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明侵蚀下的精神隐忧

雷杰妮

摘要：在刘亮程长篇小说《凿空》中，主要表现了遭遇现代文明侵蚀的边地古老村庄所陷入的生存困境，本文分别从：乡村现实图景下的生存苦难、现代文明侵蚀下的生态困境、生存困境下的精神迷茫和文化坚守这三个方面来探寻阿不旦村所遭遇的生存困境，由此实现对现代性的反思与审美化的精神返乡。

关键词：
刘亮程;凿空;生存困境;现代文明;文化坚守

中图分类号：
I207.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8153（2019）04-0050-04

作家刘亮程以散文书写见长，在他的长篇小说《凿空》中，以诗性的散文化语言向人们生动地呈现出维吾尔族人民的生活全景图和丰富的艺术世界，但随着现代文明以侵入者、征服者的姿态进入古老乡村时，彻底地打破了属于边地传统乡村社会的宁静与安恬，面对生存环境的剧变，人们被动地陷入生活和精神的双重困境中。

一、乡村现实图景下的生存苦难

在刘亮程笔下，作品《凿空》为读者刻画了一个斑斓驳杂的西部乡土世界。阿不旦村，这个位于西部大开发中心的古老村庄，在现代化文明浪潮的猛烈冲击下，这里正发生着一系列看似荒诞又真实无比的事情。作品以村民张旺才和玉素甫各自挖掘不同方向的地洞为情节中心，由此展现出一幅悠远质朴的乡村现实生存图景。其中，最触目惊心的当属阿不旦村人民所遭遇的生存苦难。《凿空》中对人们生存苦难的书写，主要有以下两个特征：

首先，揭露苦难之源。在《凿空》中，从北京远道而来的教授在阿不旦村考察驴时，惊叹于当地村民的苦难生活，在他看来，“阿不旦人的生活没有驴的好”，这令当地人大为震惊。其实造成阿不旦村人民陷于苦难生活中的原由复杂，但其中最为显著的是由于地域上的辽远。偏居西北内陆，致使与外界交流时要面临难以逾越的空间局限，长期以来的与世隔绝造成了阿不旦人精神上的封闭与不自知。随着西气东输工程消息轰轰烈烈的传来，村里人从中嗅出这是一个靠坎土曼挣钱的大好机会，甚至有人将西气东输工程直接翻译为“坎土曼挖沟工程”，村里人纷纷扛起坎土曼等待着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然而漫长的等待却被现代机械文明的到来彻底瓦解，代表着现代科技的挖掘机仅用一上午就干完了村民们想象需要为期一年的活。

除此之外，乡村治理危机也是造成阿不旦村苦难现实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腐败变质的乡村权力在政治、经济、文化、道德乃至农民生命财产等方面所造成的触目惊心的伤害，其存在及其非正义性和残酷性已成为中国乡村苦難的直接根源[1]138。在《凿空》中，村民艾疆的日子越过越穷，这与乡村权力的滥用有着复杂的联系。一批又一批的干部下乡企图帮助村民脱贫，但全然不考虑贫困乡村的实际情况让村民不停的更换农作物，这些不切实际的脱贫工作与虚无缥缈的“致富梦”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反而为一些别有用心的官员实现了“增收”，致使受帮扶的农民陷入到更加困窘的境地中。在乡村政治权利的干预下，致使艾疆的生活更是由得过且过变得一贫如洗，这种乡村治理危机给村民造成了许多的生活悲剧，更是对农民精神和生命财产无情掠夺和残忍伤害。

其次，体现在对生存苦难的反抗与救赎。作为一名现实主义作家，刘亮程从未刻意的遮蔽农村生活中的苦难现实。在他的文学作品中，无不在流露出孤独、荒凉、焦虑、痛苦、死亡的意味。作家也说道：“农村的苦和难是我们国家最大的问题，谁能够回避？但生活在苦难中的农民，千百年来却以自己独具的方式消解着苦难。那种恬淡、不争、无求，正是消解苦难的方式之一。还有其他更好的方法吗？我的文字关注的只是这种生存状态下人的心境……我们的农民早已经在艰难的生活中，找到我们不知道的自在和快乐。”因此阿不旦人在面对苦难遭际时，并不是只会无意识的被动接受，而是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来瓦解如此痛苦的生存局面，并从苦难的深渊中解脱出来。

在《凿空》中，张旺才是属于阿不旦村的异乡人，他面临着异乡人在身份认同上的困境。在生活中孤独无友，语言上沟通不畅，文化上受宗教限制而被隔离。即使已经在此地娶妻生子，却仍旧无法使他获得落叶归根的安稳，这种生存环境令他深陷于痛苦中。但是通过挖掘地下遂道，让他内心终于获得久违的心安与平静。在这种寂静的黑暗中走向自己的家，让张旺才体会到树木扎根般的踏实感和安稳感。由于异乡人的身份使他和阿不旦人产生无形隔阂，每日内心都交织着痛苦与孤独，这是属于张旺才精神层面的生存苦难，挖掘地洞成为他对精神苦难所进行的反抗行为，与此同时，他也收获了地上世界所无法给他的成就感和精神满足。

二、现代文明侵蚀下的生态困境

阿不旦村是一个保守却宁静安详的古老村庄，辽远的地域位置、长期的与世隔绝使村民们沉醉于安恬世界中，他们延续着祖先流传下来的传统生活方式，使用着有数千年历史的农具，继续着他们日复一日的平静生活。在阿不旦村，仿佛时间在这里凝固，这里以其独有的平静与安详超越于时间概念之外，并赋予这里的乡村世界以独有的原生态气息。但是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一味的追求发展却违背了自然客观规律，致使生态多样化遭到严重的威胁，更是破坏了阿不旦村的宁静与诗意生存现状。

第一个方面体现在动物书写下的生态危机。刘亮程的小说，从生物社会学角度出发，揭示动物复杂的内心世界、灵魂天地，以此声张动物的尊严、权利或其道德主体地位，通过写动物与人之间的“善”表达“天人合一”的理想主义境界，以动物的神秘来警戒人类对动物生命的掠夺[1]303。

首先，在《凿空》中，刘亮程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幽默诙谐却又镌刻着神秘、灵性笔调的动物世界。在作者生动的刻画下，阿不旦村是一个人畜共生的和谐世界，有轻狂骄傲的黄母狗、老实的羊、机灵狡猾的老鼠和聪明却又最自由的驴。以驴为典型代表，它们在阿不旦村建立了完整的驴社会体系，在裴教授眼中：这是一个如神话般存在的人驴和谐共居的村庄。刘亮程笔下的动物世界是一个充满灵性与神秘性的诗意世界，在动物身上将人的思维、情感、意志、智慧以自然方式嵌入，并以动物人化的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对大自然进行细致入微的感知。通过动物人化的手法直接从动物的价值立场来思考世间万物，这些动物如人一般具有思维和灵魂，透过此来展露动物的心灵世界。在阿不旦村，人畜共生的和谐情景是这里原生态乡村图景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洋溢着自然美、人性美、和谐美。

其次，体现在和谐世界的破碎。在《凿空》中，作者为读者呈现出一幅恬淡、宁静的乡村原生态图景，其中当地人与自然万物和谐平等的相处，就贯穿着天人合一的原始思维，又蕴含了万物平等、万物有灵的观念。因此在阿不旦村出現了人畜共生的和谐景象，这里家家户户都爱惜善待驴，还有专门的驴师傅和驴建立良好的沟通与交流关系。但是当机械文明逐渐进驻村民的日常生活时，这自然、美好、宁静的人驴共生景象就日渐瓦解，驴对于这些冷冰冰又没脑子的“铁疙瘩”是既嫉妒又害怕，驴隐约预见一个让驴没有好下场的时代就要来临了，直到县上推广的“毛驴换三轮车”的惠农政策实行后，驴为自己的生存和未来产生极度的忧虑和恐慌，于是以“万驴齐鸣”的庄严形式为自己的捍卫生存权利，亦是对人类侵犯其基本生存权利的最强烈警告。

“万驴齐鸣”无疑是在隐喻着一场灾难，同时更是一次声势浩大而庄严的生态警示。

另一方面，生态破坏是一种文化破坏。生态伦理学认为，现存的社会“发展”所经之处扫荡了文化宝藏与古老传统和文明的知识[2]。刘亮程作品隐喻着现代化进程的强势介入，不仅是对生态环境的毁灭性掠夺，更是对当地传统文化的入侵和毁灭。

首先，生态危机打破了诗意的生存方式。现代文明破坏了长久以来在自然与人类之间形成的和谐生存法则，迫使充满灵性的边地被迫卷入现代化浪潮中，由此面临着原始经济的解体和古老生存模式的消亡局面。《凿空》中许多零碎的生活场景皆展露着这些变化，阿不旦村吐迪家的铁匠铺在将要维持不下去的时，拖拉机的出现助吐迪家的铁匠铺起死回生;村中富有声望的玉素甫，在早些年是风头正盛的包工头，然而随着现代文明的出现，导致玉素甫的事业失利甚至沦落到无活可干的尴尬境地，在对钱财渴望的精神驱动下，他依靠挖地洞满足内心的渴求，玉素甫的行为也恰好体现出传统乡村本土人在现代文明冲击下的内心的迷失与茫然。传统的乡村文明正在被急速的解体和同化，诗意的传统生活则永远的停留在人们的回忆中。

其次，体现在生态危机破坏了古老的边地精神文明。鲁枢元提出：自然生态的危机其实就是人类自身精神危机。这意味着自然生态在出现危机的同时，这不仅关乎人类生存家园的境遇，更是一场人类自身精神的灾难。在《凿空》中，工业文明的入侵使阿不旦村的农耕文明渐渐失去其本真的色彩。随着拖拉机、摩托车的出现，将阿不旦村承续了数千年人与毛驴相互依存的和谐关系无情撕裂。毛驴在此作中被赋予许多象征意义，在作者笔下，驴是富有灵性的独特生命体，它们在阿不旦村形成自成一派的驴社会体系，在这里享受着生命的尊严和价值。作者从驴的生存、繁殖，在生活剧变并遭到淘汰灭亡的过程中，以驴的眼光来见证一种传统从繁荣到消亡的过程，人驴之间维系了数千年的依存关系走向解体后，使驴的社会角色也发生了彻底的转变，由人类的伙伴朋友沦为仅供人类食用的肉体。驴正在迅速退出阿不旦人的世界。可是人与驴之间千百年来建立的情感被置于何处呢？面对人驴关系的彻底隔断，村民陷入痛苦的精神困境中，人驴之间的和谐关系不仅是自然文明的延续，还是一种传统文化的承续，更是人们的精神依托。

在作品中，阿不旦村原有的村容村貌在大管沟的强势穿行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村里渐渐冒出来高耸入云的石油井架，伴随而来的还有美容院的小姐们，这都是现代资本社会对古老文明的毁灭式入侵。生态危机的出现预示着“文化灭绝”，被毁灭的不仅是属于乡村田园牧歌式的俚俗温情，还破坏了自然中所蕴含的人类家园意识与情感依托，造成乡民们精神的变异与迷茫，使乡土的失守成为一种难以改变的事实。刘亮程始终坚持大地为本的生态本位观，通过阿不旦村自然宁静的诗意生存方式面临将要消亡的局面，将人们牢牢牵制在失落文明的精神困境中。作者试图呼吁人们去耐心聆听大地的呼吸和脉动，感应自然世界里的纯美与宁静，在喧嚣浮躁的现代文明世界中保持自己内心的宁静与安恬。

三、生存困境下的精神迷茫和文化坚守

随着中国乡村的“去乡村化”程度加深，阿不旦人不仅要面临传统生存方式濒临解体的局面，还有精神层面上所陷入的困境。在中国实现现代化转型时期，农民被动的卷入现代化浪潮中，由此成为乡村现代化进程中的参与者和苦难历史的承担者。农民所面临的精神困境主要呈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体现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精神迷茫。日益增进的现代化进程，将承续了阿不旦村数千年乡村文明的坎土曼和毛驴推向了淘汰的命运，迅速发展的“去乡村化”强势侵占乡村的各个角落，但是急速发展的现代化并没有给农民充足的时间来适应这巨变的世界，只是在突然之间，长久以来的与人们相互依存的毛驴突然沦为仅供人类食用的肉体，手中所持有千年文明的坎土曼在一夕之间被强势侵入的挖掘机迅速代替，坎土曼和毛驴是维吾尔人数千来的伙伴和工具，在该地的历史与现实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也是它们共同见证了阿不旦村数千年的乡村文明，却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被淘汰的命运。这种淘汰将彻底改变人们古老的生存模式，古老质朴的村庄往日的寂静被高耸入云的石油井架打破。西气东输的到来，只是将阿不旦村脚底下的资源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内地，并没有给阿不旦村带来发展的机遇，反而打破了阿不旦村原有的诗意生存方式，肆意而不计后果的掠夺了阿不旦村的资源，吸光了这里的精和血，同时将阿不旦村置于一个被凿空了的地面上，这是一种纯粹的掠夺和侵占。

该作以凿空为题，意为凸显出现如今中国乡村的现实境遇。在村人和工业开发的共谋下，使阿不旦村被彻底掏空了，无论是张旺才无意识的挖掘，还是玉素甫有组织、有蓄谋的地下开凿，都属于地下偷偷摸摸的开掘行为。与此同时，地上也在明目张胆的进行掠夺式开采行为，使阿不旦村的每一寸土地都在被挖掘。逐渐被城市鲸吞蚕食的乡村已丧失应有的灵性与纯净，令人们陷入失去土地、失去生活、失去“根基”的精神迷茫中。阿不旦村，曾经作为哺育人们精神、诞生田园牧歌梦之温床的乡村正在渐渐走向消亡与解体，当一个村庄坐落在一片虚土之上，终有一天会变成一个“黑洞”，将坎土曼、驴、房屋等属于村庄的一切都吞噬，令属于乡村文明彻底消失于世界中，更使 “村庄的灵魂”紧密联在一起的人们的精神也终将走向虚空。

第二个方面，体现在生存困境下的文化坚守和精神反抗。面对一个荒凉而困窘的西部世界，作家刘亮程在作品中表现出解决西部的生存问题和解救困扰于生存危机中的西部人民的想法。在《凿空》中，他借用阿不旦人的生存選择显示出传统乡村文明对现代文明的反抗和对自身主体性和传统文化的坚守。刘亮程所代表的诗意栖居生存方式，所具有的生态批判是直面现实生存之困局，他用文学的书写方式为我们反思西部现代化的发展方式提供了一面镜子[3]。

首先，作家用自己朴实、幽默、生动的言说方式为读者构筑起了一个独具新疆风情的艺术世界，由此体现出对传统文化的坚守和期许。作者用普通话创作了《凿空》，却在作品中加入了大量的方言词汇，如洋岗子、巴郎子、麻达、萨郎等等，在这些独具地方特色的方言词汇给作品带来浓郁的地域感。在作品中用这些方言词汇将普通话词汇代替，不仅不会造成读者在阅读方面的困难，还会让读者感到阅读方言作品的错觉并增加了作品的趣味性。另外，作者用生动而又朴实的原生态对话在作品中重现了满含“新疆味”生活，作者在人物对话语言上极力地还原地方特色，他在人物对话中加入了一些语气助词，以“嘛”出现的频率最高，如“你看这个样子行不行”、“就是这个样子生活嘛”、“我们这个地方落后嘛”，这样的句子一用普通话朗读就有新疆味道了，给读者带来很浓郁的地域感。

除此之外，作者还用生动、朴实蕴含着诗意的文字真实再现着充满原生态气息的边疆农村生活。在乡村生活中，作者赋予鸡、羊、狗、驴这些家畜以独立个体的身份，他们有灵性，有着符合自己身份的独特思维和性格特点。在作者写到驴、羊、狗对拖拉机的看法那一段就十分生动真实，让人们由此认识到动物真实的内心的世界。在作者笔下，动物不再作为人类的象征物的职能而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之中，借用这种真实心理活动的剖析将动物放置于的本真状态中。使阿不旦村的世界成为了充满灵性色彩，亦抒发出作者心中渴望的自由平等、万物有灵的世界。

作家刘亮程主动承担起对乡村传统文明的现代性反思使命，体现出一个作家的社会责任当担与现实忧虑心理。在刘亮程的《凿空》中，由于现代文明的强势介入，令传统乡村文明被置于边缘地带，直至最后失去其主体地位。由此实现了对传统乡村文明的解构和消释，使长期生活于此的乡民也在经历生存环境与精神的双重裂变。面对巨变的外部环境，阿不旦村彻底沦为被现代化进程鲸吞蚕食后失去了原生态灵性的土地，这是属于阿不旦村的灾难，更是属于传统乡村文明的灾难。但是以阿不旦村为代表的古老村庄又以其独特的方式对自己文化的不断坚守和对现代文明做出无声的反抗。作者担心，传统的乡村世界会在物质的诱惑之下终将走向自我毁灭，随之消逝的还有人性的淳朴与纯净，为消逝的乡土文明世界奏一曲挽歌。作者以悲悯的情感基调在表露着边疆万物有灵的生存状态的追忆与挽留，但在面对势不可挡的现代化进程，无法将时光倒流，刘亮程也只能在变化中哀叹古老的、传统的、美的东西的消失，表露出作者对于现代文明的反思，并对原始大地的悲怆召唤。

刘亮程面对现代文明侵蚀下濒临消亡的传统文明，以悲悯的情感基调带领人们去追忆和聆听新疆大地的呼吸与脉动，静心感受属于传统乡村文明的温馨与恬静，感应来自大地神秘力量的召唤，体验诗意栖居的生存方式。在面对现代文明与工业文明对传统古老村落的消释和同质，真情体验受困于其中的人们所遭遇的生存困境，作者从中实现了对现代性的反思与审美化的精神返乡。

[参考文献]

[1] 丁帆.中国乡土小说的世纪转型研究[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2] 埃德加·莫兰.超越全球化与发展：社会世界还是帝国世界[M]//乐黛云，李比雄.跨文化对话：第13辑.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2.

[3] 陈秋录.生态批评视野中的《虚土》[J].广州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7 （4）：75-79.

Abstract：Liu Liangchengs novel The Chiselling mainly shows the survival dilemma of the ancient villages in the borderland that have been eroded by modern civilization.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survival dilemma encountered in Abudan Village from three aspects of the survival of rural reality， the ecological predicament under the erosion of modern civilization， the spiritual confusion and cultural persistence under the survival predicament， thus reflects the modernity and aesthetic spirit.

Key words：
Liu Liangcheng; The Chiselling; survival dilemma; modern civilization; cultural persist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