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乡》中克莱姆的原型解析
时间：2020-11-22 03:43:23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出版于1878年的《还乡》标志着从哈代关于乡村的田园诗般的幻想到宏大的悲剧的转折点，是一部具有经典形式的悲剧。在这部小说中，哈代开始直面男权社会的敌意和残酷。在《还乡》中，克莱姆·约伯，年轻的钻石商人从巴黎回来，深受社会改革思想的影响，他投身于埃敦希思的改革。在批评的解剖学中，弗莱声称位移是制造的装置，使得现实主义小说中神话结构的存在似是而非。在哈代的悲剧中找到了自己的方式。哈代塑造了他的四个主要悲剧人物，根据神话和圣经的对应，它们是原型。通过悲剧人物的置换，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冲突，而对社会，哈代意在传达一种悲剧感。
关键词：还乡;克莱姆;原型
中图分类号：156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20）27-0012-02
DOI：10.12228/j.issn.1005-5312.2020.27.007
一、《还乡》的原型背景
从总体上看，哈代的小说创作与他所处的时代、丰富的生活阅历、深刻阅读了希腊神话、圣经和古典名著密切相关。在弗莱取代了作者之后，出现了一些预测和相似之处，在这个“还乡”的故事中可以找到哈代的个人经历。在《还乡》中，克莱姆·约伯，年轻的钻石商人从巴黎回来，深受社会改革思想的影响，他投身于埃敦希思的改革。这个事实使读者想起哈代从伦敦回到多塞特，他那时对社会改革有极大的兴趣。尽管哈代一再说他很少将此写在自己的作品中，评论家们已经证实情况并非如此。在这里，有必要提及哈代婚姻的一些细节。1870年，在一个重建教区建筑使命的圣胡利奥教堂，哈代遇到并爱上了艾玛·拉维妮娅·吉福德，她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们在1874年结婚。虽然他们曾经幸福地生活过，但他们后来变得疏远了。此外，由于爱玛无法生育而导致她和哈代的母亲之间的冲突，加剧了他们的婚姻危机。爱玛随后在1912年去世，这件事对哈代造成了创伤，他重新审视了自己，反思了他的婚姻。尽管哈代后来娶了他的秘书弗洛伦斯·埃米莉，但是1914年，他仍然沉浸在他第一任妻子的死中，并试图通过写诗来克服悔恨。中国著名学者陈涛宇断言“爱玛对现代化文明的巴黎的迷恋，是她的冲突。哈代的母亲和她最终的死亡都深深融入了这个故事。”[1]
正如弗莱所指出的，希腊神话和基督教圣经是两个主要的西方文学的来源。哈代擅长在他的小说中注入大量的情节，其中源自希腊神话和基督教圣经占大多数。哈代对希腊神话有很好的了解，因为他童年时沉迷于传说和民间故事。希腊神话代表古希腊人的原始意识形态和认知。它所展现的人类精神激发了西方作家对个人自由追求的反思。显然哈代在《还乡》中运用了许多希腊神话的故事、人物和形象。弗莱把《圣经》作为主要的神话原型。《圣经》中的人物和情节使其具有普遍性，在西方意识形态中积累，在西方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托马斯·哈代出生在一个基督教家庭。他在他的信中保持了对基督教的信仰，这个年轻人对圣经非常熟悉，很多圣经典故都出现在他的文学创作中。除此之外，他還阅读了大量的古典文学作品，对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
努力回忆神话世界，寻找原型来激活人类的集体无意识是作家普遍面临的考验。毫无疑问，托马斯·哈代仍然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中最杰出的。他强调了诺曼家族的传奇历史，巴罗斯，和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节日庆祝仪式《还乡》，因此小说一直被笼罩在神秘和忧郁之中。哈代运用置换的手法创作了他的小说在神话和圣经中对应的人物，他利用了这些黑暗，毁灭性的火和水的原型意象创造了一个秋天夜间小说，背景设置在充满敌意和欠考虑的爱敦希思，那里的悲剧人物看不到出路。
二、克莱姆的原型解读
在批评的解剖学中，弗莱声称位移是制造的装置，使得现实主义小说中神话结构的存在似是而非。在哈代的悲剧中找到了自己的方式。哈代塑造了他的四个主要悲剧人物，根据神话和圣经的对应，它们是原型。通过悲剧人物的置换，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冲突。而对社会，哈代意在传达一种悲剧感。
被牺牲的替罪羊原型在西方经典作品中反复出现，这种文化现象已经被人类学家和文学批评家广泛研究。剑桥希腊学者和一群英国学者，应用最近的人类学发现从神话和仪式的起源来理解希腊经典。这个团体中最值得注意的成员是詹姆斯·弗雷泽，受难和复活的原型，特别是描述基督受难和复活的神话故事《杀死神圣的国王》。在《金色大树枝》中，弗雷泽探索了潜在的西方文明的意识问题，确保了部落的福利，把所有的灾难和瘟疫都归到一个人身上，把他赶出去，以各种可能的方式来恢复社会的稳定和繁荣。弗雷泽强调了血祭和净化仪式被认为是古人把它作为神奇的保证，作为生命的保证，祭祀仪式的必然结果是替罪羊的原型。然后，通过杀死这个替罪羊，部落就可以达到洁净和赎罪，这被认为是自然和精神重生的必要条件。
自古以来，在各种文明中都存在着杀替罪羊的习俗。代罪羔羊原型的故事最初是出在圣经。为了证明亚伯拉罕的忠心，上帝命令他牺牲他的儿子。亚伯拉罕毫不犹豫地遵守了神的命令。在快行祭的时候，耶和华的使者及时出现，行祭没有发生。同时，旁边有一只有两角的公绵羊代上他儿子献与神为祭。古代犹太人也有在赎罪日组织神圣集会以祈求上帝的习俗，只要献一只公牛犊作赎罪祭，一只公绵羊作燔祭。犹太人把他们的罪行移交给公羊，后来又把它流放到荒野。
打个比方，代罪羔羊指的是被迫忍受痛苦和赎罪的人。在批评剖析中，弗莱列举了一些替罪羊的具体例子，西方文化和文学作品中的原型，如《基督》、《俄狄浦斯》、《海丝特》、霍桑《红字》中的白兰，赫尔曼·梅尔维尔的《比利·巴德》，哈代的《苔丝》和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达洛维夫人》中的和塞普蒂默斯。
在《还乡》中，男主角克莱姆·约伯尔是一个经常闹鬼的献祭者的形象，让读者想起了典型的替罪羊原型，有基督和俄狄浦斯作为具体的图像。尽管试图为公众做出无私的贡献，克莱姆·约伯遇到了他最终的悲剧，并被永远放逐。具体来说，克莱姆的一生和基督和俄狄浦斯的悲剧命运有许多相似之处，如经历、性格、他的悲剧命运。
克莱姆是一个典型的基督替罪羊角色。根据弗莱“基督”是《启示录》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他是“上帝的羔羊”。人类的祖先，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因为他们吃了禁果，而他们的后代却犯了原罪。仁慈的上帝并不打算因此而诅咒他的人，并委任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世人拯救和救赎。基督是被无情地钉在十字架上，用他的血净化人类，为基督徒带来光明。
弗莱声称，基督是“被排除在人类之外的完全无辜的受害者。”[2]在克莱姆回来之前，他对他的同伴仍然保持神秘和尊敬。哈代赋予了他圣人、先知的高尚品格，这是耶稣基督所具有的基本特征。克莱姆出生在爱登·希思，后来离开巴黎，成为一名珠宝经销商。他深受国人的尊敬和钦佩。作者利用克莱姆返回爱敦的细节——圣诞节呼唤人们想起基督降临拯救世界。游苔莎对克莱姆归来的心理反应，哈代暗示说：“这就像从天堂来的人。”克莱姆的同胞们常常很喜欢聊天，他们总是谈及克莱姆珠宝公司在巴黎的成功。换句话说，克莱姆象征着他们的骄傲。这样的人物塑造说明哈代塑造了一个高于他的同胞的真正的英雄。
在《还乡》的整个文本中，克莱姆不断作为基督教徒以自我牺牲的精神和无私的福利与之联系在一起。克莱姆的利他主义解释了他的原型。当地人都相信克莱姆只是回来度假。令人惊讶的是，他放弃了他的前途光明的珠宝经销商，不愿意留在繁华的巴黎，而是颓废枯萎的爱敦荒原，还想要开办一所农村学校。他把启发他的人民作为他的使命，并试图去教育公众抛弃旧思想、旧观念。他的计划是灌输高深的知识变成空虚的心灵，他不忍心看到所有受造之物都叹息和痛苦。他希望以牺牲为代价来改善整个社会。此外，他立即准备成为“第一个被牺牲的人”，“为他的同类做很多好事。”[3]在一个猖獗的社会里。物質主义和膨胀的物质欲望，克莱姆的当地人无法理解他前卫的思想，正是他们的无知和颓废。克莱姆的崇高理想提供了一个类比，以基督拯救世界的自我牺牲精神。基督正是在克莱姆身上体现出来的。这是克莱姆的仁爱之心，他决定永远呆在希思医院，他决定开一家私人医院，他想娶游苔莎，部分原因是她受过良好的教育。然而，他的母亲却对他的计划感到失望和蔑视。说起来很好，做起来却很荒谬。并认为克莱姆的行为是“愚蠢的自我牺牲”。此外，她对儿子要娶游苔莎持强烈反对意见，因为她讨厌那个女人，并给她贴上“懒鬼”的标签。克莱姆实施他的计划和结婚的措施，游苔莎断绝了他和母亲的关系。母亲的惨死给克莱姆留下了痛苦和悔恨。显然，所有降临在克莱姆身上的悲剧都源于他自身的悲剧——无私的道德体系。如果主人公回到巴黎，做一个富有的钻石商人，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克莱姆悲剧性人生经历的一些细节与俄狄浦斯相似。克莱姆日夜努力读书以达到他的目标，他几乎是盲目的。显然，这一情节借鉴了悲剧的原型俄狄浦斯。与俄狄浦斯一样，克莱姆也有一个替罪羊的形象，注定要经历他的悲惨命运。当克莱姆被告知他母亲的死讯时反应强烈。他对母亲的死亡过程和原因一无所知，只被告知，他的母亲认为她是“一个被她儿子抛弃的心碎的女人”。他感到懊悔，并把这场悲剧归咎于自己。他忽略了村民的警告，使他决定查明他母亲死亡的真相。因此，《俄狄浦斯王》的故事立刻浮现在读者眼前。俄狄浦斯无法逃脱杀死亲生父亲和他的亲生母亲结婚的残酷命运。他被这个启示所淹没，弄瞎了自己，流亡海外。在他的牺牲惩罚之后，俄狄浦斯统治的王国是恢复健康和富足。他越接近真相，就越痛苦。克莱姆最终发现是他的妻子导致了他母亲的死亡事故。他愿意回到黑暗中去：“神若有公义，就让他去吧。他现在就杀了我。他几乎弄瞎了我的眼睛，但这还不够。”
绝望和幻想破灭后，克莱姆心甘情愿地成为了爱敦希思的一名传教士。然后，克林的祭祀刑使传统秩序免于被破坏。
三、总结
通过对克莱姆原型与替罪羊原型的置换，对其进行了刻画一个牺牲的英雄。只有在英雄被永久放逐之后，爱敦希斯才能成为英雄，恢复到健康的平衡状态。据合理推断，迫害是不正当的。“代罪羔羊”传达了哈代对旧社会和封闭的宗法制度无情的揭露和尖锐的批判。
参考文献：
[1] Weber，Carl J.Hardy of Wessex：His Life and Literary Career.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40.
[2] Pamela，Dalziel.“Anxieties of Representation：The Se-rialIllustrationstoHardy"sTheReturnoftheNative”.Nineteenth-Century Literature，51：1（1996）：84-110.
[3] Lawrence，D.H.Study of Thomas Hardy.London：Phoenix，1936.
作者简介：董娌楠（1982-），女，辽宁锦州人，硕士，辽宁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