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三峡民间食盐走私与政府调控述论

裴一璞

摘  要：宋代三峡地区作为重要的井盐产地，政府为垄断盐利，在食盐专卖、盐价、盐课等方面制定的诸多政策严重阻碍了民间食盐需求，刺激了民间偷开私井、贩卖私盐。为稳定食盐管理秩序，政府在盐法、盐售、盐课、盐井整顿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调控措施，对降低民间食盐走私及缓和社会矛盾具有积极作用。

关键词：宋代;三峡;食盐走私;政府调控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編号：1003—9864（2020）01—0032—08

宋代三峡地区（本文指今重庆至宜昌间三峡库区）基本隶属四川夔州路，夔路产盐又基本集中在三峡，故三峡又为川东盐产核心区。三峡以井盐生产为主，“煮井则川峡四路，大为监，小为井，监则置官，井则募士民或役衙前煮之”^①。宋初三峡盐产地即有“夔、忠、达、万、黔、开、渝七州，云安军、大宁监”，共计产盐州（军、监）9个^②。高宗建炎四年（1130），又将归州（治今湖北秭归县）隶属夔路，境有青林盐井^③。虽然此后归州有过几次复属荆湖北路的经历，但南宋主要隶属夔路，故对三峡民间食盐走私的探讨，主要以夔路为地理区间。

一、宋代三峡民间食盐走私的社会背景

（一）官方专卖措施阻碍商盐流通

宋代食盐销售严格实行官方“划界行盐”的规定，“并划销地，各有区域，不准逾越，违则罪之”^④。三峡盐仅限于川内销售，严禁出川自由贸易，宋廷对其管理“大为监，小为井，监则官掌，井则土民干鬻，如其数输课，听往旁境贩卖，唯不得出川峡”^⑤。官方严格“行盐地面”的规定，禁止“犯界”，其主要目的是为了保证官盐的销售，使一些质量低劣的官盐能够卖出去^⑥。宋廷为保障四川官盐的市场份额，对民间商贩食盐的贸易进行严格限制。

仁宗时，因成都府、利州两路盐产最薄，朝廷令民间“并食大宁监、解池盐，商贾转贩给之”，大宁监（治今重庆巫溪县）作为三峡重要盐产区，成为接济食盐不足的西川地区的重要货源地。然庆历中，朝廷为保障官盐销售，“令商人入钱货益州以射大宁监盐者，万斤增小钱千缗，小钱十当大钱一”，因过分提高商盐税收，“贩者滋少，蜀中盐踊贵，斤为小钱二千二百”，严重阻碍了民间商卖^①。官方专卖措施如果缺乏对民间商盐的利益照顾，民间为寻求盐利走私亦成为必然。如神宗熙宁九年（1076），官方为保障西川陵井场官盐的销售，禁止三峡所在的东川商盐往售，致使民间私贩严重。侍御史周尹分析其原因是：“伏见成都府路州县户口蕃息，所产之盐食常不足。梓、夔等路产盐虽多，人常有余，自来取便贩易，官私两利，别无奸弊。访闻昨成都府路转运司为出卖陵井场盐，遂止绝东川盐，不放入本路货卖。”^② 知洋州（治今陕西洋县）文同亦认为：“近又准朝旨尽行榷盐，不许私商兴贩，官自置场出卖……今既一切禁止客人，不令贩卖……当此之时，盐不足矣。”^③ 在文同看来，官方为保障官盐市场，禁止民间商贩，又因食盐调拨滞后，“商旅不行，官盐复不继，于是民苦食淡”，致民间食盐匮乏，必然刺激食盐走私^④。元丰七年（1084），夔路转运使王宗望乞就“成都府置榷盐司，即两蜀产盐之地置场，其井尽榷于官，然后售之于民”。朝廷采纳其议，诏令“煎盐户赴官入中，不得私买卖”^⑤。可见，官盐凭借政府行政干预，对民间商盐利益过分侵夺，是三峡食盐走私在市场层面的重要诱因。

（二）官盐价高质劣致使民食贵盐

宋代三峡盐业发展迅速，如大宁监，因产盐之盛成为川东盐业中心，“大宁之井，咸泉出于山窦间，有如垂瀑，民间分而引之”^⑥。三峡食盐不仅能满足当地食用，三峡地区还成为川盐济外的重要供应地。熙宁八年，朝廷“拨大宁监每岁应副陕西”^⑦。哲宗元祐六年（1091），夔路转运司上言：“本路军监所产盐，有诏立定分数，应副支还熙河路入中钞凭……伏见熙河入中，射请大宁监盐，系立限十年，请将三路、熙河路等处入纳钱银粮草，射请本路开、达、忠、万、涪州、云安军六处盐钞，并依大宁监年限施行。”其言得到朝廷批准^⑧。由此，三峡食盐成为川盐销陕的集中地，尤其大宁监盐售往熙河路长达十年之久。

然而在川内，官方为保障官盐的利润，往往制定高于市场的价格，致使民食贵盐的现象较为普遍。三峡因人口少、产盐量高的特点，又成为川盐走私的重要源头。熙宁九年，官方为与商盐争夺盐利，提高陵井场官盐价格，“盖欲盐价增长，令人户愿买陵井场盐”，因官盐价高，“致日近成都府路盐价踊贵，每斤二百五十文足。更值丰岁，以二斗米只换一斤盐，贫下之家，尤为不易”。与此同时，三峡所在的“东川路盐每年却只七十”;两川盐价差距悬殊直接刺激三峡食盐走私，“境上小民将入西路，便为禁地，斤两稍多，刑名不轻。嗜利苟活之人不顾条法，至有持仗里送贩卖者”^⑨。元祐元年，朝廷委任郭概担任成都路提点刑狱“体量盐事”，郭概为保障邛州（治今四川邛崃市）官盐专卖，提高官盐价格，导致民食贵盐。右司监苏辙上书弹劾，称：“四川数州卖邛州蒲江井官盐，斤为钱百二十，近岁碱泉减耗，多杂沙土;而梓、夔路客盐及民间贩小井白盐，价止七八十，官司遂至抑配，概不念民朝夕食此贵盐。”^① 官盐价高不仅体现于西川，三峡所在的东川同样存在此种情况。哲宗元祐间，夔路守臣“强狠不奉法”，因“大宁井盐为利博”，遂“辄储其半供公上，余鬻于民，使先输钱，盐不足给，民以病告”^②。由此，食盐走私便成为三峡地区对抗官盐价格垄断的一种重要手段。

（三）官方强增盐课致使盐民困弊

宋代三峡著名的大井皆为官方掌握，规模较大的盐井设置监官直接经营，规模小的则通过有职役的衙前或富有的豪民主持;而一般的普通盐民则只能在官营井监服役或向官井购买卤水而自行煎炼，但要缴纳沉重的课税。在官井对三峡食盐市场的垄断下，官方为追求高额盐利，不断提高盐课，迫使民间偷开私井、私产食盐以求利。仁宗皇祐、庆历间，随着蜀中卓筒井技术的发明，为三峡灶户私开小井贩卖私盐提供了机遇。卓筒井具有口径小、易掩藏、易逃课的特点：“盐井周围不过数寸，其上口一小盂覆之有余”;“逃课掩盖至易，不可穷诘”^③。故其一经发明开采，便迅速成为盐民对抗官方收课过高的重要方式，“凡筒井皆用机械，利之所在，人无不知”^④。卓筒井主要分布于成都府、潼川府路及三峡所在夔路，高宗建炎间，“若隆、荣等十七州，则皆竹筒小井”，这些盐区成為民间偷开私井对抗官课的重点区域^⑤。

二、宋代三峡民间食盐走私路线

宋代三峡在卓筒井发明之前，民间食盐走私的来源主要为灶户在完成官盐定额或缴纳盐课之后私产、私盗之盐。三峡成为卓筒井重要分布区后，民间偷开私井便几近成为私盐的最主要来源。卓筒井在开凿之初，官方尚且允许民间盐户以缴纳盐课的方式自行经营，未被视为私井。然而，官府为贪求盐利，除官盐课额外，对卓筒井盐亦不断加重盐税，灶户为求生计，只得冒法偷开私井。如熙宁中，三峡盐民在“忠、万、戎、泸间”私开众多小井，以致官方感叹：“戎界小井犹多，止之实难”^⑥。建炎间，朝廷允许小井“民间自煮之，岁输课利钱银绢总为八十万缗”;然绍兴二年（1132），赵开任四川总领，“始变盐法，尽榷之，仿蔡京东南、东北钞盐条约，置合同场以稽其出入，每斤纳引钱二十五，土产税及增添约九钱四分，所过税钱七分，住税一钱有半，每引别输提勘钱六十，其后又增贴纳等钱”。在官方的高额盐税催征下，民间只得继续偷开私井对抗，“今井户多凿私井，务以斤重多寡相高，故盐日多，价日贱，而其法益坏”^⑦。

从宋代三峡民间食盐走私线路看，川外主要是陆路经大巴山谷道进入京西南路或陕西地区。大巴山谷道又称川陕东线，主要包括洋万涪道、洋渠道和荔枝道^①。三峡与京西南路以大巴山谷道间隔，私盐多由大宁监、开、达、夔等州翻越山谷直接进入陕西。绍兴八年，新权发遣夔州（治今重庆奉节县）冯康国上奏：“夔路系川蜀后门，大宁、开、达一带路接京西，止仰关寨险隘。缘关外宁静，隘寨颓坏，久不修整，遂为商贾负贩之路”，鉴于该线路“隘寨颓坏，久不修整”，以致人口商贩繁杂，遂提出“修治关隘，简练义兵”^②。冯氏此举一方面有禁止当地货物走私（食盐为大宗）的意图，另一方面是陕西已被金朝占领，希起到加强川边关防的作用。

三峡与陕西并不接壤，故私盐先经大巴山谷道进入川北利州路，再翻越秦岭、米仓山谷道进入其境内。秦岭、米仓山谷道沿途道路崎岖、鸟兽成群、人烟稀少，商贩尤为艰辛。如“秦民有王行言以商贾为业，常贩盐鬻于巴、渠之境。路由兴元之南，曰大巴路、曰小巴路，危峰峻壑，猿径鸟道，路眠野宿，杜绝人烟，鸷兽成群，食啖行旅。行言结十余辈少壮同行。”^③ 从王行言每次贩盐入川走此二道均要结党同行看，该道草木繁盛，极为难行。南宋时期，陕西地处宋金边界，是三峡官盐入中的重要区域，食盐军需量庞大，故亦为私盐进入提供了契机。当然，三峡私盐入陕更多选择的是秦岭、米仓山谷道的支径，尽量避开官运大道。支径因人迹罕至，交通更为不便，成为走私食盐的温床。如孝宗乾道七年（1171），川边陕西交界食盐走私极为活跃，“人竞贩卖，啸聚边境，动辄成群”;官方不得不动用武力“约束禁止，无致少有违犯，及分委官前去断闸私小路，不通人迹往还，仍将出戍官兵分认地分，剽画界至，守把捕捉”^④。因三峡食盐产区与川北相接，故私盐借路入陕亦应占有相当比重。

三峡私盐在川内主要经由东、西两川陆路或长江水路进入成都府路，或经米仓山谷道进入川北。神宗熙宁间，因成都路食盐匮乏，官方搬运解盐入川，而川东三峡盐价低廉，“嗜利苟活之人，至以兵仗裹送贩易”^⑤。熙宁中，洋州知州文同在谈及川北食盐走私时称：“窃见管内三县疆境绝为旷阔，高山深林蔓衍重复，直与巴、达、金、凤、永兴、凤翔等处唇齿相密，其远者有至五六百里，近者亦不下三四百里。中间有如子午、骆谷之类斜通，直达径路，不少私商暗旅出入如织，逋奸隐罪，萃为渊薮。”^⑥ 川北隔米仓山境接夔路达州、大宁监等食盐产区，支径杂多，又为私盐贩卖提供了便利，使其容易躲过官府的盘查，亦成为三峡食盐走私的重要区域。

此外，三峡所在夔路内部食盐私贩亦较多。高宗绍兴间，开州（治今重庆开县）温汤井灶户被官吏盘剥严重，因开州在“巴东穷陋处”，盐民无有生计，只能贩私盐以抗衡;大宁监盐井为“夔路财货之所出也”，同因“吏不得人”，造成盐民“私贩卤折”^⑦。

三、宋代官方对三峡民间食盐走私的政策调控

（一）制定宽严相兼的盐法

宋代盐法的制定是官方调节官盐与民间食盐冲突的重要内容，官方如对民间食盐利益控制过严，遭致民间走私对抗，则会通过宽减手段予以缓和;而盐法过于宽松，又会放纵民间私开私贩，危害食盐市场，又通过严峻手段予以震慑。因此，官方对盐法进行宽严相兼的调衡，并加强缉私，在保障政府盐利收入的前提下，实现与民间食盐冲突的缓和。

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西川路转运使聂泳奏减川内私贩禁法，朝廷乃诏：“西川诸州民，比者但犯盐禁，皆部送京师。自今不满十斤，委所在州府依法区分;十斤以上，并依旧部送赴阙。”^① 端拱元年（988），又“除西川诸州盐禁”^②。对三峡民间而言，朝廷盐法的宽减，可有效减少官民对立情绪，并柔性解决食盐走私问题，所谓“法益轻，而犯者益鲜，累朝复从宽减，不复用死刑矣”^③。

然而，官方并未一味宽减盐法，仁宗景祐间又制定对百姓私贩食盐的惩罚条例，如：“诸色犯私盐兴贩入禁地……今以一两杖八十，二十斤杖一百，四十斤徒一年，每四十斤加一等，四百斤加役流。”^④ 从条例看，对食盐私贩的处罚仍是十分严厉的。高宗绍兴三年，针对川内食盐走私频发，再诏“四川诸州犯私茶盐，人并不用赦荫原免，自是天下茶盐皆用重法矣”^⑤。绍兴十二年，朝廷又对民间私贩用重法的弊端予以整顿，有臣僚上言：“乞稍宽私盐之律，以谓州县之间，惨酷冤滥不知几何，欲望小加裁损”，得到朝廷批准^⑥。

宋代为预防食盐走私，虽无专任缉私官员，但一般任命县尉兼管，县尉“带兼巡捉私茶、盐、矾”^⑦。此外，还有巡检司的设置，“或数州数县管界、或一州一县巡检，掌训治甲兵、巡逻州邑、擒捕盗贼事”^⑧。三峡地区置有夔路巡检司，兼管食盐事宜，如太宗至道二年（996），黔州（治今重庆彭水县）上言“蛮寇盐井，巡检使王惟节战死”^⑨。可知巡检司的设置，对三峡地区民间走私亦能起到遏制作用。

（二）对盐课进行削减

宋代食盐为政府税收的重要来源，地方官员为谋求私利强求食盐产量、强征盐课的事情时有发生，造成民间骚怨。对此，朝廷有不少有识之士认识到官方强增盐课对民间造成的危害。徽宗时，喻汝砺上言：“盐碱、榷酤之利，此二物者今日四川之司命。知所以张之，而不知所以弛之，知所以用其利而不知所以救其弊，诛求不已，无以为持久之策矣。”^⑩ 朝廷以此多次下令削减盐课，“朝廷切于爱民，多为蠲减，至下赦书，亦每及之”^①。

太祖开宝七年（974），朝廷以“川峡盐承伪制，官鬻之”，于是“诏斤减十钱，以惠远民”^②。太平兴国元年，朝廷对民间自营盐井的课额予以蠲减，“先是募民掌茶盐榷酤……岁或荒俭，商旅不行，至亏失常课”。朝廷认为“甚乖仁恕之道”，特下“茶盐榷酤不得增课诏”，规定“自今并宜以开宝八年额为定，不得复增”^③。仁宗天圣二年（1024），夔路转运使刁湛上言：“云安军所管盐井，岁课甚多，而武臣知军失于钩考，簿书积有所负，请自今选朝臣为知军。”其言得到朝廷批准^④。次年，夔路提点刑狱盛京上言：“忠州盐井三场岁出三十六万一千四百余斤，近岁转运司复增九万三千余斤，主者多至破产，被系而不能输”，朝廷遂下诏“免忠州盐井所增盐”^⑤。朝廷虽对三峡盐课予以蠲减，但在盐税利润丰厚的诱惑下，地方官府的执行尺度不一，对三峡民间盐利的照顾缺乏连续性，故政策执行亦存在反复。

庆历六年（1046），益、梓、夔三路转运使上言“皆乞增盐井课，岁可为钱十余万（缗）”，三司使王尧臣坚持认为不可，奏言：“庸蜀僻远，恩泽鲜及，而贡入常倍，民力由此困。朝廷既未有以恤之，而又牟利焉，是重困也。”朝廷采纳其议，予以蠲减^⑥。嘉祐五年（1060），范端知云安军（治今重庆云阳县），见云安盐课过重，“议蠲盐课以数万”^⑦。神宗时，李周知云安县，“蠲盐井之征且百万”^⑧。绍兴十七年，朝廷采纳四川宣抚副使郑刚中、总领符行中的奏请，“减四川科敷虚额钱岁二百八十五万缗”，其中包括夔路当年盐钱六分之一^⑨。绍兴二十二年，宋廷因夔路等地盐课过高，“诏岁减夔路及蒲江、淯井两监盐钱八万二千缗有奇，夔路盐每斤减二十钱，共为二万七千余缗”^⑩。绍兴中，虞祺知大宁监，“时盐利多重征”，虞氏“悉蠲放”，对众言道：“法无重征，例不可坏也” ^○11 。孝宗淳熙十二年（1185），朝廷又诏减开州温汤盐井“所增盐额一万八千斤” ^○12 。三峡地区官方通过对民间盐课的持续削减，不仅利于提高灶户的生产积极性，对遏制食盐走私也具有积极意义。

（三）鼓励民间食盐商贩

宋代政府严格实施食盐专卖措施，所谓“天下盐利皆归县官”^○13 。然而，专卖的弊端也很明显，通常会阻碍民间正常的食盐流通，导致民食贵盐。为此，官方会不时对食盐专卖予以放宽，鼓励民间商贩，以满足百姓食盐之需。

三峡所在夔路地瘠民贫，官方通过鼓励民间食盐贸易以解决生计问题，所谓“先朝以来夔州路减省赋，上供无额，官不榷酒，不禁茶盐，务以安远人为意”^①。仁宗时，因“益、利盐入最薄，故并食大宁监、解池盐”，朝廷诏“商贾转贩给之”^②。熙宁间，朝廷因西川户口蕃息，食盐不足的问题，允许民间商盐前往贩卖，诏令“不得抑配，商贩听如旧”^③。建炎四年，宋廷下诏“罢四川榷盐、榷酤，以安远民”^④。淳熙六年，川北因置场阻碍临近盐区食盐贩运，四川总领李昌图上请“令民间任便收买食用，庶于客旅通快”，得到朝廷批准^⑤。综合而言，官方对三峡在内的民间食盐商贩的鼓励，虽然不同时期力度不一，但对促进民间食盐商贸往来、减少私贩行为仍具有重要作用。

（四）对官、私井进行整顿

宋代三峡民间私开盐井的原因除高额盐税外，还在于官井所产食盐的价高质次，迫使民间偷开私井以对抗。对此，官方通过整顿官井的方式减少民间的抵触。首先，优恤服役官井的盐户。宋代官井灶户大多是从民间征调而来，除煮盐外，还承担缴纳柴薪等劳役，生产效率不高。三峡地区的私盐一部分便由其私产、私盗而来。官方对其劳役的减除，可有效安抚灶户的怨恨情绪，使其安心制盐。如真宗景德四年（1007），朝廷对川内因未完成井课而被籍没住所的盐户加以优恤，诏令“四川盐井户先因逋欠课程，籍其庐舍，并合赐之”^⑥。大中祥符六年（1014），朝廷下诏对官井盐户在节假日准以休息，令“诸煎盐井役夫，遇天庆等四节并给假”^⑦。其次，降低官井盐价，缓解民食贵盐而引发的私贩行为。仁宗嘉祐六年，周湛为夔路转运使，闻云安盐井“旧岁赋民薪茅，至破产责不已”，周氏“蠲盐课而省输薪茅”^⑧。光宗绍熙间，夔州上奏请求降低境内官井盐价，“乞将本州奉节、巫山两县转运司科扰盐，每斤减作一百文变卖，所有亏价钱共一千三百二十道，三百六十四文，州司抱认解拨。乞下四川总领所从本州所乞施行”，朝廷亦予批準^⑨。

宋代三峽地区除官营盐井外，还存在不少民间私凿卓筒小井。这些私开小井，一方面作为对抗政府高额盐课而存在，另一方面则是民间应对食盐匮乏的另一种手段。朝廷经过讨论，对私凿小井同意予以保留，并以缴纳盐税的方式予以合法化，既能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又可照顾民间食盐需求，减少民间对抗情绪。

熙宁中，朝廷因“患井盐不可禁，欲实私井，而运解盐以足之”，然因顾虑民间反抗，故“朝议未决”。修起居注沈括认为，如尽行封闭民间私井，不仅难以实现，而且成本高昂，“若列候加警，恐所得不酬所费”，上言将其纳入税收，承认其存在。神宗最终采纳其建议，“其议遂寝”^①。元祐初，殿中侍御史吕陶上言请求完全放开卓筒井，认为“官为比榷，月纳课利助一路之费，盖亦不少”;同时，他认为小井在缴纳盐课上与大井并无不同，实无禁止的必要：“臣窃课卓筒与大井煎盐及所纳课利，其实不异，而卓筒独为碍法，理有未安”^②。最终，朝廷根据吕陶的建议，以“榷定认纳课额”为前提，完全放开卓筒井^③。三峡民间私开小井获得合法身份，可依法经营获利，有效减少了食盐走私行为。

综上所述，三峡地区食盐作为政府财利之源，一直实施食盐官营，政府为实现对盐税的占有，采取食盐垄断政策。然而，食盐作为百姓日常生活必需之品，也成为民间利益诉求的重要内容。官方为实现对盐利的占有，在民间食盐行销上设置了众多障碍，为保障官盐市场，实施官盐专卖以及提高盐价、强增盐课等手段。官方的这些垄断行为及不当举措，无一例外地加重了民间的食盐困难，诱发民众偷开私井、贩卖私盐。官方为保障三峡盐区秩序的稳定，也会通过一些政策调整来缓解民间的对抗。这些措施主要有：制定合理的盐法、削减盐课、鼓励民间商贩、整顿官私井等。官府通过调控，对官民双方的食盐利益均有照顾，有利于实现地区食盐秩序的稳定，同时也有利于官民阶级关系的缓和。

（责任编辑：邓  军）

Research on Salt Smuggling and Government Regulation in

Three Gorges of Song Dynasty

PEI Yipu

Abstract： The Three Gorges area was an important well salt producing area in Song Dynasty. In order to monopolize salt profits， the government formulated many policies such as salt monopoly and raised the salt price and salt tax. Without enough salt， the folks need to dig private wells and sell private salt. In order to stabilize the salt management order， the government had carried out a series of measures in salt law， salt sale， salt tax， salt well regulation and so on， which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reducing the salt smuggling and alleviating social contradictions.

Key words： Song Dynasty; Three Gorges; salt smuggling; Government regul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