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中国文坛到了一个巨大的被“误导”的时代
时间：2020-11-28 04:00:51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编者按：阎连科，中国当代作家，2014年在捷克首都布拉格被授予弗朗茨一卡夫卡文学奖，2015年获得由日本读者评选的Twitter文学奖，2016年获第六届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红楼梦奖”首奖。
本文选编阎连科关于文学的一篇讲稿，以飨读者。
我想博尔赫斯是一个冷文学，冷文学我们讲起来可能更加有趣，也更难昕一些，更不热闹，但是我们讲起《南方》来，会发现这个人的写作至少和我们中国作家确实是不一样的。
我为什么要选博尔赫斯这个话题，原因很多，最重要的就是今天上午忽然想到：今天，中国文坛到了一个巨大的被误导、误读的时代。为什么会这样说呢？我们都非常清楚，社会要求作家和文学必须承担起太阳、月亮的功能，而文学恰怡又没有这个功能。文学是非常寒冷的，作家也是非常寂静的，他只是希望在太阳下边晒晒暖，在月光下边交谈交谈、散散步而已。
对文学这个功能的要求是一个回归，很长一段时间文学都是这样的。但是在有这样功能的时候，我们从来没写出像博尔赫斯这么好的小说来。
当我们赋予文学这么大功能的时候，我们发现文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再也写不出《青春之歌》，写不出《烈火金钢》，写不出《野火春凤斗古城》这样的作品了。因为今天的作家和那时候是完全不同的，那时候作家对信仰是坚定不移的。但今天我不太相信，我们的那些作家他们内心对某一种信仰能够像当年那些作家那样坚定，当一个人内心信仰发生问题时，再去写那样的文学是会打折扣的。
我们真的是再也写不出那个时代的作品了。无论我们怎么努力，我们可以等三年、等五年、等十年，也一定写不出《青春之歌》那么好的小说来。
这次我想不是这种文学好不好，而是我们已经没有能力完成了。在那种信仰下，他们写出了今天看来仍然被推荐、被叫好，仍然被教育部门推广为青少年必读的作品。今天我们必须写出这种文学，又写不出经典级的作品，我想每一个作家都是非常困惑、非常焦虑的。
在今天我们要求一个作家要像太阳、像月亮那样发光的时候，我们写不出这种文学来，那能写出什么样的文学来？我想这第二种文学其实已经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了，我想了半天怎么给它命名？我想就是——苦咖啡文学。
今天咖啡馆文学非常盛行，并不是说在咖啡馆写作就叫咖啡馆文学，而是这种文学的风格：温暖中有一点寒冷，甜美中有一点伤痛的文学，这是今天的作家整体在追求的一个文学局限。这种小说读者喜欢，批评家喜欢，文学史也非常喜欢，这是我们文学强大的一个传统。
我们的文学中已经没有任何苦难，也没有任何人生的经历问题，所有的经历都是在咖啡馆中间产生的，痛苦我们可以到咖啡馆去谈，苦难也可以到咖啡馆去谈，即便人生的生生死死也可以在咖啡馆中去谈。
当我们的任何苦难、经历、困境，都可以约上一个朋友到咖啡馆去谈的时候，其实这个苦难、这个人类的境遇的困境已经被我们消解了。它已经不是必须生生死死要在悬崖上跳下去才能喊出的“啊”的一声，它一定是有强烈的咖啡的味道。
这种小说是有根源的，最近十年来在中国比较盛行的西方的经典文学，可以说是卡佛的小说、门罗的小说、弗兰岑的小说、村上春树的小说。这一类作家全部都有一个特点：在写作的内容上，在写作的人物上已经在从社会历史向家庭转移，基本不是家庭也是微小的人群，是那么两三个人、四五个人、五六个人。这些经典有个特点，就是写作充满着苦咖啡的味道，和我们今天所处的现实写作几乎是一脉相承的。
不是说这种小说好不好，而是它的写作内容发生了一个非常不一样的转移，再也没有《战争与和平》那么宏大的历史、那么大的苦难;也不会有巴尔扎克那样的对整个社会的描述和关照、对整个民族的关心;当然也不会再出现像卡夫卡小說中对个体的人的深刻关怀。
这些文学好像也写的是个体的人，但是这里个体的人一定不是独一无二的个体了。我们也特别需要对这些人群的关心，一个微小人群、小伤感、小温暖、小挫伤、小确幸……恰恰是这种情况导致了这种文学的盛行。
这些作品还有一个情况：在写作的方法上如出一辙，就是说彻底地从二十世纪向后撤。在写作的方法上从二十世纪文学后撤，再也不去做那些文学形式上的探索和创造，他们对读者的热爱远远超出了二十世纪那些作家。
二十世纪的作家会说，我不为读者所写，我只为我自己写。他们确实也非常关照读者，但关照读者也是另外一种。
这就是从二十世纪的写作方法向后撤的一个可能，但回头来说，它也绝没有回到十九世纪小说“故事”“人物”那套系统中去。它在写作方法上是在二十世纪和十九世纪之间来回摆动的，所有小说的方法用的是十九世纪靠前一点、二十世纪靠后一点的。
村上春树是最典型的，村上春树的小说传统吗？他一点都不传统。他要比十九世纪的小说先锋得多、有创造性得多，但你说他创造性多，和二十世纪那些伟大的具有创造性的作家简直不能同日而语。
在当下的写作中，我们每天嘴上都在谈陀思妥耶夫斯基，谈托尔斯泰，谈卡夫卡，谈博尔赫斯，但都是在嘴上而已，而不在文学中间。真正被借鉴的则是卡佛，是村上春树。
这是非常有趣的，我们说的是托尔斯泰、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但我们写的是村上春树，是卡佛。我们说的是一些伟大的人，但我们写的是另外一条河流、另外一种文学。
你去谈论文学，每一个人谈论的都是上面说的最伟大的作家，十八世纪、十九世纪，十六世纪、十七世纪最伟大的经典，但写的文学和那些基本没什么关系。在小说形式上，当代作家说的都是要创作要创造，但实践上恰怡是在后撤。
以卡佛、奥康纳为例，他俩同样是美国作家，几乎又是同代人、同时走进中国。奧康纳小说写得那么好，我个人以为远远比卡佛好得多，无论是她的叙述技巧还是对人性的挖掘，远远比《大教堂》、比卡佛好得多。
我们仔细去分析，奧康纳怡怡在展现人性这一点上，是卡佛所不能及的。但今天为什么卡佛能这么成功，让所有的作家都去学他;而奥康纳，不能说完全不被接受，只是被极少数人关注和阅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二十世纪下半叶再也没有一个作家在写人性的邪恶丑上能够超过奧康纳，再也没有一个作家能够像奧康纳那样把邪恶丑散发在小说中间，散发得那么滴水不漏，一点都不留痕迹，而且读起来让我们不会觉得这个人写的就是脏就是丑。
我们从奥康纳的小说中丝毫感受不到所谓的脏的丑的乱的，但是我们仔细去分析她作品的人物就发现她写尽了邪恶丑。但是卡佛恰恰在这点上和她相反，卡佛也写了非常多的人性，比如《大教堂》，但这种人性却充满着咖啡馆的温暖的气息，充满着我们能够接受的能够想像的，甚至在我们生活中能够发生的情节。
就这两个作家被接受的情况比较，我们非常清楚，为什么某一种文学被拒之门外，而另一种文学被接受下来，这就是因为我们进人了一个咖啡馆的时代，文学进人了咖啡馆文学的时代。
在这个情况下我们会发现另外个情况产生了，就是在最年轻的作家中间，在80后、90后作家中间，他们已经对经典进行转移了。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最可怕的，他不再认为卡夫卡是伟大的，也不再认为托尔斯泰伟大，也不再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伟大，所有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的伟大作家在他们这里是几乎不存在的。
这代作家写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一代作家已经成功地把经典转移到了另外一批经典作家中间。我经常说，如果有一天门罗也获奖了，村上春树也获奖了，整个世界文学对经典的转移就已经悄然完成了。那不是谁的成功谁的失败，而是我们长期崇敬的伟大作品的一次灾难。这完全是我个人的看法。
我不是说村上春树写得不好，就个人阅读来说，我们从村上春树的小说中间看不到日本人今天生存的状况。一个伟大的作家、一部伟大的作品如果不给读者和批评家展示他本民族人群最艰难的生存境遇和生存困境，这个作家的伟大是值得怀疑的。
今天我们也恰怡会遇到这个情况，当我们看到当下的小说全部都是苦咖啡文学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一个人群在某一阶段、某种情况下遇到的小困难、小波折，但是我们看不到我们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生存困境在哪里。
问题就在这里。我今天从年轻作家中间再也找不到，不是说他对整个民族关不關心，也不是说他对国家关不关心。但是有一点，从今天这一代作家中，我们感受不到你所处的人群，你所处的时代，你遇到的最大的困境是什么，人的生存境遇是什么。
我没有从一个80后作家的小说中读到这个东西。他们的文字要比上一代作家写得好得多，比我写得好得多，他们读过的书也比我多得多，他们的聪明智慧情商也比我高得多，50后作家的语言和80后作家比较，那真是小巫见大巫的。
但是当他们写一部小说、两部小说、三部小说，我们仍然找不到小说中表达出同代人的生存困境的时候，我对这种小说是非常怀疑的。
我怀疑当有一天你不去敲锣打鼓走街串巷卖作品的时候，这些小说是不是就悄无生息地消失掉了？我想这才是80后、90后作家应该去想的。
对于年轻作家来说，你一定要去比较：莫言、余华、苏童、格非在他们三十岁的时候写出的是什么样的作品，而你在三十岁的时候写出了什么作品，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你和你上一代去比较。
你才华比他大得多，你所处的环境比他好得多，你的经历也不比他少，你所经历的人类的情感远远比他丰富得多。无非他是对饥饿比你感受深一点;对爱和被爱、对人的精神困境你比他的经验深刻得多，但是你没有写出小说来，我想这就是我们今天对苦咖啡文学的一种怀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