、王震统领的红六军团裹着霜风冷雨长征转战湘中，由新化经石窖、独树岭开进距麻溪二十余公里的锡矿山，往昔威风的矿主、豪绅们，早瑟缩着四散隐遁，最远者一口气躲入了四百里外的省城长沙。红军官兵们每日在山下召开上万人规模的大会，宣讲他们的政策与纪律，比一年一回张姓宗祠里唱戏闹热多了，爷爷与村里几个年轻人麻着胆子去看过一回。红军宣布招兵时，属地道穷苦人的爷爷却赶紧扯扯同伴的衣襟，悄然隐出人群，回了麻溪。也就是说，爷爷将自己与一条可能辉煌的将军之路隔绝了。

红军行经一八九八年便开始采锑的锑都锡矿山，是老家唯一一回闹红，与后来被称为将军之乡的同省浏阳、平江、茶陵和炎陵等地不可同日而语。爷爷的畏缩，令后来对开国将帅的传奇津津向往、又为自己农家身份时常郁闷的我颇为不满。当面抱怨时，他顿顿拐杖说：“哪有这么多将军？”尔后便是淡然里的沉默。后来我揣度，红军与白军的区别，当年的爷爷短时间内并未弄明白，只知都是扛枪的兵；
更重要的是，家里租种的几亩田还能勉强糊口，尚未到山穷水尽逼上梁山时。或许，他以山沟里小农的封闭与精明，想得更多的还是“好男不当兵”“将军难免阵前亡”的古训吧。

爷爷的租佃，在一九四九年深秋民国仓皇落幕后，成为可资荣耀的苦水。他以根正苗红的资质，被北方南下的土改工作队队长拔擢为麻溪乡农会主席。我逆推的爷爷所有可能成为城里人的轨迹里，或许这是最靠谱的一段。此时的麻溪乡所辖范围广，相当于眼下好几个村，爷爷的职位也等同于眼下的正科乡长。他尝过诸般艰难苦楚，颇懂民之情伪，办事利索，很快被工作队长倚为左右手。爷爷终于熬出头，做了家乡的“父母官”，虽无戏台上的鸣锣开道，却也威仪十足，诸事惬意，只有一桩令他内心隐隐不安：农会主席要带头批斗地主。麻溪已抓捕的地主里，枪毙了两个，剩下几个地主免去死罪，却时常被当作反面典例，大小会上须上台垂头挨斗，其中便有爷爷租过田土的地主。都是乡里乡亲，爷爷觉得过意不去，常常一个人苦闷呆坐，渐渐有了陶渊明的“挂冠”之意。

一年后，工作队队长荣调新化县政府。临行前，他找来爷爷和另一个乡的农会主席：工作这么久，只发现你俩可培养，愿意走的话，都随我去县城！爷爷期期艾艾半天，才说自己文化不高，还是在家做田吧。另一个则朗声说愿意。三十年后，后者在县法院院长任上退休，全家也早成了神色昂扬的城里人，而爷爷则是缩在廊檐靠椅上的一个庸常老农，饱尝孙辈的抱怨。“斗他们造孽。”爷爷低声嘟囔了一句，作为对我抱怨的回应。他们，自然指的是地主。虽是懵懂少年，我也觉出他的脑袋不开窍，鄙陋的一念间，造成了他自己和后来家族的长久沉沦，在一张农业户口的缚绑下，卑微如白菜萝卜般活着，我只能嗟呀不已。

四

在爷爷这一系里，父亲算是最有出息的一个，主要标志是拥有一张非农业户口，也就是唯一的城里人。这，成为我很长时间里的骄傲。

与爷爷的屡屡懦弱退避不同，父亲的殊荣是自己争来的。

全国上下有如村里土高炉哔剥的柴火、闹哄哄大炼钢铁那年，父亲刚十六岁，却已被迫弃学好几年了。他是长子，下面还有五个排成楼梯蹬的弟妹，最小的还抱在奶奶手上，爷爷一个劳力每日闷头给村集体出工，得的十分工尚填不饱一家的肚子，只得让才进高小一年的他早早丢了书包。父亲跟着大人犁田、插秧、扮禾、挑谷、修水库、炼钢铁，披着毒日苦雨咀嚼的漫长日子，手上的皮脱换了一层又一层。他每日工分才四分左右，不到大人的一半，难得一饱，常是瘪着肚皮苦着眉脸出门，像抽空了内瓤的茄子。

父亲终究抓住了命运稍稍开启的一扇小窗。某天与几个发小往高炉添着大株山砍来的碗口粗松木时，偶然听说金竹山煤矿来村里招工了，他心里蓦地一动。金竹山煤矿距麻溪十来里，是国营大煤矿，职工都有城镇户口，吃的是商品粮，一日三餐有食堂供应的钵子饭。钵子饭虽有定量，但与乡间能照出人脸的稀饭或者干涩粗硬的红薯拌饭不可同日而语，吃钵子饭也成了麻溪人眼底的至高待遇与享受。当时能吃这饭的除了有城镇户口的人，还有监狱里的罪犯。若谁犯事进去了，乡邻们便戏谑道：去吃钵子饭了。父亲去过煤矿，是帮生产队到矿区的公厕挑回免费的粪肥。他常在中午饭点时立在矿区的街巷间，猛吸钵子饭散逸而来的清香，仿如一株孤零零的树。

煤矿职工用的是公家发的劳保用品：工作帽、工作服、手套、劳保鞋与口罩，不但省了自己的衣衫鞋袜钱，还能稍稍接济家中老小。乡间老话说，“撑船人死了没埋，挖煤人埋了没死”，地底下挖煤自然辛苦，遇上瓦斯爆炸或冒顶还颇危险。因之城里人没几个愿意去挖煤，煤矿只好到省内各乡村招工。但煤矿属于国营，安全措施到位，一般不会有危险。矿里施行八小时上班制，每月拿远比村里工分多的薪水，还不用起早摸黑出工。令父亲最动心的是，做了煤矿职工，便有一张烫金的城镇户口，从此能逃离饥饿的乡村。

父亲知道，煤矿给麻溪的指标最多一两个，村里想去的年轻人很多，决定权在大队支书手里，得马上找他才行。想着，便找了个借口起身离去。支书也是同族人，与爷爷同辈，平素颇喜欢父亲的勤快与知礼，没扯几句，便答应了。村里人几乎都与支书同族，有几个还没出五服，他看中父亲，或许更多的是后者。

五

父亲在全村老少滚烫的眼热里，像丢掉破草鞋般摒弃农村户口，由农转非，成为煤矿正式职工是一九五八年十月。父亲很幸运，不用到风险较大的掘进队或采煤队挖煤，而是做了须有一定物理知识的电工。这又获益于他的勤快与机灵。新职工集中学习，尚未分配工种时，父亲觉得一个管事者像村里长者般亲切，便凑过去帮干了几回搬桌椅倒开水的活。不想这是劳资科长，闲聊间问父亲喜欢做什么，父亲听说矿里电工不错，随口答道愿做电工。新招的职工均未读几年书，相比之下，父亲年纪小，手眼灵泛，颇有可塑潜力，于是科长提笔将他的名字填入了电工行列，培训也更换了相应内容。多年后，我从柜子角落翻检出父亲当年厚厚的笔记，字迹端庄遒劲，电路图勾画了了，非我这个初高中物理鲜有及格者所能及。

父亲能吃上钵子饭，工种又体面，在麻溪的威望也随之陡长，邻里与亲戚间每有纠纷口角，便摆了酒席恭请他来断，断后也没有不服者。这令爷爷享受到了长子带来的诸般荣耀，颇为欣慰，有时还能应邀陪坐酒席，饥荒的日子至少混了个肚饱。他辞去农会主席后的一度委顿，又开始昂扬起来，平素的田间地头，脑袋像探头的鸭子，不自觉抬高了几分。但他并不明白这是城镇户口带来的权威，与父亲本人的才学干系不大，竟忽然让父亲步自己老路，将这一荣耀中断了许久。

三年“苦日子”刚过的一九六二年，村里日子稍稍好点，已没了吃观音土或饿死人的事，爷爷又莫名担心起挖煤太危险，觉得还是做田保险，执意让父亲离开煤矿，辞职回家。我后来一直奇怪爷爷其时并不老迈，为何有着老境般的糊涂，人生关鍵当口一错再错：一次是自己，草率辞掉农会主席，苦了自己与儿孙；
一次是累及后辈，又让好容易逃出泥坑的长子再陷而入。我想，爷爷的畏葸与退避，究其源，大概是千百年来小农的浅陋与自私吧？这也非独他才有。

父亲被逼辞职时，终究才二十岁，没有后来的见识，也拗不过爷爷，只得戚戚然离开了煤矿，也就是丢了金闪闪的城镇户口，重从泥地上拾起农民身份。其时，国家刚出台了政策，要求两年内全国城镇人口减少两千万以上。父亲大概是唯一非官方强制离去的一个，悄然帮政府出了一点薄力，省却了一份商品口粮。我能想见离开泥土四年后的父亲重新挽起裤脚犁田、扮禾，麻溪山岭间无穷的劳累、清苦与孤寂，又像夏日黄昏屋场上的蚊蝇嗡嗡而来，更不用说乡邻们目光由热转冷，甚或还有些许乐见的欣然。

又一个四年后，父亲顶着正午的日头给生产队抽水时，听人说金竹山煤矿又来村里招工，当即收工，决然去了支书家。时过八年，支书还是支书，似乎坐了铁打的交椅。他这回有些为难：你已去过一次了，人家一次都没有，不好交代啊。不过，第一回招工后，父亲对支书感戴在心，常在其门下行走，两人关系更融洽。犹豫一阵，支书还是给了父亲指标。在麻溪，这无疑称得上是个奇迹。其时正值“文革”，经济每况愈下，物资稀缺，城镇粮油供给不足。国家户政工作明确的重点，是严控农业户口转为城镇户口，甚而公开发出号令，动员城镇户口居民下到乡村，减轻国家负担。父亲逆流而上，奋臂击楫，竟一济成功，不能不说是其凡俗人生的一桩幸事。

这得而复失的城镇户口，父亲从此再未弄丢过，我孩童时在伙伴中昂首的荣光，也由此而来。

六

父亲有一张金灿灿的城镇户口，我们弟兄几个虽以此为豪，却也只沾点虚荣，多半时候颇为沮丧，因我们的户口依旧缀上了灰溜溜的农字。这，缘于母亲身上刻了张农业户口。其时，国家的户口政策是，儿女落地，随母亲而非父亲落户。父为城镇，母为农村，儿女只能为农业户口；
而母若为城镇，父是农村，儿女便可落户城镇了。

沉甸甸的城镇户口，意味着有了商品口粮、公费医疗、安排工作乃至分配住房等诸多享受与待遇，即便找对象，身价也卓尔不同。对那个年代的乡村而言，这些均是天堂里的享受，只可仰望，无由得及。父亲出身农家，属半道挤入“天堂”的人，工作又在“埋了没死”的矿山，与县城正宗的城里人比，找对象还是难题。当然，这个“难”，也是相对于找城里女子而言，若到乡村，则依旧有着“贵族”的光环。父亲便在新调入的斗笠山煤矿附近村里，与母亲对上了眼。母亲嫁到麻溪后，也有了一个簇新的身份：四属户。

“四属户”这词尘封也久，当年乡里却是热词。我常从母亲及乡邻口中听说，他们的神情或喜或忧或嫉妒，只是不知这三字为何意，甚或因方言变异，始终弄不明白如何书写，多年后翻检资料才恍然。“四属户”也叫“半边户”，指干部、职工、教师与军人四类家属在农村的农户。“四属户”的地位颇为尴尬。若说是城里人，家庭主要成员却有一半在乡村出工，拿的是生产队的工分；
若说为乡里人，又有一半在城镇或工矿等地就职，每月能拿固定的工资。我家便是典型的“四属户”。

八

我揣了录取通知书，正式逃离麻溪，是一九九〇年。

像终于挤上了人头稠密的满荷客车，我时常回望仍在车窗外焦虑、徘徊、渴盼的麻溪众乡邻，不免为自己与全家庆幸不已，眉宇间有掩饰不住的得色。年节里，我偶尔回到麻溪，在田埂村道停停走走，搜寻浸透儿时汗渍的足印，也收获乡邻们目光里热辣的歆慕。第二年，国家翻新的政策出来，曾经高不可即的城市户口竟可购买了，老家城里户口像菜市场的萝卜葱蒜，被迅疾明码标价，不过价码很是骇人：一万元。其时，去新晋富豪的代称——“万元户”戴大红花、上主席台的荣光年代不远，但在麻溪，一万依旧是睡梦里的天文数字。若一定要做個比较的话，大概相当于眼下的一百万。或许受到我家“光鲜”的刺激，还是有好几个村人咬着牙，苦苦遍借亲朋圈，拿回了一纸城市户口。人则还在乡间，做着与平素并无两样的活。

城市户口厚实的含金量，随之也像大坝泄洪般开始萎缩。一九九三年一月，国家又有了大手笔，放开管控数十年的粮油市场价格，停止粮票流通。花花绿绿的粮票从口袋间隐秘的奇货，化为冷冰冰的文物。户口不再与粮食挂钩，农或非农，区别已不很大。我摩挲手中已失效的几张粮票，蓦地有些索然，像尝遍辛苦，上下求索得了件宝物，到头来人人皆有，于是不再浅薄地以此自矜。又几年后，国家更破天荒地放开户籍管制，一般城市只要“有合法稳定工作或稳定生活来源，有合法固定居所住满一定年限，或投资，或购买一定价值商品房等”，均可获得一张曾须仰望的城市户口。也就是，到市区打份工，也能成为昂首正步而不必畏怯缩瑟的城里人。乡村与城市，已没了当初幽深鸿沟。麻溪的乡邻们自是不甘人后，纷纷入城，或打工，或摆摊。不数年，多半在城里行道树下的各角落买了住房，与我已无两样。相反，他们似乎比我更惬意：农字户口并未丢弃，乡间的老宅与田土还在，随时可度假式回乡，甚或百年后还有属于自己的一抔土。我再回麻溪，村道虽铺上水泥，装了路灯，却已清冷稀落，若非节日，除了偶尔的孩童与老者，鸡鸭猫狗也不常逢。某个拐角处碰上蹒跚的父辈老者，老者脸上皱出酸楚：村子空了。我无端又有了悲凉之意——原来当年我逃离的情绪，仍旧在村里弥漫，想逃离的远不止我一个。

我其实早想归来。人到中年的这些年，我久居城市，虽无韩愈的“而视茫茫，而发苍苍，而齿牙动摇”，却常无端怀想麻溪，反刍往昔所经的人事，分外温馨与亲切。平素回老家城里的父母家，最喜听麻溪故人的新鲜事。我曾无比幽怨与渴望逃离的麻溪，而今成了最想移居之所，想着退休之日回去养老，但这又成了新的梦想。麻溪虽近乎空村，农字户口的价值却早已逆长，与鸡肋似的城镇户口间又被割开了一道鸿沟。对如我一类想回去的游子而言，前者甚至是无价的，也就是花多大价钱，也再难回去了。我托在老家城市做市长的大学同学，将我或至少一个弟兄的户口非转农，重新迁回麻溪，他一口回绝：政策不许。我想，自己是从长江尾游至长江头的一尾鱼，再回溯时，被耸入云天的三峡大坝拦江截断，只可殷殷想望了。或许，当初放弃多次离乡机会的爷爷，终身守着麻溪才是最佳的选择。

人老而归乡，是古人的情感，也是制度。从周代开始，官家便规定：“大夫七十而致仕，老于乡里，大夫为父师，士为少师。”致仕即“致其所掌之事于君而告老”，也就是将官职还于君上，退休还乡养老。为防赖在居官之地不走，甚或还规定严禁官员在任职地购置房产、田地，若违反，房地都将被收为国有，还会受到额外严惩，直至摘掉乌纱。这无疑是凝聚民族智慧的创举。官员致仕返乡，一则可疏解居官之地的人口，若施之于现代的京都北京，交通之病或许早不存在了；
二则官员回乡后可教化乡里，使相对落后的乡村至少在文化上有了效仿的典型，激励后辈向学上进，又沿前人之路走出去，乡村也便形成“生产、输出、回归”的循环，于国于乡于家，似乎无有不利。

与古制相反，现代人可在工作地而不许在故乡置房产。国家法规强调，实行土地用途管制，严禁城里人下乡买宅基地建房。我存了回归麻溪的心思后，几次想回去砌房安身，都因那张城镇户口而被各方警告不许。幸而，法规尚留有余情，“村民在宅基地上建造的房屋属于村民个人财产，城镇子女可以继承，并依据‘地随房走原则暂时使用宅基地”。父母的老宅还在，是他们离开麻溪前的房产，依旧拥有使用权，我则能以非农户口的身份承继下来，像爷爷当年一样在屋檐下打盹，闲云野鹤般吹着大株山淌下来的清风。当年厌弃不已的土居，竟将成为自己阅尽沧桑后最相宜的安身之所，见证我从逃离到回归的人生之路。某个早晨，立在这座霞光里低矮而黝黯的屋宇前，我的感慨像夏日暴涨的麻溪河水，滔滔而来……

责任编辑：吴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