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战、坚守与突围：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初心的社会表达

【摘 要】论战、坚守与突围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初心社会表达的三种范式。论战是指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与非马克思主义者进行论战，力争在舆论上争取主动权，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初心形成的重要条件。坚守主要表现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守，表现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强敌环伺、壁垒森严的斗争环境中坚贞不屈，历经艰难困苦而不改，历经艰辛跋涉而不变。突围是指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反动势力铜墙铁壁的包围中突围而出、破茧而生，最终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推动革命向前发展，充分彰显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砥砺奋进、勠力同心、奋勇创新的政治品质。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初心;社会表达;舆论论战;信仰坚守;道路突破

【中图分类号】K26;D23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96-6644-（2020）05-0070-08

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①这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初心的深刻理解、对百年奋斗历程主线的深刻把握、对伟大斗争精神和奋斗担当特质的深沉社会表达、对崇高理想追求和艰巨使命责任的深层回应。回望历史，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革命道路的探索和进行革命斗争的实践来看，他们在初心的社会表达上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初心的社会表达有所差异。毛泽东晚年在《诉衷肠（赠周恩来）》词中写道：“当年忠贞为国酬，何曾怕断头？”可谓写尽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为建立新中国、解放广大人民群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抛头颅、洒热血、献身革命、敢于担当、执着坚守的艰辛奋斗历史。学术界关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研究多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观，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关系，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传统文化观等方面进行研究，②

而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坚守初心的视角进行考察的相关研究则较少。鉴于此，本文拟转换考察视角，以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初心的社会表达的三种面相，即论战、坚守、突围作为切入点对之进行研究。

一、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初心形成的

理论渊源

马克思主义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初心的理论基础，但同时，也必须看到，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吸收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还吸收了西方文化中的一些优秀基因。

（一）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给尚在黑暗之中摸索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带来了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给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提供了契机。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更是为中国共产党人初心的形成提供了厚实的理论铺垫。中国共产党人初心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而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始终把为人民谋取幸福作為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价值取向。《共产党宣言》强调：“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①马克思、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著作中明确提出要推翻资产阶级、消灭私有制，建立一个人人平等、幸福的共产主义社会。无产阶级政党第一个党纲《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开宗明义地指出：“同盟的目的：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消灭旧的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建立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新社会……承认共产主义。”②这些都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基础。

中国共产党人初心的另一个出发点是为中华民族谋复兴。马克思、恩格斯对于民族解放有着深刻思考，认为各民族之间建立自由、平等的正常交往是实现民族解放的重要条件。恩格斯指出：“住得日益稠密的居民，对内和对外都不得不更紧密地团结起来。亲属部落的联盟，到处都成为必要的了;不久，各亲属部落的融合，从而分开的各个部落领土融合为一个民族（Volk）的整个领土，也成为必要的了。”③不过，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各民族之间的平等合作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各民族实现解放。《共产党宣言》指出：“一个独立强盛的波兰的复兴是一件不仅关系到波兰人而且关系到我们大家的事情。欧洲各民族的真诚的国际合作，只有当每个民族自己完全当家作主的时候才能实现。”④马克思强调“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⑤。马克思借波兰民族独立事件来强调任何一个民族的解放必须立足本民族内部的实际情况，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进行推动，“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这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⑥。马克思明确反对民族压迫和民族剥削，他认为：“踌躇满志把自己摆在各民族之上并期待着各民族匍匐于自己脚下乞求指点迷径的批判，正是通过这种漫画般的、基督教德意志的唯心主义，证明它依然深深地陷在德国民族性的泥坑里。”⑦毋庸置疑，马克思、恩格斯的民族解放思想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提供了理论支撑。

（二）中西方优秀文化提供了基因和借鉴

中国共产党的初心扎根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之中，并受到西方优秀文化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初心的形成提供了优秀基因。西方文化中的“自由”“平等”等思想对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初心的形成提供了重要借鉴。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民一直是治国理政的根本，孔子提出“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本”“心以体全，亦以体伤。君以民存，亦以民亡”。⑧孟子也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贵君轻”观。⑨荀子亦认为“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①可以说，孔子、孟子、荀子对民本思想的认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的最初起源。由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局限性，中国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主要是为君主统治服务的，人民仍然处在被压迫、被奴役、被剥削的地位。孙中山把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精华与西方民主政治思想中的优秀成果同中国现实民主革命的需要结合起来，构成了三民主义。所谓“民有”，他明确提出，“国家之生存要素，人民、土地、主权”②，“当今之国家，非一人之国家，乃我人民之国家”，新建的共和国应该是“专恃民力，使吾民能人人始终负责”。③所谓“民治”，他强调：“共和国家，重在民治。民之自治，基于自觉，欲民之自觉，不可无启导诱掖之方。”④既然共和国“为人民之国家”，那么一切就应“合全国人民为之”。⑤

所谓“民享”，他提出：“共和国，人民是主人，国家为人民的所有物;……国内的事情，要人民去管理;国内的幸福，也是人民来享受。”⑥孙中山关于“人民”的思想虽然跳出了封建君主政治的窠臼，但他依然没有认识到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尽管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有不可避免的缺陷，但是对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初心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充分汲取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关于民本思想的优秀基因才最终确立为人民群众谋幸福的初心，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建立新中国，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西方优秀文化中亦蕴含大量关于理想、自由、平等的思想。康德指出，“比理念显得还要更远离客观实在性的就是我称之为理想的东西，我把它理解为不单纯是具体的、而且是个体的理念，即作为一种个别之物、惟有通过理念才能规定或才被完全规定之物的理念”，“这些理想虽然不像柏拉图的理想那样具有创造性的力量，但毕竟具有实践的力量（作为调节性的原则），并且给某些行动的完善性的可能性提供着根据”。⑦显然，由康德的论述可知，理想尽管是一种精神活动，却能深刻影响客观事物和人的社会行为。卢梭提出，“人是生而自由的”，“一旦人民可以打破自己身上的桎梏而打破它时，他们就做得更对。因为人民正是根据别人剥夺他们的自由时所根据的那种同样的权利，来恢复自己的自由的，所以人民就有理由重新获得自由”。⑧卢梭批判私有制：“我们便会发现法律和私有制产权的设定是不平等的第一阶段，官职的设置是第二阶段，而第三阶段，也就是最末一个阶段，是合法的权力变成专制的权力。”⑨西方文化中对于理想、平等、自由等理念的追求和对“私有制”的批判，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初心形成的重要养分。

二、论战：秉笔绘初心

唯物史观认为，事物在发展的过程中，并非都一帆风顺，历经波折、沧桑，遭遇困境、逆境都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常态。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初心的形成过程也是一样，经历了与敌人的暴力抗争、与非马克思主义者的激烈论战之后，才终于找到一条可以使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得到尽情绽放的社会主义道路。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初心形成的过程中，不仅要面对新旧军阀、官僚、军警、特务等的非法暴力手段，还要面对非马克思主义者的舆论诘难。从某种程度上而言，非马克思主义者的舆论诘难之于中国共产党初心构建上的阻碍远甚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身体上所遭受的暴力之痛。因为社会舆论能够引导社会思潮，诱导社会走向，动员群众，调动群众情绪。而群众一旦被动员，就有可能左右社会发展的方向。因此，与非马克思主义者进行论战、在舆论上争取主动权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重要斗争方向和斗争内容之一，也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初心形成的重要条件。

具体而言，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与非马克思主义者的论战主要有三次：“问题”与“主义”之争、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这三次论战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初心的形成有着密切关系。甚至可以这样说，这三次论战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初心构建的重要理论逻辑。

首先，关于“问题”与“主义”之争。1919年，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拉开了“问题”与“主义”论战的序幕。胡适认为“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并专门针对社会主义进行批判，强调要“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①胡适的论调在当时引起极大的社会关注，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造成巨大冲击。针对胡适的观点，李大钊在《每周评论》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予以批驳：“我觉得‘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十分分离的关系。……要想使一个社会问题，成为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題，应该使这社会上可以共同解决这个那个社会问题的多数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作他们实验自己生活上满意不满意的尺度（即是一种工具）。”②李大钊不否定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重要性，不过更推崇要解决问题必须有一个正确、合理的主义进行指引，如此方能更为科学地解决问题。他呼吁：“所以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③在这里，李大钊所强调的主义，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从当时中国的现实情况来看，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无疑是符合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的。事实上，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才最终聚焦在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上，充分展现了无产阶级政党与其他政党之间的本质区别。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不仅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构建了共产主义的美好未来，而且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斗争中践行初心提供了思想指引。

其次，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初心的形成来看，如果说“问题”与“主义”之争从思想的源头上厘清了共产党人初心的指导思想，那么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则事关共产党人初心践行道路的问题，即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关于“社会主义”论战的缘起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初期罗素的中国之行。1920年10月，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华讲学。借讲学之际，罗素大力推行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价值观。他一方面攻击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反对中国走俄国的道路，反对中国正在兴起的共产主义运动;另一方面则宣扬中国的出路在于走资本主义和改良主义的道路。张东荪与梁启超为罗素的价值观摇旗呐喊，先后发表《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大家须切记罗素先生给我们的忠告》 《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等文章，攻击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鼓吹社会改良。张东荪与梁启超的言论引起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高度关注。为正视听，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张东荪与梁启超的观点迅速进行了回应与批判，如李达的《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陈独秀的《社会主义批评》《社会革命商榷》、李大钊的《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蔡和森的《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等文章纷纷发表，予以批驳。①李达提出，“为中国无产阶级谋政治的经济的解放，作实行社会主义的准备”，“采社会主义生产方法开发中国产业，努力设法避去欧美资本制产业社会所生之一切恶果”。②通过论战，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厘清了道路选择问题，走社会主义道路成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践行初心的必要途径。

再次，关于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无政府主义者打着脱离政治的幌子，其实是否定走社会主义道路，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否认一切政府，一切国家，一切权力”③。以李大钊、陈独秀、李达为代表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此进行了大力批判。其中李达在《共产党》发文《无政府主义之解剖》，针对无政府主义的弊病，指出：“ 一切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组织和各种制度，都是人类久远的历史集积而来的，并且受了合理的判断所指导、所开拓、所蓄积而成的，正所谓根深蒂固，决不是一人或数人的意见和感情表现所能颠覆、所能绝灭的。要干这种革命事业，必定要具有一种能够作战的新势力方能办到的。说到这里，我要推荐马克思主义了。”④这次论战，不仅肃清了无政府主义的不良影响，而且对坚持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起了推动作用。重要的是，论战从思想上划清了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的界限，进一步厘清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通过什么样的手段和方式来践行初心，从而保持了早期党组织的纯洁性、革命性和战斗性。

同非马克思主义者的三次激烈论战，是革命者与不革命者或反革命者之间的一次猛烈交锋，是马克思主义者与非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一次集中对垒，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与资产阶级政党代言人之间的一次正面交战。正是通过这三次论战，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信心。

三、坚守：铁肩担道义

多年以后，當李汉俊回忆起1921年7月的那个夏天时应该会有这么一幕：“当一大代表离开会场十几分钟后，望志路突然响起了警车那尖厉的鸣笛声，有两辆法租界巡捕房的警车急驶到望志路李书城住宅门前停下。从车上下来十多个法国警察，包围了这所房子，然后，法国警察带着几名中国密探进入室内，他们首先监视了李汉俊、陈公博的行动.接着进行了检查。……在包围搜查中，见找不到什么证据，法国警察官和巡捕只好心怀不满之意离去，但他们却在四周布下了暗探，继续监视这所房子周围的情况。”⑤尽管上述这段文字并非李汉俊亲笔所撰，但其中所记载的当属事实。因为多年之后，当事人陈公博也有相关回忆：“现在我还记得，有三个法国警察官，有四个中国的便衣密探，至于外面还有多少人，那我被关在楼上是不知道的。这班人上楼之后，空气一时非常紧张，有两个人监视着我不许离开座位，不许说话，甚至乎不许喝茶，其余的人便监视着汉俊，往房间和各处搜索。”⑥两段文字虽然没有对现场的凶险状况作过多描绘，但字里行间的刀光剑影和腾腾杀气依稀可见，中共一大召开的处境的确凶险万分。

事实上，随时可能身处逆境、险境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从事革命活动的常态。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早在1919年发表的《“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一文中，他就提出要建设一个“由物质和精神两面改造而成的‘少年中国，……灵肉一致的‘少年中国”①。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李大钊更是以建立一个平等、自由、没有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新中国作为奋斗目标，积极投身于革命潮流之中。但残酷的是，1927年4月6日，李大钊不幸被捕，他临危不惧，凛然不屈，态度从容。北京《晨报》报道：“李被捕时，着灰布棉袍，青布马褂，俨然一共产党领袖之气概。”②《顺天时报》记载，李大钊受审时 “精神甚为焕发，态度极为镇

静”③。4月28日就义时，“李神色未变”④。面对屠刀和酷刑，李大钊充分展现出一个共产党人在初心砥砺下的大无畏精神。他认为：“我个人为革命为党而牺牲，是光荣而应当。”⑤这不仅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初心社会表达的一种集中展现，更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初心社会表达在社会意义、社会价值上的升华。

据学者王奇生研究，仅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期间，被国民党杀害的中国共产党人约有2.6万余人。⑥杨闇公在1927年重庆三三一惨案中不幸被捕，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残酷折磨，他大义凛然、宁死不屈。他说：“你们只能砍下我的头，可绝不能丝毫动摇我的信仰……我的头可断，志不可夺。”⑦向警予就义前英勇高呼：“中国独立万岁！”“苏维埃中国万岁！”⑧赵世炎被捕后，在狱中说：“志士不辞牺牲，革命种子已经布满大江南北，一定会茁壮成长起来，共产党最后必将取得胜利！”⑨

不管是李大钊的最后呼声，抑或杨闇公、向警予、赵世炎等人的最后呐喊，都是共产党人初心社会表达的一种极为生动的展现。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在这里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守;表现在为广大人民群众谋求解放、为中华民族谋求复兴信念的矢志不移的坚守;表现为在共产主义信念的驱动下，把消灭资本家私有制，建立一个没有阶级差别、没有阶级剥削、人人幸福和谐的社会，建立“直至阶级斗争结束为止，即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为止”的新国家、新社会，作为自己奋斗理想，写进党章，用纪律、制度进行规范。⑩中国共产党党章是中国共产党人初心的重要社会表达方式。其间蕴含着中国共产党对党员行为、思想、意识等的基本规范，如保密纪律、行为纪律、缴纳党费纪律、言论纪律等。重要的是通过对党员的纪律约束，推动全体党员围绕着初心不断奋斗、砥砺前行。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在强敌环伺、壁垒森严的环境下始终不渝，历经沧桑而不变、历经困苦而不改、历经艰辛而不屈，其灿烂而耀眼的光芒照亮着中国共产党人前行的道路，在死寂无边的暗夜里宛如一盏穿透黑暗、刺穿迷雾的明灯。

四、突围：以“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锻造初心

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践行初心使命的奋斗历史来看，与非马克思主义者的论战、在与敌人的斗争中坚守初心都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初心的一种社会表达。此外，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斗争的过程中，围绕着选择一条什么样的革命道路来实现党的理想、宗旨和目标，来践行党的初心和使命，不断进行突破与创新。甚至可以这样说，对革命道路的选择直接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直接关系到革命的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初心能否实现。从某种意义上说，对革命道路的选择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初心社会表达在历史担当与社会责任感上的集中体现。

关于革命道路选择的争论在中共一大上已初现端倪。李汉俊、李达、陈公博等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尚很幼稚，不了解马克思的思想，需要长期的宣传教育工作。在这一基础上，……无需建立真正无产阶级政党，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拥护资产阶级民主。……就是在资产阶级民主范围内，亦可以公开地组织和教育无产阶级，用不着组织职工会，最好还是用一切力量去发展学生运动和文化教育工作”。从这个观点出发，李汉俊、李达、陈公博等主张“应真正地组织知识分子，用马克思理论把他们武装起来，然后，当知识分子已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时，才能有力地组织和教育工人”。①显然，李汉俊、李达、陈公博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拥护资产阶级民主;反对联合和团结工人阶级、团结人民群众，而只注重发展知识分子入党;反对运用革命的手段去推翻剥削制度，主张用改良的手段去达到目的。刘仁静、包惠僧等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党斗争的直接目标，反对任何公开形式的工作，一切知识分子都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者，所以应拒绝知识分子入党。②刘仁静、包惠僧等反对在革命中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主张革命的“纯洁”和“纯粹”，其实是在革命道路上走进了一条“左”的死胡同，既不利于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更不利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初心的实现。从当时中国社会实际情况来看，只有进行暴力革命，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仅仅依靠改良，是不能完成革命任务的。同样，仅仅依靠工人阶级或者受到马克思主义启蒙的知识分子也是不能完成革命的目标和任务的，只有充分发挥工人阶级的先进性，团结广大农民群众，团结知识分子，团结一切可以團结的力量，才能推动民主革命不断向前发展。因此，针对上述两种错误倾向，中共一大进行了有力批驳：指出党的基本任务是为争取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在斗争时，必须积极号召无产阶级参加和领导资产阶级民主运动;要将发展职工运动作为共产党工作的中心任务;关于接受新党员的条件，则采取俄国布尔什维克的经验。③中共一大确定革命是无产阶级实现初心的斗争模式，“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援助工人阶级，直到社会阶级区分消除的时候”④。

应该说，革命道路的选择对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毕竟，初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理想，而要将理想变为现实无疑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这种努力其实就包含着对革命道路的选择。中国共产党诞生初期，效仿俄国在城市发展工人运动是其工作重点，也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初心社会表达的一种重要方式。事实上，革命道路的选择往往需要以流血牺牲作为代价，否则难以达到目标。从1922年到1925年，中共在城市领导了香港海员大罢工、开滦煤矿工人大罢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五卅运动等，推动了工人运动蓬勃兴起，但也因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就预示着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对践行初心的革命道路作出更切合中国实际的调整。

1925年，屡遭挫折的毛泽东回湖南老家养病。这对于当时的毛泽东来说绝非本意，也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但后来的历史却证明，这对于处在革命道路摸索中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革命来说绝对是一件幸事。借养病之机，毛泽东在湖南农村开展社会调查，对农民问题有了深入思考，思想逐渐发生变化。1926年，毛泽东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农民问题丛刊〉序》一文中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①这说明毛泽东已经充分认识到农民、农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作用。引发毛泽东对农民和农村社会的认识产生质的变化的历史事件是四一二政变。四一二政变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给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道路选择上以血的教训。蒋介石将屠刀挥向中国共产党人，在“宁可错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②的反动口号下，一场血腥的屠杀拉开帷幕。城市敌我斗争异常激烈，在城市活动的共产党人处境十分凶险。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武装暴动相继失败，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践行初心的道路选择上更为实际，他们最终选择了广大农村地区。尽管这种转向是被动的，是无奈的，其间充满了无数艰辛与曲折，但正是革命道路的转向，让处在十字路口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践行初心时有了正确的方向和指引，并最终促成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转化为惊天动地的事业。耐人寻味的是，这个结果绝不是发动四一二政变的幕后推手蒋介石所能想到的。有学者评论：“‘四·一二这一幕后果的严重性，是无法精确估计的。即以蒋氏而论，他在这一幕中，固已获得胜利;但从长远来看，究竟是获利抑或负债，尚有待于历史的判断。”③

农村革命道路的选择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初心社会表达的一种集中展现，这种社会表达方式比论战、坚守更能体现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初心中的人民立场，更能体现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初心中对历史负责、对民族负责、勇于担当、敢于作为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品质。因为道路指引方向、道路凝聚目标、道路展现优势，它向世人宣告中国共产党人在践行初心上再也不光是凭借着“砍头不要紧”的一腔豪气，而是去主动寻找践行初心的正确途径。事实上，正是选择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模式，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最终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在反动势力铜墙铁壁的包围中突围而出、破茧而生，把革命的中心由城市转向敌人统治比较薄弱的农村中去，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带领广大农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武装夺取政权，建立新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

五、余论

论战、坚守与突围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初心社会表达的三种范式。论战集中展现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信心，进一步厘清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初心的思想源头。坚守彰显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与敌人斗争中的信仰担当，昭示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践行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与使命过程中的精神状态与政治品质，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初心在社会意义上的升华。突围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践行初心过程中对革命道路寻找的一种艰难抉择，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将初心与中国革命实际紧密结合、综合考量的结果，充分体现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初心中的人民立场，充分体现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初心中对历史负责、对民族负责、勇于担当、敢于作为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品质。

（黄亦君，历史学博士，中共贵州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与党的建设研究院教授）